《中国科学报》的约稿，公众号文章改名为《从“缪斯宫”“奇珍室”走出的博物馆，在数字时代何去何从》，应该有润色，我这里贴原始稿。
何谓“博物馆”？追溯历史，博物馆的概念和其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迁。过去如此，未来更是如此，博物馆正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涌现新的意义。
博物馆（museum）一词源自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最初是指一座供奉缪斯女神（Muses）的神庙，或许称之为“缪斯宫”更为贴切。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托勒密王室热爱知识，甚至发出了“收集世间所有知识”的宏愿。为此，在王室的赞助之下，围绕缪斯神庙建设了一系列学术设施，包括图书馆、解剖室、动物园、植物园、天文台、大讲堂、长廊、餐厅等，并长期供养数十名学者于此自由交流、研究、演讲。阿基米德、欧几里得等知名学者都曾在缪斯宫访学或常驻。
缪斯宫在体制上更接近于后世的大学或研究院，而非博物馆，但它所象征的“求知圣地”确实是“博物馆”的精神来源。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者对希腊学者的自由和博学心向往之，因而沿用museum一词来命名他们的知识荟萃之所。
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欧洲出现了现代博物馆的直接前身，即“奇珍室”。奇珍室叫做“好奇心柜子”（Cabinets of curiosities），许多奇珍室也会以“缪斯宫”命名。与古代常见的私人藏宝库不同，奇珍室不以财富的数量或华丽取胜，而是追求藏品的多样性和珍奇性。藏品大多借助航海，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以好奇心的名义，收藏家和观赏者更关注藏品蕴含的知识而非价值。这些奇珍室最初仅向亲朋好友开放，但是很快就具有一定公共性，甚至许多收藏家会印刷小册子来宣传自己的展室，吸引公众来参观和研讨。
有些奇珍室的主人去世时，不舍得自己的藏品被子孙分割和糟蹋，于是把藏品捐赠给大学或其它公共机构，以供学术研究和公开展出。伟大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最初都是起源于私人捐赠。
奇珍室和博物馆中日益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藏品，反过来刺激了博物学，特别是分类学的发展，从私人的奇珍室走向公共的博物馆，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公共的、科学的分类体系，而不满足于按照颜色或材质胡乱码放藏品。最伟大的分类学家林奈正是以来收藏品（标本）来进行分类学研究的，他认为自己的收藏品乃是“世界博物馆”（world museum）的微缩版。世界博物馆“分成了三座大厅（植物、动物、矿物），展出了上帝的杰作”。
到了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仪器和实验表演加入到博物馆之中。早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演示性远高于发现性，例如马德堡半球实验之类，都是盛大的公共表演，而博物馆就是进行科学互动展演的固定场所。泰勒博物馆那个著名的椭圆大厅，最初并不是展柜，而是实验台，电学实验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教育制度逐渐确立，博物馆开始在教育体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例如法国国立工艺学院一方面收集了大量科学院的仪器和藏品，另一方面也承担教育职能，至今保持着大学与博物馆的联体运作。
然而随着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演化，各门科学的前沿领域变得越来越专业，难以直观地吸引普通公众。而随着藏品种类的激增，博物馆的管理和布置也变得日益复杂。于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博物馆开始走向专业化，科学研究和博物馆展陈分离成两个领域。各国开始建立博物馆协会，专门研究和协调博物馆的运营。另外，许多管理者提倡要让博物馆有所分工，不同的博物馆侧重于不同的内容。
另一方面，1851年开始的世界博览会也给博物馆带来的新的风格。从此之后博览会与博物馆总是互相借鉴。博览会类似于博物馆的临时展厅，而博物馆类似于永久的博览会。许多大型博览会之后留下的遗产直接形成了博物馆群，例如后来的南肯辛顿博物馆可以追溯到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的遗产。南肯辛顿博物馆在1893分裂为科学馆和美术馆各自独立运营，这也是现代科学博物馆独立的标志之一。
博物馆的观众最初局限于少数精英贵族，到科学革命时期主要是科学研究者和知识分子，在工业革命之后逐渐扩展到普通大众，而到了20世纪，儿童也开始成为博物馆，特别是科学博物馆的主要参观者。
博览会的风格同样在变化，从1940年代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逐渐从展示工业力量，转向促进文化交流。这也是因为新的社会环境变化。一方面，原子科技和太空科技的发展最引人瞩目，但它们的原理更复杂，难以直接向公众传达，只能通过戏剧化和娱乐化的形式来展现，电影和电视的兴起也强化了大众的娱乐文化。另一方面，二战后的婴儿潮导致六七十年代青少年数量显著，交通的便利和旅游业的兴起也促进了家庭度假式的旅游需求非常旺盛，所以博物馆和新兴的“科学中心”开始承担了旅游景点乃至娱乐场所的职能。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博物馆具有的各种职能，包括研究、收藏、展示、社交、科普、教育、旅游、娱乐等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同时，博物馆的一些特征，例如研究与展陈分离、科学与美术分离、与公民教育结合、对儿童友好等等，也都是适应相应社会变化的产物。因此，在迎接社会的新变化之际，博物馆也不会故步自封，而是有可能发展出崭新的姿态来。
当今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数字化，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无论求知还是娱乐，我们都在手机上解决问题。在这一环境下，博物馆又将何去何从呢？
也许博物馆正在面临新的分化，例如分裂为实体的和数字的部分。博物馆的大众科普的职能或许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数字平台所取代，但传统的实体藏品也不会完全过时，相反，在数字时代，许多大众陷入浮躁和空虚，而这些凝聚着厚重历史的实物更能激发观赏者的真实感和敬畏心。就知识获取而言，观看一个虚拟藏品也许比观看实物更加有效，但是从情感共鸣而言，实物藏品及其展陈空间仍是不可取代的。因此数字时代的实物展馆或许会朝着更加侧重情感激发和氛围营造的方向发展。
也许博物馆也将迎来新的整合，例如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与艺术馆的分裂可能会重新融合起来。一方面现代人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科技的历史，另一方面诸如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展现出对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冲击。在新的环境下，关注科技同时也是关注历史和艺术，所以打通边界的展陈方式或许会成为新的趋势。
除了迎接变化，我们也需要守住遗产。回顾博物馆在历史中形成的诸多特性，许多表象是在不断变迁，但许多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缪斯宫的“自由求知”的精神，奇珍室的“好奇心”，现代博物馆的公益性，科学中心的互动性……这些精神内涵不会轻易过时。也许未来，博物馆在坚持上述传统精神之外，还会有新的使命，例如弥合社会撕裂、彰显多元文化等等。无论如何，相信在不断变化的未来中，博物馆始终能找到独特的社会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