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只读了两节，关于所谓自然态度与现象学态度的区分。简单来说，自然态度就是非反思的日常态度，而现象学态度就是反思性的哲学态度。对这两种态度作出区分并不是要把它们对立开来，好像一边是普通人的自然态度，另一边是哲学家的现象学态度。事实上现象学态度是对自然态度的一种超拔而不是一种反叛或决裂，自然态度毕竟是人生活的基本状态，在日常经验的前提上才谈得上反思。而另一方面，普通人和哲学家一样时常在自然态度和反思态度之间切换，只不过一般人并没有对进入反思态度有明确的自觉，而哲学家要自觉地进行反思。
自然态度包含着以“信念”的方式接受万事万物，即把所经验到的事物认作真实的。当然，随着经验和理智的增长，我们逐渐引入了虚幻、假象、欺骗等等多样的维度。但“认识到虚假”并不是意味着推翻了对真实的信念，相反，否定、怀疑、拒绝、迷惑等等也是不同的信念样态，而并不是诸如非信念或反信念之类的层次。对“虚假”的“认出”总是以对某种更高层次上的真实的确认的方式发生的，换言之，正因为拥有对真实性的信念，才能够认出虚假，只有基于某种更基本的信念，某些特殊的信念才能得到修正和反驳。那么最基本的信念就是所谓“世界信念”。所谓“世界”并不是一个现实实存的东西，而毋宁说它就是“现实”本身，是现实性或真实性本身，世界是一切事物从中被给予我的总背景。
日常语言中说的“世界”也恰恰就是真实性。说一个东西“世界中没有”，就是说它是虚幻的。而在日常人们的和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被反思的“世界”，往往就变成了一个大容器或者大集合。这也是由于人们一般并没有分清自然态度与反思态度之间的区别，拿自然态度中意向事物的方式来意向“世界”了。于是“在世界中”、“世界中没有”就类似于“在篮子里”、“房间里没有”或者“在动物中”、“水果中没有”等等，总之，人们倾向于用自然态度中意向篮子或房间之类事物的方式来意向“世界”，这就造成了悖谬性的结果。于是哲学家开始怀疑“世界”的真实性，他们把自我当作一个小黑箱而把世界当作一个大房间来意向。而事实上，“世界”并不是一个东西，它并不是自然态度下所能经验的一个对象，也不是各种经验对象的总和，而是各种经验的终极背景。
按海德格尔所说，世界就是生存论结构（此在—在—世界—中）的一个环节。或者我们可以说，世界是意向性的一个环节，这是由现象学反思所揭示的。当我反思对某个具体事物的意向时，我将发现它所处的语境或背景，而将原先的背景置于明处时，再对之进一步反思追溯，这些背景亦有其更进一层的背景，而“世界”就是这样一种最终极的背景，它对于追溯永远会后退，永远不会被置于明处。
现象学态度并不是对自然态度的反叛，而是把意向性本身当作意向的目标而进行的反思活动。反思并不是怀疑或否定，你看到一块玻璃，走近一摸感觉冰冷。于是觉得不对劲，怀疑它并不是玻璃，仔细一瞧原来不是玻璃是块冰……形如此类的怀疑—否定的过程并不是进入了反思态度，而仍是自然态度的种种样式。当然，如果说当我怀疑它并不是玻璃时，我开始反省我的观察方式，思考我究竟是在何种背景下以何种视角进行的观察才把它认作一块玻璃的。这些反省和思考可以说就是进入了反思态度，只不过这种反思态度并非自觉的超拔，而是无意的交错。这种反思的发生未必要源于怀疑，比如说也可能是我确信我看见的是一块冰，而当我要向他人解说我的经验时，我也会重审自己的经验方式，然后进行描述。而当哲学家自觉自发地进行反思活动时，既不是要基于怀疑的心态也不是要基于确信的立场，而是基于“悬搁”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不管我看见的是不是真的是一块玻璃，我把我对具体意向对象的态度悬置起来，转而去关注意向性本身。而这种悬置并不是单纯的舍弃，不是说我不再意向这个对象而转过头去意向某些概念或精神状态，而是仍然在关心着它。也许可以说，当我们把意向对象悬搁起来而进入对意向性本身的反思时，我们是忽略了对象的“内容”而保留着它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正是能通过我们对它的意向性的结构所揭示的。于是作者说道“我们现在恰恰是把它当作自然态度中的某种意向性所意向的那样来考虑它，……如果它是知觉的对象，我们就如其被知觉到的那样来考察它；如果它是被回忆的对象，我们就如其被回忆的那样来考察它……”。
我们记得现象学开篇就讲，“意识总是指向某种对象的”。那么在我们反思意向性本身的时候，这个意识的对象是什么？仍然是那个意向性的对象，还是主体，还是“意向性”本身？“意向性”本身作为一个意向对象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这个问题我是不大清楚的。现象学沉思似乎是某种很玄妙的事情，在这种沉思中我们似乎变成了“超然的旁观者”，然而我们在旁观什么？我们在旁观的既不是一个实体化的我，也不是那个原先的对象，而是“我——意向——对象”这样一种结构。但是在考察这种结构的同时，我们始终都还是保持着与对象的关联……这些听起来十分奥妙的样子……
在这里，我设想，如果引入技术哲学或者媒介哲学的思考，就更容易理解这种方法（即便说这种理解是背离胡塞尔的）。关键在于，“意向性”本身可以以某种方式实体化，或者以实体化的方式被意向。那就是“技术”或曰“媒介”。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其实进一步可以说，媒介是一种延伸了的意向性。
所谓的从自然态度到现象学态度的切换，换句话说，就是从“直接性”到“媒介性”的切换，也就是对媒介的反思。我们看作者的说法：“在自然态度中，我们直接走向对象；我们穿过对象的显象，径直走向对象自身。从哲学反思的立场出发，我们使这些显象成为论题。我们对着我们通常看穿的东西看。……”所谓“显象”，总有一个“屏幕”让“象”在其上显示，那么这个“显象”之处是什么？不就是“媒介”吗？把以上的讨论换作媒介现象学的术语，那就是说，在自然态度中，“媒介”是透明的，我们不知媒介的存在而直接走向对象；而哲学的反思把这个我们“通常看穿的东西”即“媒介”提了出来，我们把媒介所传达的“内容”悬搁起来，而去反思媒介本身的性质和结构。
但一种现象学的媒介反思并不是完全脱离了媒介的内容而把媒介本身当作新的对象来研究。在现象学反思中，自然态度下的意识对象并没有被丢弃，而只是被悬搁或者说“加括号”。这种反思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呢？我来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通过眼镜（眼睛、望远镜）来看物体。在自然态度下，我的眼镜是“透明”的，我并不觉察到我的眼镜，而是直接穿过眼镜与物体打交道；接下来第一种情形是在自然态度和反思态度之间的不自觉的交错，比如说我看不清东西了，便开始反省看东西的方式，发现眼镜出了问题，于是把眼镜拿下来检查擦拭。在检查眼镜的过程中，我的意向已远离了之前的观看对象而指向了眼镜本身，在这个时候，眼镜并不是作为眼镜而存在，它不再作为媒介，而是作为一个现成的技术造物而被检视。
但还有第三种态度或方式，那就是既保持眼镜作为眼镜的存在，又同时来反省眼镜本身的方法。那就是说，我仍然戴着眼镜，仍然在透过眼镜观看对象，但此时我所关注的已经不是我透过眼镜看到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关注着我透过眼镜看这个活动本身。我仍然需要去观看眼镜后面的对象，然而这种观看不再是为了去追究那些对象的内容，而是为了帮助我调试或者帮助我理解眼镜的功能。只有在这种特殊的观看活动中，眼镜一方面扮演着作为眼镜本身的角色，一方面又受到了反思和考察。
相应地，有三种形式的媒介研究，一是只关心媒介传递的内容，就比如“新闻学”；二是只关心媒介的机制，就好比是把眼镜摘下来研究其构造，就比如“传播学”；第三种就是媒介现象学，它既不研究媒介的对象，也并不把媒介当作对象，而是研究作为媒介而运行的媒介之意义。
2010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