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与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评论，应邀给中国科学报写了一篇文字，和诸多老师的采访放在了一起，见这里。
因为字数限制，我不小心写多了，文章发表时经过编辑删改，其实删改得挺好，重点都保留了，而且减少了攻击性。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把未经编辑的原文贴出来以供参考~
新近发布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引起了许多争论，除了看笑话挑毛病之外，也逐渐有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们认真参与讨论，甚至也有学者指出了，这部《基准》的推出也有许多积极意义。
积极意义当然是有的，无论如何，争议本身有利于增加关注并激发讨论。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就事论事的话，不能以失马后反而获益的结果，来开脱造成失马的原因（如疏忽或偷窃）。就基准发布这件事本身而言，我认为总是糟糕的。歪打正着是运气，但更重要的仍然是反思和检讨究竟为何会打歪。
这部《基准》的推行本身就有“结果遮蔽过程”的特征。有些学者看到了关于公民素质评测的相关工作，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良好的实践，因而认为中国基准的出台也是一件与国际接轨的好事。然而在基准的设计和推行过程方面，我们的做法完全不同。西方的相关评测基准往往由学术界或民间机构设计，作为调查研究公民科学素养的参考。而在中国，这份评测基准本身也成了学习材料，由官方自上而下地发布，要求各级部门组织学习。
身体健康，自然就会红光满面，看面色是一种评估身体是否健康的外在基准。如果说我们只关心是否达到红光满面的结果，而不关心如何锻炼身体的过程，比如说，靠打肿脸来显得红光满面，也许也能迷惑住评估者，但这显然就是本末倒置了。
很显然，公民科学素质的培育应该依靠更完善的中小学教育，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而不应该靠学习评测标准本身。
中国人善于训练应试能力，但不注重素质的培育，英语考试高分的学生可能无法与外国人流畅交流，政治考试高分的学生可能压根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然，出于选拔的公正性方面的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讲究“应试”，唯成绩论英雄，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然而公民科学素质这件事情完全没必要如此推行。
如此的推行方式非但没有益处，反而可能造成新的危害。例如“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例典型。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没有任何好处，唯一的作用就是通过蛋白质含量的评测。如果不去检测蛋白质，那么牛奶的问题顶多可能只是多掺点水，危害不大，而蛋白质检测的推行反而可能造成更坏的结果。
所以说在美国推行相关的评测基准是好事，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推出这一基准也是好事，如果这一基准激励的不是更丰富的启蒙教育和更开放的科学传播，而是刺激各单位去学舌和应付，给人打开了用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的空间，那么其造成的影响很可能是更恶劣的。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基准》的推行，有可能引出哪些“三聚氰胺”，也就是说，哪些有害的观念有可能借着《基准》的掩护掺杂进来？
首先，《基准》对“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非常模糊，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基本等同于“对的”，乃至“好的”，“科学知识”被等同于“正确的知识”。这也是“结果遮蔽过程”的表现，科学既包括沉淀下来的科学知识，更包括复杂多元的求知活动。
《基准》虽然在名义上承认科学“在不断发展”（第3条），但它指的只是“科学知识本身需要不断深化和拓展”，而从来不谈科学也可能出错，科学的发展除了深化与拓展之外更有纠正和革新。我们固然不能指望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或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作为公众认识的基准，但至少应该把自古希腊以来科学传统在自由与批判的方面的特色包含进来吧。
《基准》仅在第10条提到了“求真、质疑、实证的科学精神”，但从其余内容来看，编者所说的质疑精神基本上是针对科学之外的东西。例如在第32条中，紧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空洞口号之后的是“实验是检验科学真伪的重要手段”，这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事实上实验的确是现代科学的关键环节，然而它的意义显然不是检验“科学”的真伪。科学家提出某个猜想，实验证实了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实验证伪了这个猜想（且不讨论所谓证伪其实也很复杂），那也只能说这个“猜想”被证伪了，而不能说“科学”是伪的。爱因斯坦提出的一些假说最后被实验否证，但爱因斯坦仍然是科学家，一个神棍提出的预言可能恰好被实验证实了，但并不表示他的那套理论不是伪科学。实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却不是检验科学本身的手段。
这类把“科学”理解为现成的正确结论的态度，在整部《基准》中比比皆是。又如第33条提到“解释自然现象要依靠科学理论……对尚不能用科学理论解释的自然现象不迷信、不盲从。”这句话听起来大致没错，但它似乎要求人们预先知道哪些现象是科学解释了的，哪些是没解释的。一个神棍也可能以科学的名义提供解释，一些看似权威的文本中也可能出现错误的解释（例如这部《基准》对太阳光的解释），许多人愿意相信科学，但实际却盲从了神棍。那么应该怎么才好呢？其实很简单，说“不迷信、不盲从”就够了，即便是以科学的名义给出的解释，也不该迷信和盲从。
把“科学”混同于“正确”，就是这部《基准》中隐含的一种“三聚氰胺”，首先它允许人们“偷工减料”，直接去依附现成的科学结论，而绕过自由思考和批判质疑的过程；其次它容易让各种不同语境下的“正确”掺杂在一起。例如我们可以说三聚氰胺是“好东西”，它在塑料和涂料等方面很有用，我们又说可以在奶粉里增添一点“好东西”，比如维生素、氨基酸。然而如果我们脱离各自的语境，把此好东西当作彼好东西掺入奶粉中，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关于这部《基准》中提到的阴阳五行等中国古代思想，还有诸如辨证论系统论之类的哲学概念，正是类似的情况。一些学者指出阴阳五行等传统思想的确很有价值，确实值得现代人了解，这没有错。然而关键在于，它们是被当作什么角色，以怎样的方式被引入《基准》的？这个问题比它们本身是不是“好东西”更加重要。
一些学者认为“阴阳五行有价值，所以掺进《基准》就是好事”，但却无视或不在意阴阳五行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和被《基准》引入的价值完全是两码事，结果遮蔽过程，这或许已然受到《基准》及其评估逻辑的毒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