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反身考察——本书的媒介环境

一 反身性的自我应用

本书写到这里，正文部分已经完成了。前四章是哲学和编史学方面的宏观导论，后六章由对七位代表性学者的评述或阐发组成，从各个侧面演示了媒介环境学作为“媒介史强纲领”的基本形象。在这些评述中，我们也时时回到前半部分的哲学阐述，不断强调媒介环境学对于知识何以可能、人是什么等问题的独特视角。虽然从表面上看，各个章目之间的关联略显松散，但也不太必要额外增加一个总结部分把它们归并在一起。

事实上，在某个纲领的指引下所开展的实际工作，往往会呈现出多样的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也有不同的偏废，甚至开辟出各自迥异的进路来。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演示了许多范例之后，再把他们在归并为一个标准的形式来。

所以我本来不想再加一章“结语”，但当时写博士论文时，由于结语和致谢似乎是一种惯例，因而我还是补上了这一篇独特的“结语”。有趣的是，在修改出版时，图书编辑又希望我把“结语”去掉，改成正文的章节，“因为这是图书，不是研究论文”。

这本身就是一个媒介环境学的现象——同样的“内容”可以同时作为论文发表或作为图书出版，但是论文和图书反过来对内容提出不同的要求。

于是，在这作为总结的最后一章中，我就在媒介环境学的启发下，进行一番“反身考察”。

我们记得，“反身性”是媒介史强纲领的一大原则，也就是说，在自己考察自己时，我们仍然能够把自己的纲领贯彻到底并用于自身。于是，我也可以对本书的媒介环境进行考察。

本书当然并非凭空出现，它的完成有着诸般背景和条件。而在媒介环境学看来，包括技术条件在内的媒介环境，都并非中性，它们本身就是“讯息”，它们的偏向影响着被传达的“内容”本身。

下面我列数一些与本书相关的媒介环境，讨论它们的偏向和影响。

二 网络时代

在第四章中我们提到，把现时代称作“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就已经带有了某种媒介史的视角了，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一时代的支配性的媒介技术来界定这一时代的特征。

诸如文艺复兴、现代、启蒙时代、工业时代等等，也都是一些对时代的界定，但惟独今天，我们用网络或信息这些媒介概念来标识自己，这本身也是相应媒介环境的结果。

尽管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传播媒介，也都有传达信息的问题。“媒介”（中介）与“信息”这两个概念都古已有之，但它们像现在这样被特别关注，则是在报纸、电报、电视等“大众媒介”不断兴起之后的事情。

我们提到，在印刷术的兴起之下，整个现代思想“发现了媒介”，把“步骤”、“过程”、“工具”这些中介性的东西放到了舞台中央。然而，把媒介置于中心的后果恰恰是媒介性的遮蔽，也就是说，环境变成了内容，媒介变成了对象。与此同时，人脱离了他们生活世界的中心，而成为世界的“旁观者”、像上帝那样俯瞰万物。

而随着大众媒介，计算机，一直到互联网的兴起，媒介环境又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媒介的层次变得越来越丰富，以至于人们经常会在不同的媒介之间来回切换。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了解，我们往往同时通过电视、报纸、书刊、网络等媒介进行，而同样在网络中又同时有门户网站、论坛、微博、即时聊天等等不同的途径。

这种“多媒介”的媒介环境，把我们的生活世界变得碎片化，例如在等车间隙的哪怕两分钟，我也可能通过智能手机在网上论坛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或发动了一次辩论。在上网的时候，我们往往一边打开这个网站，一边浏览那些信息，同时还挂着即时聊天随时和各个不同的群体交流。哪怕是我一边写着论文，我的QQ、电邮和微博上的更新也会被随时留意到。

这种媒介的多元化造成生活的碎片化，究竟是好是坏，我在这里暂不讨论。但我们对于媒介的意识确实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第二章，我提到与媒介打交道的三种形式，第一是媒介趋于透明，我只是单纯地使用它，“透过它看”；第二是媒介成为对象，我把眼镜摘下，拿在手中细细观审；第三种才是把媒介作为媒介的方式，亦即悬置媒介的内容，而注意媒介本身的影响。我提到，这是一种动态的、来回切换的状态。例如打电话时第一句“喂喂喂”，就标志着向电话世界的切换。在这些切换中，媒介作为媒介的角色才显示出来。

而现今的多元媒介环境，恰恰就要求人们频繁地进行“切换”，在不同的媒介所打开的不同的世界中来回切换，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

从古代人身在媒介之内而不自觉，到近代人发现媒介而客观化，最后到当代人在媒介间往来穿梭，这似乎正应了某种“正—反—合”的历史趋势。而相应地，思想和哲学也随之变化，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再（回）到存在论。

多元媒介的环境，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媒介中，“一种媒介作为另一种媒介的内容”这一实情表现得日益明显，而且媒介的自我呈现，或者说“反身性”的现象也尤为突出。图灵计算机的核心思想就是反身性：一段数字，同时既是运算的结果，也是运算的工具。

计算机把媒介作为“界面”的形象表现出来，互联网更是把媒介作为无形的环境这一特点充分表现出来。在这些媒介环境的影响下，相应的媒介哲学将发扬起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因此，麦克卢汉等人的思想，尤其到了网络时代，才特别能够引发共鸣。而我，生于1985年，恰好是随着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一道成长起来的，我的成长和生活的环境，与我对媒介问题的反思大有关系。

三 汉语写作

本书以汉语思考，汉字写作，中文这一语言媒介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回避。

一方面，许多核心概念，包括媒介、环境、哲学等，都已经是受西方语言影响之下的新词汇。但这些词汇在翻译过程中总有些走样，例如“哲学”在希腊是“爱—智慧”之意，正好是要与“掌握和传授智慧”的“智者”划清界限。但翻译过来却成了“智慧之学”。这一错失恰好是缘于“媒介”之颠倒。我们提到近代人把媒介置于中心从而遮蔽了媒介，“哲学”也是类似，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演绎，本来是属于“爱智慧”，即追求智慧之途径的，但到了现代却变成了智慧本身。命题的表述被当作真实本身，逻辑演绎的过程被当作真理本身，对学说教条的掌握被当作智慧本身。这种错位正巧通过哲学一词的中译方式显示了出来。当然，这一错位才西方世界也已然存在，只是通过语言的翻译，通过在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这些问题更容易被揭示出来。正文中提到的“自然史”与“博物学”这两种译名，也有类似的问题。

在我的文章中，当然也带有许多西方语言的烙印，但同时，也保留有汉语的许多特征。这些差异特别在一些难以翻译的地方体现出来。

比较典型的就是标题“媒介史强纲领”，我提到本书的标题不是“媒介史的强纲领”（A Strong Programme of Media History），而是说“媒介史强纲领”（Media History as a Strong Programme）。然而“媒介史强纲领”难道真的不包含“媒介史的强纲领”的意思吗？那样的话“媒介史作为强纲领”也许更加精确。但我的标题本来就试图表达这双关的含义，即一方面是“媒介史”的一种编史纲领，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才是“媒介史”本身作为强纲领。这就好比说一种媒介总是一方面作为背景，但另一方面也能作为对象而谈论。“媒介史”既是历史学的一门对象，也同时是历史学（和哲学）的一种纲领。并不是说我把媒介史升华为“第一哲学”之后，它就不再能作为一门史学部门来看待了。

英语的特点就是清晰而死板，一句话说出来，往往要求一个确定的语法结构，时态、词性、逻辑层次都非常清楚。而中文往往连名词还是动词都模棱两可，更容易表达多义性。当然，这种多义性往往被认作缺陷，有时候当发现我的一些语句难以被翻译为英文时，有人会指责我没有想清楚问题，这的确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一个模糊不清的表达很可能是一个假问题。但如果我对于中文的暧昧性已有充分的自觉，那么这种情况反而有助于打开思想的空间。毕竟，中文的多义往往并非偶然，而是这些不同的意义之间确实有所关联。而哲学本来就是一种发现和厘清“关系”的事业，在多义和两可之处最容易揭示事物之间的隐秘关联。

当然，这也需要一种“正—反—合”的自我超越，如果仅仅是单纯地沉浸于汉语的环境，我们很难反身自觉，我们需要放下而后拿起，在远近之距的调节和媒介之间的切换中，才能够揭示原有媒介的特性。因此充分接触外文资料，再返回中文的环境之后，才能更深刻地发挥出中文的特色来。

四 书籍与专著

这篇论文在形式上，具有多重面相。它最初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以电子文本完成但又奠基于大学课堂的交流环境，最后又以图书的形式出版。这几重面相互相交叠，共同左右着本书的形态。

首先，回到本章最初提到的问题：论文和图书有何不同，为什么论文需要结语，而图书不太需要？

这可能是因为，同样是阅读这么多文字，但读者的态度和预期并不一样，学者读论文时，往往并不是每一篇论文都从头读到尾，大量的工作其实都花在检索和浏览上面，我们要通过摘要、关键词和导言、结语等环节，尽可能迅速地把握论文的要旨，判断该论文是否与我的研究有关，以决定是否再进一步深入阅读。

但在图书方面，图书营销的策略完全不同，例如中英文摘要这种能够极大方便论文读者检索的环节，在图书营销的环境下反而更容易让人敬而远之。

一旦图书的读者决定阅读一本书，那么他更在意的可能也是流畅性和完整性，而不是在其中摘取有用的内容。

“书”的一大特征是“自足性”——从封面到封底，一本书是一个完成了的、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作品。当然，我们可以把论文结集成书，可以把演讲抄录成书，可以把博客打印成书，但这些不是典型的图书。至少所谓“专著”这种形式是专属于书的。一本专著，又好比说一部小说，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世界。一部书搭建了一个自圆其说的完整叙事，起承转合，有始有终。读者可以沉浸在整个叙事之中，在这部书所展现的世界中游历一番。

书所呈现的世界是自足的，或者说，是闭合的。虽然可以引发无限的遐想和无尽的评论，但叙事总是有始有终。即便我们在阅读一个尚未看到尾声的长篇连载，我们仍然相信这是一篇未完待续的大作，或者一篇烂尾的作品，而非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作品，无论如何，作者的生命是有限的，书总会作为一个完成了的独立之物呈现在我们眼前。

口语或网络日志等媒介都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学术论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独立的作品，但它并不足够充实以至于能构成一个自足的思想空间，而是必须在一个已有的学术空间中占据它的位置。因此写论文总是要考虑哪些是学界常识，哪些是学界前沿，必须通过引注来标明自己在这个公共的学术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当然写书也得考虑这些，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又脱离了这些，而独自开辟出一个自说自话的空间来。演讲和博客当然也是自说自话，但那些自说自话却更具语境性和开放性，博客不断更新，其文字是不停流动的，也始终没有与作者切断联系。但书籍却可以完满地摆在那里，一旦写成，甚至就脱离了作者本人的解释，成为一个独立的，乃至顽固的东西了。

这种自足的、独立的、让人沉浸的书籍形式是印刷时代的产物，抄本时代的书籍尚未获得如此的独立性，正如古代人也尚未充分形成“私人空间”的概念那样。

当然，古代思想家也有许多“专著”传世，但这多少出于后人的重新整理。他们的著作不仅通常没有纲目和结构体系，往往也没有书名，只是按照“论题”松散地组织起来。在抄本时代，读者们似乎也并不特别关心思想家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经典的古代著述更多被当作展开辩论的材料，而不是当作一个封闭的思想空间去探索。

印刷时代之后，个人的，沉浸的，与世隔绝的默读（而非朗读）才开始变得普遍，私人空间、隐私、个人自由等观念也随之流行起来。网络时代大大改造了人们互相交流的方式，但只要“私人空间”仍然存在，书籍就还有它的根基。

对于哲学而言更是如此。哲学作品是极度个人性的一种创作，是哲学家个人的独白，每个哲学家都在创造着只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或思想空间，虽然这个世界毕竟扎根于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但它也超乎其上，获得了某种独立自足的特性，而这种独立性究竟有多强，其构造的独特空间有多么深邃，展开的世界有多么广阔，这正是一个哲学家究竟有多高成就的衡量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必须写专著，他必须在无边无际的公共空间中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或城堡。这当然不是说要造一个脱离大地的空中楼阁，也不是要造一个与世隔绝的防空洞，但无论如何，虽然保有开放的门径，但也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完成“自我闭合”，与“常人”划清界线。

当然，一个哲学家会写许多本书，就好比一座城堡或花园也总会有好多相对独立的房间或格局，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都可以让游客沉浸其中，但也不至于就此窒息。演讲、论文、博客等等，可以构成城堡中的广场、回廊、平台、牌匾、门径等等，起到沟通和开放的作用，但有开也要有合，有沟通也要有隔阂，有漫步也要有驻足。如果没有专著构成的一个个独立而封闭的自足空间，就好比一座没有一个房间的城堡，顶多只能吸引一些匆匆过客，却不能让人驻足流连的。

五 论文与期刊

不过，本书并不完全是一部自我闭合的专著，它最初是一部学位论文，其中的每一个章节也像是一篇一篇的小论文。

论文当然也要求融贯自洽，但一般并不会展开一个自足的思想空间，而是依附于某个现成的学术共同体，在一个公共的空间中展开交流。论文的目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一些业已取得的共识和成果之上，增添一些新的进展。

与“自说自话”的专著不同，论文并不是一种独白，而必须是一种对话。而学术共同体的交流环境，正是对话得以展开的条件。

因此，论文的各种形式要求都指向学术共同体的交流需要。例如引用和注释的规范为的是方便学术同行进行求证和批评。但是如果遗忘了交流的需要，而单纯地保留着形式规范，这就偏离了论文的本来意义了。

例如现在的许多期刊仍然在作者信息中标注单位和邮编。标出单位当然是合理的，相当于作者对自己身份的一个介绍。但为什么要标邮编呢？如果是为了收取样书或稿费的话，用这个单位地址是很难收信的，还得另外附上私人的通讯地址。再说，为了收稿费也不必把地址贴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上。事实上，这是邮寄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在电讯时代之前，学者们非常依赖书信交往，许多思想都是在各种书信中迸发的，而学术杂志的根源也正是“公共邮箱”：最早的学术杂志之一，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就是在一个学者通信网的基础上成立的。

公开的发表文章（进行独白）并不是学术杂志的意义，而由这些“公开信”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学者们的通信网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在现今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界，“发表”本身所代表的“业绩”早已经掩盖了“交流”这一学术论文的真正意义。

基于邮政信箱的书信传统也已经被电子媒介的新环境所取代。学者们很少再依赖邮政通信，而是更多地使用电子邮件和个人主页，进行更广泛和更迅捷的交流。但问题是，学者们似乎不再重视交流了。证据就是各种学术期刊宁可形式主义地继续标记收不到信的单位邮编，也愿意印上电子邮件地址。我在投稿的每一篇论文中都会在作者简介中留下电邮地址（hyl510@gmail.com）和个人主页（yilinhut.com），但在发表时几乎全部都会被删除。期刊编辑们认为邮编是必须的，而电邮是多余的，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电子媒介提供的海量数据库和便利的检索系统，是今天研究生们写作的基本条件——即便是到图书馆借实体书的行为，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电子媒介的检索平台。但即便如此，许多期刊和编辑对于电子媒介环境的适应是极其滞后的。而这并不是对学术传统的坚守，反而是一种背弃，因为他们遗忘了期刊论文的形式本来就是在邮政环境下学术共同体促进交流的产物，而在媒介环境剧烈改变的今天，如果要保守学术界的交流传统，就不得不努力适应电子媒介的新环境。

六 书写到“字处理”

虽然我们仍然在说论文之“写作”，但实际上，敲打键盘早已取代了用笔书写的活动，成为今天的研究生们的主要著述方式了。我的整篇论文当然也是通过键盘在电脑中的Word字处理软件中打出来的，其中一些部分在我的个人博客中贴出过（一些部分在纸媒上发表过，还有一些部分则在课堂上报告过，这两部分稍后再谈）。

要考察计算机文字处理与用笔书写之间的变化，并不容易。专注于文章的内容本身很难有所发现，因为凡是能用电脑打出来的文章，用笔也能写出来嘛。这就好比去考察火车拉来的煤块与马车拉来的煤块之间有什么变化那样，很难发现火车造成的改变。

事实上，电脑和网络改变了“文章”本身，扩展了“文字”的概念本身。我们如果以旧的观念，拿印刷时代关于何谓文章、何谓文字的概念来理解，那当然就很难看出电脑究竟带来了怎样的不同。因为我通过电脑来写文章时，还是以印刷时代关于“文章”的标准来约束自己，来制定自己的目标，那么我的“成果”（电脑媒介的产品）自然会尽可能地接近于我的“目标”（印刷时代的观念）。要真正进行对比，我们就不能把概念理解为现成的东西。

这篇论文就是如此，它仍然被一些更接近于印刷时代的标准约束着，最终还是从印刷书的角度被衡量，因此它并不是体现电子时代新的“文章”形式的最佳例子。更典型的例子是那些在印刷时代找不到对应物，或者虽然有名义上的对应物，但实质早已偷天换日的行为。

比如说，同样去写一篇“日志”，我可以用笔写在日记本上，也可以用电脑写在磁盘里。你要说我用电脑写在磁盘里的日志和用笔写在日记本上的日志有啥区别？那么，如果我就是把键盘当做笔的替代物，把磁盘当做纸的替代物，那么我写出来的东西恐怕确实没多大区别。但问题在于，熟悉了电子媒介之后，我们根本不再是按照传统的模式来写日志了，“日志”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变成了“网志”，log变成了blog（博客），然后又出现了“围脖”和“脸谱”。在传统用笔写作的所有行为中，并没有哪一种能够与在推特上发一篇“微日志”这样的行为相对应的，传统的书信纸条的传递活动也没有能够与在“非死不可”上发一条状态或贴一篇分享这样的行为对应的事情。而传统的在簿子上写日记的习惯，在网络时代则大大减退了，仍然坚持手写的文本则被赋予了更多怀旧的、浪漫的或特别的意味。究竟什么是对应于传统的“日志”概念的活动？是把笔记本电脑当做笔记本的替代品来保存每天的私密日记的行为，还是以“日志”为名义的博客发布行为？事实也许是二者皆非，传统的日志概念完全被打破并搅浑了。

然而，即便本书仍然被印刷文化所约束，但也总是难以避免地受到了新的写作方式的影响。

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一般被称作“文字处理”（word processing）软件，最著名的文字处理软件就是大名鼎鼎的“Word”，我现在的博客系统则叫做WordPress，“文字印刷”。我们注意到，“字”凸显了出来。而在传统中，“字”往往并不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中凸显为主角（书法艺术除外），作者们写作的是“文章”，然后出书。而印刷工的工作才是“码字”，但这个“码字”的环节与之前和之后的“写书”、“出书”的环节是分离的，这几个环节线性地顺序排列着。但是在电脑媒介中，“码字”不仅仅是一个创作与出版之间的独立的中间环节，而同时成了创作和出版的一部分。从Word Processing到WordPress，从“字处理”到“字印刷”，我们一直在和文字或言词打交道，这是因为，在整个流程中，文字从来不会完全凝固下来，但是又不想口语那样无处把捉，而总是能够紧紧拿捏着文字进行安排。

“文字处理”不仅仅是“通过文字处理事务”，而是以文字作为处理的事务。使用文字与处置文字成为一体，文字既是媒介，也成了显明的对象。“文字”的境遇是电脑时代的媒介状况的一个示例。

按照媒介环境学的思路，我们应悬置写作之“对象”、“内容”、“结果”，而对写作过程本身，对其中的媒介和形式进行考察。但问题在于，写作的过程及其结果如何分界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奇怪，但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表达过程与表达的产物能够如此分明，是书写的特性。在口语时代，表达的过程就是表达的内容，表达、表达者、被表达者是一体的。“言说”是过程也是产物，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产物，口语始终处在流动之中，没有定型的结果。

书写文化带来了二分的状况——“表”与“达”分开了，“读”与“写”分开了，“作者”与“作品”分开了。

也只有在写作作为“过程”能够独立地被分辨开来时，我们才会以为这一过程——居间的媒介——是可替换的。我们可以设想用键盘替换钢笔，用磁盘替换纸张，然后我们再去对比它们的结果（产物）有何不同。但是问题在于，这里的置换究竟有多么合法？

那么，通过电脑来表达的行为，究竟是如书写那样，有着与过程相分别的固定的结果呢？还是如言说那样，根本就没有什么成型的“结果”而始终在流动的过程之中呢？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通过电脑的表达似乎介于二者之间——言说就像流水，流过之后会给你带来触动和印记，但是却并不留下固定的产品；书写则像雕塑（印刷术则是印模），刻印完之后就成为硬邦邦的成果，虽然仍然能够修饰，但毕竟显得坚实稳固。而电子文本的输入则介于液体与固体之间，好像是捏泥巴那样，比起固体而言泥巴在塑造的时候有着更强的可塑性，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软化来轻便地修整；而比起液体而言泥巴又明显更具实在感，在固定之时可以和石头一样坚固紧致，随时可以被客观地观审，但随时又可以变得柔软乃至流动。

在电子技术之前，铅笔算是一种可擦写的书写技术，但它顶多也只是意味着这种雕刻的素材比较容易擦拭，但是像揉捏一块橡皮泥那样，随时把一块块文本剪切、粘贴、移动、拆解，随时在文章的任何位置嵌入大块大块的文字，这些活动是铅笔根本无法想象的。对这篇论文而言，这使得大量的引文变得容易编排和安插，使得一边写作一边不断调整和回溯更为频繁。

另外，铅笔始终被认为是最低等的书写工具，是专供小学生使用的，从蜡笔到铅笔到圆珠笔到水笔到钢笔，“层次”越是高的书写工具，就越是难以擦除，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是坚固。可见，坚固的成品是书写文化的基本旨趣。而电脑的文本，一方面具有坚固性，但另一方面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可塑性。

一个书写文本何时“完成”呢？书写文本的完成取决于（可能性）空间的耗尽。一张纸写满了，一本日记本记满了，它就完成了。“页边空白”的意义在印刷时代开始体现出来，它给读者留下了一点点的空间，让他们参与到作品的最终完成中来。然而这种留出的空间毕竟是非常微小的。那么，一部电子文本何时完结呢？电子文本的“页边空白”是无限的，无论一篇文本写得多么紧凑或完满，它总是拥有充足的余地。当它被“贴出”或者说公布于网络之时，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但从此读者将可以无止境地参与到这一文本中来，作者也可以随时再去修补它的文本。特别是在现在的博客或微博上，贴出第一段文字经常不是标示着一段表达的结果，反而是预示着一段表达的开启，作者根据读者的反馈，一点一点进行创作。

电子技术对创作的过程与结果的分明界限之打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口语时代，让一切回到混沌的流动状态，事实上，“过程”中的种种环节反而是更加明晰了，媒介中的层次和结构更加显明了，只是这些环节并不是呈现为单向线性的结构，而是互相嵌套关联，呈现出难以二分的多元结构。

另外，以文字处理为主的一系列技术最初被归入“办公自动化”的范畴。这典型地是拿旧的概念去理解新事物的结果。因为在印刷机的时代，或者说机械的时代，机器的应用就意味着“自动化”，就意味着“去人化”，机器越是中心，人就越是边缘，机器的广泛使用将把人排除到生产的“过程”之外。于是计算机在办公过程中的运用，就被想当然地理解为“自动化”。但事实上，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电脑的应用的确代替了许多人的工作，但也给人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也可能让人在办公过程中扮演一个更主动的、更人化的角色。当然，技术的发展并非单向的，有很多可能的路径。如果按照机械的逻辑去安置网络，例如让电脑用于全盘地、精确地制定和监控流水线式的节奏和秩序，那么前景可能就真是“办公自动化”了，但如果安装网络的逻辑去布置机械，网络的显媒介和去中心化等特点将可能带来一种完全不同于机械化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些主要涉及社交的问题，这里不多谈了。

七 大学与口语传统

无论如何依赖各种书籍和电子媒介，但必须承认的是，本书的写作更得益于在北京大学的校园环境，特别是课堂学习的环境。本书的立意、构思和许多灵感，都来自于许多课堂上的交流经历，特别是吴国盛老师门下的讨论班。

在讨论班上，我们交流着用电子媒介写成并印刷于纸上的文章，但无论如何，讨论班提供了一个偏向口语的环境。在面对面交流中，每个人都作为鲜活的自我卷入到交流环境之内，每个参与者都是言说的中心，每一个自我都是向外敞开的，每一句言论都是开放的，随时会被他人打断或补充。

这种自我的敞开和卷入的状态是书面交流所难以企及的，在网络交流中也许能够得到部分实现，但终究不如口头交流的环境那样活泼。

书面交流倾向于疏离和冷漠，例如在本书的正文部分，我很少使用“我”字，而不得不替换为“笔者”或“本书”，仿佛在这里进行表达的并不是我自己。对我的导师的引述必须不能称他为“吴老师”，而不得不冷冰冰地喊一句“吴国盛”，仿佛他与我没什么关系。这些形式上的要求恐怕并不只是为了表达的严谨考虑，而更多地只是某种“氛围”的感觉。在书面文本中称呼“老师”是令人奇怪的，正如在课堂中对老师指名道姓也是令人不适的。由此可见，“老师”仍然是一种口语环境下的角色。“我”也类似，在书面文本中用“笔者”避讳“我”的习俗，恐怕也不只是出于表述严谨之考虑，这同样是一种氛围，是媒介环境的感觉偏向。在书面文本中，“自我感觉”被淡化，我自己的言论也显得像客观摆在面前的“对象”，而不是主观这一侧的“我说”。

这一疏离和客观化的过程是必要的，毕竟只有拉开距离，才能求得切近，。通过书面化这一自我疏离的过程，自我反省的深入追思才得以展开。但好的反思需要不断运动，切换媒介，调节远近之距。在埋首文本世界的同时，不断回到口语世界的切身交流，是保持思想活力的最好方式。

因此，在最后，请允许我作一番致谢：感谢吴国盛老师，感谢张卜天、刘胜利、张东林、姚大志、晋世翔、吴宁宁、井琪、王哲然、蒋澈等诸位同门，你们所构成的口语主导的媒介环境是本书得以完成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