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媒介的进化史——莱文森的批评

一、对悲观论者的批评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 ）是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的学生，是当今“媒介环境学”的领军人物。特别是，由于何道宽教授的大力引介，他在中文学术界也有了不小的影响。

何道宽认为，莱文森“超越了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他用媒介乐观主义、人类沙文主义、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补救性媒介理论，树起后麦克卢汉主义的大旗。”

但是，作为后继者，莱文森的超越会否只是一种背离或倒退呢？当然，既然要超越，就总有偏离之处，关键在于，他究竟丢掉了哪些传统，又开辟了哪些新的理论空间？

莱文森从媒介环境学传统中继承了某种媒介史与媒介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他们研究各种媒介的特性和历史，但并不是旨在年表和数据的开列，而是通过媒介研究展开一种对人性的哲学反思。相比于经常天马行空，而不太注意理论建构的前辈们（特别是麦克卢汉），莱文森的理论纲领更加明确，他试图以一种“媒介—知识进化论”把哲学与历史融会贯通。

但具体而论，莱文森急于批评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悲观主义，但并未充分消化前辈们的深刻洞见，导致其“进化论”学说和技术乐观主义流于肤浅。

莱文森不同意埃吕尔为代表的批评家对技术的敌视态度，认为他们只盯着技术的弊端。他提到：“我们看到媒介批判里有一个普遍的错误，我称之为‘埃吕尔式的错误’，因为它贯穿埃吕尔的著作，这一错误好比是在飞蛾孵化之前就批判其幼虫……显然，媒介支配我们的观点使人看不见从一种技术到另一种技术的媒介演进，而且使人看不见一种媒介发展的不同阶段。”

莱文森指出，应从整个演化史的角度评价技术革新，新的技术总有弊端，但随着历史的演化，这些弊端将得到不断的“补救”。他说道：“一切技术进化都有得有失，实际上一切进化都是利弊皆有的交易。……然而，理性使我们能超越得失皆有的困境……因为我们能评估利弊，也许能发明并运用新技术即补救性媒介，借以改良得失的平衡，使之对我们有利，哪怕是微弱的优势也好。”

值得补充的是，在莱文森看来，“理性”的作用一般不是在新技术的“发明”环节，而在于“选择”的环节。莱文森认为，知识和技术的发展类似于生物进化，大致分为生成（变异）——批评（淘汰）——传播（繁衍）三个阶段，而新“变异”的发生往往是盲目的，莱文森引用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大多数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达成的方式使我们联想到‘梦游者’的表现”

莱文森所批评的“埃吕尔式的错误”就是只盯着新技术的初生阶段而指责其弊病和盲目性，但没有注意到这些弊病会在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中被剔除或补救。而且在这个环节，对技术的选择是由理性的人所主导的，他说道：“无论是好是坏，人的指引对一切技术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一切技术在我们的手中都是各种形式的刀子……它证明以下观点的荒谬：技术是自主的，其本性是人不能控制的。”

乍看起来，莱文森似乎背叛了整个媒介环境学派的立身之本——“媒介偏向论”，而退缩回某种认为技术是“双刃剑”的，平庸而肤浅的技术中性论上来了（技术无好坏，取决于人怎么用）。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他诸如“饥饿的猎人用枪来打猎以便果腹，枪就用于好的目的” 这样的言论时，一定会大跌眼镜。但平心而论，莱文森也不至于如此浅薄，我们始终要把他的主张放在整个技术演化史的视野下看——比方说，一把大砍刀显然不是中立的，它更倾向于被用来杀人而非切菜，但随着制刀技术的演进，通过在人类历史中长期的选择和淘汰，把刀用于更好目的的那些倾向将会得到更多的繁殖，而坏的倾向将得到抑制或补救。因此评估刀这一技术不能光看它运用在战场上的原始形态，还要看到从大砍刀到切菜刀这样一条完整的进化谱系。

但埃吕尔等批评家也并非没有看到技术的改进和演化，埃吕尔指出：“对于某个技术麻烦，它的每一种解决方法都只能在其总体上加强技术系统。”这一点莱文森也会同意，只不过整个技术系统的加强在埃吕尔看来意味着对人类的日益压制，而莱文森看来则是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日益进步。

然而“演化论”的视角并不必然导出“进步”的结论，反而，自然选择的演化图景原本似乎是残酷而盲目的，莱文森如何能够肯定演化的方向总是美好的呢？

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莱文森的“进化论”。如果说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概念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那么在莱文森的技术进化论中，又是谁在进行选择？如何选择？选择的结果如何评估？对这三个问题，莱文森的答案都是“自然——人性”。

二、谁选择技术？

我可以用枪杀人，也可以用枪打猎；我可以选择买把大砍刀，或者买把菜刀。在这个意义上，我显然可以对技术进行控制和选择。但恰恰是把技术问题放到总体演化的背景下看的时候，这种一个人在一时一地的控制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埃吕尔说道：“人成为主体而非客体的……条件是他必须对技术发展进行控制。所有人对此大概都会同意，但它事实上完全无效。比问题‘如何’更令人感到棘手的是‘谁’的问题。我们必须具体而实际地自问，到底是谁能对那些为技术辩护的价值进行选择，并对其进行控制？”

究竟是官员、技术员、学者还是科学家，在对技术进行选择呢？都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一个总体的社会系统之下，从演化史的宏观视野看，是整个社会在选择技术。但问题在于，这个社会体系本身也是技术主宰着的——这也正是埃吕尔所说的“技术社会”，芒福德所说的“巨机器（Mega-Machine）”，海德格尔所说的“集置（Gestell）”或波斯曼所谓的“技术垄断（Technoply）”。埃吕尔说道：“人类自身试图发明手段控制其技术，并通过在这些技术之间进行选择，使它们服从于他自己的目的。选择和目的都建立在信仰、社会先决条件和神话的基础上，后面这些都是由技术社会决定的。”

这些技术批评家不约而同地把现代社会看作由技术的逻辑所决定的巨型机器，人们服从于技术所安排的角色，个别人的逆流而动在整体上不过是些磨损或噪音，人在技术面前不过是一些被动的螺丝钉。

莱文森也并不强调个人的力量，在他那里，选择技术之“谁”也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似乎是一个大写的“人”或“理性”。莱文森可能会说：即便个别的人总是受制于整体的技术环境，但这个技术环境同时又是由“人”选择的。

那么这个抽象的“人”的选择难道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吗？不完全是。在这里，莱文森的“人”颇有一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味道——他超越于任何个人的意志，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但又不是机械或盲目的，而是精神的和理性的。

在莱文森看来，“技术是人的思想的物质体现，……是精神和物质可以感觉到的互动”一切技术都是“知识”的物化形式，一根牙签中也包含了从伐木到就餐的一系列知识，整个技术环境其实就是人类知识的外化。因而技术的进步同时是知识的进步，知识通过在人类心灵和技术环境之间的往复运动不断前进——尽管莱文森更多地引用康德和波普尔，只是非常偶尔地提到了黑格尔给表面上无理性历史赋予理性的逻辑的努力，但他显然更像是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的“正—反—合”对应于莱文森的“精神—物质—技术”，而“绝对精神”对应于自然或宇宙：人类来自宇宙并要回归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宇宙”在“通过”人类和技术的演化进行着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莱文森说道：“技术具有这样的意义：通过这些物化的冒险，宇宙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理性、渴求、意志、梦想和许许多多心灵的历险，都会越来越声势浩大地表现出来。”

或许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有点自欺欺人，但绝不肤浅，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毋庸多言。而莱文森事实上修订了黑格尔的学说：在黑格尔看来，物质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精神和物质构成互相转化的辨证关系，但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和物质仍旧是对立的两极，其间沟通转化的机制并不明朗。而在莱文森看来，“精神和物质的冲突在技术之中已然解决了”:。精神和物质通过技术联结起来，精神通过技术外化为物质，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自我确认和自我改造。

当然，要进一步评估莱文森的这一创见，还需要牵扯到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阐发，篇幅有限，不再赘述。我们暂且承认莱文森把这样一种大写的“人”或“理性”，或者说“宇宙”，指认为技术的选择者这一策略是合法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凭什么说“它”的选择是理性的和人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和反人性的？

三、如何选择技术？

仅仅说技术是“知识”的体现或外化，并不足以表明技术的演化是令人乐观的。相反，如果说技术的演化趋于机械和僵化，岂不是意味着人类知识趋于刻板和单调？而莱文森还要强调，技术演化的趋势并非与人性背道而驰，他提出了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其中tropic有向性或回归线之意）或者说“人性回归”说——“一切媒介的性能终将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像人‘自然’加工信息的方式，也就是像媒介出现之前人加工信息的方式。”

在这里，莱文森错误地设定了某种前技术的“自然状态”的人性，而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向这一“自然状态”的“回归”——“现代技术搜集和加工信息，不是以取代自然能力的方式，而是以复制和延伸自然能力的方式，使人能够达到自然能力过去不能运作的领域，比如星系。因此，技术的胜利，根本不是战胜自然的胜率，而是自然本身的胜利。……技术的人性化即自然化。”

看来莱文森遗忘或曲解了麦克卢汉的洞见—— 媒介“不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关键在于，麦克卢汉的“人与自然”都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原型”，而是不断被技术重新塑造的——“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我们”或“人类”是不断地随着技术的演化而被重塑的，但莱文森忘记了已由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揭示了的人的实际性，退回到卢梭式的原始人理论了。

事实上，莱文森的失误不仅仅出于技术哲学方面，也出于他对演化论本身的理解有所偏差。达尔文的演化论是盲目的，并没有一个外在的目的或方向，如果说有某种方向的话，那也只能从整个生态系统趋于丰富来说，而就单个物种的演化来看，优胜者与劣汰者之间只存在相对于相应环境的优劣之分，而不存在一个超越环境的，统一的方向。每一个物种都在它的自然环境中被“选择”着，但同时，自然环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而是由其中的每一个物种共同塑造的。随着物种的演化，环境也不断在演变，环境对物种进行选择的标准也不断变化着。类似地。技术在人文环境中被选择，但所谓的人文环境也并不是固定的东西，而是由其中的每一种技术和相应的生活方式互相关联构成的生态整体，这一环境同样也随着技术的演化而不断演变，因此不存在一个超越于演化之外的“人性”或“人类”能够作为确定的演化方向。

莱文森说，“媒介的存活的核心原理可以这样来表述：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一种信息技术存活的几率在于它满足人类需要的优势。” 但福特或乔布斯都会反驳：是技术创造需求，而非反之。埃吕尔也指出：“手段先于目的建立起来”。并没有一种先于一切技术的，作为原型的“人类需要”，而只有在实际的历史中不停被新技术重新塑造的人类需要。技术史家巴萨拉在其名著《技术的进化》中也指出技术的发展并非是出于所谓“人类的普遍需求”，而恰恰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需求，例如“同汽车的情形一样，对卡车的需求并不是它被发明之前，而是在此之后。换句话说，以内燃发动机为动力的车辆的发明创造了对汽车运输的需求。”

解释在技术的“生存竞争”中某些技术何以优胜或淘汰时，莱文森就试图援引这个原型的“自然人”。例如，关于“为何无声片被（有声电影）猎杀而广播（在电视之后）还能兴旺”，莱文森解释说：这是因为“人自然生活中经常只听不看但极少只看不听的固有特征。”因为“原始人”经常只听不看，但极少只看不听，所以现代人抛弃了无声电影但保留了广播？

事实上，这一现象更适合用生物进化论中的“生态位”概念来解释。只有当两个物种处于相同的生态位时，才构成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否则就可能相互妥协，重新划分各自的生存空间。无声片和有声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占据的位置几乎完全重叠——能够播放无声片的场合也能播放有声片，反之亦然。而广播和电视的生存空间不完全重叠，虽然电视侵占了不少原先被广播占据的空间，但仍有一些场合（比如轿车中）被广播独占，因此不至于灭绝。而这种“生态位”的关系取决于实际的环境条件，而非理想中的原始状态。而最近出现的一些新的条件可能激起新的变化，例如轻巧的液晶屏幕被置于嘈杂的公交车和地铁车厢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准无声的动画片更多地出现在这种环境中。另一方面，随着自动驾驶系统和智能手机等技术的成熟，以至于开车时根本不需要再盯着前方的道路，广播残存的小生境也会被剥夺掉，到时候人们也许宁愿在智能手机上“只看不听”地刷网页打游戏，也不再需要听广播了。

麦克卢汉也认为在原始部落中听觉和触觉更占优势，而“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的作用，”在麦克卢汉看来，电子媒介时代也的确是向原始的听觉—触觉世界的某种回归。但是莱文森生硬地把这种回归认定为一个当然的趋势。那么他又如何解释回归之前的背离呢？莱文森本人并未明言，但如果再次借用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辩证法思路，倒是容易理解了。莱文森的辩证法还有待细究。一方面是“知识”在技术中的外化和回归，另一方面是“人性”在技术中的背离和回归，这两条历史线索的背后都是黑格尔式的辨证逻辑，但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不甚明晰。

事实上，所谓技术的悲观论者们往往认为，技术发展的逻辑是“自主”的，也就是说，技术按照自身的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单向度的效率标准——优胜劣汰，因此技术的演化不是造成人性的回归，而是造成人性日益被单调的效率逻辑所支配。莱文森也承认“效率”的确是技术被选择的直接标准，他说道：“一般地说，技术发展本身和人的自恋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其目的是让完成任务的效率尽可能高，效果尽可能好，和其性能像不像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我们发挥功能的自然方式必然是十分有效的——否则这些方式或人类自身就不可能存活下来了。因此，我们对技术效率的追求实际上就等于对自然的追求。”

关键是，如果说人的“需求”是不断被技术重新构建的，那么这些“需求”就有可能越来越偏离莱文森所谓的自然状态，最终被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需求”填满。那么，如何确定某种需求是自然的而非虚假的呢？仅仅是因为这种需求在进化中“存活下来了”，就证明这种需求是真实的吗？这显然是一个循环论证，前提是莱文森已经认定进化的趋向是好的。而如果我认定演化的趋向是坏的，那么在演化中存活下来的就理应是越来越糟的东西了。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反复地说“胜出的就是自然的，自然的所以会存活的”之外，还有什么方式来评估被选择的技术之好坏呢？

四、用什么评估技术？

很明显，莱文森是波普尔的拥趸，并受到波普尔过多的影响，特别强调知识和技术通过批评和淘汰不断进步的观点。但他的肤浅处也与波普尔一脉相承，那就是忽视了整体的“范式变革”。

库恩用范式革命反驳了波普尔的知识进化论，而范式革命的涵义取自政治革命，库恩指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方式，来改变现有政治制度”，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味着“不相容的社会生活方式”。

这种不相容性，或者说“不可通约性”尤其体现在，无法在不同的范式之间找到一个公共的衡量标准，来评估事物的好坏。

波斯曼强调：“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媒介即环境”，要从整体的生态出发考察媒介，这又是“媒介环境学”的立身之本，作为媒介环境学家，莱文森理应深知这一点，但当他思及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时，似乎把这一原则抛诸脑后了。

莱文森也提到：“在前进、行动和生活的过程中，有机体必然影响并改变其环境——而且要影响并改变选择它们的进化力量。” 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主要是试图强调人改造技术环境的主动性，但反过来说，当技术被当作进化的主体时，作为环境的人类文化也同样必然会受到技术的改变，而在这个“文化环境”之中，也包含着对好坏进行评估的理论词汇和价值观念。

波斯曼指出：“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 特别是，“数字技术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手握成绩单的人而言，一切都像是数字。”对于一切事物的好与坏，现代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某种单向的、量化的态度来评估。事实上，甚至“价值”一词本身也是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成熟之后的近代产物，体现着量化和均质化的逻辑，而古代人根本不会像现代人这样评估事物的好坏。这种在现代技术环境下形成的单向度的价值观恰恰是技术批评家们着重警示的东西。

波斯曼引用了一个案例：“火柴引进一个非洲部落造成习俗的改变”，他们每次房事之后都要重新生火，原本他们需要到邻居家借火，因此性事是一个公开事件，那么火柴的引入“是否改变了人们对性事的价值评判呢？” 随后波斯曼提起法利·莫瓦特（Farley Mowat）的《驯鹿人》（The People of the Deer）所描述的“来复枪取代弓箭后造成一种文化的灭绝”这样一种更为剧烈的情况，我们还可以联想到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因为火药的引入使得城堡过时，造成了骑士的消亡，而骑士阶级还负载着贵族文化、骑士道等一系列价值观念。

而莱文森所争辩的事情完全是南辕北辙，他说道：“波斯曼等大多数批评电子媒介的人错了，他们的错误不在于批评电子媒介与理性和文化素养的联系，而是在于这样一个观点：电能及借用电能的媒介是书籍、杂志和报纸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即文化素养的死敌。事实刚好相反，电子传播滥觞时，电报传递书面词的速度和距离都胜过以前的其他媒介，而且电报大大有助于报纸和新闻报道。”

关键在于，波斯曼他们所关心的压根就不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之间是否此消彼长，而是在关切作为整体的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之间的对立。就好比说火柴引入部落之后的意义并不在于火柴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生火的次数，而是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火和性事的意义。诚然，印刷术传递《圣经》的“速度和距离都胜过以前的其他媒介”，但媒介环境学派的前辈们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印刷术改变了《圣经》的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莱文森遗弃或者回避了媒介环境学学派的一些最核心的洞见，太急于为技术辩护，因此他对悲观主义的前辈们的批评基本上是不着边际的。但莱文森的学说毫无意思吗？当然也并非如此。我们注意到，莱文森坚持技术演化史的视角，努力为这一视角引入完整的哲学基础，这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莱文森没有充分自觉并推进其思想中蕴含的黑格尔主义的思路，在哲学方面止步于波普尔的深度，也未能充分地贯彻媒介环境学的立场和思路。

对莱文森思想进行推进的方式至少有两条。第一种方式是对莱文森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加以提炼并推演，完善并发展他的“媒介辩证法”。第二种方式可以暂时排除黑格尔主义的玄思元素，从“媒介进化论”着手阐发，引入生物学的理论考察人与技术之间的驯化、共生或寄生关系，从有机体的繁衍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相决定和互相重塑的关系出发理解技术的演化史与人类思想史之间的关系。

五、技术的生灭

莱文森用进化论来说明技术的“生成（变异）——批评（淘汰）——传播（繁衍）”这三个阶段时，没有注意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果按照达尔文版本的进化论，变异和繁衍是同一回事，每一个物种都是经过一代一代的繁衍和逐渐积累的微小变异进化而来的，因此很难说某一物种的“初生阶段”。而莱文森一方面强调技术在初生阶段是盲目的，另一方面认为技术到了在社会环境下竞争和传播的阶段则是被“人”所选择的。但这样一来，如何区分技术的“初生”阶段就是一个问题。

在生物学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的“间断平衡”理论和马古利斯（Lynn Margulies，1938-2011）的“共生进化论”对达尔文版的进化论进行了补充。

间断平衡理论指出，大多数物种物种在大部分时间的进化都是相对缓慢的，整个生态圈处于平衡状态，但在一些时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几乎所有的物种都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全面的物种更替在很短的地质时期内发生，因此从大尺度来看，物种的进化史呈现台阶式的形态。

引用到技术的进化史来看，在大部分时间中，技术的改进都是微不足道的，效率的提高或成本的降低都是技术的“变异”，但整个生态环境仍然保持平稳。但在一些时候，某些重大的技术突变引起了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又迫使其它技术竞相更新，整个生态系统需要寻求新的平衡，不仅有大量新物种突然产生，环境也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文字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蒸汽机和电力，互联网等等，都称得上是间断性的技术革命。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说得清技术的“初生阶段”，尽管从小尺度看，间断平衡也仍然是累积渐变的结果，新技术也不是天外来客，但是从一定的时代分期来说，我们可以分辨出某些技术与其时代相伴而生的起点。而在这个初生阶段，旧的生态系统摇摇欲坠，但新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因此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来检验该技术的“适应力”，因此新技术在初生阶段显得更为“盲目”，因为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之下才谈得上确定的“方向”。

而共生进化论指出，进化的图景并不只会不断分叉，有些时候某两支物种会合在一起，共生而结合为一个新物种。这种现象在生物学方面比较罕见，被公认的例子主要是古细菌吞噬细菌后形成动物细胞，细菌退化为线粒体而成为细胞内的一个器官。植物细胞与叶绿体也是类似的关系。但这种情形在技术进化史中更为多见，新技术往往由多条演化分支汇合而成。例如由电话分化而来的移动电话，吞并了由电报演化而来的寻呼机后，就有了手机短信这一功能。

基于这一经过补充的进化论图景，我们可以勾勒出具体技术从诞生到消亡的历程：新生的技术往往偏离既有的标准，在其旧环境下难以找到定位。而衰亡的技术也未必会完全淘汰，而是可能以某些退化的形式或作为某种功能性的部分存活于新技术之内。

莱文森强调技术在诞生之后可能会朝着初生时完全不同的面相进化，因此批判技术不能只注意技术初生时的恶，还要看到技术如何在人的选择下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莱文森对人性的理解有肤浅之处。但反过来说，既然技术在诞生之初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相，那么，当技术的发展偏向歧途之时，对技术史的追究也许有可能为我们打开新的可能性。

正如巴萨拉所言：“我们很难想象出一种不同的技术世界，更难想象出一个比我们已有的技术世界还优越的别的技术世界的存在。长期以来，欧美那些鼓吹进步论的人士就宣扬西方现今的技术比别人都优越，将来技术进步也只能靠西方来推动。这种看法的可靠性是经不住历史分析检验的，只需要看看印刷术、运河和铁路、各种互相竞争的汽车动力装置就可以知道了。”

由于在一场技术革命之后，新的生态环境本身是由新技术共同塑造起来的，因此这些新技术的生存与发展在这一环境下就显得理所当然，非之莫属。但如果回到新技术滥觞的源头出，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夭折了的可能性未必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也可能塑造起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环境来。如果这些古老的或过时的技术能够以某种方式复兴，或者被吸收进现有的某些技术之内，就有可能开辟出新的未来。因此与莱文森的焦点相反，技术的“初生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值得去追究的。

六、玩具—镜子—艺术

对技术的初生、成熟到蜕变的过程，其实在莱文森的学术生涯之初就有所考虑，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玩具、镜子和艺术”就是试图讨论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后来的著作中莱文森似乎没有沿着这里继续阐发，特别是关于技术初生阶段的玩具面相。

莱文森指出，新技术出现之初，既不是追求实用也不是追求美，而就是“炫技”本身：“观众的乐趣存在与技术的工艺流程中，不在工艺的结果，而在工艺本身。……新技术像初生牛犊一样急忙亮相，炫耀力量和新的手法，具有超越的力量，技术本身实际上就成为内容。”

在这里，莱文森对麦克卢汉有所补充，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让旧媒介成为内容，而新媒介本身成为背景。但这只是新媒介已然发展成熟，新的生态环境业已建立起来之后的情况。但在新媒介问世之初，当总体的背景还是旧环境之时，新媒介往往是自我炫示的新奇玩意。

莱文森举的例子是电影，当爱迪生设计出第一台电影放映机时，它完全是被作为新奇的玩具被传播的，游客投上几个硬币凑过头去观看几秒钟到几分钟的影像，为的并不是影片的内容，而是看一看能动的影像本身。

诸如火车、电、无线电等等，新技术在最初被当作玩具问世的例子还有不少。即便是一些问世之初就有明显实用指向的技术，如汽车，在最初也同样是被当作新奇的、时尚的玩物而传播开来的。这不难理解，事实上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往往只有在与之相配的一整个生态环境下，才能真正发挥其实用性。例如火车在缺乏铁轨和车站的地方毫无用处，汽车如果不能随处找到加油站和停车场恐怕也不如马车方便。而在新技术问世之初，与之适应的外部环境尚未成型，因此促使它传播开来的最初动力往往就是作为玩具的新鲜感，而非作为用具的实用性。当然，如果相应的环境迟迟没有成型，技术也可能停留于玩具阶段，如古罗马的蒸汽机，印加人的轮子等等。莱文森说道：“点燃技术发展的烈火往往来自技术之外，社会、经济、媒介甚至是物质条件汇合成为辅助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接踵而至的结论是，玩具阶段可能是后续阶段的前提条件，但决不保证继后的技术发展。在缺乏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技术的‘玩具’可能会长期‘定格’在初始阶段。”

虽然在玩具阶段，技术的效力和实用性尚未充分展露，但其蕴含着的可能性却被逐渐开发出来。人们逐渐把更多的“内容”扩展和充填进来。例如从爱迪生的放映机到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就是一次飞跃。《火车进站》虽然仍然偏重于对新奇的放映技术进行“炫技”，但观众的注意力已经开始指向影片的内容——观众们被逼真的火车吓倒，此时观众忘记了“电影放映”这件事情，没有把火车当作影片，而是当作真的火车来经验了。

当电影达到如此逼真的效果时，既是电影作为炫技的高峰，又是电影转向现实的标志。莱文森认为技术的第二个阶段是“作为现实的镜子”。人们透过技术看到了现实的世界，技术本身便退隐幕后了。

而到了第三个阶段，技术升华为艺术，“不但要复制现实，还要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组现实”。

事实上，与其说升华，不如说也是某种蜕变。麦克卢汉指出过时的媒介将成为艺术，因为相比新的媒介，旧的媒介在呈现真实世界方面显得有所阻滞，人们不再依赖它去映照现实，那么，它的呈现就需要一些新的意义。过时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为玩具，它本身又重新显示出来，但人们也不再把它当作一个未曾探索的新鲜玩意，而是已然打开了它的内容空间。那么接下来能够做的，就是进一步探索它的余地，一旦摆脱现实的束缚和实用的要求，技术原本作为阻滞和缺陷的部分反而成为探索新意义的入口。

例如当摄影术取代了肖像画而成为映照现实的工具时，绘画艺术摆脱了束缚，获得了独立性，开始构建属于绘画的超现实的艺术世界。

传统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往往只关注技术的第二个阶段，亦即作为“用具”或作为呈现真实世界的媒介的技术。而这个阶段的技术发展史往往是单调乏味、效率至上的。而在玩具与艺术的阶段，技术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