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提出一种媒介史的强纲领

以上对媒介的讨论都偏于空泛，作为基础性的哲学思辨，这是很难避免的事情，但是，这些思辨把我们引向的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媒介”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性的各种媒介物。上文所说的这样一种从存在论的追问出发，被作为先验哲学而探究的媒介史，也不只是望梅止渴的空洞许诺，而是实际上有一定的章法可以推进的研究领域。事实上媒介环境学派的工作就被定位于此。

我认为媒介环境学派的许多贡献正是实际贯彻这种媒介史纲领的范例。不过他们并没有自觉提出一套统一的编史纲领，因此我下面的工作就是通过对媒介环境学派的一些主要贡献进行阐释、提炼和批评，说明和例示这种媒介史纲领的展开。

在此之前，在本书的前几章，我们仍然免不了耽于空泛，讲解一下这一媒介史纲领的大概旨趣。

一 媒介决定论

本书的题目叫“媒介史强纲领”，相对而言，自然还有某种“弱纲领”，或者说弱化的版本。但无论强弱，一种有纲领的，或者说作为纲领的“媒介史”，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史有所不同了。

一般所谓媒介史，比如书籍史、新闻史、传媒史，要么把媒介物本身当作叙史对象，例如从羊皮书到印刷术的制书技术发展史；要么集中于媒介所传递的内容，例如西学思想在近代中国报刊中的传播史。当然，许多以媒介为专题的历史著作都会或多或少地考察相关媒介与社会、文化、观念等领域的相互关系，但媒介所扮演的角色也无非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题门类，就好比还有香料的文化史、疾病的社会史、同性恋的观念史等等无数专题那样，在这里媒介只是作为编史的具体科目，而非编史纲领。

作为纲领的媒介史则不仅仅会从文化史、社会史或观念史等各种编史角度出发，把媒介作为一个专题来讲述，还要反过来，从媒介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一般的文化史、社会史或观念史。媒介本身未必是媒介史的主题，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媒介史的主题，例如科学革命的媒介史，就可以是从媒介出发重新梳理和阐释科学革命的前因后果（见本书第四章）。

换句话说，媒介史纲领并不是把媒介当作历史中的一个焦点，相反，媒介作为历史的“环境”或背景。这种媒介史不是关于媒介的故事，而是从媒介出发讲故事。

这种媒介史在某种意义上不妨称作“媒介决定论”，也就是说，它要把媒介置于历史中最具“决定性”的位置。

一般所谓的媒介决定论，或者广义来讲，一般的技术决定论，都可以视作一种媒介史的纲领，即试图从媒介/技术出发去看待整个历史。但所谓决定论，也有不同层次上的多种含义。

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总结了“技术决定论”的“三种面相”：即规范的（normative）、法则学的（nomological）和非意向结果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三重意义。宾伯认为规范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是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某种以技术为主宰的规范或秩序，而这种秩序决定着政治或文化的发展，马克思、芒福德和埃吕尔都被归入此列；而法则学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的发展有其不受社会、文化影响的自然规律，比如说蒸汽机就是手推磨在技术发展史中的逻辑后果的话，那么社会的发展就只能去适应技术的逻辑；至于“非意向结果”，指的是许多技术的前景都是无法预测的，人们可能出于环保的考虑使用DDT，但结果却造成环境灾难，因此人们无法自主地控制技术的发展。

宾伯认为第一种技术决定论不够“技术”，强调的其实还是一种决定性的文化形式；而第三种技术决定论又不够“决定”，只有第二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但这种技术决定论又过强，极少有人真的持有这种立场。

那么强纲领的媒介决定论采取的是其中最强的版本吗？并非如此。媒介环境学并没有许诺一个脱离于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的自然法则，相反，它更关注社会文化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互相影响。在生态学看来，物种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改造环境，物种的演化受环境决定，但环境的变迁反过来也被物种影响。

强纲领更接近于第一种技术决定论，而强纲领真正更“强”的方面在于，它并没有把文化和技术视作两个东西：技术与文化为硬币两面，媒介环境是人的延伸外化，而人的文化和记忆又是媒介环境的内化，因此说技术通过文化决定历史与说文化通过技术决定历史是一回事。

另外，强纲领也没有排除第三种意义上的“不可决定论”，媒介技术一方面延伸着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作为镜子映照出人的无能。前文说到，媒介正是人的本己性与他异性对峙并融合的界面。一方面是人的控制力的放大，一方面又时时遭遇着不可控制的自然，技术环境正是同时通过确立秩序和边界主宰着人的生活世界。因此技术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决定了人类的历史境遇。

说到“决定论”，许多人本能地会有所抵触，认为它贬抑了人的自由意志，但问题是，人们渴望的究竟是一种完全抽象空洞的自由概念，还是实际的自由生活呢？实际的自由总是有条件，亦即总是伴随着局限的。在游泳池里我能够自由地游泳，而在溜冰场上我能自由地滑冰，但我不能在游泳池里滑冰，而且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恰恰是不能滑冰的状况，才使得能游泳成为我们享受到的实际的自由。一个既能游泳又能滑冰又能野营还能睡觉的环境只存在于抽象概念之中——甚至有时候在概念的世界中都充满矛盾而无法成立。

正如伊斯兰箴言所说：“前定如大海，自由如小舟”。媒介所决定的是人的历史境遇，是人们在其中自由闯荡或随波逐流的大环境，这一环境限制着人们自由行动的可能性，但同时也确保了这些可能性，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摆脱了覆舟的可能性，也就找不到载舟的环境了。一个人越是能够把握大海那不可违逆的威力，他就越有可能在海洋中自由驰骋。而在大海面前盲目自大，恰恰会扼杀人的自由。媒介决定论的探究比起自欺欺人地空想自由而言，更能够张扬人类的自由。

二 原则一：因果性

说起“强纲领”，很容易想到由布鲁尔（David Bloor，1942- ）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我有意使用这个词，暗示这两种“强纲领”有一定的可比性。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的所谓强纲领，也不只是局限于社会学，而是试图从社会学出发回应传统科学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我的媒介史强纲领也不局限于媒介研究或历史学。

布鲁尔为其强纲领列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这四项原则也可以借用过来表达媒介史强纲领，当然，我们需要重新进行诠释。这种借用不止是出于形式上的考虑，媒介环境学的确与知识社会学有某种内在的共通之处——都是到某种看似“外在”的“环境”中追究知识的条件。

首先看因果性。布鲁尔提出，“它应该是因果的，也就是说，它应考虑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的条件。自然还会存在社会原因之外的其它各类原因，它们共同导致信念。”

我们把布鲁尔的社会学换成媒介史，而把科学知识换成一般的历史事件或情况。我们要说的是，媒介史考虑的是历史的“条件”（conditions），但这种条件并非唯一，媒介史并不排斥其它类型的历史叙事。

说到因果性，当代的历史学家似乎越来越讳言这个概念，用事件“怎样发生”取代“为什么发生”的问题。但在许多时候，历史学不得不把一系列事件当作互相关联的来讲述，任何一个完整的故事都有其起承转合或“前因后果”，而刻意避讳因果性的概念恐怕只是一种掩耳盗铃。

对因果性概念的避讳部分出于谨慎的考虑，以免遭受宿命论或决定论的指责。但是，一方面，前文已提到，决定论并没有那么可怕；另一方面，人们似乎把因果性的概念看得过于刻板了。

我们说因果性就是寻找历史的“条件”，而因果和条件都是一般的日常用语，不应从数理逻辑的意义上去理解。当我们说“因为被张三捅了一刀，所以李四死了”，这的的确确就是在谈因与果，尽管捅了一刀既不是死亡的充分条件（可能只是受伤），也不是必要条件（同时还下了毒），但这里的关系仍然可以被恰当地表述为“前因后果”。如果哲学家难以精确定义这里的关系，也只是哲学家的无能，并不表示日常语言错了。

当我们说“小明因为身体条件好，所以当上了运动员”时，所表述的也并不是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但这才是“条件”一词本来的用法。

媒介史关注的就是历史的“条件”，所谓条件，也就是“环境”或“背景”，而这正是传统的史家最容易忽视的部分。前文引用了波斯曼“皮氏培养皿”的比喻，认为媒介就是让文化（细菌）得以生长的物质环境，这就是文化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说环境滋养着文化并不表示文化并不同时改造着环境。

而我认为更贴切的比喻是“催化剂”，这也是“媒介”一词在化学学科中的常用含义。一般人会轻视媒介的意义，认为它起到的无非是增速和增幅的作用而已，就像催化剂那样，只是促进反应的中介物，与输入和输出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印刷术对近代科学史和文化史的重要影响，但一般只是把它的影响看作仅仅是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的倍增，并不会想到它会对思想或文化造成什么实质的偏向。

但事实上，如果把历史变革比作化学反应，这种反应也不是一种实验室或工程中的受控反应：原料能够被精心挑选出来而排除了其它杂质和干扰。在历史中的媒介就好比在一大团包含着各种物质的原料中投入了某一种特定的催化剂，它能够加速其中的某几种物质的反应，但另一些物质则相对而言被抑制了。这样一来，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加速”过程，而是一种带有特点倾向的扭转了。某种新媒介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重新塑造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但任何新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是凭空降临的，而无非是对以往生活方式的某种改造——新媒介所带来的新趋向总是能够在传统中找到“火种”，因此我们很可能在希腊和基督教文化的渊源中找出各种现代科学的源头，但这并不能否定印刷术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媒介史能够揭示历史的条件，但并不排斥从其它角度追究到的其他类型的原因。人们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往往把因果关系想象为刻板的机械传动机制。事实上原因一词在西方最初是一个法庭用语，为的是追究“肇事者”（在中国，因果则是佛教术语，同样是针对造孽者）。“在希腊语中，用来说原因的那个词，其实是从法理语言进入到科学和哲学的词汇中的……在那个词的法律用法中，它指的本来是责任的所在。一起法律诉讼，总是由一种行为引起的。”

当我们想要追究某个事情的“原因”时，回答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这取决于追问的语境。例如追问“为什么张三死了”？可以有如下的回答：

出于法医的立场，回答可能是：他被钝器击伤，内出血过多而死。这描述了事件之“怎样”，大致对应于形式因。

出于公诉人的立场，回答可能是：李四谋杀了他。这描述了事件由谁而“作”，大致对应于动力因（效力因）。

出于道德观察员，或者说一般观众的立场，他们需要的回答可能是：李四因为感情纠葛而杀了他，这描述了事件是“为了什么”，大致对应于目的因（终极因）。

而张三的武术教练也许对以上回答都不满意，因为他知道张三武艺高强，体格硬朗，瘦弱的李四仅凭一根木棍根本不可能把他打死，那么回答可能是：因为张三被灌醉了，又有伤病未愈，而木棍又被特别加固过，因此被打死了。这里回答的就是“可能性的条件”，大致对应于质料因。

以上的例举并不是为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建立严格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说明“原因”的多重性。原因不仅有多种类型，而且同一类原因中，根据追问角度的不同，也是难以穷尽的。这些回答方式不能互相取代，但也互相关联。

媒介史关注的主要是形式因和质料因，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当我们说第谷发现了新星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他是怎样做到的，他通过什么而发现，这一发现又通过什么而被广泛认同。进而，这些媒介环境本身有什么性质，从而让这一发现通过它们而得以可能？

三 原则二：公正性

布鲁尔的第二条原则是公正性，他认为应当公平对待真理与谬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成功与失败，同时对两个方面都加以说明。

这一原则引申过来，大致是指一种“反辉格”的编史态度。所谓“辉格式的历史”，是科学史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所警示的一种编史倾向，例如英国的辉格党人撰写历史时，把整个历史都描写为辉格党如何英勇斗争最后走向成功的历史。

和宗教教派史和政党史类似，早期的科学史研究也很容易呈现辉格式的风格，人们完全按照当代科学的成果来对历史进行筛选，只有达到或接近现代科学的贡献才会被讲述，其它不为现代科学所认同的思想和人物顶多是作为真理战胜谬误、科学战胜迷信的反面势力而被关注。在这种科学史的视野中亚里士多德的地位也许都不如黄道婆，因为他非但没有发现一条留存至今的定律，还让许多谬论流传千年。

这种辉格式的视角首先妨碍了对历史的理解，这正是托马斯·库恩最初阅读亚里士多德时的感受：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他为什么能提出这些荒唐透顶的主张呢？但随着他尝试回归历史语境进行同情的理解，一切豁然开朗，他不仅理解了亚里士多德为何会“犯错”，而且理解了这些“错误”在相应历史环境下是合理的。

另一个固守自己的视野而不懂得同情的理解的典型例子是“何不食肉糜”：在我这个生活环境下，饿了，没米饭吃，那就吃肉糜呗——这是对的，确实是这个生活环境下合理的选择。但这个结论放到别的生活环境下就成了笑话。早期的科学家的科学史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古代科学家怎么没想到这个，怎么没理解那个，经常就是犯了“何不食肉糜”的错误。

辉格史缺乏的就是对“环境”的关怀。任何思想、知识、技艺或文化，都有其历史背景或相关语境，而媒介环境正是“历史语境”中的关键环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语境本身。一种言论之所以在当时人看来是合理的，而在现在看是荒谬的，这不是其言论的“内容”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亦即其言论之传达或呈现发生了变化。而这正是媒介而非内容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由反驳“反辉格”的主张，认为辉格史不可避免：因为每一个史学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总要基于自己的立场，出于自己的主观关切，找到自己的入手点、聚焦点，找到自己梳理删选材料的一套方式，这就是所谓“编史”。无论是辉格式还是反辉格的，既然称作“编史学”，就必定是带有主观视角的，即出于自己的立场，总是在使用当代的编史策略，去对历史材料进行甄选和梳理的。

我在前文也说到，媒介研究提供的是反观自己的镜子，媒介史在根本上回应的是“我是谁”的哲学关切。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史当然是从“我”出发的。

但这和“辉格史”是两码事，反辉格要求的只是悬置“结论”，而不是超脱“视角”。反辉格从来没有要求“客观主义”，历史的主观视角性与这里所说的“公正性”原则并不矛盾。

比如说法官公平地听取原告和被告的意见，尽量撇除成见，不偏袒或偏信其中一方，最后才能下达公正的裁决。但法官的公正性并不表示他应当“无主见”——他在听取原告和被告的陈词时，他在搜集和整理证据时，他既不是以原告的立场，也不是以被告的立场，而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综合的。在听取原告或被告的陈述时，公正的法官需要努力理解对方的视角，但这也并不表示他从一开始就要放弃自己的立场。法官或历史学家要同情地理解“当事人”的物质环境、生活条件，理解他的诉求、关切点、价值观和心理状态等等，但决不是真的要和哪个当事人站到一起，同情的理解最终还是为了出于法庭或历史的立场而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

公正性所要求的，恰恰是历史学家应坚持自己的主见，在整理历史材料时避免先行裁定胜出者，并且只以胜出者的立场考虑一切。即便在许多时候已然能够预知胜出者是谁，也要努力超越成见，兼顾其它声音。当然，他不可能兼顾到“所有”声音，而是基于自己的主见，过滤杂音，只听取与案情有关的声音——这种过滤和整理证词的策略不能照搬原告或被告所提供的现成标准，而是必须基于自己的视角，这才叫公正性。“主见”非但不与公正相矛盾，反而正是公正的前提。

四 原则三：对称性

布鲁尔的第三条原则是就“说明风格”（style of explanation）而言的，他认为相同的“原因类型”应当可以用来说明对称的事物，例如真实和虚假的信念。

这一条与第二条有些形似，都是强调对待多元的历史材料应保持公正。但前一条强调的是考察和整理历史的态度，而这一条强调的是说明和解释的方式。前一条说的是历史学家要有自己的主见，而不能随波逐流地照搬既定的成见。而这一条强调，自己的主见应当是融贯的，不能搞双重标准：好的归科学理性，坏的归社会因素；好的归人性，坏的归技术，这样的解释是有所偏颇的。

科学主义者往往拔高科学的地位，把历史上成功、有效的发现都归功于科学本身的力量，归功于理性和逻辑，而挫折、失败的方面才会援引社会学、心理学等因素去解释。这就是布鲁尔强调“对称性”的用意，他认为不光失败有其社会学原因，科学的成功同样有社会学原因。

而传统的技术哲学家或媒介批评家则往往贬低技术，指责现代技术或大众媒介造成许多现代性的恶果，而把历史中好的倾向解释为人性的或自然的，从而与技术相对立。

批评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卢梭式“高贵的野蛮人”的想象，认为存在某种无技术的自然人性原型，而技术化注定是恶的。但我们已经提到，技术是人性的延伸或外化，人们从技术中发现的恰恰就是人性本身。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技术有着不同的偏向，不同的媒介环境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我们不应只把其中的好的或坏的一部分偏向提取出来归结为媒介偏向，而把剩余的归结于人性。

另外，媒介环境学眼中的媒介是多元的，它并不把整个“媒介”或“大众媒介”当作铁板一块的整体加以批判或歌颂，而是细致入微地分析不同媒介可能带来的不同倾向。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某些起主导作用的媒介，例如印刷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但即便就整个的时代精神而言，也总是存在多元的维度。对称性原则在这里又可以体现为同时要说明相应时代环境中主流的和边缘的、常规的和反常的现象。历史学一方面要追究事情的来龙去脉，理解人类世界“何以至此”，另一方面也要重新发掘历史中潜藏的可能性，理解人类世界“还能怎样”。

五 原则四：反身性

布鲁尔的第四条原则是反身性，指出知识社会学的说明模式应当可以运用于知识社会学本身，亦即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发展及其成果本身也有其社会学原因。类似地，媒介史当然也应当运用于自身——对媒介的关注，媒介环境学的兴起，亦即媒介史研究的展开，本身也有其相应的媒介环境，具体来说，就是受到了电子媒介文化的影响。

事实上，人之为人，从一开始就是媒介性的、技术化的。语言、工具的历史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技术哲学和媒介理论却都是20世纪的产物。这一现象被吴国盛称作“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认为这一缺席并非偶然，而是西方哲学史的逻辑使然，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把视线转向“内在性”领域，而把技术和现实生活放在一边。

而媒介环境学家认为西方哲学的兴起背后恰有其媒介环境的原因，亦即古希腊元音字母文字的发明，麦克卢汉认为这种文字促进了西方文化线性的、抽象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在20世纪技术哲学和媒介研究的兴起，也与相应的媒介环境有关。一方面，技术爆炸和大众媒介的兴起让媒介技术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电子媒介所蕴含的文化倾向与崇尚理念的西方传统思想有所偏离，使得思想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态度看待人与技术、媒介与内容的关系。麦克卢汉就强调自己一直在自觉地运用电子媒介的思维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也正是历史学的反身性，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立场、关切和方法本身也是历史性的，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境遇的产物，因此也应当受到历史学的考察。

反身性原则也是一种自我警示，也就是说，我并不是站在某个跳出历史之外的绝对客观的位置，像上帝那样观审和评判一切。我必须明知自己的一切思想和立场总有其历史局限性。这是一种必要的相对主义，即诚恳地承认，我们都只能相对于某种语境，相对于某些媒介，来谈论某些事情。我们不能穿越一切媒介，超脱一切背景，无限地谈论或主张某物。这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并不与理性或科学背道而驰，相反，科学的追求无非就是确定知识的边界和相互关联。

事实上相对主义（relativism）强调的是关联（relate）而不是虚无，其旨趣应当与虚无主义正好相反。相对主义不承认孤立的事物，任何一个节点都只是在它相互联结的关系网中间才拥有意义。相对主义并不拒斥确定性，但所谓的确定性，可以理解为整张关系网络中的那些重要的“节点”，这些节点是相对稳固的，也就是说，它依靠它所处的关系结构（环境）而存在，它的存在反过来对与它相关的结构提供着坚实性。相对主义只是反对那种绝对的确定性，即架空于生活世界和历史发展之外的抽象之点，反对那种脱离任何关系就可以独立自存的绝对的确定性。那种抽象的确定性在提供虚幻的确定感的同时也恰恰造成了最大的虚无感。相对主义是追求确定性之古典哲学传统的继承，而绝不是一种追求“不确定性”的进路。

许多人会对相对主义进行一种幼稚的指责：如果说什么都是相对的，那么是不是我吃人肉搞大屠杀也可以呢？任何恶行或谬论都可以逃脱指责了吗？这种指责是没有理解相对主义的基本观念，说什么都是相对的，这绝不是指什么都是随意的，什么都是没有好坏的。 “相对”和“任意”实在是完全相反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相关性，强调某事的评判总是就其条件而言的。例如就张三作为医生在手术台上划开李四的肚子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在这里“作为医生在手术台上”就是“张三划开李四肚子”这件事情的背景，只有相对于这一条件，这件事情才可以得到恰当的评价。但背景之后还有背景，比如说张三其实与李四有仇，试图凭借医生身份，在手术时下错刀伪装成事故而杀害李四，那么整件事情的评价又不一样了。任何事件背后都有无限丰富的背景，有限的语言无法绝对完全地刻画任何事物，历史学家无法穷尽历史的无限细节，但是追究背景、厘清关系，总是能让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朗。

相对主义者不仅可以有强烈的主见，也可以去批评错谬之事，相对主义通过援引坚实可靠的“关系”来支持自己的主见，通过指明某些事物缺乏支持而提出批评。而相反，如果说必须要假定一个绝对的实在才能够谈论是非，那么结果反而是什么都不能谈论，因为你凭什么能够掌握那个绝对的东西呢？如果你不是上帝，你就没有资格裁决。而相对主义者并不要求做这样的裁断，他们强调自己观点的语境，也指出他人各自的背景，是非善恶并不是永恒固定的，而是在特定的语境被谈论着，但这特定的语境不是任意凭空想象的，而是历史性的。如果没有找到关于当时环境是实施手术的证据，那么你就无法为张三杀人提供辩护；而如果没有追究到任何关于张三借助手术谋杀李四的证据，那么你也无法反驳实施手术这一辩护。

历史学就在追溯事物之间的相对关系，梳理事件的背景和条件。而任何理解和评判都是在相应的条件下展开的，没有历史的哲学是盲目的。

反身的态度只是意味着对自己能力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这是一种自信：我作为我提出我的意见——而“我”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我的知识和视野都是有限的。而我就是以这个真实的自我为名义而发表主张；而相反地，绝对主义者的态度却是极大的自卑，乃至于湮灭了自我，绝对主义者以上帝或科学或客观或真理的名义来发表主张，却不是以真实的我的名义来行事，自我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被剥夺了发言的资格。

媒介环境学家大都有意避免在研究中涉入过多的道德评判，因为他们知道价值的概念也是相应媒介环境的产物，以某一环境下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另一环境下的事情是一种僭越。在加以评判时，他们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和背景。道德色彩最浓的波斯曼，也承认自己的态度是历史性的，是基于印刷文化人的立场。

六 第零原则：实践性

以上诸原则提示了强纲领“强”在何处：

因果性意味着我们不仅把媒介当作外在的表现，而是当作内在的原因来考察。当我们把当代称作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时，我们也在使用某种媒介史的视角，用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技术发明来进行历史断代时，所讲述的也是某种“技术史”。但这样的基于媒介/技术的编史方法是比较弱的，我们可能只是把相应的技术创造当作相应时代的突出成就，当作时代精神的反映，而并未把媒介环境当作时代精神的前因后果来考察。

公正性意味着我们并不屈从于某一现成的尺度，而是要揭示历史的多重可能性。以辉格式的方式也可能写作一部媒介史，比如把媒介史描述为人类的交流如何越来越畅通和快捷的历程，把技术史描述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如何越来越强大的历程。但强纲领的媒介史不在某一现成的尺度下衡量媒介，事实上媒介本身就蕴含着尺度，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人们的观念和生活都有着不同的尺度，而强纲领试图尽可能地把这些历史语境还原出来。

对称性意味着我们用媒介史去解释的不仅仅是人性的进步或人性的堕落，而是要去解释人性本身。

反身性之“强”是最明显的，一方面这意味着它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反身性意味着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纲领，它不要求奠基于另一门理论之上，而是可以“自圆其说”，自己为自己奠基。

不过话说回来，事实上以上的诸原则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注意到上述四条只是媒介史强纲领的“原则”，而不是强纲领本身。这原则并不是基础主义哲学眼中不可动摇并衍生一切的本质根据，而只是具体实践的指导方针。当我们说“原则上”如何如何时，意思往往是：实践上还有变通余地。

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的范式理论指出，一种科学范式的关键，或者让科学共同体得以达成一致的东西，并不是一些刻板明晰的规则和条款，而是实际应用的“范例”。即便科学家们经常尊奉同一套公理或约定，但关键也不在于对这些条文的背诵，而是如何在实际的研究中诠释和实现这些条文。而科学的应用之所以可能，除了刻板的条款之外，更包括许多前规则的文化背景或环境规训。

原则的归结往往是马后炮，在欧几里得总结出五条公设之前，希腊几何学早已达到了巅峰。更何况我这里的四条原则顶多也只是一些指导性的自我约束，而绝不是什么公理或前提。我们将看到媒介环境学家在许多工作中都贯彻了这些原则，但也常有例外。

如果一定要用简短的语词来概括媒介史强纲领是什么，那么不妨说就是“媒介史”这三个字本身。就好比“观念史”三个字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纲领，即把观念的运转当作历史的动力或主线来考察，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梳理观念的生成。“存在论”、“技术哲学”等概念本身的提出，也标志着一种新的哲学纲领或进路，这些概念的树立本身就是纲领。媒介史则把媒介的沿革当作历史的动因，同时也把相应媒介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这样种既不属于历史学的专题，又不属于传播学的部门的“媒介史”领域的开辟本身，就是一条纲领，一条进路。

因此，本书不说“媒介史的强纲领”（A Strong Programme of Media History），而是说“媒介史强纲领”（Media History as a Strong Programme）。与“观念史”相似，这一媒介史纲领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一条史学纲领，也是一条哲学纲领。

媒介环境学家早已在这条进路中开天辟地，后文将截取一些代表人物，考察并梳理其编史方法和治史贡献，以提供媒介史研究的“范例”。围绕每一位代表人物，我会分别讨论一些特定的史学侧面和编史线索，如文明史、经济史、自然史、革命史、人性史、进化史等。

要截取哪些代表人物当然不是任意的，一方面，本书选取的是笔者的思路和偏好最为贴近的人物。另一方面，这些人物也的确是被学界公认为媒介环境学这一学术传统中的主要人物。例如，在林文刚主编的《媒介环境学》一书中，被按章节依次述评的是芒福德、埃吕尔、英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凯利、朗格、翁和爱森斯坦；在媒介环境学学会官网中，顶栏罗列的肖像人物包括哈夫洛克、朗格、埃吕尔、英尼斯、波斯曼、麦克卢汉、翁、芒福德、爱森斯坦和卡彭特，而在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的阅读书目中，依次是麦克卢汉、英尼斯、翁、波斯曼、芒福德、埃吕尔、爱森斯坦等作者被列在最前。国内学者李明伟在其著作中把英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和莱文森作为媒介环境学“代际传承”的重点人物进行考察，并举出翁、哈夫洛克和爱森斯坦等其他学者。可以看出，我所选取人物不仅是对构建媒介史纲领最为重要的学者，本身也是媒介环境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人物。

后文讲选取的代表人物包括：

1.刘易斯·芒福德

芒福德是媒介环境学者们公认的先驱，也深受技术哲学家们推崇，不得不予以关注。而且由于的学术生命非常长，他在晚年已经与新兴的媒介环境学派有所接触，并有意识地引用生态学的概念。把芒福德归入媒介环境学是恰当的。而从技术史的视角看，芒福德的贡献在于整个地打开了一个“技术文明史”的天地。芒福德的“技术史”不再只是列数各种技术的发明年表，而是把技术史写成文明史，把文明史写成技术史，从技术切入解读文明的进程。可以说芒福德开启了这种作为史学纲领的技术史，而这种史学纲领是后来的媒介环境学或技术哲学的共同前提。

2.哈罗德·英尼斯

英尼斯是麦克卢汉的“良师益友”。他首先是一个经济史家，参与创建了经济史学会及其会刊，后来转向传播史研究，但仍然贯彻着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物质因素和交通运输的角度追究媒介的历史意义，用垄断理论理解知识传播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及其历史影响，建立起历史发展的循环模型。

3.马歇尔·麦克卢汉

不用说，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的标志性人物，关于麦克卢汉的研究汗牛充栋。在我的论文中，在第一部分对存在论技术哲学的阐释中已经略微涉及麦克卢汉的哲学思想，而在这一部分我关心的则是麦克卢汉的史学工作。麦克卢汉对各种具体媒介的历史叙述也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他逐个分析各种媒介的特点，但并不把他们置于一个连续的历史顺序下来梳理，看不出一条明确的叙事线索或编史纲领。但这仍然是一种史学，我们不妨把它称作媒介的“自然史（亦称博物学）”。自然史不注重建立一条线性的顺序，而是侧重于对事物进行列举、描述和分类。除了媒介即讯息之类的学术口号，麦克卢汉最著名的那些媒介研究的具体主张多呈现为某种“分类”，虽说无论是芒福德还是英尼斯，都会作出各种列举、描述和分类，但麦克卢汉是最典型的自然史家。他反对线性的组织，轻视论证的演绎，宣称“我不解释，只探索”。麦克卢汉的工作诠释了我前文的话：“历史事件本身与其说是有待解释的对象，不如说是提供解释的材料。”他所谓的“不解释”正是指不对史实进行解释，但他对每一种媒介的“探索”都在解释着他的各种哲学思想。

4.沃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沃尔特·翁是麦克卢汉早期在中世纪文学专业的学生，麦克卢汉对他而言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与麦克卢汉一样，沃尔特·翁从中世纪文学转向媒介研究，主要的贡献是对口语文化——书写文化的对比研究。尽管先前的媒介史研究也都会进行一些历史分期，但沃尔特·翁最鲜明和最雄辩地提出了一种历史的“断裂”模型。用科学史的话说，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发生了某种不可通约的范式革命。口语文化和书写文化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交流效率的高低或某些方面偏向得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而是整个“世界”的结构，整个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当然，翁是哈夫洛克和麦克卢汉的诠释者，仅就观点上说，翁的主张并不新奇，但翁的著作是这些观点得到系统的贯彻的代表之作，我们不妨通过对翁的评述，集中讨论技术史中的革命或断裂问题。

我会引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来诠释媒介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媒介革命的理论反过来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科学革命。翁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比库恩更基本得多，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则在一个更实际的领域重新诠释了科学革命，指明了印刷术是科学革命的动因。

5.尼尔·波斯曼

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在建制上的奠基人，以脍炙人口的《娱乐至死》等“媒介批评三部曲”著名于世，如果不计埃吕尔的话，波斯曼首次将现代性问题和道德问题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同时他的更多工作在教育学方面，在他看来走出现代性的道路寄托在教育领域。从技术史的角度说，波斯曼的史学中引入了价值评判的维度，注入了强烈的人文关怀。道德教化不仅是个风尚问题，而更是与媒介相关。

技术并非中立，这是媒介环境学或技术哲学的共同前提之一，但技术具体在何种层面上有所偏向，各家学者的关切焦点各有不同。芒福德强调权力组织的偏向，英尼斯侧重经济生活中的偏向，麦克卢汉主张感官知觉上的偏向，而波斯曼关心的是人文价值方面的偏向。而人文的维度特别涉及到善恶的评判，因此波斯曼在众多媒介环境学家之中显得特别另类。但如果考虑到人文价值只是技术所承载的各种维度中的一种，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波斯曼与其他人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只是趣味和视角不同罢了。

但波斯曼的问题不是持有某种人性论立场，而是对此缺乏足够的反审，在媒介环境学的进路上有所倒退，我将对此提出批评。

6.保罗·莱文森

莱文森也是波斯曼的学生，是第三代媒介环境学家的中流砥柱，是一个杰出的麦克卢汉的阐释者，也是一个高产的作家，至今仍很活跃。不过我这里关心的主要是他在技术史方面的特色。除了阐发麦克卢汉，莱文森特别增添的是进化论的视角。他深受波普尔和坎贝尔（进化认识论）的影响，发展了“媒介进化论”的学说。当然，把进化论用于技术史绝非莱文森的发明，但莱文森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并不是把技术器物当成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而是更侧重于人与媒介环境的协同进化，换言之，技术的优胜劣汰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由人的需求主导的。相比前辈们更强硬的技术决定论，莱文森更强调人类理性对技术的“选择”。但莱文森对“人”的理解是一种哲学上的倒退，他放弃了媒介环境学业已作出的许多推进，我将以批评为主。

对每一个人物的评述都可以独立阅读，不过这些章节并非完全分散，每一个学者都与“媒介史强纲领”的主题有关。首先是芒福德把技术史看作人的历史，研究技术与文明的互构历程，这是媒介史的起点，同时是某种“对称性”的建立；英尼斯第一次把传播媒介的问题置于历史学的中心，特别强调历史学的“反身性”；麦克卢汉最为有力地表达了媒介史的纲领和方法，尤其包括对“因果性”的阐发；翁则通过对口语文化时代的同情理解，展示了“公正性”；爱森斯坦则演示了一个媒介史视角的应用实例，即对科学革命历史的重新解读；波斯曼和莱文森则在一些方面有所倒退，媒介史强纲领将通过对他们进行的批评性考察得以重申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