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媒介的革命史——爱森斯坦的实践

一 范式就是共同体的媒介环境

麦克卢汉将媒介变革视为历史的动因：口语媒介偏向声觉空间，书面媒介偏向视觉空间，而不同媒介环境下，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感觉和认知都有所差异，互相间往往难以交流。抽象、线性、客观、去魅、孤立、分析、静止等等现代思想的特征也正是人们从声觉世界迁入视觉世界的后果。

麦克卢汉对媒介环境所塑造的“不同世界”也有许多论述，但翁和爱森斯坦更充分且严谨地运用这套思路去解释历史中的变革，这两位学者分别对口语文化到书写文化，以及书写文化到印刷文化这两个最大的变革进行了深入考察。他们的实践成果展示出媒介史纲领的有效性。本章将简单叙述他们的工作，以例示媒介史视野的叙史策略。

在具体展开之前，我们不妨先仔细讨论究竟何为一种“变革”。对于这种整个“世界”的变革，科学史已有充分探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揭示了这种变革的性质。

我们不妨把决定着不同的感知和思维方式的媒介环境理解为库恩的“范式”，这有两层涵义：首先，媒介环境是“一种”范式，它具有库恩所谈论的范式的种种特征，例如优先性、稳定性、不可通约性。进而，媒介环境“就是”范式，不仅仅是对库恩范式理论的一种应用，而是一种补充或诠释——库恩所说的范式不是别的，恰好就是媒介环境。

尽管媒介环境学派的作家和研究者们经常谈论诸如“媒介革命”这样的概念，但很少有意识地追究“革命”一词的涵义，更没有借用范式理论来诠释媒介革命的特征。另一方面，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引入了“范式”概念，而在后来的辩护中不断收缩，最后将“范式”的含义限定于“科学共同体共有的成功实例”，尽管定义更为精确，但也减弱了这一概念的揭示力。因此，在媒介史视域下探讨范式问题，一方面有助于对媒介革命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库恩科学哲学的一种推进。

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是复数的，范围可大可小，既包括发生于16、17世纪的“那一场”科学革命，也包括在具体学科领域中发生的重要转折。当然，从亚里士多德的古代世界到牛顿的现代世界那一场根本性的科学革命也是范式理论最为显著的范例。在媒介环境学中，“革命”也可大可小，小到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创造出一个“新环境”，而这一环境下的所有事物将在全新的背景下得到观照，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新技术都是一次范式革命。同时，媒介环境学视野下也有一场（或数场）根本性的革命，那就是口语到书写的革命（以及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有时也被视作同样重要的革命）。

麦克卢汉对口语时代与书写时代的差异有了许多讨论，但更全面和深入地探讨这一课题的，是麦克卢汉的学生和好友沃尔特·翁。

翁是麦克卢汉在英语文学专业的硕士生，他和麦克卢汉同时从文学研究转向媒介史，两人亦师亦友，互相启发，大致算是同一代人。

翁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之对比研究称作“定理”，它不属于任何“学派”，而是可以在各个学派的研究中提供“参考框架”。他指出，“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历时研究”不仅仅针对口语到书写这两个相继的历史时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刷文化、电子文化等等。

翁认为，从口语到书面再到电子的媒介变迁，“必然要引起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结构的变化”，但这并不是翁直接关注的问题，翁的研究针对的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不同的‘心态’（mindset）”

中译本所称的“心态”或许译为“思维定势”更为恰当，包含习惯、模式之意，也更容易与“范式”相关联。但直译为心态也没有错，翁与麦克卢汉一样，不是从社会结构，而是从媒介的感官偏向对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出发来研究媒介环境的变迁的。

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下的两种思维定势，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翁指出“许多文化和亚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大量原生口语文化的思维定势，即使在高技术的环境中也存在。”

也就是说，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迁并非在哪个关键时刻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分程度地演进的，翁把“口语—书面”用作一个对历史或文化的衡量维度，他提到：“迄今为止从巫术到科学的转变，或者从所谓‘前逻辑’到日益‘理性’的意识的转变，或者从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野性’思维到驯化思维的转变——所有这些标签都可以用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各阶段的转变来解释……许多所谓‘西方’观点和其他观点的差别，似乎可以简化为另一种反思：深深内化的书面文化与意识里或多或少的口语遗存的反差。”

表面看来，这似乎否定了把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迁看作一场范式革命的思路，因为这一变迁似乎是渐进的。但事实上，库恩的学说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他反而消解了“那一场科学革命”，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并没有将16、17世纪的那一场科学革命作为一个关键例子来处理，而是摘取了其中至少四个部分作为独立的案例来分析。这样一来似乎用一系列局部的变革取代了一次全盘的革命。科恩（Hendrik Floris Cohen，1946- ）提到，库恩后期在“物理科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一文中，通过给出“古典物理科学”和“培根科学”这一基本区分，给出了一幅分划科学史的图示：各门古典科学在16、17世纪都发生了剧烈转变，而直到19世纪古典科学传统才与新兴的培根科学相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科学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但问题仍然存在，这一所谓革命时期中所发生事情都是局部的、渐进的。培根科学与数理科学的发展相互独立，如果把现代科学的最终整合视作科学革命的结果，那么这场革命看起来是从16世纪持续到了19世纪，而且其中发生了多次范式变革。

但这并不意味着库恩思想矛盾，本来库恩就没有承诺将那一场科学革命解释为仅仅一次决定性的范式变革的产物。库恩之所以使用“革命”这一概念，是有意识地将科学发展与政治革命相类比，政治革命总是在某一共同体内发动，但也很少一蹴而就，实情很可能是由多个地区发动的局部革命逐渐汇流，也可能是一场革命被分成好几个相对独立的战场或阶段。有些革命将原本互不相干的共同体融合起来，而有些革命现在边缘地区建立独立政权而后再慢慢吞并旧领土。而即便在新政权达成统一之后，旧势力的残余势力仍可能在许多局部生存……这些革命可能找到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但很难被描述为一次性的全盘颠覆。

关键在于，范式革命总是发生于相应的范式所支配范围之内，范式可大可小，但总是位于某个界限之内，这就是“共同体”。

库恩承认，他所用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

也就是说，范式革命总是在某一特定的共同体中发生的，广义上说，造成某一共同体的瓦解或建立的事件也可以称作革命，某个革命应该放在多大的背景下考察，取决于我们关注的究竟是哪一个共同体。范式的大小和层级相应于共同体的大小和层级，一个大的共同体之内可能有许多小的共同体，这些子共同体在某些更基本的层面上共享着某种范式，但又各自占有独立的范式。

但库恩以为自己犯了把范式与共同体循环定义的错误，他认为，“要把‘范式’这个词阐述得好，首先必须认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存在。”他相信学术界即将提出系统的识别方法以界定科学共同体，而他自己给出了一些对如何识别科学共同体的直觉说明，例如“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这些说明要么过于简单，要么仍然与“范式”的概念相重合，也就是说，事实上库恩并没有解决这个“循环定义”的问题。

所谓共同体（Community）的概念，实质是一个传播/交流（Communication）的问题，顾名思义，共同体就是由交流活动维系成的群体，识别共同体，实质是识别交流活动的聚集方式。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总是共享着一个交流平台。

而媒介环境学的基本洞见：所谓“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对于社会文化而言，媒介本身的形式特征比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更为重要。因此，要分辨不同的共同体，理解不同共同体的不同特征，这些共同体赖以维系的交流媒介本身比他们所交流的具体内容更加关键。

古代科学很难说存在明确的、持久的共同体，与其说因为科学范式尚未建立而难以形成共同体，不如说是因为难以形成共同体而无法建立范式。当然，在抄本书化中，仍然形成了一些科学传统，科学交流以非常局限的形式开展着，例如雅典的广场，柏拉图学园，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伊斯兰世界的“智慧宫”，中世纪的修道院、大学……总之，前现代的科学共同体的交流局限于一时一地，而围绕着经典抄本而建立起来的传承也极不稳固，因此，前现代科学自然就少有统一的范式，即便有一些范式，也极不稳固。直到印刷术的出现，才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成为可能，由书籍和期刊组建成学术圈，构建起作为整体的“文人共和国”，现代科学的范式才有机会支配全局。

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也就是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流障碍”，当然，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终究是可对话的，但是这种互相理解总是不彻底的。双方有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而无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公有的标度来达成融合。库恩经常以语言的沟通和翻译来类比范式之间的交流，两种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其中的词汇永远不可能精确对应。

范式（Paradigm）一词也包括“词形变化表”的意思：一种语言中的词形变化往往遵循一定的规则，但又充斥着大量模糊和特例之处，因此人们无法仅仅通过尊奉确定的规则来掌握词形变化，而必须通过广泛接触实例，在实际运用中掌握这些用法。因此“范例”的概念特别强调这种“前规则性”，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共同体并不是靠尊奉同一套教科书中的明确规则而达成一致的，而是在实际运用规则的实例中达成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当然在合规则的用法中体现出来，但更具决定性的恰恰在反规则、超规则的用法中体现。只会一板一眼地尊奉教科书上的语法规则恰恰是“外人”的证明，而真正共同体之内的人反而极少关心语法规则。

范式的一致性超出了规则性，这一点库恩本人有明确的认识，他强调“范式比能从其中明白地抽象出来进行研究的任何一组规则更优先、更具约束力、更加完备。”

后期他认为这种前规则性的原始程度甚至是前语言，乃至前人性的东西：“我一直称之为词汇分类系统的东西，也许称为概念图式会更好一些，在这里，一个概念图式的‘特定观念’不是一系列信念的观念，而是一个思维模块的特殊运作模式的观念，这个模式立刻提供并限制了它可能构想的一系列信念，我认为一些这样的分类模块是前语言的，为动物所具有。据推测，它最初是为了感觉系统而进化的，最明显的是为视觉系统。”

但是在这里，库恩似乎走得过远了，事实上，语言先于语法，语言的实际使用先于词典和语法书，这就已经足够表达出范式作为前规则的优先性的特性了，而不必再退缩到前语言、前技术的领域去寻找这种前规则的约束力。

事实上，范式相对于规则/教条的优先性，说的正是媒介相对于讯息的优先性。也就是说，媒介构成一个交流和生活的环境，这一环境对于在其中共同生活的人而言有一种约束力和导向性，而这种约束力先于该共同体通过该媒介制定出的具体规则和信念。在向我们呈现具体的对象之前，媒介环境限制着可能呈现的对象及其呈现方式。

每一种媒介都提供着某种前规则的约束力，影响着人们的感觉系统。而对于人类而言，这些媒介中最基本的一项就是交流媒介，亦即语言了。与其说范式是前语言的，不如说范式就是语言的形式本身——在具体的语法规则和词汇概念之前，在语言的具体内容之前，语言的形式本身就约束着人们的“概念图式”，影响着人们的感觉系统。

二 媒介史中的范式革命：口语—书写—印刷

关于不同语言各自的结构特点，语言学家们早已有了诸多研究，但翁指出，现代语言学的各个派别都“很少注意原生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差别”。大多数语言学研究只注意文本分析，研究那些已然被记录下来亦即已然经过规则化的语言资料，而少数注意口语传统的研究，也较少把口语传统与书面文化进行对照比较。

类似地，对于库恩的范式理论，人们关注的也往往只是规则化之后的不同规则系统之间的差异，例如亚里士多德体系与牛顿体系之间的差异，但对于前规则的社会和媒介环境缺乏关注。事实上从古代知识到近代科学的转折，不仅仅是从一套成文的规则系统到另一套成文的规则系统之间的变革，而是从原本仍然藕断丝连的口语传统中分离出来。事实上在近代科学之后，文字世界才获得了独立性，学术的范式才真正独立于口语传统或日常生活而自成一体。

因此把库恩的范式理论与口语到书写的媒介革命相比是有一些错位的，事实上，口语到书面的转折发生于比科学革命更为基元的层面，口语传统这一“范式”或者不妨说“元范式”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知识的范式，更是社会生活和日常交往的范式，而自然知识并没有从日常世界中剥离开来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世界，因此谈不上有一种“自然科学的范式”。而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迁，就是基于文本的概念世界日益获得独立的过程，只有这个概念世界自成一格了，才谈得上科学的范式。但由于书面文化的进一步扩张，概念世界喧宾夺主，反过来覆盖了口语传统，支配了日常经验，因此现代科学的范式最终又成为某种“元范式”，不仅是自然知识的范式，也成为日常生活的范式了。而要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不仅要在相应的范式之间作对比，还应注意书面文化如何从口语传统中剥离、独立并成为主导的历史过程。

针对中世纪到近代科学的兴起，翁也指出，前人很少关注这一事实，即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哲学和科学以“学术拉丁语”（Learned Latin）作为基底，这种语言并不被任何人用于日常交流的母语，而是后天学习而得，这种学术语言让使用者从丰裕的、情感化的、无意识的、主观的口头语言中解放出来。而与此同时，学者们所使用的母语却仍然处于口语文化，这种分裂状态造成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进而，印刷术之后通俗方言的文本化，恐怕也不仅仅意味着知识传播的范围和效果方面的变化，事实上这些语言在那一时期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与母语和学术语分裂的状况相比，母语的书面化可能促成了书面文化的思维定势进一步“内化”的过程，这一书面化过程直到浪漫主义时代，亦即普及教育的启蒙时代之后，才告一段落。翁认为，“相比古代，中世纪的文字偏向远甚，但相比我们，却仍然难以置信地偏向口语。……直到浪漫主义时代之前，所有西方文化都包含显著的口语特征。”

书面文化的胜利和口语文化的退隐在西方历史中是逐渐发生的，这一线索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浪漫主义时期，而当前的电子文化时代则被翁认为是“次生口语时代”，也就是说许多口语文化的特征又在电子媒介环境下得以复兴。但要理解这一连续的历史过程，我们不得不设法理解口语文化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工作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已然处于书面文化的范式之下了，我们按照书面文化的定势去理解口语，把口语理解为尚未写下的文字，把口语文化称作“前文字”或“非文字”的，这就好比要通过“无轮汽车”的概念去理解“马”那样诡异。事实上，我们赖以分析口语文化特征的基本概念，包括“文化”、“范式”等，都已经带上了书面文化的烙印。我们必须对这一不可通约性有所自觉，努力悬置文字对口语的优越性，借助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些工作，去体会口语文化的思维方式。

库恩指出“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在不同的范式下，人们感知到的是不同的世界——即便面对同样的对象也经历了某种格式塔转换，革命前的鸭子在革命后变成了兔子，“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

而在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革中，“对环境的知觉”的变更程度甚至难以用“世界观的改变”来概括，因为“世界观（world view）”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书面文化的产物。翁指出，“口语文化中，他们的‘世界’并不是像某种‘观’那样在眼前展开为一个显著的东西，而更像某种动态的和相对而言不可预料的东西，是一个‘事件—世界’而不是‘对象—世界’。”

“世界观”是视觉的、静态的，而且是由主体“发动”的，我们从不说某人“接收某个世界观”，而总是说他“持有或采纳一个世界观。”“世界观”意味着人主动地截取并在自己的观念中处理这个世界，但“对古人来说世界是某种他只能够参与其中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可以在其意识中被处理的对象。”

口语文化中人们的“世界感”是以听觉为主导的，这种世界并不呈现为一目了然的静止图景，但在其动态和不可预知之间仍然蕴含秩序或统一性，那就是世界作为和谐整体。翁引入“听觉综合”的概念：宇宙不是当作图片，而是和谐或交响乐。“在古希腊时期这种和谐宇宙仍然常见，宇宙被设想为某人要对其应答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要对之探索的东西。”

视觉的世界是破坏性的，一切事物被拆解为外在的关系，而内在性在听觉的世界中得以保全。“声音不必通过物理的介入就可以揭示内在。例如我们轻叩墙面而发现墙内部的空洞，或弹响银币而发现其中含铅。若要通过视觉发现这些事情，我们就要打开所检查之物，将其内部变成外部，从而破坏了其内在性”。

口语文化偏向听觉，而书面文化偏向视觉，视觉空间有抽象、线性、客观、去魅等特征，这方面翁与麦克卢汉的意见相近，略有不同的是翁将触觉置于靠近视觉的一端（因为其外在性特征），而麦克卢汉把触觉与听觉并提。相关的细节问题不必赘述了。与麦克卢汉不同的是，翁更加着重口语的时间性特征，及其与记忆的关系。

我提到过斯蒂格勒的“滞留有限性”——“任何回忆都是一种遗忘”，而可遗忘的东西又总是可记起的，即可以由某种第三者填补的东西。记录的技术正是记忆的能力。“记起”的可能性取决于“记下”的可能性。

翁用最直白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洞见：“你费尽心机说出来的话如何才能够回忆起来呢？唯一的答案是：你思考的是可以记住的东西。”

在口语文化中，要害在于没有什么外在的设备能够固定记忆，因此“如何保持知识的稳固是口语文化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知识的保存仍然要依赖“第三滞留”，亦即记忆的技术化，但这里所谓的技术更多地是身体技术，是有待修炼的记忆术。“在原生口语文化里，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再现仔细说出来的思想，你必须要用有助于记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

口语文化中得到传承的内容往往带有强烈的节奏感、富含重复和对仗、别称和套语以及大量的箴言。翁进一步将口语文化中思维和表达的特征概括如下：“附加的而不是附属的；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冗余的或‘丰裕’的；保守的或传统的；贴近人生世界的；带有对抗色彩的；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衡稳状态的；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

这一系列特征并不只是文体风格的问题，记忆的模式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在口语文化中作为身体技能的“知识”与印刷时代中成为教科书上白纸黑字的“知识”形成了鲜明的两级，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革并不仅仅变更了知识的内容，而是改变了知识的形式。

古代的知识形式就与书写媒介的形式有关，前文提到英尼斯指出莎草纸和羊皮纸就建立了不同的知识形式，前者偏重空间和数学，后者偏重时间和宗教。但印刷术的产生造成的知识革命是最为显著的，这也是现代科学兴起的机缘。下面我将借助爱森斯坦的工作，梳理印刷术与现代科学兴起的关系。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1923- ）是主攻法国史的历史学家，严格来说不属于媒介环境学派。她受到麦克卢汉《古腾堡星系》一书的刺激，但反感于麦克卢汉天马行空的空谈，试图以厚实的历史研究来厘清印刷术的历史影响。她耗时17年功力著成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影响深远，也常被媒介环境学家引为经典。当然，她谈论的不止是科学革命，更包括印刷术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一系列变革的意义。作为科技哲学领域的研究者，我主要关注她对科学革命的分析。下文主要借助她的工作来说明印刷术对科学革命的意义，但也加入自己的思路（特别是培根部分）重新进行了梳理。

在这里不妨再次重申一下，所谓历史的因果关联并不是数理逻辑意义上的充分或必要条件。爱森斯坦没有使用“原因”一词，而是把印刷术确定为从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这些西方现代的种种变革之“动因（中介）”，这可能更加准确。我已经提到，媒介好比是历史的“催化剂”，亦即一种促成的中介。

有人也许会质疑，“文艺复兴”难道不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来到了意大利吗？那么怎么还能说是印刷术带动了文艺复兴呢？爱森斯坦认为文艺复兴最初在哪里开始，与这些先驱者是否就是运动的动因，这是两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可能的“起点”，例如在11、12世纪欧洲也有过一次短暂的“文艺复兴”，更早的还有“卡洛林文艺复兴”，彼特拉克等所谓文艺复兴的先驱者的思想和风格也并非完全是前无古人的。但问题是之前的“复兴”始终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从未超出经院而成为一股蔓延全欧洲的文化思潮，而恰好是这一场文艺复兴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文明史中不可逆转的一次大变革呢？这里头就不能忽略印刷术的影响了。催化剂不带来新的原料，反应的原料很可能在古代就已经准备好了，但印刷术这一催化剂仍然可以视为促成这一反应以不可逆转的方式爆发起来的动因。

三 自然观、史学与科学方法

现代科学塑造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念，从此自然世界作为一种客观的求知对象摆在人们面前。最初“自然”一词只有“本性”的含义，所谓“自然哲学”，主要的意思始终是研究事物的“本性”。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理念世界，它并不关心事物的性质和表象，而是关注那些支配着自然界的理念原则。而到了“自然科学”，自然界或者说自然物成了研究的对象。科学家虽然仍关注事物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事物也成了实验台上仔细打量钻研的客观对象了。

可以把现代科学的兴起看作这个新的自然世界的浮现过程。那么在新自然观的构造中，印刷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它只是单纯地把一种新的观念广为传播，还是更根本地参与了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呢？

要考察其中的关系，我们需要把视野转向另一个世界，即“文本世界”，随着自然的对象化，自然世界与文本世界之间的张力也开始浮现，而新的自然科学恰恰要在这个自然与文本之间的缝隙中开展出来。

而“史”代表着“文本”的世界，“有史以来”与“有文字以来”是一个意思。于是我们发现，“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这一概念变得引人注意了。我们提到，这个概念一般译作“博物学”，但在本书中，它将继续被译为“自然史”，以便揭示自然——史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张力。

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固定搭配毕竟是由“自然”和“史”这两部分组成的这一事实，我们将很难理解“自然史”在近代早期所经历的复兴及其意义。我们甚至会误以为：“博物学”——作为“博识万物之学”——显然是古已有之的，甚至在史前时代，在任何原始部落里，都存在“博物学”，因为人们都要和各种各样的事物打交道嘛！但好比人们总要生活在社群之中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任何文化都有“社会学”，人们总要说话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语言学”古已有之。“博物知识”是任何文化都不可或缺的，但“自然史”这一概念形成为一种独特的知识传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概念的形成暗示着自然世界与文本世界的新关系，在自然的对象化或者说人与自然之间展开一个间隙之前，这个间隙首先是从文本世界中打开的——随着自然史的复兴，自然变成了史学的，也就是文本记录的对象。也就是说，当我们“介入”了一个新媒介（印刷书）之后，原本作为背景的“自然”才成为对象。下面，我们将阐述，最终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成型的现代的“自然”观念，如何得益于印刷术推动下的“史（文本）”形态的变迁。

人们经常谈起现代科学的旗帜性人物——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把他所鼓吹的归纳法或实验方法视为现代科学的标志性元素。这一新兴实验传统与古老的自然哲学传统（数理传统）的结合，成为现代科学的主流，而更古老的“博物学”（自然史）传统，则被渗透和排挤，最终被完全边缘化。但是关于这三条传统之间的关系却仍晦暗不明。鉴于我们当前所处的局面，我们很容易认为：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数理＋实验传统趋于强势，而挤压了所谓的博物传统。

然而，如果我们实际去回顾培根的文本，我们一定会感受到异样的气氛——培根所鼓吹的“科学方法”，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归纳法吗？特别是，一旦我们发现那个将要在现代科学中饱受挤压的“Natural History”，在《新工具》里竟以如此高的频率被提及，我们会感到纳闷——培根费尽口舌在鼓吹的，难道不首先是这个“自然史”吗？

说培根所谓的“历史”只是沿用了它的希腊文古意，即一般的“探究、研究”的含义，这是不够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概念也正在那个时代成型。培根把“自然史”同“社会史、宗教史、学术史”并列而提；把严谨的做（自然）史的方法和李维等史学家相对比。尽管李维等史家的历史观与现代不同，但我们至今仍然追认他们为历史学家，然而我们却很少把“自然史”置于史学传统下考量。

事实上，培根口口声声所强调的“自然史”，的确就是一种史学，而培根把这种史学工作“作为自然哲学的基础”。培根在《新工具》中以最大的篇幅谈论的并不是“归纳法”，而是如何“把历史准备好并排列妥当”。

培根的方法论至少包含三个环节：“首先，我们必须备妥一部自然和实验的历史……这是一切的基础；……第二步必须按某种方法和秩序把事例制成表式和排成行列，……第三步必须使用归纳法。”简单地说，即：记录——编纂——归纳。前两个步骤无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的工序，而这也正是培根着力最多的部分。《新工具》的整个后半本书（中译本第160页至最后的291页）全部都在讨论“应该被优先记录的二十七种事例”。换言之，在讨论的是如何像一个敏锐的史官那样搜集事例——“事例的搜集还必须照着历史的样子去做。”

除了《新工具》，培根自己身体力行的工作也集中于史学之上，从早期的学术史研究，到未完成的《10个世纪的自然史》——培根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他收集的大量既属于书本，又属于直接观察的‘事实’。……这本通常与《新大西岛》合印在一起的作品是培根所有著作中重印次数最多的。”

于是，可以说，培根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洞见与其说是归纳法的提出，倒不如说是“自然史”的自觉，尽管自然史是归纳法的一个环节。

当然，从亚里士多德到老普林尼，古代人也有许多“自然史”的成就，那么为何说直到培根的时代，“自然史”才成为科学研究的“新工具”呢？一方面，古代的自然史地位远在自然哲学之下，不可能被置于基础的地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古代的自然史只是一些零星的成就，而形不成一种能够积累发展的传统。

而使得“自然史”在近代得以发扬光大的，正是印刷术带来的技术条件。培根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记录装备的重要意义：“即使……经验上的一堆材料已经准备在手，理解力若是一无装备而仅靠记忆去对付它们，那还是不能胜任的，正如一个人不能希望用记忆的力量来保持并掌握对天文历书的计算一样。可是在发明方面的工作迄今始终是思维多于写作，经验是还不曾学会其文字的。而我们知道，发明的历程若非由文字记载保其持续推进，总是不能圆满的。一旦文字记载广被采用而经验变成能文会写时，就可以希望有较好的事物了。”

让“经验学会写作”的，正是印刷术。在印刷时代以前，除非有像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那样庞大而稳定的机构支持，一个人要想掌握整套天文历书并作出准确而可以积累的计算，简直是不可能的。爱森斯坦指出：“12世纪《天文学大成》在西方恢复并翻译成拉丁文之后，其保存和传播也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在手抄书时代，……西方天文学家都很少读到全本的《天文学大成》，很少有人传授应用该书的心得。天才的天文学家穷毕生精力，抄写、校订、做概要，但他们所用的抄本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讹误不断增加的本子。”“从托勒密到雷蒙塔努斯的千百年里，新证据不太可能‘逐渐’积累，而是容易出错和脱漏……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停滞’的问题，也不是进步缓慢的问题，而是错漏的过程是如何得到遏制的。”

培根抱怨古人不保留他们的经验记录，以至于他们的研究难以被继承和推进。他提到：“古人们在开始思考之初，也曾备有大堆丰富的事例和特殊的东西；把它们分条列目地汇成长篇；据以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和各种方术；并在把事情弄明白之后就将那些体系和方术发表出来。——可是这时却仅在几个地方插入少数的举例以当证明和解说之用，至于要把全部札记、注解、细目和资料长编一齐刊出，古人们认为那是肤浅而且亦不方便。这种做法正和建筑工人的办法一样：房屋造成之后，台架和梯子就撤去不见了。”

在这方面，培根对古人显然是过于苛求了。即便说古人并不把将经验记录为冗长繁杂的札记和细目这一活动视为肤浅，即便他们任劳任怨地把它们一一记录在案，试想这些乏味而重复的记录有可能被流传于世吗？即便说古人身后的抄写员们也孜孜不倦地把这些乏味的记录传抄下去，这些记录难道不是很快就将变得讹误丛生吗？即便偶尔留存有在某个档案柜中妥善保存的准确版本，其它的学者有可能自由地获取它们从而推进自己的研究吗？

只有印刷术才促成这种往往由冗长的记述、易错的数据和乏味的图表构成的经验记录或实验报告有可能进入学术空间，从而可能被人重复和修订。在这方面，再发达的通信网络也不能取代印刷术的效应——“毫无疑问，如果手写书信传达的是开普勒正在研究一套公式的新闻，那是有效的。然而，用书信来传递《鲁道夫星表》，那就行不通了。当你印行数百册的一部专著，而里面又包含着大量的数字、图表、地图和海图时，甚至当你需要精确而详尽地传达口头报告时，手抄本的效能和机印书相比就极其低下了。”

培根科学方法的第二步也同样源自印刷术的激发，即“必须借着那些适用的，排列很好的，也可说是富有生气的‘发现表’，把与探讨主题有关的一切特殊的东西都摆开而排起队来。”

这种“发现表”是给事物排定秩序，但实质上就是给文本编制索引。分条缕析、纲举目张地撰写文本，是印刷术之后才出现的习惯。“手抄书经常没有书名，而是用卷首词来归类。”更不用说章节名和清晰的目录了。中世纪的学生们偶尔会在自己的笔记中制作索引，以便复习查找，布道者们则为了宣讲方便而为一些作为德行范例故事建立索引，但在这些索引用于印刷术之前，显然都是极其私人化，只是为了方便个人的记忆，而并没有任何客观知识的意味。

而一旦印刷书出现，索引很快就被以一种中性和客观的方式被推广了，“印刷索引早在15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主要是在植物志中”，“启动人们做索引和编写参考材料的动机起初是宗教的传授和说教；然而当索引和参考材料的工作被印刷商用于一切文本时，这样的工作就中性化甚至不带道德色彩了。”

可以想象，培根所说的“把探讨主题有关的一切特殊的东西都摆开而排起队来”的制表方法，是随着印刷术以来的索引和目录学的发展而培养起来的。

四 从史学的兴趣出发关注自然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近代欧洲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先驱者——瑞士学者格斯纳（Conrad Gesner，1516～1565）——恰好也堪称“目录学之父”。

格斯纳狂热地追求图书的编目和系统化，他“致力于编纂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真正综合性的‘通用书目’，以陈列印刷术百年之内出版的一切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著作。”

如果把格斯纳刻画为“博物学家”，就可能造成误解。事实上格斯纳所关心的不是“物”，而是“史”，是文本的编目和系统化。只不过“他非凡的分类学天赋被用于动物的研究，而不是精神现象的研究”。在当时，“自然史”首先就是一门名副其实的史学。

乔治·萨顿“注意到，地理学倾向于成为语文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如此，当他看见‘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文学’和‘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时，他还是感到吃惊。其实，这样的结合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许多早期的田野考察是由出版商、编辑和翻译发起的，……萨顿笔下的皮埃尔·贝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贝隆想要把迪奥斯科里德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翻译成法语，但他的翻译工作步履维艰，他很难辨认古籍里的动植物。他意识到……需要到东方去考察……古希腊博物学家描绘的动植物。’贝隆得到皇家赞助到中东考察，记录观察到的动植物，满载而归。他的书成为自然史研究的里程碑，1553年在巴黎首次印行，接着出了很多版……”

即便到了17世纪，探险家从美洲带来的动物记录，也被用来编纂《词典》——旨在“整理大量围绕亚里士多德动物学原文所作的解释和评论，并纠正它们在传播中的错误。”

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热爱自然的旅行者，或着迷于新奇事物的冒险家，但促使“自然史”这一学问发展壮大的，却并不是探险家们对野生动物的好奇心，而是史学家们对整编史籍的迫切愿望。

诚如福柯所言，仍然被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称作“自然史学家”的自然学者（又译博物学家）“关注的是可见世界的结构及其依照特性而作出的命名，他并不关注生命。”

简单来说，伴随印刷术而兴起的首先是史学的兴趣，即整理和校订古籍的需求。而为了修正古籍由于失传和抄写错误而造成的错漏，人们开始求助于自然界。实地考察、采集标本等活动首先并不是出于对事物本身的兴趣，而是出于校订文本的需要。当然，到最后，“自然”逐渐从史学的关切中解脱出来，反过来成为了历史的对象。这一个过程颇为漫长，直到布丰（Buffon，1707-1788），自然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布丰不再按照事物在人类史籍中的位置，而是按照自然本身的发展史来安排事物。

随着“自然—史”这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自然与文本，自然与知识的关联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其说是人们眼中的“自然”发生了变化，不如说自然观的变化首先仍是由“历史”或“文本”的地位的变迁所带动的。福柯指出：“要让自然史出现，大自然没有必要变得浓密和暗淡……恰恰相反，历史必须成为自然的。在16世纪，直到17世纪中叶，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历史……1657年，琼斯通出版了《四足动物的自然史》……（标志着）在历史的领域中，……两个认识秩序突然分离了。直到阿德罗芬弟，历史就是有关一切看得见的物以及在物中被发现或置放的符号的错综复杂和完全统一的结构：撰写一个植物或一个动物的历史，是一件描述其要素或器官的事，同时也是描述能在它上面发现的相似性，被认为它拥有的特性，与它有所牵涉的传说和故事，它在讽刺诗中的位置，从它的实体中制造出来的药物，它所提供的食物，古人对它的记载，以及旅行者关于它可能说的一切。一个生物的历史就是这个身处把它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语义学网络内的生物本身。”

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到自然界中研究某个生物，和到史籍中研究某个生物，这两种活动是一致的，生物学和词源学即便不是同一的，至少也是融为一体的。拉丁西方的百科全书之最——伊西多尔的《词源》称得上一个范例，伊西多尔认为，“语词是一种超越的东西，本身就可以同真理相联系，通往知识的道路是通过语词来实现的，这些语词应当通过诉诸其词源而不是它们代表的事物才能澄清。……他试图通过对拉丁词的追根溯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结构、获得知识”。

早期的自然史家，乃至自然科学家们，一直到致力于“圣经年代学”的牛顿，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伊西多尔的态度：研究自然与研究史籍都同样有益于对事物的认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近代早期科学家更可能被描绘为手握植物或星盘的人，而不是研究文本的人。博物学家可能研究过托勒密、普林尼、盖仑或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早期机印版本。就此而言，他们常常被指责为看错了方向。‘你可能会想，航海家令人惊叹的发现使人的注意力从渺小的人为之书转向了伟大的自然之书。’但你禁不住要问，如果不用‘渺小的人为之书’交换信息，‘伟大的自然之书’又如何研究呢？”爱森斯坦指出，人们往往曲解了研究自然的方法，天真地构想着科学活动总是要摒弃旧的观念，亲自做一手的观察。而事实上，正如培根早已明示的，所谓的“经验证据”，首先依赖的是记录和整理，归纳法只有基于这些已然被妥善整理后的经验史才有可能。

事实上，“应该相信亲眼观察而不是书本”这一口号不是在近代刚刚兴起，反而是在近代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而刚刚过时。爱森斯坦提到，“古典权威告诫人不要信赖图像，其理由很充分，那就是因为图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样变形。盖仑说：‘病人是医生的医书。’”而在印刷时代，科学家终于可以信赖书本和图像，可以信赖其他学者的描述记录，从而可以免于亲自奔波，坐回到书房中进行研究了。

远离自然，而非亲近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革命之处。正如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 ）所说，处在知识背后的是文本，和更多的文本，以及“层层排列的图表、记录、标签、手术台和示意图……我们并没有自然……我们有的是一个阵列”“自然”是论证的结果而非根据——“没有人能以如下方式介入一场争论，即说：‘我知道它是什么，自然这样告诉我的，它是氨基酸序列。’这样的断言将被报以哄堂大笑，除非这个序列的拥护者能出示他的图表、提出他的引证、提供他的支持来源。”拉图尔这样来诠释近代科学的“哥白尼革命”，即不再是人在自然事物之间漫游，而是改以“绘图室”为中心，把事物聚集起来（Drawing things together）。

而要聚集事物，就必须要用简便的、可靠的媒介来把事物“刻印”下来（拉图尔所谓inscription），除了制作标本之外，纸张和铅字是最好的媒介。

正如福柯所说，“自然史发现自己处于现在在物与词之间敞开的那个间距中”。而这个间距空间，就是那个由印刷术促成并开拓出来的，由文本和更多的文本构成的“阵列”。芒福德也发现，“印刷术……促进了隔离和分析的思考方式……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相比，印刷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所以书本的权威被大大地拓展了。……阅读印刷品和亲身经历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现代科学家当然关注自然，并且走向自然去寻求知识。但“关注”和“走向”的前提是首先已经远离了自然。和教条主义者一样，当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谈论自然知识时，他们摆弄和指点的总是文本，是数据或记述。区别在于科学家并不把面前的文本当作毋庸置疑的“原版”，而总是通过文本的推敲和经验的佐证来不断校订它们：

五 自然成为标准的原版

我们已经说到，科学革命的实质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脉相承，仍旧是“回到文本”。而校订文本的需求促使人们走向自然。不过这一过程尚不明朗——为何这种需求非但促使人们走向自然，而且还大大激发了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比同样观察自然的古人而言，为何现代知识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暴涨？

这里涉及到的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学术界的形成，这个学术界营造出积极的竞争与合作的环境。尽管这一崭新的学术环境比起古希腊的广场或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而言，或许多了几分功利和冷漠，不过却空前地高效。除了自由、民主等基本的条件外，现代学术界至少新增了以下几个新元素：标准化、公开性和著作权。

首先来谈谈标准化。除了秦国的弩机等少量例外，印刷机称得上是历史上第一种实现标准化生产的器械。芒福德感叹道：“印刷术为所有未来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印刷的纸张是第一种可以机械化生产，而且完全标准化的产品，这一点甚至比军队的军装都要早。而金属活字就是第一种完全标准化、可以相互置换的机器零部件，从每个方面讲它都可算是个革命化的发明。”费夫贺与马尔坦也认为，“发展初期的印刷铺，比较像是现代的小工厂，而非中世纪修道院工作室。早在1455年，傅斯特与修埃佛的印刷事业，就已经具备标准化生产的倾向。”尽管早期的印刷书仍然错漏百出，但印刷书能够印发大量勘误表这一实情“本身就显示了印刷术赋予人的新的能力……勘误表展示了标准化的一些效果。”

在某种意义上，“勘误表”的意象对于标准化概念的形成也许更加重要——尽管我眼前这本书错漏百出，但是它终究是可以得到修订的。在流传着的各式各样错漏的版本背后，还有一个最准确的原始版本，修订的工作有可能朝向这个原版步步逼近，最终还原出标准的版本来。

一旦人们也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他们将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复原”这些经典著作。事实正是如此——“盖伦、亚里士多德……他们被抛弃是在印刷术之后一百年才发生的。在1490年至1598年的一百年间，盖伦的著作已经印行了660版。……老普林尼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1550年之前印制出来，其内容而不是风格受到重视。……诚如乔治·萨顿所云：‘古代科学论著在文艺复兴时期印行绝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使用……新文本的发现……是积极的知识积累……搜寻医学手稿是一种形式的医学研究。’”

教条主义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兴盛起来，在古代，即便是《圣经》那样被妥善保存和严密传抄的文本，其权威性仍然不能自明，而是靠教会的权威来保障的。爱森斯坦提出：“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女巫的铁锤》出版后出现的巫师审判也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各地的教士在16世纪都受制于更加严格的‘以书为准’的纪律。”“布道者的布道辞应该直接从《圣经》取材——在伊拉斯谟的时代，这个观点远没有过时，而是刚刚才开始形成。”

当“以书为准”的观念兴起之后，科学家首先不是去试图凭空构建一个新的自然体系，而是想方设法去修订古代的经典文本。早期的科学家们相信古代哲人们的著作经过漫长的传抄，错漏和佚失无数。因此亟需通过辛勤的研究去复原它们。

然而，一旦校订的工作开始，其效果就远远不止于对某本古书进行一次全面的改写了。关键在于，古书的原版、校订版和改写版等等，都将同时流传于世。在这个意义上，说托勒密是哥白尼的同时代人绝不为过，托勒密仅在哥白尼之前不久成为流行，而在哥白尼之后继续流传了许多年。和同时流传于世的不同的手抄本截然不同，手抄本的版本差别暧昧不清，而不同版本的印刷术却泾渭分明，可以拿来互相对比和批评。

爱森斯坦说得好：“新的《普鲁士星表》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代替’了《阿方索星表》，而是因为它成了另一种选择，这就促使天文学家用两种星表去观测天象（第谷的观测就是明证）。”“或许，哥白尼最重大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不如说是提出了经过透彻研究的另一种理论；于是，他提出问题，让下一代天文学家去解决，而不是自己做出答案，让后人学习……在里奇奥利1651年版的《新天文学大全》的卷首插图里，哥白尼的图示和第谷的图示被置于缪斯女神天平的两端，而托勒密的图示则被置于地上，……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画框里表现三种图示清晰的行星模式，这倒是颇为新异的。互相矛盾的《圣经》评注鼓励人们去研究《圣经》本身，同理，‘渺小的人之书’里那些互相矛盾的判断促使人坚持不懈地用‘伟大的自然之书’去检验。”

“第谷之所以有别于过去的观星人，并不是因为他观测夜空而不研习古籍”。第谷也没有望远镜，但他掌握有“前人很少掌握的资源，那就是两种不同的理论的两套计算方法……他有一所图书馆，塞满铅印的文献，他还有擅长印刷术和镌刻艺术的助手。他亲自动手安装印刷机，还在他工作的赫文岛上办了一座造纸厂。”印刷术所提供的资源使得近代早期科学家的知识更新和积累达到了空前的速度。

六 自然成为公开的知识

我们说第谷还没有望远镜，靠的就是印刷术的助力。但是毕竟伽利略就有了望远镜了。那么在诸如望远镜之类的技术中，是否还有比印刷术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新事物呢？不可否认，钟表、透镜等技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史上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要害在于，印刷术对于其它诸多技术的发展而言，也起到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重要的事件即使报告，也是在布道坛上口头报告的。‘透镜在13世纪已广为人知……但在三百年的时间里，有关透镜的一切都停留在一种静默的密谋中……到了16世纪以后，透镜才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到了17世纪初，技术发明已经见之于印刷品了，报界披露光学仪器的发明，于是，许多人就开始争夺发明的优先权，所谓‘伽利略的镜筒’即为一例。”

印刷术一方面把知识条目化，同时把知识公开化，这促进了技术的知识化。使得原先只是在工匠传统中言传身教的技巧和秘诀有可能和科学知识一样，变成一种可积累、可批判的公共学术资源。——“印刷术不是把文件紧锁深藏，而是把它们从箱子和密室里拿出来复制，让人们都能看到这些文档。保存宝贵资料的最佳途径是将其公开，这一观念和传统的观念背道而驰。”

印刷机同时开启了自然史与技术史——古腾堡算得上第一个真正因为伟大的技术发明而著名青史的人物。以往那些被历史记住的发明者多半出于偶然，而且他们发明的前因后果也晦暗不明。而在古腾堡之后，专利权和著作权同时兴起，那些用技术改造世界的匠人都将有机会得享不朽的声名，这是古代的工匠们绝难想象的。

另一方面，在古代，非但技术的发展始终依赖私人的秘传，科学的传统也同样没有完全脱离秘密的领域。爱森斯坦举例说：“塔尔塔利亚……这位自学成才的工匠—作家率先用通俗语翻译欧几里得，但他还是不愿意和算师这一行业里的最新技巧分手告别。实际上，卡尔达诺公布他解三次方程的办法时，塔尔塔利亚竟然大发雷霆……‘现代学者满脑子装着罗伯特·默顿这样表述的一个观点：你将一个想法传达（宣传）给别人之前，这个念头并不真是你的想法。对这样的学者而言，塔尔塔利亚的态度似乎莫名其妙。然而……个人拥有想法的观点本身在塔尔塔利亚那时就是新异而奇怪的。’”

另一个例子是炼金术的转变，正如卢瑟福所说，从炼金术到化学，最重要的转变与其说是对自然的态度究竟是迷信还是理性，不如说是从秘传到公开的转折。

在现代，我们心目中的“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带有了公共性，因此原本属于“知识”的涵义之内的身体知识、技能性知识等等意味逐渐被人淡忘。这与其说是现代人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视野忽视了技术，倒不如说是由于印刷术新近赋予“知识”这个概念之上的公开性要求——知识应该呈现为那种白纸黑字的，能够公开传阅的东西，而不该是任何不能被印刷的隐晦的东西。事实上柏拉图本人的“知识”概念本质上仍是一种技能——回忆的，或者直观真理的技能，而绝非现代人眼中白纸黑字的书本知识。因此在柏拉图那里，只有具备哲学王资质的极少数人才能领略到真知识，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排字工就可能认识的。

而到了培根的“理想国”里，秘密的知识被严令公开：“自然的知识应该公开；实际上严格保守秘密的工匠应该用多种文集的形式来写成‘历史’。”

这种“自然史”的特征是知识的公共性，是公众围绕着文本进行开放的辩论的新传统，而不是浪漫情怀的自然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走近自然深处的不可言传的私密体验。

七 媒介环境学的实践

本章把两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和人物并在了一起，翁的部分（引言与第一节）主要讨论科学革命理论与媒介史的关系，而随后关于爱森斯坦的部分主要讨论媒介理论与科学革命史的关系。翁的部分讨论了口语到书写，科学的前范式到范式的历程；而爱森斯坦的部分讨论了书写到印刷，科学范式的革命历程。由于他们二人都代表了对媒介史强纲领典范性的实践应用，因而放在一起加以阐述。

范式不可通约的概念涉及到强纲领的“公正性”问题。这要求我们悬置现成的标准，尝试理解不同范式、不同的思维框架或世界观之间的鸿沟，尝试理解与我们相异的生活世界和历史境遇。

范式的界限正是“共同体”，而一个共同体的界限和特征取决于人们在其中互相交流“媒介环境”。范式理论所暗示的，恰好就是“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一个共同体所特有的交流环境，比他们实际交流的内容更加关键。在理解历史的发展时，科学的范式比具体的科学命题更为关键。

科学的范式脱胎于生活世界的不同形式，在口语世界中，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共同体”，只有在书写文化中，科学的共同体才可能取得相对的独立。而直到印刷书的时代，一个可以持久传承，拥有共同语言，又能够与自然拉开距离的科学共同体才走向成熟。这正是现代科学革命的条件。

借助爱森斯坦对现代科学之兴起的阐述，是媒介史纲领的一个实例。它没有严格地按照英尼斯或麦克卢汉的路数，但较好地演示了这一纲领的揭示力，通过把媒介当作媒介的“第三种态度”，在媒介兴替切换时考察其影响，揭示出现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如何与媒介环境的变迁相对应。

需要补充的是，本章只是借助了两位学者的工作，把他们引入我自己的思路之内。事实上他们更多的工作在本书中被忽略了，例如翁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应于历史阶段，爱森斯坦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论述等。

写到这里，媒介史强纲领的基本范例已经勾勒完成了，但一个学科范式一旦建立起来，就随时有被教条化、简单化、狭隘化的危险。尽管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对于一些已然呈现出来的弱化或后退倾向，也值得在这里加以纠正。因此后面两章将引入对媒介环境学第二、三代传人的批评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