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媒介环境学的重新定位

一 成为传播学的第三学派是好事吗？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20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兴起。它奠基于以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为代表人物的多伦多学派，1970年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在纽约大学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形成了纽约学派的学术据点。1998年，以纽约学派为中心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本书试图从哲学，特别是技术哲学的背景出发，探讨媒介环境学的定位、范式和意义。本书的任务不仅在于归纳和转述相关学者的思想和论点，而且还要把它当作一门方法或学科，作为整体进行梳理、评价和吸收。

按照媒介环境学学会副主席林文刚所言，“媒介环境学”这个概念在创立三十余年后仍然默默无闻，“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在传播学研究的边缘地带”。而传播学研究的传统一般被认为有两派，即管理（或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前者关注媒介的内容和效果，后者关注媒介的控制和所有权。而按照何道宽等国内学者所说，媒介环境学试图“三分天下”，“成为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大学派”。

这一努力似乎取得了成效。何道宽提到：“到了世纪之交，媒介环境学会（MEA）终于打进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学会的发展过程留下了3个显著的地标：1999年成为美国传播学会（NCA）的分会，2002年成为美国东部传播学会的分会，2003年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团体会员。”

但这样一种定位是有问题的。虽然媒介环境学号称具有跨学科的多维视野，但实际进行解读时，往往只是被定位于传播学之内。事实上，即便媒介环境学真能发扬光大，与传播学中的另两个学派鼎足而立，也并不见得就达到了最恰当的位置。关键在于，媒介环境学并不仅仅是以媒介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专门学科，“媒介”不如说是思考的出发点，而其真正关注的领域远远超出了传播学的范畴。

按照媒介环境学的“官方”定义，媒介环境学指的是“对媒介环境（media environments）的研究，其观点是技术和技艺、信息模式和传播编码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除了“信息”和“传播”，媒介环境学也关心一般的“技术和技艺”，以麦克卢汉为代表，媒介环境学家普遍持“泛媒介论”——“媒介”的范畴不仅包括报纸、电话、电视等，更包括语言、文字、道路、服饰、城市、时钟等等。如果说人类的存在总是“寓于技术”的“共在”（海德格尔的语言），那么所有人类生存于其间的技术环境都可以算作“媒介”。

无论如何，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概念远远超出一般传播学的范畴，甚至比一般的技术定义还要宽泛。

其次，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命题是“媒介即环境”或“环境即媒介”，媒介是人类生活于其中，进行感知、理解和行动的背景，同时，人类之所以有可能感知、理解和行动，也是因为人们总是处在文化之中，因此也就是处在某个技术环境之下。

为了说明“媒介”的意思，波斯曼举例说：“在皮氏培养皿那里……所谓媒介的定义就是培养皿中的一种物质（substance），能够使培养的微生物生长的一种物质。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来取代这种物质，这个定义就能够成为媒介环境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也就是说，媒介就是“作为文化之环境的技术”。

因此，与其说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问题，不如说在“技术环境”之内的“人类事务”或“文化的生长”才是它真正的关切。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文学教授，麦克卢汉后来的据点是“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而波斯曼创立媒介环境学专业之前隶属教育学院。至于其它先驱或代表人物，英尼斯的领域首先是经济史，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以城市史著称的通才作家，法国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1921-1994）以社会理论家和神学家著名，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1903-1988）是古典学家，翁（Walter Ong，1912-2003）以研究中世纪文学史起家，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1923- ）是法国史专家……。

总之，除了在媒介环境学建制化之后被波斯曼等培养出来的第三、四代人物外，媒介环境学领域的几乎所有著名人物，都不属于“传播学”的学科范式之下，也从不以“传播学家”著称。

既然如此，为何羽翼丰满后的媒介环境学，偏要投入传播学的怀抱呢？在包括部分媒介环境学家在内的学者看来，媒介环境学原本就属于传播学，只是因为主流传播学家的忽视和偏见而曾经游离于外。所以羽翼丰满之后，理应被吸纳回去。

但在我看来，“成为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之一”对于媒介环境学派而言，不是拔高，而是贬低。关键是，媒介环境学原本就不属于，也不应归入传播学的名下。

当然，麦克卢汉等人的思想对传播学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他们的思想对其它学术领域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并不证明媒介环境学就一定要借势杀入传播学之内占山为王。就好比说许多物理学家还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应成为物理学的一部分。

二 传播学学派还是史学纲领？

把媒介环境学归入传播学名下，恐怕是基于某种误会。这类似于把科学史这门学科归入理科名下。乍看挺顺理成章，但事实上，科学史虽然以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但本质上却应该属于历史学。即便由于背景知识和学科传统的独特性，科学史在建制上往往会独立于历史学，但就其学理定位而言，它理应属于历史学。

当然，学科建制的归属有其学术政治方面的机缘，例如在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就阴差阳错地被归入理学一级学科，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并列。而具体到各院校来说，科学史领域的学者又经常栖身于哲学院、人文学院、社科学院等等机构。这些建制上的隶属关系显然不总是符合学理逻辑上的从属关系。学者们不得不屈从或利用现实的学界版图，但在学理讨论时却不该受限于此。

波斯曼在纽约大学设立媒介环境学研究计划，最后争取到了“文化与传播系”（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系主任的位置，成为媒介环境学建制化的里程碑，但后人不应把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学术资源变成束缚自己的枷锁。波斯曼可以隶属传播系，但媒介环境学不必隶属于任何系。

本书愿意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与其把媒介环境学归入传播学，不如把它归入历史学。本书希望为它在史学领域确定一个更恰当的定位。

这也不是说媒介环境学应当成为历史学下的一个分支部门，比如说历史学下有技术史，技术史下再有媒介史，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媒介环境学不是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而是提供了一条新的纲领。

好比说，我们有思想史、社会史等不同的编史风格，有计量史学、年鉴学派等不同的编史学流派，而媒介环境学也能成为“一种技术史”乃至“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学秉持某种特别的技术哲学观念，从而把一般的人类文明史叙述为技术史，把技术史叙述为媒介史。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从媒介出发梳理历史的编史纲领。

这种意义上的媒介史并不是把媒介当作研究的“内容”或“对象”，而是把媒介当作研究的“环境”，亦即背景、语境、方法等。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那些被媒介环境学追认的著名学者几乎无一以传播学家著称，但又无一不是以历史学家著称。从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到哈夫洛克的希腊哲学史，从英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到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 ）的“信息革命的自然史与未来”，不仅都是在做历史，而且都不限于媒介的发明史，而是着眼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广阔的历史视野。

三 历史与哲学的双重纲领

历史材料浩如烟海，而编史显然并不是随机去拾取材料然后罗列起来。究竟哪些材料更重要，哪些可以忽略，哪些材料之间有某种线索串联起来，这就需要有特定的编史学方法。

每一种编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蕴含着一种历史哲学。我们既然把媒介环境学引入历史学或技术史的领域，那么也就顺理成章地诉求一种与之相配的哲学或技术哲学思想。

在一些大力引介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学家看来，媒介环境学与技术哲学的关系无非是“寻根”，顶多是“攀亲”的关系，但根本不属于“同一个话语体系”，不应该“拉大旗作虎皮”。所谓“寻根”，是鉴于芒福德、埃吕尔等被追认为媒介环境学先驱的学者同时也以技术哲学家著称，不过随着媒介环境学的发展，看起来与技术哲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了。

于是，我将媒介环境学定位于技术史的同时，还要重建它与技术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好比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姊妹关系——“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跛足的”，这句话放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这里也同样成立。

这种编史纲领同时也是一种哲学纲领，甚至可以说首先是一种哲学纲领，所谓从媒介出发，同时也是从某种媒介哲学出发。这种“媒介哲学”之于哲学，与“媒介史”之于历史学一样，也并非哲学中的一个专题部门，而是某种哲学进路本身。它并不是将某种现成的哲学框架延用于媒介问题，而是本身提供了一套基本框架，也蕴含着对“知识何以可能”、“人是什么”等最基本的哲学问题的独特洞见。这类似于黑格尔以降的“观念史”，马克思以降的“唯物史观”——同时是编史学和哲学意义上的纲领。

也许这的确是某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工作，但我无意拉哲学的大旗来刻意拔高媒介环境学的地位。相反，我试图把媒介环境学作为一面旗帜，或者说作为一种纲领，引入到哲学领域中来，激励起一条独特的哲学进路。

哲学的基本问题无非是人的自我追问：“人是什么？”古代哲学家往往把这一追问引向本质主义的抽象概念，试图在理念世界中确立一个人的理想原型。但现代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存在论哲学，已然打破这种虚妄的幻想，而承认人的有限性和历史性，下文将提到，人的有限性换言之就是媒介性，人总是要通过某些实际的媒介环境才能够认识或改造世界，而媒介既是人的能力的延伸，也是人被局限于其中的命运。因此，追问人之处境，亦即是追问“媒介环境”。

最基本的哲学三问无非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而“媒介、历史、环境”这三个词恰好是对基本哲学问题的回答，或者说我们只能从它们之中追寻自己所要的答案。

而媒介、历史、环境三个概念，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同一件事情：人的实际性，或者说有限性。

媒介，提示出人总是需要“通过什么”而达成什么，人需要借助肉体和器具才能感知世界并有所作为，而这些不得不被借助的东西，都是现实的，是不理想、不完美、有所欠缺的。

历史，提示出人的“命运”，人的时间性。人总是有始有终，不可能去实现所有的可能性。某些事情发生了，而另一些没有发生，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被抛入某个历史境遇之中。我们所拥有的，并不完全听任于自己的选择，而是由历史偶然而又宿命地给予的。

环境，提示出人的限度。人总是身处环境之内，换言之，我们始终被我们所处的世界裹挟着，我们始终是自己世界的中心。

我的哲学立足于存在论技术哲学。这条技术哲学路线以“海马主义”作为指导方针。其中，“海”的一面，即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为代表的现象学传统，开启了一种对技术的存在论解读的路径。而“马”的一面，即马克思的“实际性”思想，或者说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历史性”。注意到，马克思在根本上是以历史学家，而非哲学家来定位自己的。可以说，之所以海马主义中光靠“海”的一支还孤掌难鸣，欠缺的就是史学的维度。当然，海德格尔本人重视历史，受海德格尔影响的现象学家往往也重视历史，但海德格尔毕竟只是一个哲学家，他强调用具的概念，也追究概念的历史，但并未涉足用具的历史，甚至极少拿具体的技术举例。后来的德雷福斯、伊德等现象学技术哲学家们虽然开始更多地关注具体的技术，但也大多是把具体的技术物作为静止现成的案例来取用，而很少进入技术之产生、发展、变革的历史之中。

现象学的要旨是对现成性思维的超越，在现象学家看来，有待反思的事物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让人客观地观瞧，但也不是像怀疑论者那样，认为真理总是某种掩藏在可见的事物背后的永不可见的东西。现象学家把事物看成“生成”的——既不是绝然的无，也不是明显的有，而是在事物自无而有的“显现”之中，我们才可能洞察到真理。而要对事物进行反思，就要设法重现并追究这一“显现”的“发生”。

这样的反思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对个人——自我——经验的反省：我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处于自然态度，客观的视角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呈现的，我通过学习和训练，通过特定的操持和摆置，在特定的“环境”（语境、背景）下，事物才会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向我呈现。那么现象学家就不是去分析这一已然现成呈现的事物的具体细节，而是要去分析使这一呈现得以可能的“背景”，也可以说是“环境”或海德格尔所谓的“林中空地（Lichtung）”。而这所谓的“环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使得“有”（内容）之所以能够被呈现出来而必须通过的媒介。

而另一种形式的反思则不再立足于个人经历，而是去追溯整个人类的“经历”，即历史学——考察几何学发展史与反省几何概念在我个人心目中的生成过程有着类似的意义。而且，个人的生活也总是历史性的，不通过历史学的追究来揭示个人的有限性，有益的反思也难以展开。

从哲学出发去追究历史时，历史事件本身与其说是有待解释的对象，不如说是提供解释的材料。而真正有待解释的是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形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这样的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例如“我如此这般的观念/视角/知识/生活方式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

那么，从哲学的关切出发，我们为何追究到了媒介史，而媒介环境学派于此又有何教益呢？我在稍后会详细展开。我们首先将从“个人——自我——经验的反省”这一层面，确立“媒介”问题的存在论地位，存在论正是对“个人——自我——经验”的反省，对“存在”的追问即是对存在者之显现的追问，而显现总是“通过……”，亦即寓于媒介之中，因此存在恰好就是媒介。随后，我们将引入历史问题，论述为何媒介史作为先验哲学而探究：先验哲学追问知识何以可能，而技术作为外化的记忆是完成综合的必经环节。最后，我们将阐明何谓媒介史强纲领，并把媒介环境学解读为对这一纲领的实践。

四 “环境”还是“生态”？

在进入哲学讨论之前，还需要做一个重要的辨析。在之前的讨论中，“环境”一直是关键词，这在汉语中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如果考虑到我所谈论的“媒介环境学”对应于英文的“media ecology”，这就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准确的直译当然是“媒介生态学”。那我为何要说“媒介环境学”呢？

首先，“媒介环境学”一词当然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汉语学界的现成用法。这一名称被何道宽、李明伟等相关领域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所采纳，而且也被美籍华人，现任媒介环境学学会副会长的林文刚所支持。

在何道宽之前，学界也有许多不同的叫法，如“惟技术决定论（张咏华），技术哲学（蒋宁平），媒介生态学（崔保国）”而何道宽与李明伟等商议后，指出“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

林文刚对这一译名表示认同，他认为“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源头和范式源头超越了‘生态’的生物学隐喻，用‘生态学’直译媒介环境学不能涵盖它的全部范围。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发表的讲话中就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

其次，为何这一名称的译法会出现争议呢？一方面是由于中文传播学界本来已有“媒介生态学”一说，这是一个在本土较有影响的概念，但其背景和理路与北美的“media ecology”大为不同，为避免混淆，因而改变了译法。这有点像“science studies”一词的问题，这个词直译过来可以是“科学学”，但这个概念已经是一个在中国本土较有影响的学科进路了，而此“科学学”与彼“science studies”旨趣迥异，于是学者们为“science studies”设计了许多译法，如“科学论”、“科学研究”、“科学元勘”等。

同时，与“science studies”类似，“media ecology”定名的多元化未必只是因为某个已有的本土名词“从中作梗”的缘故。事实上，这个概念本身在西方学界也从来不是界限明晰的。许多时候，“science studies”都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PS）”等领域相互重叠，本身就没有一个精确的范围。一个学者完全可能身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拿着“科学哲学”的学位，研究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最后被学界认同为属于“科学元勘”的传统。

“媒介环境学”的情况也是类似的。“media ecology”是在波斯曼主持下，在纽约大学所建立的学位点和教学计划的名称，这一名称的选取本身也是与校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在1970年代，“生态学”正好是一个颇为时尚的概念，波斯曼借用这一概念更容易争取到校方的支持，但未必在学理上就是最佳选择。好比在中国，“自然辨证法”曾是一个学科领域的官方名词，这有其时代环境的缘故，但是用“科学技术哲学”等概念去介绍和整理中国自然辨证法学界的传统，可能是更加恰当的。

因此“媒介环境学”并不只是对media ecology这一英文词组的翻译，而是对一个特定学术脉络、学科传统的指称。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媒介理论”、“媒介形态学”、“媒介决定论”乃至诸如“技术与文化研究”等各种概念去界定这一传统，这一概念的选用不仅仅是一个翻译问题，本身也体现着对这一学派特征的把握。

前文已经谈过，理想的学术理路不应当受限于现实的学科建制，如果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对波斯曼所创立的那个教学计划的名称进行翻译，那么最佳的翻译自然应该是“媒介生态学”，但如果说更重要事情是找到一个最能突出关键的词组，去把握相应的一系列学理思想，那么相比“生态学”，“环境”一词更加切中肯絮。

媒介环境学把媒介作为人类生活、思想和文化的“环境”来考察。所谓环境，包含背景、语境、条件等涵意，这些都是“生态学”一词所不具备的。麦克卢汉提到过，“环境（environment）的希腊词源是perivello，其意义是：四面八方同时来袭。环境不仅是容器，它们还是使内容全然改变的过程。”用麦克卢汉喜欢的概念来说，“环境”是一个“听觉—触觉世界”的概念，而不是“视觉世界”的。视觉偏向于疏离，因为目光是主动的、界限分明的、无限向外射出的，而耳朵则是被动地承受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影响。

而“生态学”一词由海克尔在1866年所造，在20世纪后半叶被发扬光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专门术语，指称一门科学领域，把生物体及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科学研究。

生态学的概念也蕴含着对“环境”的考察，但“生态学”一词比“环境”包涵更多的科学性的意味，这一点恰恰是多余的。正如林文刚所言，媒介环境学更强调人文关怀：“之所以选择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个词本身体现并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和实践；反过来，它使人看清媒介环境学人文关怀和身体力行的一面，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践行’媒介环境学和‘研究’媒介环境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媒介环境学的天然使命是促使这个世界成为更加适合人生存的地方和环境。”

注意到，环境一词看起来更偏向某种意义上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环境一词蕴含着一个“中心”的存在，相对于这个中心，环境才称之为环境。的确，环境是人的环境，是人的“周围世界”。

“人类中心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罪名，人们认为它导致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盲目自大，肆意征服，最终造成环境危机。但是媒介环境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却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它强调的恰恰是人类的有限性，也就是说，人并不是全能的上帝，我们只能站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我们的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所提供的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这些并非万能，并非透明，而总是有所偏向的媒介环境，才能认识和改造世界。人并不能僭越地获得俯瞰一切的上帝视角，人的视角总是从它自己有限的背景出发的，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狭隘，但永远不可能最终摆脱自己的历史性，也就是说，自始至终，人类只能作为有限的“我”，与世界打交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都处于中心。

而在生态学的视野下，人似乎不再位于中心，而是与万物相并列。但这恰恰要求一个超然俯瞰的视角——所谓“科学的”、“客观的”视角，即把人类和万物都作为研究的“对象”来审视。但这种对象化仍然是有条件、有背景、有媒介的，我们只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才完成了这一对象化。也就是说，在生态学视野中，虽然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是“中心”，但科学家又成了新的“中心”。如果这一宿命般无法逃避的“中心”的存在未曾得到反省，那么人们可能陷入更深的僭妄，事实上当代科学的问题严格说来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上帝中心主义”——人，或者准确地说是科学家，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超然的出发点。而媒介哲学恰恰要把人从云端拉回“中心”，把世界或万物从摆在人类对面的“对象”变回围绕着我们身体的“环境”。

下面我们将从哲学出发，讨论“媒介”的意义，阐明媒介哲学所揭示的人的有限性和历史性。也就是说，媒介环境学恰恰要正视“人类中心”这一命运。既然如此，“环境”当然比“生态”更为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