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媒介的经济史——英尼斯的“偏见”

一 媒介史的开辟者

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与麦克卢汉一道，被认作媒介环境学派的开创者。麦克卢汉高度评价英尼斯的贡献，为其两部主要传播学著作作序，甚至把自己的成名作《古腾堡星系》看作“英尼斯观点的注脚”。

不过后来，随着麦克卢汉声名鹊起，英尼斯反倒成了在麦克卢汉研究中的一个注脚，成为解释麦克卢汉思想渊源的一个铺垫了。在媒介环境学的学术语境下，英尼斯通常作为麦克卢汉的背景或对比者出现。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英尼斯的独特价值，特别是詹姆斯·凯利，他把英尼斯置于比麦克卢汉更高的地位。进入新世纪后，英尼斯在学术界焕发新生，一系列研究文集和专著陆续出版，如阿克兰（Charles R. Acland）等编著的文集《英尼斯在新世纪》（Harold Innis in the New Century,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1999），海耶尔（Paul Heyer）撰写的《英尼斯评传》（Harold Innis, Critical Media Studies，2003）等。

即便如此，人们对英尼斯特点的理解，经常仍停留在风格和态度方面。例如何道宽认为“英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考证，注释不厌其烦……”，而“麦克卢汉是文学家，善于修辞而不求严谨，且不作一注”。也有学者指出英尼斯对技术的悲观主义和批判态度与麦克卢汉形成对比。

只有詹姆斯·凯利切中肯綮，他把英尼斯的工作刻画为“一种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学术研究模式”，并指出：“麦克卢汉和英尼斯都把传播技术认作核心，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技术主要以何种方式发生作用。英尼斯认为传播技术主要作用于社会组织和文化，而麦克卢汉认为它们作用于感官组织和思想。麦克卢汉更多地谈论感知和思想而较少谈及机构；英尼斯则反之。”

无论风格的差异和研究焦点的不同，折射出的实质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学术进路：英尼斯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出发，而麦克卢汉从修辞学和存在论出发。其中的异同类似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为当代技术哲学开辟的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进路仅仅概括为“社会批判”路线也是不完整的，马克思所开辟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历史学进路。

通过历史学揭示出人的实际性，与通过存在论揭示出人的有限性，这两条线索互相补充，构成了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基础。

由于英年早逝，英尼斯在传播媒介史方面留下的工作是非常粗糙的，但这些勾描轮廓的工作恰能展示出媒介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初创之时是如何艰难摸索、自立门户的历程。相比麦克卢汉和后来的媒介环境学家，英尼斯对各种媒介的思考并不深入，但他更有历史学家的自觉。从英尼斯的工作中，我们能够看到媒介问题如何从历史学的边缘变成中心。

二 从交通到交流：经济史到传播史

在其晚年转向传播史研究之前，英尼斯就以加拿大经济史家名著于世。英尼斯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深受芝加哥学派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回到多伦多大学任教后，他撰写的《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引》（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1930）和《鳕鱼业：国际经济史》（The Cod Fisheries：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1940）等大宗商品研究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41年他参与创建经济史学会并担任学会第二任主席（1944），后来又担任过加拿大皇家学会主席（1946）和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1952）。

而就在其学术声誉达到顶峰之时，英尼斯突然转向传播史研究，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出版了《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变化中的时间观念》（1952）这三部“传播学”著作。

英尼斯的晚年作品在当时不被理解，除了研究主题的突然转向之外，其研究风格也一改早期作品的严谨细致，而更像是“松散的笔记”，“原因之一可能是它们提纲挈领的性质，……也许健康恶化让他感到时间紧迫”。英尼斯在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了未竟的《传播史》手稿。

在60年代，英尼斯的传播学工作由于麦克卢汉的推进而重新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他早年那些享誉学界的经济史研究反而被人遗忘了。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英尼斯的前期与后期工作并没有截然的断裂，其传播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仍然是其经济史研究的延续。

例如凯利认为，“他的传播学论著是他早期论著的自然演生，他论加拿大政治经济形成期的研究成果为后期的论著作了铺垫。他的研究课题总是帝国、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他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贸易而不是生产，是贸易线路、运动、流动和流通，而不是工厂和生产方式。”

海耶尔指出英尼斯对媒介和传播的兴趣“是他早期政治经济学兴趣的产物。在他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中，物质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李明伟也认为英尼斯早期的经济史工作就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贸易的技术条件”，而后期“对‘媒介—知识—权力’关系的研究，直接沿用了他前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发现的‘交通—经济—权力’这一关系逻辑。”

英尼斯本人也把其传播学研究定位于经济史，例如他认为其《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显而易见，我们执著地考虑帝国兴衰的经济原因。”在另一处，他指出自己正在谈论的是“知识的经济史”。

当然，在这里，英尼斯延伸了“经济史”的含义：不再是指某种“以经济为对象的历史”，而是成为某种史学视角——叙史的对象是“帝国的兴衰”乃至“知识”，而“经济”是一种叙史的立场而非课题。英尼斯的经济一词更类似于“生态”或“环境”，指的是侧重于物质条件而言的整个社会背景。

这种“经济史观”正是英尼斯前期到后期一以贯之的立场。他所继承的芝加哥学派的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也正是“跳出经济和市场领域，在广阔的社会变迁图景中分析心理、习俗、制度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其变化，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经济的静态、刻板研究。”

的确，英尼斯对传播媒介的研究是其早期大宗商品贸易史研究的延续。在对加拿大经济史的研究中，英尼斯发现，“加拿大的经济史一直被西方文明的中央和边缘之间的差异所主宰。精力被导向对大宗产品的开发……农业、工业、运输、贸易、金融、政府活动都变得从属于大宗产品生产，以满足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社会的需求。”加拿大自治领的建立及其成为独立国家的过程，也与相关的贸易路线息息相关，加拿大几乎就是沿着皮货交易的路线建立起来的。

英尼斯意识到，贸易路线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在原产地和目的地之间的中性的输送管道，它就是两个地方的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贸易路线的改变，哪怕只是运输速度的增快或成本的降低，也会对两边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地域关系产生冲击。

航运成本的降低可能让一些“价格较低的货物随之兴起，成为（新的）大宗产品”，“每当大宗货物的生产转到新的大宗产品的时期，必然要产生危机。旧的结构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然后才产生一个与新产品相关的新的结构模式。”例如“中美洲硬币对欧洲价格，皮货对法国，小麦对英国和俄国革命……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廉价的新闻纸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控制新闻轰动噱头的尝试——这一切都表明，大宗原材料的大规模组织和生产，都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这里，英尼斯把新闻纸这一传播媒介和其它大宗商品放在一起，谈论它们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事实上英尼斯正是在攻克了皮货、鳕鱼等课题后，试图转向加拿大经济中的另一件重要的大宗商品，即木质纸浆（纸浆用木材和新闻纸）的研究时，突然间打开了思路，一举转入传播史研究的。自始自终，英尼斯都是从交通运输的视角看待传播媒介的。相比于麦克卢汉把媒介看作“人的延伸”，英尼斯还未曾把媒介上升到这样的哲学高度，他仍然是以“传输通道”的日常概念来理解传播的。但是，由于他对“传输通道”的理解已经高人一筹，这些洞见被引入媒介问题时，新的视野就打开了。

英尼斯拓展了“运输”的含义，在交通路线上往来运输的，除了商品，也可以包括新闻、信息、知识等等。和商品一样，知识也有其源产地和兜售地的区别，也有运输和交通的问题。而知识的运输也不是中性的，而是参与者知识产地和知识接受者各自的文化结构和相互的依附关系。正如大宗商品的贸易形成了权力的垄断和地区的分治，知识的交流方式也决定着权力垄断和阶级划分的形式。而知识传播的媒介一旦改变，哪怕只是速度上的提升，也会对整个社会结构带来冲击。英尼斯说：“由于传播速度对经济制度最敏感的要素产生冲击，传播速度的显著变化对时间垄断就产生深远的影响……传播技术变革的性质造成的不平衡打击了经济制度的核心。”在这里，传播一词同时包含早期经济史中商品交流的意义，也包含信息媒介的意思。

顺便说一句，把communication译成传播是不太妥当的，它是交流、通信的意思，也不仅仅包括信息的传递，也涵盖其它交流、往来的形式。中国人最早就把它译成“交通”，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英文名称就叫Bank of Communication。可惜在现代中国“交通”一词的原意逐渐被狭隘化，专指人员和货物的运输，而在人际交流通信意义上的本义反而被剥离掉了。一旦我们还原“交通”的本义，那么不妨说英尼斯自始自终都致力于“交通史”的研究。

“传播”一词错误地暗示交流活动似乎是一个从中心向外围单向扩散的过程。但这一“中心—边缘”模型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正如贸易的发展自然会催生某些集中化的趋向，如集市、经济中心、商业寡头等，传播过程也会产生知识的垄断，某个地区或某个阶层逐渐成为知识的掌控者，而边缘地区则接受辐射式的影响，越是位处边缘，知识的传达就越弱，但权威的控制力也越弱，因而酝酿着变革的契机。后面我们将看到英尼斯如何把经济学中的垄断理论应用于传播研究之中。

三 偏见：历史和历史学

英尼斯最具影响的著作《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一书的标题恰当地概括了他的核心洞见。上面我们提到了“传播”一词的双重含义，下面我们将看到“偏向”一词同样具有双重含义。

当然，英尼斯本人并没有明确解释这些含义，正如海耶尔所说，“不消多说，英尼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他核心术语的现成定义。恰恰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的标题，‘传播的偏向’，就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把‘传播’与‘偏向’二词链接了起来”

“偏向（bias）”一词略带贬义，一般用来指责某人的观点“偏见”或态度“偏心”，这也正是《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偏向”一词被经常使用的方式，即意指在传播媒介的影响下，人的偏见。

在前言中，英尼斯就开宗明义：“本书试图回答一篇心理学文章提出的一个问题，已故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哲学教授詹姆斯•本•布洛克（James Ten Brocke）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注意我们所注意的事情？’我这些文章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它们反映了我受到吸引以后所做的一些思考。它们强调，在决定‘我们所注意的事情’方面，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又说明，‘我们所注意的事情’发生变化之后，传播的变化就接踵而至。”

所谓“偏见”，正是“注意我们所注意的事情”的偏向。而对偏见的反思是从作为经济史家的英尼斯本人开始的。英尼斯随后说道：“据信，历史并非天衣无缝的一张大网。历史是由时空经纬编织而成，这张大网是不平坦的，它产生了许多扭曲的模式。作为经济学家的我，有一种偏向，或许会把垄断理论推向不合适的极端。然而，社会学家有责任去检测其工具的局限性……循环理论与之相似。”

在这里，英尼斯暗示了他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即垄断理论和循环理论。同时，英尼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事实上英尼斯在这里强调的恰好是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原则。他曾经提出：“我们需要一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社会学或哲学，一种知识的经济史，或一种经济史的经济史。”

通过研究历史的偏向，历史学家同时也在反省和确认自己的历史学的偏向；通过考察其它时代或其它文明的偏向，我们也同时在反观自己文明在现时代的偏向。

英尼斯认为，历史学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对现在的执著”和“好古癖”，其中经济史最为突出，经济史家要么把历史学与经济学割裂开来，要么把它当作经济学的基础。英尼斯认为历史学是带着对当下有所反思的视角去考察历史的，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相似和对比中，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下的局限性。既不能把历史当作与当下毫无关系的另一世界的故事，也不能完全用当下现成的标准去裁量历史。

历史学研究也有两种偏向：偏向时间和偏向空间。前者过多关注历史的连续性，关心文化和宗教的传承发展，英尼斯把汤因比作为典型：“倚重宗教问题，忽视空间问题，尤其忽视行政和法律问题。”而偏向空间的史学研究，则更关注当时的政权更迭、领土扩张、经济数据等，而忽视文明在时间尺度上的传承持续。

而历史学的偏向有双重来源，一是研究者的偏向，二是研究对象的偏向，也就是历史学家笔下那个时代的那个文明，本身有一种偏向：或者偏重时间，或者偏重空间。例如考察蒙古帝国的历史时，历史学家就不得不侧重于领土扩张、攻城略地的方面，因为蒙古人本身就不偏重文化传承。英尼斯认为，不同文明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偏向，是当时的主导媒介决定的。因此有反省意识的历史学家不仅要顺着特定的偏向写作，更要追究相应时代的媒介环境。但这一工作是困难的，这是因为研究者本身也也处于一个媒介环境之中，其视角本身也有偏向：“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的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

英尼斯认为现代学者受到印刷术、报纸、广播等空间偏向的媒介的影响，过分注重“当下”，而失去了对时间问题的关切。时间被理解为一条线性的数轴，仅仅用来标识各历史事件的先后关系。和数理科学一样，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关系变成单调的数据来考察，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的经济环境，都被放到相同的数学模型下分析，人的追求也都被简化为快乐值、幸福度之类的指标来评价。这正是芝加哥学派制度主义经济学强烈反抗的东西，

英尼斯的精神导师，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就“对那种认为经济学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发起挑战”，反对“享受主义计算法”、“理性经济人”等概念，而强调“追溯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制度和习惯的复杂演变”。英尼斯也深以为然。他指出，那种重计算而忽视演变的研究方法正是现代媒介环境过分偏向空间而忽视时间的结果。

这种对时间的忽视和对当下的执著影响广泛，他提到：“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其显著表现是，寿命短暂的东西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执著于当前的心态，排除了对时期和时间的思考。”让人们失去了历史感和长远的眼光，“生活在此刻，为此刻而生活，其实质是驱逐个体生存的连续性。”现代人享受当下、及时行乐的快乐主义，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业主义，现代国家侧重军事扩张和文化殖民的发展趋势，都与失去历史感的大环境有关，“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 英尼斯试图在执著当下和好古癖这两种历史学偏向中寻求平衡，这同时也是为现代人的时空感官寻求平衡。他试图追溯“现代人对时间的执著出现之前，人们对时间的态度有何变化。”“考虑其他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自己文明的偏向。无论如何，这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文明的特征抱更加谦虚的态度。”

英尼斯的“偏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他作为加拿大人的身份，英尼斯热爱他的祖国，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体现着他对自己历史处境的尊重和关切。加拿大处于现代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带，是英、法、美等大国角力的舞台，英尼斯对加拿大的国际境遇极为关切，对美国施加的经济压迫和文化侵蚀感同身受，正如切特罗姆所说：“英尼斯的传播研究，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以一名清醒的加拿大人的身份，对战后美国的文化蔓延和经济霸权展开抨击开始的。”凯利更是把英尼斯的加拿大视角和对口语传统的偏重诠释为“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凯利认为英尼斯在加拿大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这是一种地方性的、参与式的，而非普适的、观察的知识形式。这种把英尼斯塑造成一个后现代知识社会学家的诠释当然有过度之嫌，但并非空穴来风，鉴于英尼斯对“知识经济学”的开辟和对对称性、反身性的强调，完全可以与后现代思想产生共鸣。

无论如何，英尼斯对加拿大寄予厚望，因为加拿大位于现代西方文明的边缘，是各大权力中心之间的夹缝地带，而这也是最可能酝酿变革的地方。这正是他在传播史中观察到的历史模式：当垄断者占据中心时，动荡的苗头就会在边缘地带酝酿，新媒介从边缘开始流行，最终建立起新的秩序。

四 正反合：历史的循环

前面说到英尼斯暗示其理论工具为“垄断理论”和“循环理论”，这指的就是“中心—边缘”的历史轮转模式。

据信，英尼斯深受“加拿大辩证法传统（Canadian Dialectical Tradition）”的浸染，尤其受黑格尔影响颇深，而《传播的偏向》第一章标题就引用了黑格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来解说他的历史模型。

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自行运转，经过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实现自身的过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来，每一个观念都包含着异化和自我否定的因素，而从“正题”中异化分离出来的“反题”与“正题”形成张力，互相充实，升华为“合题”，于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历史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虽然没有明言，但英尼斯的历史模型与黑格尔如出一辙，只不过在英尼斯那里，正—反—合的历史过程不仅仅是观念与观念之间抽象的对峙、碰撞和融合，而是在现实中发生的——观念并非漂浮于虚空之中，而总是被特定的人群所持有，又不断向其他人传播。在观念的发展史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以某种媒介控制着某种观念的某些人，与从边缘诞生的以另一种媒介发起另一种观念的另一些人相互交流——历史的运转正是这些人与人、阶层与阶层、文化与文化、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峙、碰撞和融合。

英尼斯说道，“在文明的政治史和军事史中，知识垄断与有组织力量（organized force）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学问的兴趣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在稳定的社会中，有组织力量的强大，足以给社会提供持久的保护。对学问的专注必然会形成文字的传统，而且要产生垄断的文化成分。垄断成分必然产生僵化，必然缺乏与口头传统和口语的接触。……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有组织力量和口语的关系随之削弱。在技术变迁面前，崩溃随之发生。这种崩溃发生在边缘地区，因为知识垄断的影响达不到边缘的地区。”

简单来说，交流带来知识的繁荣，而知识的繁荣必定促成学术的中心，建立学术的传承。而学术传承制度化以后，就形成知识的垄断，一个特定的人群把持着权威的教条。进而，垄断势必造成僵化，教条带来停滞，知识的繁荣往往在其达到顶峰后盛极而衰——“文化繁荣出现在崩溃的前夕”，这就是所谓“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文明的黄昏时才起飞。而在边缘地区，由于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较弱，因此蕴含着变革的动因，某些新的知识形态借助新的媒介在边缘的地区或阶层中传播开，形成与垄断者对峙的新力量，打破权力的平衡，新的秩序呼之欲出。英尼斯说道：“知识垄断到了一定的程度，人的精神就取得突破，在新的社会层次上和社会的外围地区取得突破。”而这“繁荣—垄断—失衡—革新”的历史循环理论，正是英尼斯治史的线索，他说道：“在每一个时期，我都试图追踪，传播媒介对于知识的性质有何含义，并试图说明，知识的垄断或寡头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平衡就搅乱了。”

知识垄断又分两个维度，一是时间垄断，二是空间垄断。时间指的是知识的保存和传承问题，空间则是说知识在广阔的领土间传达和控制的问题。不同的文明根据其主导媒介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时空偏向，有些更偏向时间，这种文明更具宗教性；另一些更偏向空间，这种文明就更具扩张性。过分偏向时间的文明有很强的文化韧性，但难以建立强盛的帝国，也会抑制创新的活力。而过分偏向空间的文明可能短时间控制大片疆域，但难以维持文化的凝聚力，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而人们控制和传播知识的方式取决于媒介的特性，有些媒介将加强时间偏向，而另一些则加强空间偏向。英尼斯说道：“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当然，偏向是相对而言的，不可能有只讲宗教而毫无军事扩张的文明，也不会有完全不重视文化传承的文明，在同一文明内部，各个地域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倾向，宗教组织和军事组织总是并存于世，多种传播媒介也同时发挥作用。只是根据这些地域之间或阶层之间的从属和控制关系，文明展现出某种整体的偏向。英尼斯说道：“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而且，在同一文明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印刷术以降的西方文明即为一例。即使在一个政治区域里，不同地域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度也迥然殊异。……在解释这些差异时，我们的着力点是传播技术的变革。”

只有在难得一遇的“间歇期”，某些文明可能在时间与空间之间达成平衡，既稳定又活跃，各个阶层之间也相处融洽，这就是文明的繁荣期。这种平衡往往由媒介的变化导致，新旧两种媒介环境之间构成张力，形成了动态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技术不断在革新，平衡一再被打破，文明最终还是会偏向一边。英尼斯说道：“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这两者之间求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

例如古希腊时期一方面是由剧院、广场支持的口语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是改良后的元音字母文字带来的文字传统。希腊的口语传统重视时间，诗人传送着英雄的事迹，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追求不朽的声明，这正是阿伦特所谓的“积极生活”；而以元音字母和莎草纸为媒介建立起来的文字传统则忽视时间，追求静态的理念世界。

但希腊人强大的口语传统没有立刻被文字传统推翻，而是与文字环境互相补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成了伟大的希腊奇迹。但最终文字还是压倒了口语。英尼斯提到“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瓦解。”在希腊思想的顶峰，在柏拉图的身上，还残留着口语传统的深刻影响，但柏拉图已经义无反顾地拒斥了口语传统，在他的理想国中驱逐了诗人。这恰好标志着盛极而衰的历史轮回。

英尼斯就用这样一套历史模型，梳理了从苏美尔到现代的整个西方文明发展史（偶尔述及中国和印度）。他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判断：例如埃及和巴比伦通过复杂的文字系统垄断知识，而对垄断的摆脱则发生于边缘地区，即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表。又如，“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到了巴比伦人对石头的依赖以后才得以抵消。于是，卡西特人建立的巴比伦第二王朝时期，就实现了相当长期的稳定。”英尼斯还把古希腊梭伦和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解释为“口头传统对时间的垄断走向衰落……空间问题日益重要，平民阶层兴起，文字普及。” 而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里亚兴建图书馆的行为被解释为“为了抵消旧都底比斯僧侣阶级的影响。俗语系统和硬管笔受到鼓励，从而损害了僧侣书写和软管笔。”西欧的修道院制度的背景则是“埃及的莎草纸供应被伊斯兰教徒切断之后，产生了知识的垄断，修道制度的势力因此而得到加强。”还有“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视为报纸和图书的冲突，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被认为是报纸和广播的冲突。”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被解释为“时间垄断的消失加速了国家控制的扩张”。

我截取了这几段只言片语列在这里，事实上在英尼斯本人的文字中，这些断言往往也是跳跃而出，往往并没有细致的概念辨析和详尽的历史展开。要仔细梳理、重现英尼斯的历史叙事是相当困难的，也没有必要，毕竟英尼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媒介史勾勒出的叙史模型。

五 纸的历史

虽然要从英尼斯草稿似的文体中梳理出清晰的历史叙事并不容易，我仍然希望选取一个焦点，展示一些实际的编史实践。英尼斯对媒介的关注面是比较窄的，虽然在广义的“交通媒介”的意义上，英尼斯也偶尔关注车马、河道等问题，另外在现代部分也关注广播和电报。但其传播史工作主要聚焦于文字的载体方面，除了古代的泥板、石板等，主要就是广义上的纸：包括莎草纸、羊皮纸、麻布造纸、印刷书、木浆造纸等等的沿革历史。

莎草纸用产于尼罗河流域的纸莎草制作而成，它的“生产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它适合一个集权政府的需要。”莎草纸的供应支持了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进程，早在法老时期就是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莎草纸便携和易损的特性带有空间扩张的偏向，更因为原产地的集中使之容易被垄断，因此适合集权政府的管理。但在帝国的边缘地区，知识的传播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媒介，西欧的识字者选择了羊皮纸。

事实上欧洲的教会直到11世纪仍然在使用莎草纸书写一些公文，而拜占庭帝国对莎草纸的应用可能还更久一些。毕竟无论如何，作为垄断者的上层阶级总容易获取这些材料。他们缺乏改革的动力。但边缘地区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兴起于蛮族的西欧各国，它们远离文明的中心，也没有什么大城市，更谈不上知识中心了。在农村地区建立的修道院是欧洲中世纪保存知识的唯一薪火，而修道院与羊皮纸互相支持，形成了新的媒介环境。

英尼斯接着说：“羊皮纸适合非集中化的农业经济。羊皮纸耐久，用它抄写的书查检方便，所以它特别适合大部头的书，尤其是《圣经》和法律书。反过来，抄写大部头的书又很困难，所以其产量很受限制。……因为主要靠莎草纸卷保存的文明的材料，必须要用羊皮纸重新抄写，因此就兴起了一个彻底的审查制度。围绕羊皮纸的知识垄断重视宗教，损害了法律。羊皮纸这种媒介适合修道制度从埃及向欧洲的传播。”

羊皮纸圣经“更加耐用、紧凑、且容易翻阅。”，这“加强了《圣经》的地位，也加强了法典的地位。……《圣经》的厚重和权威就得以突显了。”

也就是说，尽管修道院制度起源于埃及，但最终却在西欧生根开花，这并非偶然。边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欧洲人必须倚重羊皮纸，而另一方面，羊皮纸反过来又促进宗教生活，加强宗教的权威，使得修道院制度形成体系，控制了知识：“羊皮纸的特性给修道院的组织力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对西欧强大宗教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最终基督教会成为了新的知识垄断者，修道院中的经院学者发展出一套与希腊式的学院完全不同的新的知识形式。

然而，历史的车轮继续滚动，盛极而衰的循环又开始了。在托马斯·阿奎那集大成的工作让经院哲学臻于巅峰之时，修道院制度下的知识垄断已然日薄西山。新的竞争媒介又出现了。“这种新媒介在西欧的边缘露面，它满足下层社会阶级的需要。”这就是来自中国，经伊斯兰世界传西欧的“纸张”。

英尼斯说道：“基督教组织强调的是对时间的控制，而知识垄断是以羊皮纸为基础的。后来，纸张和羊皮纸唱起了对台戏。贸易和城市的发展，俗语地位的提升，律师地位的日益重要，都要依靠纸张的支持。纸张加强的是民族主义的空间观念。”

莎草纸适合中央集权，羊皮纸适合农业经济，而纸张则适合商业和城市的发展。“纸的生产传到欧洲是商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始于1275年前后，纸张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成长，其表现是保险单和汇票的使用。”随纸张一起传来的阿拉伯数字也大大促进了商业。

羊皮纸可以在农村由牧民制作出来，但纸张的大量生产则依赖于商业和手工业，因此首先在城市中心发展起来：“造纸工业在巴黎和朗格多克等中心发展起来，以适应政府、大学和一般学校的需要。造纸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这种熟练劳动具有垄断性，曾有许多人尝试控制造纸工人的流动，但是，工人流动到原料产地和成品产地的成本比较高，不如运输原料和成品节省钱。纸的生产与羊皮纸不同，羊皮纸生产的地域可以很宽广；但是从碎布供应到销售市场来说，纸基本上是城市的产品。乡村修道院控制教育的局面，已经被取代。城市的教堂和大学发展了。”

伴随着纸张取代羊皮纸的，是商人阶层和手工业者地位的变化，从边缘走向中心；城市中的大学也逐渐取代农村中的修道院，成为知识的中心。经院哲学和教会的权威受到挑战，市民社会的兴起让教权与王权之间不太稳定的平衡状态趋于打破，呼唤着新的平衡。

教会和修道院也开始反击，教会组建了宗教裁判所试图加固对知识的垄断，而从修道院传统中新兴的修会如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也开始利用纸张、俗语，并更多地展开布道活动。

事实上，“保守势力”的“垂死挣扎”是有益的。这种新旧媒介对峙的张力正是促进文明鼎盛、思想繁荣的条件，英尼斯认为“宗教组织的知识垄断倚重羊皮纸和乡间的修道院制度，政治组织的知识垄断倚重纸张，倚重都市的工业和贸易。这两种知识垄断的融合，使法兰西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大大加强。”

然而纸张的垄断也是短暂的，这一新垄断将将建立起来，又遭遇了印刷术的挑战。英尼斯说道：“先是修道院垄断知识，接着是大城市的抄书匠行会垄断知识。大部头书籍的价格不菲，于是就有人企图用机器来对书籍进行再生产，结果就是德国人发明印刷机。当时的德国处在抄书匠行会把持地区的边缘位置。法国的集中控制方针使之不善于逃避行会的垄断，政治上分裂的德国却比较能够逃避行会的控制。”

中世纪晚期直到现代，历史的车轮飞速转动，新媒介的更替此起彼伏，中心与边缘的交锋也不断上演。但在英尼斯的笔下，这一段紧张的历史进程始终遵循着他的垄断—循环理论，每一次变革都发生于前一个垄断结构的边缘地带，背后也都有新媒介的身影。当然除了媒介技术的革新之外，各国不同的地缘环境，文化背景，都先后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英尼斯总结道“自从密涅瓦的猫头鹰从君士坦丁堡起飞以来，它只是短暂地在西方找到了栖息之地。它从意大利飞到法国、荷兰、德国，法国革命之后，它飞回法国，飞到英国，最后它又飞到美国”。英尼斯认为美国文明的兴起与报业的发展不无关系，英国的出版管制制度在它的边缘地区酝酿起变革。报业在美洲占据主导地位，而报纸偏向于空间，因此美国文化呈现出偏爱扩张的帝国主义样貌。美国的兴起也与“快速印刷机，铝版浇铸法、整行铸排机、木浆造纸术”等一系列技术发明互相促进，最后这些技术伴随新兴的商业主义文化又传回欧洲，摧毁了欧洲的平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无影响。”

当然，上面的梳理添加了许多我自己的理解，也省略了大量英尼斯关注的环节，但英尼斯本人的叙述也是散乱粗糙的，许多断言也许经不起细密的考证，另一些则可能过于简单化。但从以上的梳理能够感受到英尼斯提供的线索的确能够展示一种与众不同的叙史框架，这一历史的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紧张情节一点都不逊色于偏重军事与征服的历史叙述。

英尼斯作为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人，在本书专设一章是理所当然的。但英尼斯的贡献不仅仅是为麦克卢汉作了铺垫，相比于后来的媒介环境学家，英尼斯仍有独特的理论意义，那就是他对历史学的“自觉”。本书侧重于梳理他的历史观点。

首先，英尼斯从经济史出发，注重物质因素和交通关系对历史的意义。

进而，英尼斯在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强调历史学的“反身性”，反思历史学本身的偏向。“强纲领”之强不在于它是无条件的，而是在于它是自我奠基的，它自己揭示自己的局限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然于历史之外，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他们同意是历史环境的产物。最好的态度不是竭力摒弃“偏见”，毫无偏向的立场根本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种绝对的中立性的要求本身也是现代媒介环境的产物。最好的态度是正视和反省自己的偏见，不是为了否决它们，而是为了确认它们。媒介史作为一种揭示“偏向”的学科，应当也能揭示它自己的“偏向”。对反身性的强调是英尼斯的重要贡献。当然，后来的麦克卢汉、翁、波斯曼等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贯彻着反身性的要求，都对自己的语境和局限有所自觉。不过英尼斯在这方面是表现最为鲜明的。

最后，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上，由于写作风格或时间仓促的关系，英尼斯留下的著述是相对散漫的，但他运用“垄断理论”和“循环理论”，为人类历史勾勒出一个“正—反—合”，“中心—边缘”交替变迁的图景。

英尼斯的道路由麦克卢汉发扬光大。但麦克卢汉并非英尼斯的门徒，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风格都迥然不同。英尼斯从经济史出发，更偏重外在的关系和宏大的结构，强调社会结构的偏向；而麦克卢汉更偏重哲学的维度，更强调内在的意识活动，强调视觉、触觉等感官活动的偏向。例如对于不同的媒介，英尼斯主要还是从它们的外在形态（是轻便还是厚重，是耐久还是易损）来判断它们的偏向，而麦克卢汉则会自觉进行现象学式的反思，考察它们作为媒介被人所“通过”时，给人造成的偏向，他不是从器物的形态结构方面，而是从人的感官方面，来界定媒介的偏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