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了“自然史”的论文，写得比较草率，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一方面是关于近代西方自然史兴起和史学兴起的内在关联有待于思想史的考察，另一方面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也值得作进一步的哲学思考。柯师兄提示我看福柯的《词与物》，他的意思似乎那本书将支持博物学的译法，不过我粗略翻来，明显是支持我的思路的。
无论如何，重审译名是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如果始终通过博物学去理解西方的自然史传统，根本是读不通、想不通的。我想我的论文即便不能说证明了自然史的译法是绝对恰当的，至少能够让人对这个词打个问号，至少能够通过natural history的概念，而不再是通过博物学的概念去理解了。
话说“正名”恰恰是史学传统所最为关注的事情。数理传统就不关心这个问题，用数理的思维来看，命名或翻译无非是一个X对应一个Y的问题，匹配好了就行了，但史学则把它看作头等大事。
按阿伦特的说法，史学科学和数理科学恰好代表了“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这两种态度下的终极追求。数理科学象征着对“永恒”的追求，而历史学则代表着对“不朽”的追求。追求永恒和追求不朽并不矛盾，但确实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所系。
就这样来说，我们现在说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最浅层的来说，是复兴传统的思想，重读儒释道的经典；深层一点来说，是礼教的复兴，是作为修养和生活方式“礼乐射御书数”的重现。但是在思想层次和生活层次之上，还有一个宗教的层次。我们说儒家亦是儒教，仿佛复兴儒学就是重建信仰了，其实不然。中国传统的老百姓可以信奉杂七杂八的民间宗教，但士人的精神信仰其实是维系在“史”上的。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汗青”，这“史”，才是中国传统士人的灵魂寄托。上古的史官是祭司，后世的史官仍然担负着祭司的精神角色，他们是通达“不朽”的媒介。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不是追求永恒，而是追求不朽的，而史官是把人们引向不朽的媒介，史官制度就是宗教体制。
没有了史官，没有了“汗青”，历史被赋予的神圣性和仪式性都被取消了。历史学和历史文献虽然更加发达了，但是失去了仪式性制度的支撑，完全世俗化了。这是造成当代中国人信仰缺失的真正要害。要重建信仰，光是复兴儒学思想是不够的，儒家顶多告诉你“未知生，焉知死”，只有史官才能告诉你：你死了会有汗青照着你呢。
在某种意义上，史官文化的复兴，似乎是最有眉目的。古代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很难和科学观念和技术生活相抗衡，但史官文化也许可以借尸还魂。那就是借助现成的“书记”制度。“书记”一词作为官职似乎是马克思发明的，这难道与马克思的历史观没有关系吗？无论如何，马克思恰好是西方近代由“沉思生活”转向“积极生活”，由思辨转向历史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所标榜的“历史”，恐怕也不仅仅是指发展进步的过程本身，而且也包含着“不朽”的内涵。当然，即便说“书记”之名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也巧得太合了一些。现在的“书记”的头衔其实都是名不正言不顺，书记们并不是真正负责书记的。而要改良政体，第一个也正该朝书记体制下手。完全不必全盘颠覆整个一套书记系统，最好的办法，恰恰是让书记们真正成为书记。让他们负责执掌文书，负责记录行政者的言行，记录民众的情态。书记的权力在于掌书，而职责在于记事。若能如此，史官文化真就能重获新生了。
201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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