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技术与文明史——芒福德的视野

一 技术史作为人的历史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20世纪最高产和最有影响的美国思想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非常宽阔，涉及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等领域，其中以城市史和城市研究、技术史和技术哲学这两大领域著作最丰，影响最大。

媒介环境学派对芒福德也颇为推崇，在梳理该学派思想源流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一书中，斯特雷特和林文刚（分别为媒介环境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共同撰写了芒福德一章，指认他为学派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居住于纽约的芒福德甚至可以看作媒介环境学的“纽约学派”的代言人。不过斯特雷特和林文刚也承认，芒福德作为媒介环境学派奠基人的身份经常被人忽视，一方面是因为芒福德的光芒被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遮盖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芒福德主要的学术工作都以城市或技术为主题，虽然都属于媒介环境学的视域之内，但毕竟没有把媒介问题专题化。

我试图把媒介环境学定位于“技术史”的范畴，在这一思路下芒福德的意义就更显重要了。无论涉猎多宽，芒福德的大部分工作始终都以史学研究为中心，他不仅为技术史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和线索，更是为技术史的方法和意义作出了新的定位。可以说在芒福德那里，“技术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专题或门类，而已经成为某种史学纲领。他把技术置于“文明史”视野下考察，也把人类历史本身理解为“技术与文明”互相塑造、共同进化的进程。

芒福德在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技术与文明》可以说是这种技术史的开山之作。这是一部技术史，但同时也是一部“文明史”。在此书中，芒福德借用了其精神导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的术语，把公元1000年的西方文明分成三个阶段：始技术时代（The Eotechnic Phase，1000-1750年），古技术时代（The Paleotechnic Phase，1750-1900年）和新技术时代（The Neotechnic Phase，1900年至今）。

注意到这一划分并不只是针对技术发明，而是针对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断代，斯特雷特和林文刚也指出：“对历史进行界线分明的断代并不新鲜，值得注意的是，芒福德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建立在年号或朝代、战争或迁徙、思想或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斯特雷特和林文刚认为芒福德进行断代的细节主张在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但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勾勒了一个人类历史的新视角：技术的领头作用。……和后来的媒介环境学家一样，芒福德不是用内部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用结果来界定机器。”

但斯特雷特和林文刚说得太过简单。事实上用技术成就来为人类历史断代的做法并不新鲜，早在1836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就提出了“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的划分模式，然后学者们又以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为界划分出新旧石器时代等等。而芒福德的贡献显然并不是把这种断代方式从史前文明移植到现代文明，恰恰相反，芒福德尤其反对这种历史观念，即把人之为人仅仅界定为“工具使用者”，并把工具本身的进步视为历史的意义。

而这种“工具主义”的历史观在技术史学界颇有影响，例如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1876-1960）在其主编的《技术史》七卷本巨著的前言中说道：“编者确信，在我们的技术文明中，人的价值在于对方法和技能的理解，人类运用这些方法和技能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并逐渐使现实生活更加舒适。”

而在芒福德看来，技术的发达或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本身顶多只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某种工具而已，工具决不是价值本身。芒福德提到：“铁路运输可能比运河上的小船更快，煤气灯可能比蜡烛更明亮。但速度和亮度只有在谈到人类目标或在讨论人类和社会的价值观时才有意义。如果世人想欣赏景色，那么运河船的缓慢比摩托艇的快速更能满足要求。”也就是说，磨制石器比打制石器更加精巧和锋利这一变化本身并不意味着新石器时代比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有了什么突破或进步。芒福德认为“文化创造”才是更关键的，而文化不仅包括控制自然的方式，更包括人类自我控制的方式，特别是身体技术和社会技术。

比起石器工具而言，芒福德更加关注“容器”的影响，例如篮子、陶器、谷仓、屋舍等等，而这些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使得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例如定居）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在芒福德那里，尽管技术是历史的线索，但历史的主角或焦点始终是人。芒福德强调：“如果不能深入洞察人的本质，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芒福德看来，人类既不是“使用工具的动物”，但也不是单纯的“理性的动物”。事实上，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定义在科技时代恰恰是一致的：人首先因为其高超的理性能力而自命不凡，而“技术”被认为是“科学”的应用，抽象的理论知识通过工具技术展示出其强大的力量。因此，工具主义的技术史和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分享着同样的精神，历史学家要么只关注纯然外在的力量，要么只关注纯然内在的思想。

于是，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下的技术史与理性主义的科学史一样，只关注那种人性之外的强力本身的内在逻辑。芒福德指责其他技术史家往往过于关注技术的内在历史，而忽视了更广阔的历史情境。即便是最早洞察到技术的文化意义的马克思，也忽略了文化对技术的作用。事实上，在历史情境之下，人性与技术从一开始就互相关联，既不能单纯地把技术视为人类思想的应用结果，也不能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与人性互相参与，互相构成。芒福德指出，技术史“应当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图景，描绘人类本性和技术环境（technical milieu）如何共同演化”。

无论是工具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试图以一种刻板、抽象的方式理解人性，而芒福德所关注的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他看来，“人”并不能用任何一条单调的命题来界定：“没有任何一种孤立特性——甚至包括制作工具——能够充分体现人类特征。人类专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人类能够把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种动物习性（animal propensities）融合成一种涌现的（emergent）文化整体：亦即人的个性（human personality）。”

因此，芒福德的历史试图把握的是完整的人的具体生活，他指出，“很不幸，在如何定义人类的这一新任务的问题上，过去那个世纪（19世纪）一些时髦的政治哲学贡献甚少：他们研究了法律的抽象形式，诸如个人和国家，也研究了文化的抽象形式，诸如人类、民族和亲族；甚或，他们也探讨了纯经济的抽象模式，诸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被遮蔽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们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和村庄里所过的具体生活，在麦田里，玉米地里，葡萄园里，在矿井中，在采石场上，在渔村里……”

也就是说，芒福德的技术史所关切的其实是人的生活史，机器或者城市之所以成为芒福德关注的重点，正是因为它们正是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环境。“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活为中心（life-centered）的，而不是以工作为中心的（work-centered），更不是以力量为中心的（power-centered）。”至于崇尚力量的现代技术偏离了技术的本来意义，因此压抑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但归根结底技术总在塑造着人的生活环境。

“从一开始，机器所取得的最持久的战果并不在于那些工具仪器本身，它们很快就过时了；也不在于产出的商品，它们很快就被消费掉了；而是在于在机器之内蕴含的或者通过机器而成为可能的生活模式。”“机器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它实际的成就，……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迅速组织起一种新的环境，并在自然与人文艺术之间形成某种第三领域，它不仅仅是完成旧目的的一种更快方式，而且是让新的目的得以表达的有效方式——简而言之，机器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这种新模式远远超出了那些积极推动它的人的想法。工业家和工程师们自己都不相信机器的那些定性的和文化的方面。”

这种思想与媒介环境学“媒介造就环境”的提法不谋而合，而在后期，芒福德更是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生态史”。正如米勒（D.L .Miller）所说，“芒福德的社会研究，也就像一位生物学家研究自然界那样，永无休止地探索着、寻找着各种生命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内在关联。他总是把他论述的主体——无论是一本书、一幢建筑物，或是一座城市——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中来观察。”

二 从技术史中激活文明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明确了，芒福德所关注的并不是技术发明史本身，而是以技术作为线索，以考察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或文化环境的历史。

那么，在人的文化环境之中，技术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当然，技术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是关键性的，但是否是某种不可左右的宿命呢？

尽管越到后期，芒福德对人类的命运就越是显得悲观，但自始自终芒福德都否认技术是一种与人类文明相对立的不可撼动的外在强力，技术始终在人类的文化之内，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芒福德说道：“技术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导向和奋斗的结果。这些结果貌似客观而科学的同时常常是非理性的——不过即便是不可控制的，它们也并不是外部的。选择本身体现在社会的小的增量变化、即时即地的决定以及轰轰烈烈的戏剧性的抗争；如果谁不能在机器的发展中看到这种选择，这只是暴露出他自己的无能，他没能注意到逐渐累积的影响，直到这些影响如此密集地叠在一块，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是外在的和非人性的，为了重新征服机器，使之臣服于人类的意图，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并同化（assimilate）它。”

也就是说，在芒福德看来，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成了一个不可控制的力量，但这只是由于人们的懈怠造成的，而芒福德所推动的技术研究，正是要通过对技术的重新理解，让人们最终从机器那里夺回对自身命运的把握。

因此，技术史的任务就在于揭示那些决定着人们生活模式的技术，在历史的来龙去脉中，究竟是如何取得其决定性地位的。事实上，任何一种技术都不是从人类历史之外凭空降临的，而在技术从无至有，从无形到有形，最终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的过程中，人类的意图和抉择始终在起作用。芒福德认为，因为人们忽略了技术的发展史，而只注意技术最终所展现的巨大力量，才会觉得技术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宿命。而历史研究将会解构技术的“神话”。

一方面，芒福德明确认识到技术并不是中性的，技术总有其内在的动力和固有的倾向，例如“蒸汽机有利于垄断和集中。风力和水力是免费的，而煤是要花钱的，蒸汽机是昂贵的投资，它所驱动的机器也是如此。采矿和高炉中流行的24小时作业，现在扩散到了过去晚上不营业的其他行业……工厂可以24小时运行，那工人为什么就不行呢？蒸汽机成了起搏器（pacemaker）。”

蒸汽机是整个工业时代的心脏，不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规定着整个人类生活的节律，从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制定着生活的模式，并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蒸汽动力不但增大了城市的范围，而且促使新居民区沿着铁路干线和运输主路聚集起来……蒸汽机在每个方面都强化、深化了之前三个世纪内缓慢发生的、生活中追求数量的趋势……铁路铺到哪里，矿业文明的方式和理念也就传到哪里。”

就此而言，显然，蒸汽机对于工业文明而言是决定性的，然而，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蒸汽机并非像天使或魔鬼那样凭空降临，工业文明的种子远远在其枝繁叶茂地勃发出来之前，早已埋下了。

芒福德指出，“在‘工业革命’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至少有700年的一段长时期内，机器一直在不断地稳步发展。在人完成复杂的机器而使他们新的倾向和兴趣表达出来之前，人就已经变得机械了。……过去150年的重大发明的背后不但有技术上长时间的内部发展，还有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只有人们的愿望、习惯、思想和目标等重新定向了，新的工业过程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为了理解技术在现代文明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我们不仅要对新的机械和工具的出现作出解释，我们还必须说明其文化背景，如何使人们可以广泛地接受这些新的机械和工具……机械化和严格的组织管理，这两者本身在历史上并非是新花样：新的仅是这种机械化和严格管理现在已是有计划地、有形地在统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就是说，一方面，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技术的确主导了整个工业时代的历史，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取这一主导地位，却是人们长期酝酿和选择的结果。

芒福德声称，“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这一惊人的断言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仿佛钟表这一技术发明比蒸汽机这一技术发明更加关键，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工业时代（或芒福德所说的古生代技术时期或矿业时代）为什么仍然要从蒸汽机的发明算起，而不以钟表为标志呢？事实上，除了钟表，芒福德还列举了好几样“重要发明”或新生事物，例如印刷机、军队组织、大学、科学院、展览会、实验室等等，认为它们的“重要性毫不逊色”。

究竟哪一项发明或哪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最为关键呢？这个问题本身是误导性的。事实上，在芒福德的历史视野中，文化环境的在大时间跨度下的变迁才是关注的主题，而技术的发明年表从来不是关注的重点，文明史不同于传统的以英雄和事件为主题的编年史。

虽然芒福德并没有明确地阐述一种编史学思想，不过他的叙史方式与年鉴学派的中流砥柱，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所阐述的“长时段历史”不谋而合。布罗代尔把历史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三种，短时段也就是各种突发的历史事件，最富戏剧性但对于理解历史而言最有欺骗性；中时段包括一些局部的趋势，例如经济增长，人口波动之类；而长时段则以世纪为跨度，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组织等持久而稳固的东西。而即便是中时段的经济史，也可能误导长时段的文明史的考察——“可能掩盖某些人称之为文明的系统的规律和持续性。这里所谓的文明，是指全部的旧思想和行动习惯，以及固定的模式。”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历史所关注的并不是事件或趋势，而是“结构”：“结构这个字眼……无论好坏，这个概念支配着长时段的种种问题。……在我们历史学家看来，一个结构自然是一种集合，一座建筑物，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一段长时期里由时间任意支配并连续传递的现实。……所有的结构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作为障碍，它们本身就是人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界限。”

布罗代尔所说的“结构”也正是芒福德所关心的“文化环境”，任何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如技术发明）或中时段的发展趋势，最终都要在长时段的文明背景下得以理解。

因此，当芒福德宣称对工业时代而言钟表比蒸汽机关键时，他指的并不是钟表的发明这一事件比蒸汽机的发明重要，而是指工业时代所根植其中的文化环境，早在蒸汽机之前就通过钟表构建起来了。

蒸汽机的改良作为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它的意义只有放在其得以绽开的文化环境下才能被恰当理解。因此可以说使工业文明得以成立的文化环境“先于”实际发生的工业革命。然而这一文化环境也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一个缓慢发展的结果，于是芒福德把这一文化环境的渊源追溯到以机械钟为标志的规则化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又可以在中世纪的修道院，或者古代的军队组织中找到。

后来，芒福德更是从古埃及的金字塔中找到了现代机器的原型，也就是抹去人的个性而使人们成为机械化的运转部件的庞大而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芒福德称之为“巨机器”：“机器时代的起源，并非开始于18世纪的所谓工业革命，而是扎根于人类原始机器组织形态刚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当时的这架机器都是由人类部件构成的。”“在发明家发明引擎以代替人之前，领袖们已经在操练并编制群众了，他们发现了如何将人变成机器。”

但是，如果说工业革命早在文明的源头就已经埋下了根苗，那岂不是一种更大的宿命论吗？并非如此。关键在于，古埃及的社会组织并非古代社会唯一一种组织形式，古代人也不会都是军人或修道士。而经由钟表、蒸汽机和流水线的影响，机械化组织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之一，被不断放大了，最终压抑了人类生活的其它可能方式，主宰了原本可能更加丰富的文化环境。而历史的追溯有可能帮助我们发现人类生活的其它可能性，以及有可能放大那些潜能的技术形式。

三 有机的技术

在芒福德或其他媒介环境学家看来，技术乃是“人的延伸”，一种技术总是人的某种潜能的放大或投射。芒福德说道，“通过把人的个性的某一侧面投射于机器的某个具体形式，我们创造出一个独立的环境，这个环境在人类个性的其它每个侧面都能激起反应。”

芒福德深受格迪斯的感染，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理性和计算，激情和诗意，包括精神活动和健全生活等我们全部能力的发展。”而技术恰恰是人寻求自我发展的必要媒介——芒福德认为，“人类发明、创造以及改变自然环境活动中的每一个阶段，与其说是为了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或者还有，为了控制自然界这些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开发利用人类自身极其丰富的有机生物资源，为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潜在能力，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实现自身超越生物性的追求和理想。”

因此芒福德并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拒绝或贬低技术，但他也认同浪漫主义者的忧虑，因为技术在绽放人的某些方面的潜能的同时，也可能压抑另一些潜能的实现。这对于某个个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处境：你可以选择成为艺术家、军人、工程师、医生、文学家、猎人、企业家或农夫，但你不可能同时实现你的每一种潜能，某些能力的推进和实现往往意味着另一些潜能的忽略或抑制。芒福德反对的恐怕不是选择规则化生活的修道士们，更不会反对某个愿意坚持守时观念的人，然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如果某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最终成为了唯一的选项，这的确是历史的悲剧。

当然，尽管芒福德并不固守于某种本质主义的人类定义，尽管他更加强调人类的主动性，但芒福德的叙史仍然带有较明显的客观主义的，或者说上帝的视角。虽然他承认，“对人的本质的洞察受制于社会环境。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大量新的机械发明突然涌现，淘汰了很多古代的方法和制度，改变了我们有关人类限度和技术可能性的概念。”但从其叙史的字里行间来看，他似乎还是预设了一种超越具体的技术时代的稳固不变的“人的本质”，站在某个先入为主的超然立场上对技术和价值进行着评估。特别是与麦克卢汉及之后的媒介环境学派主流（波斯曼除外）相比，芒福德有着更加显著的人文主义的倾向。对此当然见仁见智了，凯利认为，这倒是他更胜过麦克卢汉的地方。

芒福德对技术的先入为主的立场，正是有机论思想。芒福德对人性与技术的理解始终带有鲜明的有机论视角。

罗伯特·卡西洛指出，芒福德的有机论思想深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也直接得益于以达尔文革命为代表的19世纪生物学发展，反对牛顿主义的静态、机械的自然观。芒福德吸取了达尔文关于进化、生态的观念，但反对达尔文进化论所渲染的竞争性和盲目性，而是强调“复杂的相互依存、多样的协作关系以及内在的目的”，大自然总是向越来越高层次的分化与综合进化，亦即形成更广泛的协作关系（greater cooperation）。

芒福德认为这也应是人类文明的演化方向。芒福德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就是《乌托邦的故事》（The Story of Utopias, 1922），在该书中芒福德考证了乌托邦概念的来龙去脉，指出文明的进化并非盲目，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恰恰为现实社会不断演进提供动力。

而芒福德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正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正如芒福德的好友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所说，芒福德穷其一生，都是致力于这样一个理念，即“人类生活的目标应当是创造这样一种共同体，其中每个个体通过参与共同的文化生活和民主的市民生活，实现个人的满足（personal fulfillment）。”

于是，参照这一理想，“好”的技术与“坏”的技术就被区分开来了。一种是有机的、以生活为中心的、多元的、促进交流与协作、塑造人的个性的；另一种是机械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独裁的、压抑交流和敉平个性的。

因此语言、仪式、容器等凝聚和保存人类文化的技术，要比武器、工具、机器等生产技术更重要。语言让协作和传承成为可能，仪式让人学会控制和张扬自己的能量。而生产技术的改进是相对滞后的事情。人们最初种植的可能是花卉而非粮食。

即便是工具的使用，首先也是在控制和协调人的身体，进而才是去改造自然万物。在控制自然界之前，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自我控制。看似无用的仪式、舞蹈乃至咒语、幻想等都是重要的身体控制和社会控制的技术，这些技术更是人类文化的有机部分，芒福德强调，“文化创造，远远不止包括制作和使用工具过程中，双手、眼睛、肌肉的协调动作，……也要求人类全面控制自己的自然功能，包括控制排泄和内分泌器官，控制住高涨的情绪，控制住为所欲为的性放纵，还要控制住自己的美梦或者噩梦。”

但这也并不是说石斧、锄头等“工具”真的就是“坏”的技术，我们说过，在芒福德眼中，任何技术都应当放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芒福德“并非要诋毁和贬损技术的作用”，例如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就成为很及时的矫正手段，矫正着语言给人类提供的无节制的发明创造能力，若不然，这种能力会将人类自我放大到一个很不适当的地步，甚至还会诱使人类以神奇的言语方式取代原本卓有成效的劳动能力。” 简单来说，语言、仪式、游戏固然重要，但若是只是沉浸于其中，陷入过度的迷狂，这当然也是坏事。准确来说，并不存在绝对的好技术或坏技术，技术的多元化就是好的，而单一化，独尊某一种技术，就是坏的。

因此现代人的问题并不是大量使用机械工具本身，而是说现代人把机械工具看得太高，甚至把工具等同于技术，从而忽略和压抑了技术的其它面相。哲学家和技术史家之所以片面地看待早期技术发展史，过分侧重于工具技术，也是受到支配性的机器文化所限。而重新审视技术史，理解技术的多重面相，也能够反过来有助于我们重新激活自己的有机潜能，打破机械文化的囚笼。芒福德说得好：“假如大家都不花时间仔细研究历史，不思考历史，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眼力看透当今世界，更谈不到去把握未来。因为，过去人类的历史从未远离我们，而未来却已经闪现在眼前。”

四 城市与历史

芒福德把城市史作为倾毕生之力的研究重心，也是基于其有机论思想。任何一种孤立的技术器物本身都谈不上有机与否，所谓有机，必定是以某种多元分化但又和谐统一的整体出现的。只有在这样一个整体视野下，具体的技术或具体的文化元素才可以被当作有机的组成部分或者无机的机械装置来理解和评价。而这样一种多元汇聚的整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结构，仿佛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而生存发展着，这个生命体就是“城市”。

芒福德在其早年代表作《城市文化》中就强调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具有个性的具体城市构成的”。他说道：

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程度的汇聚体。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生活散射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汇集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所以，城市就成为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城市这个环境也会促使人类经验不断化育出有生命含义的符号和象征，化育出人类的各种行为模式，化育出有序化的体制、制度。城市这个环境可以集中展现人类文明的全部重要含义。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和城市（city）同根同源，说城市史就是文明史一点都不为过。城市的出现，可以说为人与自然构筑了一条边界，就好比是细胞膜的出现那样，在此之前生命物质虽然也在不断繁衍，但细胞膜的出现才使得有机体从其环境中独立出来，此后才能逐渐进化出更复杂的内部结构。城市的出现也为人文与自然之间构筑了一个分界面，建立起内—外的分隔与沟通，此后人类社会的结构在城市之内变得日益复杂，而文明的成就也得以有效地得到遗传。芒福德说道：“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化以及人文遗产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赋予前者以人文形态，而又以永恒的、集体形态使得后者物化或者外化。”

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芒福德绝非对“农村人”心存偏见，把他们排除在“文明”之外。事实上，在城市文明中的农村与城市出现之前的村落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作为城市的“外部”或“补余”而被理解的。“城市和农村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乡村文化、拓荒文化、田园牧歌的理想等等，也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城市，本来就是一种集中而又分化的生态结构，不能以其物理边界孤立地看待。

人们考察城市，往往着眼于其物理结构或经济功能，芒福德认为这是狭隘的，他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其社会构造，因此在城墙、市场或大型聚居区出现之前，一些仪式或宗教中心作为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已经构成了城市的雏形。芒福德指出：“在考察城市起源时，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注于城市的物质性遗迹。但是，正像我们在古人类研究中一样，当我们注意研究古人类的遗骨残片、工具和武器时，我们却很不应当地忽略了那些如今几乎已不留任何物质性遗迹的创造发明，如语言、礼俗等。远在我们如今可以称之为城市的任何形式都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城市的某些功能可能就已经在发生和发挥了。”

城市的首要功能就是聚集，宗教仪式是最能够发挥聚集功能的活动，许多古代城市的遗迹也印证了这一点。芒福德提到，与现代文明的扩张和敉平倾向不同，“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中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implosion，内爆）。社区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尔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却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了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这些集中聚合的变化过程是随社会交往领域的扩大同时发生的。”而在大量人口被聚集起来之后，城市又起到了分化的功能，不同的生活方式聚集在一起，互相碰撞，最后各居其所，扮演起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不同的职能和专业。

好比细胞很可能诞生于细菌对古细菌的寄生，被吞入古细菌之内的细菌退化为线粒体，融合后的细胞拥有更复杂的内部结构，也更容易繁衍和扩张。按照芒福德的猜想，城市最初的诞生就缘于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亦即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和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城市的出现乃是旧石器文化成分同新石器文化成分在更早时期相结合的最终产物”，“当人类学会以锄耕作，学会植树建房，村庄聚落群居生活开始之后，旧石器时代的猎民到哪里去了呢？”芒福德认为，猎民当然没有凭空消失（时至今日地球上还存在不少停留在狩猎文化的部族），一些猎民被驱赶到更偏僻的地区，另一些猎民被同化为农人，但肯定有一部分猎民在保留一定文化传统的同时融入农人社会。芒福德认为，这部分猎民变成了卫兵，构筑起村庄的防御工事，这正是城墙和城堡的雏形。

和平从来不是军事带来的，武器和围墙在防御战争的同时，本身也是刺激紧张局势的主要元素。因此“城市虽然有发挥保护作用、保障安全的外形，但几乎从其最初出现的时间，城市便不仅带来了对外的掠夺进攻，也带来了城内紧张的斗争。”

随着城市形成的封闭空间，权力的集中和阶层的分化成为发展趋势。阶层的分化和职业的分工开始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通过城市动员和分派人力资源”，“人们首次可以在一种局部的职业中渡过整个一生。劳动者变成了复杂的社会机器上的一个可以任意取代的部件。”而“分隔的经济功能和社会作用，反过来又在城市范围内产生了相应的辖区”。也就是说，城市的结构使得社会分工和分层成为可能，而人的分隔又反过来改变着城市的结构，形成不同层次的住宅和不同风格的区域，使得社会分工和分层被固化保持下来。

不妨说，“城市是一种贮存信息和传输信息的特殊容器。”它把人类社会的结构外化为物质环境，把前人的生活方式传递给后代。“城市的功能和目的缔造了城市的结构，但城市的结构却较这些功能和目的更为经久。”

容器是一种限制，当然限制并非坏事，正是因为习俗和传统对每个人都施加限制，人类文化才有可能世代传承下来。有继承才有发展，有局限才有自由，这是必要的张力。关键在于，这些张力应当维持在适度的范围，既不过分松弛，也不过于僵硬。芒福德指出，好的容器当然不能轻易“随着其中所进行的反应而改变自身的性状”，但如果容器过于稳固了，以至于失去了应对变化的可塑性和对丰富可能性的包容力，那也是糟糕的。

芒福德激烈地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观念——其实就是“理想城市”的观念。他指出柏拉图反感雅典的“嘈杂和混乱”，正是忽视了城市的基本生活：混乱和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恰是城市生活的必要部分。正是因为城市在对人进行明确分工的同时，保留有暧昧的空间，容纳着冲突与竞争，城市才会有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而柏拉图心目中秩序井然的理想国，对于充满潜能的人类而言，“可能只是一座活地狱”。

总的来说，虽然城市带来了紧张和压力，带来了诸多限制和强制，带来了权力的不平等和对底层的压迫，让一些人不得不承担枯燥机械的工作。但就人类整体而言确实是一大飞跃：“如果说城市肢解了人的整体并强迫他在单一的工作中渡过一生，那么城市则又从一个新的集团的实体上重新把人复原了；从而使得在单个的人生显得狭窄枯燥的同时，由此编织而成的城市整体却显得丰富多彩，因为编成它用了各色各样的线。各种专门团体不仅在城市中得以充分发展，它们在城市的有取有舍的日常交流中还发现了人类潜在能力的巨大财富，这是在先前简陋水平上所发现不了的。”

城市在底层人受到奴役和压迫的同时，在顶层人群中则形成了自由、独立的新型人格，杰出的创造性人才也更有可能崭露头角，而伟大的思想和作品也更有机会保存下来。这些都是“家族共居或部落一致的基础上很难实现的”。最终，“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格的主要场所”

相比现代的特大型都市，芒福德显然更偏爱希腊和中世纪的古代城市。当然这些城市中的自由仍然建立在对社会底层的奴役和压迫之上。而现代城市虽然打破了奴役和集权，但换来的却是平均化和原子化，这是芒福德更难接受的。芒福德认为，现代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在巴洛克式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中体现出来：“他们的式样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不仅严密组织了空间，而且还想冻结时间。”笛卡尔本人就表达过这种城市观：“那些原先最早是小村子而后来逐渐发展扩大为大城市的古老城市，比起一个由专业建筑师在空地上自由规划，整整齐齐新建起来的城市，常常要差很多。”

芒福德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反对永恒不变和整齐划一的设计。但他也决不是说城市不需要规划。他认为完全自由放任的态度甚至比专制主义还糟糕，“它破坏了合作政体和共同规划这些概念，……他们不信任城市本身，说城市只是‘原子的偶然的集合’——像当时物理学错误地形容宇宙那样，是出于寻求自我发展的个人利益的动机而暂时凑在一起的。”芒福德引用里尔（W·H·Riehl ）：“启蒙时期是一个人们渴望人性然而对他们自己的人民却毫不关心的时期，他们探讨关于国家的问题，却忘记了社区。”

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正在拆散社会的有机组织，削弱了交流与协作。现代人不再重视社群生活，摒弃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只相信个人奋斗和丛林法则，但同时其生活方式又被刻板的技术逻辑深深局限。

因此芒福德致力于城市规划研究。当然，他并不希望设计一套现成的城市蓝图提供给专制者推行，而是试图通过对理想城市的讨论和对城市史的追溯，促使人们关注并珍视自己的城市。城市规划从来不能脱离城市史，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城市，历史的保存本身就是这些大城市的主要意义——“历史性城市，凭它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人类的每一种功能作用，人类相互交往中的每一种实验，每一项技术上的进展，规划建筑方面的每一种风格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它拥挤的市中心区找到。那种巨大浩瀚，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也是大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城市就是历史的容器——“大城市是人类至今创造的最好的记忆器官。”

除了有形的城市之外，其它媒介：如书籍、博物馆、特别是电子媒介，也可以视作人类的“记忆器官”，因此它们也可能在无形中扮演起城市的功能。芒福德提出“无形的城市”之概念，部分预言了信息时代从有形走向无形的城市未来。

芒福德的城市史提供了媒介史研究的绝佳范例。在这里，城市被当作传递信息的媒介，当作外在的记忆器官而被研究，它的物质结构被置于文化环境中考察，在历史中追问人性的来龙去脉。除了城市之外，许多大大小小的媒介都可以看作人类的“信息容器”和“记忆器官”，它们一方面滞留有传统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不断提供着新的可能性。

五 媒介环境学的先驱

芒福德作为“媒介史强纲领”的先驱者，不光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技术的文化影响，仅仅如此的话，这种媒介史或技术史还是相当弱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茶叶的文化史、香料的文化史、厕所的文化史等等。仅仅是把某些技术器物置于一个文化情境下来考察，还不能构成本书所指的“强纲领”。芒福德的突破在于，在他笔下，技术不再是文化史或文明史的一个对象或课题，而是和文明相并列，是“技术与文明”之史，而不只是把技术纳入“文明史”。换言之，芒福德的技术史不是“属于”文明史，而是“就是”文明史。

在芒福德那里，技术不再只是被当作客观的器物而看待，比起技术物的物质结构而言，芒福德更注重它们的结构、功能。而技术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意向的外化，人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在技术物中得以保存，并反过来影响着文化的传承。

城市是文明的记忆器官，外在的物质结构其实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沉淀，而人类的文化又总是在一个传承下来的容器中成长。这种外化而内化的历史轮回正好诠释了本书第三章中所论述的媒介史作为先验哲学。

强纲领之强不在于对技术的关切，而在于对人的关切。第一章已经提到，“环境”的思想就是要强调一种谦卑的“人类中心主义”。芒福德把人性置于中心，恰恰是他可以被视作强纲领先驱者的关键。不过，芒福德的人文情节有时显得过强，许多时候在“公正性”方面显得较弱一些；而在“反身性”方面也不够明确。芒福德的技术史最鲜明地诠释了的是“对称性”的原则。

芒福德要描绘的是“人类本性和技术环境如何共同演化”，他既没有把技术看作人类不断进步的成就，也没有把技术看作是人性堕落的祸首。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心目中显然有理想的人性：有机的、丰富的、自由的、充满活力的。而这种对理想人性的向往和对理想的技术环境（理想城市/乌托邦）的追求是一致的。无论是人性的好的趋向还是坏的趋向，都可以对称地应用技术史的视角，技术史既能说明人性的堕落，也能说明人性的希望。

当然，相比后来的媒介环境学家，芒福德的关键词是技术而不是媒介。但这倒不是一个特别要紧的问题。事实上在麦克卢汉那里，媒介与技术也是大致通用的。区别只是出发点或侧重点的差异。相比来说，“技术”的概念更偏向于提示那些外在可见的器物，如钟表、城市、蒸汽机等，而“媒介”则更偏向于可见性本身之通过何物而“见”的问题。事实上钟表也可以被看作“示时的媒介”，而印刷书当然也可以被看作“传播的技术”，借助媒介的概念还是借助技术的概念出发最终是殊途同归的。不过意味上微妙的差别可能引起一些不同的偏向，例如从围绕着技术的概念，很可能更偏重于“物”的问题，而从媒介的概念出发，则更容易注重“看/听/用/通过……”的问题，于是注意的焦点更容易放到人的感知活动或打交道的过程之上。媒介所提示的“……通过……而达……”的指引结构，更加刺激我们去关注人的有限性和相对性。

另外，由于文字、书籍是更典型的“媒介”，从媒介的角度出发，历史学家更容易注意到反身性的考察——哲学争论和历史书写本身也总是通过某些媒介的，揭示媒介之偏向的著述本身也势必有所偏向。在反身考察方面，芒福德的工作并不明显。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发现英尼斯明确强调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