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萨顿作为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名著于世，国内学界对他也并不陌生。在2007年，江晓原和刘兵主编了萨顿科学史丛书，把萨顿的编史思想全面地引介过来。而反映萨顿科学史成就的大部头代表作之一，《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也在最近由大象出版社引进。
关于萨顿的价值，译者鲁旭东在前言中说，“读科学史不能不读萨顿的著作，就像读哲学不能不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样。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萨顿是科学史这一学科的杰出奠基者和一代巨匠，他的著作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而且因为他告诉了我们如何正确理解科学史以及科学史对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重大作用。”
这种抬举显然是过分夸张了，萨顿在科学史学科建制方面的奠基地位不容置疑，然而就编史方法而言，萨顿既不是一个开创者，也不是一个集大成者。萨顿虽然从传统的科学家的专科史转向了科学史家的综合史，但就编史方法而言，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实证主义视野，也并没有吸取大致与他同时兴起的科学思想史或社会史等编史方法。而在萨顿之后的职业科学史家们事实上也再没有沿着萨顿的方式续写他的科学史，难道说后辈们都没能“正确理解科学史”吗？萨顿的地位当然不能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实际些说，恐怕也未必能与柯瓦雷或库恩相比。
反对过度地拔高萨顿，并不意味着抹杀萨顿的价值。我们不必把萨顿对科学史的理解当作是“正确理解科学史”的标准，但无论如何，萨顿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独特视野。我们未必要去模仿萨顿的方法，但总可以从中获得启示。
在萨顿看来，科学史对于沟通科学与人文有着重大作用，为什么呢？关键倒不在于萨顿的科学观，而是其对“人文”的理解。与提出“两种文化”的斯诺类似，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是要重新诠释“人文”，即把“科学”放到人文的核心。萨顿多次指出：“科学史是唯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的中心，人文的发展就体现为科学的进步。
于是，科学史的意义不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专题，而是叙述人类历史的核心线索——就好比军事和政治史是传统历史叙述的核心那样。这使得萨顿的编史方法注定与传统的实证主义分科史有所不同，之前的科学家们的视野无非是某个学科的发展，而萨顿不仅关心的是整个科学，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或者说，恰恰是因为萨顿以全人类的发展为视野，他才必须要超越专科史而走向综合。
萨顿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比作一个个人的成长，于是文明史就好比是一部人物传记。当我们试图为某个人立传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人的“目的”，即他作为什么人而被记述。如果说他是一位数学家，那么关于他的传记就应当以他在数学方面的兴趣和建树为主要线索，虽然关于他的生老病死或其它事业的记述也总是要穿插其中，但数学的线索才是这部传记的意义所在。萨顿说道：“一部把注意力集中于叙述这个人的疾病或他的爱与恨的传记，可能是引人入胜的，它也许会赢得一些肤浅的读者的喜爱，但却是错误的。人类的情况同某一个人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1]那么人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萨顿认为，无疑就是以科学活动为显著代表的创造性活动。于是萨顿的事业正是要通过科学史来重述人类史，从而重新诠释人文的意义。
科学史与传记的比拟也决定了萨顿的编史手法。和一般的传记一样，萨顿的叙事严格地按照年代顺序为主要框架，个人的传记以几个月到几年为一个段落，而科学史则是几十年到一个世纪为跨越。在同一个时期之下，粗略介绍了当时的其它背景之后，再按照科目和人物细分。虽然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过当我们为他撰写传记时，我们往往很难在他生活的各个侧面之间建立起融贯的关联——在某年某月他参加了合唱团，谈了恋爱，学习了微积分，参加了选举……我们相信这些活动中的主体都是他一个人，他的生命是统一的，然而在传记中我们能在这些活动之间说出多少关联呢？这也是萨顿的科学史遇到的困境：虽然我们宣称人类文明是统一的整体，然而在具体的铺陈中，各个侧面的叙述仍是显得各不相关，即便突出某条主线也并不能够自然地把其它“支线”贯穿起来。因此萨顿的科学史看起来只是各种材料的零散的堆叠，这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他过于强调人文的统一性而不能有效地割舍所致。
事实上萨顿并不是简单地堆砌材料，而总是带着自己的眼光夹叙夹议。他的历史观仍是辉格式的，不过萨顿并不迂腐，他并没有把历史描绘成单调的真理战胜谬误的发展模式，也没有过分陷入当代科学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古人的思想，他也试图尽可能地站在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古代思想的意义。例如他对亚里士多德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和极高的崇敬，他指出：“对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无数物理学问题感到惊异是正常的，但是要抵制这种诱惑，即从它们当中解读出过多的可与现代思想相提并论的思想；它们的作者的心中不可能有现代思想的含义也不可能孕育现代思想，这些思想的含义和孕育在我们这个时代才是可能的。”[2]
但萨顿并不是对每一位古代思想家都那么宽容，他对柏拉图和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简直是两个极端。亚里士多德是萨顿心目中科学家的典范，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对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制和战争的观点，萨顿也从历史语境的角度为之辩解；而相比之下，柏拉图的待遇实在是天壤之别，无论是在专题地介绍柏拉图时，还是在之后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对比时，萨顿都不吝任何蔑视贬损之辞——愚蠢的、丢脸的、荒谬的、完全错误的、有害的、昏庸的……如此强烈的轻鄙之情也许来自萨顿对柏拉图政治观的敌视——萨顿花了大量篇幅，包括援引波普尔，来批评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无论如何，这样强的轻蔑之情很难不影响他对柏拉图的历史意义的判断。虽然萨顿曾经指出不应该用当代的科学标准，而该从历史上的影响来评估一个科学家的重要性，然而对于柏拉图传统的影响，萨顿也予以极大的藐视——“柏拉图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搪塞推诿的链条。”[3]
如果无视柏拉图传统的意义，恐怕就很难理解作为柏拉图主义之复兴的近代科学的兴起历程，在这个时期柏拉图主义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当然，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只写到14世纪，恰恰是没有去面对近代科学兴起的问题。但是仅就理解古希腊科学而言，柏拉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例如一般被归于柏拉图的所谓“拯救现象”的要求，萨顿几乎只字未提，只是在介绍欧多克索的同心球模型时提到了这个词，仿佛这件事与柏拉图全无瓜葛——“该理论的目的是要对天体在任何时间的位置提供数学说明，或者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希腊色彩很浓的短语说，它的目的是要‘拯救现象’。”[4]这样一看，“拯救现象”好像只是指提供数学说明这一活动，但为什么叫做拯救现象呢？对拯救现象这一概念的理解关系到希腊科学家们究竟为什么如此关注于天文学模型的构建？在求知活动背后，他们基本的态度或精神是怎样的？萨顿并没有解释这个短语究竟有何涵义，即便他明知这个短语的含义是极具“希腊色彩”的，但他还是如此一笔带过了。而关于欧多克索和柏拉图的关系，萨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他曾向柏拉图求学，而因为柏拉图“没有一处提到欧多克索”（柏拉图的对话录多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苏格拉底去世时顶多十来岁的欧多克索又怎么可能出场呢？），就揣测他们“无法相互理解”[5]，于是欧多克索顶多是在学园中学习了毕达哥拉斯传统的数学，而丝毫没有获益于柏拉图，这是何其武断的处理啊。
对柏拉图的轻蔑并非偶然，事实上，萨顿对整个形而上学方面都是较为忽视的。虽然对亚里士多德各方面的成就不吝笔墨，但也基本不提他的形而上学思想。萨顿提到巴门尼德把地球分为中心带、热带等五个地带的思想，提到巴门尼德那里天球和地球的概念，然而偏偏只字不提那个巴门尼德招牌式的论断：“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可见从一开始，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传统就没有引起萨顿的注意。
但我们也不必责怪萨顿目光狭隘，事实上作为实证主义的编史学而言，萨顿的视野足够开阔了。萨顿不仅关注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传统科学史的主要课题，更是将史学和各种人文科学都纳入考察范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史学和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博物学）的重视，“史学”代表一种与“哲学”传统相对的科学传统，后者侧重于从形而上的原理出发的逻辑推演，而前者侧重于对经验现象的记录和整理。但都是对知识或真理的寻求，因此都属于科学的事业。这种从记录描述和归类整理出发的科学方式，面对人类活动时就成了狭义上的历史学，而针对自然事物时则成了自然史（博物学）。以往人们对自然科学传统的理解往往只注意其作为自然哲学的一脉，而忽视了自然史的传统。而萨顿对这两种研究方式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对古希腊史学和博物学的传统的各种成就也不吝笔墨地加以详述，这是难能可贵的。
顺便一提：译者将大多数natural history都译成了我们更熟悉的博物学，只是在个别必须与历史学对应的语境下，例如在希罗多德的相关介绍中，译成了自然史[6]（而我主张必须把natural history一律译成自然史，博物学的译法是错误和误导的）。由此可见译者的细心和思虑。毫无疑问，整本书的翻译也是准确而流畅的。
2010年10月24日
[1] 萨顿：“科学史与文明史”，见《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 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鲁旭东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647页。
[3] 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鲁旭东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63页，
[4] 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鲁旭东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59页。
[5] 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鲁旭东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61页。
[6] 例如中译本第561页，对应于原版p.311，已查对。
本文发表于科学时报，20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