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人还能做什么？

一 技术有自主性吗？

在海德格尔、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的字里行间，我们都能体会到传统的关于“技术中立性”的观念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技术自主性”的观念，即认为技术及其发展有某种自主的逻辑，技术自己决定自己，进而还多多少少规定着人的行为。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技术哲学家都应支持某种形式的“技术自主论”，因为正是技术所蕴含的内在原则，使得它值得被当作一种“哲学”的切入点。如果技术仅仅是中性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只需要通过数学和工程学来研究技术，而不需要“技术哲学”了。

但是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讨论技术的自主性，却可以有多种方式。

基本的问题无非两条：一是，我们所谈论的技术指什么；二是，所谓的自主性是什么意思？

粗略地说，技术可以指作为总体的技术，或个别的具体技术。前文述及的若干哲学家所谈论的，往往都是作为整体的“现代技术”，考察整个集置或体系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个别技术出发，讨论某一特定技术的运转和演化是否有自主性。

另一方面，自主性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可预知的“任性”，即技术的发展不受人的预先控制；二是某种预先决定的确定性，比如前文讨论的工具理性或效率逻辑。

如此一来，我们至少有四种意义上的“技术自主论”：

总体/确定——认为整个技术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逻辑，人类难以阻止这一趋势；

总体/不确定——认为技术的演化带来不确定的未来，人类无法预估风险；

个别/确定——认为某些具体技术有确定的伦理/政治/价值偏向；

个别/不确定——某些技术可以被视作某种任性的行为主体（人工智能）。

技术哲学家往往在其中一个或几个层面讨论技术，不过这不同层面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张力，在这里，我主要围绕法国哲学家埃吕尔和美国哲学家温纳关于技术自主性的思想进行讨论，。

技术的自主性问题首先表现为人类“自主感”的丧失，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技术面前，人类越来越感觉自己身处“局外”，或者顶多只是乘客而不是司机。

埃吕尔指出，如果人在技术面前真的有自主性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能做到两层事情：一是，人能够给技术赋予方向和定位；二是，人们进而可以控制技术达成既定的定位。

但是，人们这两样都没做到，一方面，正如第五、六章所说，现代技术自己为自己设定了位置，技术是沿着“更快、更强”的逻辑发展的；另一方面，人想要控制技术必须依赖社会体制，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是由技术支配的。

从个别技术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说古代技术并没有某种“内在逻辑”，比如刀剑总是越锋利越好，起重机总是越省力越好。但是区别在于，古代技术的发展更多是本地性的，各地有各自的特色和传承，一门技艺很容易因为传承人的懈怠而遭遇失传。这反而让人在促进技术演进方面有了“参与感”，因为人的选择和排斥会决定各种技术是否得到发展，但现代技术日益呈现出普遍性、全球化的特点，一旦某种技术流行起来，就再难得到遏制，流行的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几乎只遵循效率的逻辑，而不再依赖于个别人士的好恶。摩尔定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即技术自身给出了确定的方向和节奏，人类仿佛只是技术自我繁衍的工具，想要让它发展得快一些或慢一些都做不到。

当个别的人想要基于主观愿望去干涉技术的发展时，他们的自主性立刻就会淹没在“生存竞争”的随机性之中。如果一件事情能够提升技术效率，那么即便你拒绝参与，也马上会有别人顶替你；如果一件事情效用不佳，而你想要强行推动它，那么你最终也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如果说人们想要团结起来，以集体意愿的方式去控制技术，比如通过计划经济或其它方式来反抗技术的趋势，那么这个体制能够建立的前提也需要顺从技术的趋势，最终一种体制如果不能有效促进生产率，还是要整个被淘汰。

我们看到，进化论的逻辑支配了人与技术的关系，正如埃吕尔所说，技术已经取代了“自然”，而成为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越来越“厚”，越来越强大，以至于人类在其中疲于竞争求存，而难以逆势而行。

二 人还有自主性吗？

埃吕尔关注的仍然是作为总体的技术系统或技术环境，而温纳则更加关注个别的人造物是否有自主倾向。他在代表性的论文“人造物有政治吗”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就个别技术制品（人造物）是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温纳提出了强弱两种命题。

弱命题：有些人造物承载着特定政治意图；

强命题：有些人造物内在地具有政治倾向。

支持弱命题的案例有很多，例如，温纳提到著名建筑家罗伯特·摩西为美国长岛地区设计的天桥就隐含了他个人的政治意图。

摩西本人歧视黑人和穷人（一般来说当时的黑人也是穷人），而长岛地区是富人区，摩西不希望太多穷人进入这片区域，就把跨越道口的天桥设计得非常低矮，以至于只能通过小型的私家车，而无法通过较高的公交车，这就把大部分穷人阻拦在长岛地区门外了。

借助一系列例子，温纳试图论证一个起码的观点，那就是：我们不要只盯着技术人造物在表面上呈现出的功能，还需要注意其附带的、隐含的、并在实际上确实会发挥出来的政治功能。

温纳的论文引发了许多批评，其中一种批评指出，温纳对摩西的相关史料掌握失实，实质上长岛天桥的建立并不是摩西种族歧视的有意后果。

但是这并没有推翻温纳的结论，反而提示出温纳的进一步的论证思路，那就是说，一旦你承认了弱命题成立的可能性，那么也将被迫承认强命题。

就长岛天桥而言，就其实际效果来说，确实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那么这种实际的政治偏向，究竟是来自于摩西的有意阴谋，还是无意的偶然结果，这很重要吗？如果我们承认了技术制品确实有可能被灌注某种政治倾向，那么这种倾向也就完全有可能在没有任何“始作俑者”的情况下，存在与技术制品的内在形式之中。

温纳又举出了许多案例，揭示出许多技术制品在流行之后，会造成发明者或推广者预期之外的效果。但非预期的效果也同样是效果，与其说把某种技术最终形成的倾向性归结于其发明者或推广者，不如说这种倾向性就内含于技术制品之内。

无论来源如何，人造物都会内化和固化某些特定倾向，特别有利于一部分人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特别适合于某种制度而抑制另一些制度，特别促进某种思维倾向而削弱另一些观念，等等。无论这些倾向是有特定的人有意设计的，还是意料之外的，这一现实都提醒我们：应当抛弃朴素的技术中立论，必须认真考察技术的倾向。

温纳揭示了“个别技术的不确定性”这一意义上的技术自主性，这一思路恰好与“总体技术的确定性”意义上的技术自主性构成张力，松动了被视为铁板一块的技术趋势。

温纳说道：“我们可能以为新的技术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率而被引进的，然而技术史的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许多技术最终还是提升了效率，比如不需要熟练工，适合于傻瓜式操作的生产线，最终可能会提升生产率，但是当工厂中仍然有大量熟练工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引进这种生产线未必能促进效率，比如麦考密克在1880年代引入气压铸模机的意图就是为了打压由熟练工领导的工会。汽车这种便利的交通工具在最初也不以效率取胜，在配套设施并未完善时，汽车出行未必比马车高效，而最初的汽车是作为竞速用具而推广的。

从微观的层面看，人类的个人意志并不能完全忽略不计，而这些对个别技术的选择，最终也会成为技术总体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指望以个人之力去控制总体技术的发展趋势，但是个人意志面对个别技术时，却始终是有产生影响的余地的。

在这个意义上，个别技术层面的“技术自主性”，反而为人类争取回了一定的“自主感”。当然，这要求人们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方式去考察每一项具体技术，剖析其内在的倾向。

三 学以致用

至此，我们完成了这部“由深入浅”的技术哲学导论，最后说到的是浅显而微观的问题，但也是最终落实到我们每个个体的问题——在具体的技术面前，在微观的场景之下，我们仍然有选择的余地，但我们又不该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眼前的事务。

对于宏大问题的关切本身并没有实际用处，但这有可能开启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在具体的微观语境下变得更加“敏感”。如果读者朋友接触过“技术哲学”之后，能够在日常与技术事务打交道时多一层“迟疑”、多一丝忧虑、多一番权衡，那么这场“导论”就起到作用了。

我在清华大学为一般非哲学专业学生开设这一通识课，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在技术时代生活，无论将来进入哪个行业，都应当对“技术”保持反思，有所警醒。超越通常的“工具理性”，不再仅仅把各种技术当作中性的工具去衡量，而是在选择或采用各种新技术时，多一层思考。

用课上学生提到的一个案例来讲：我们如何思考火车的意义？不只要计算它把我们带往上海或北京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少成本，更要思考，上海或北京将被火车带往何方？火车让许多原先没有机会前往上海的人抵达了上海，但同时，在火车等现代交通技术的影响下，上海这座城市早已不再是未通火车之前的那座城市了。当更多的人有机会“抵达上海”时，“抵达上海”这件事情的意义本身发生了变化，旅游和迁居的意义也都发生了改变，上海之为上海的地方性也发生了变迁。上海成为“进城务工”、“旅游工业”和“商务差旅”的目的地，这些活动都是古所未有的，但人们不再能够像徐霞客那样抵达上海了。

对于教学中技术的应用也是类似，教育活动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端点之间发生某种中性的传递过程，仿佛媒介技术在其中只是一个中性的管道，这个管道把教师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以及把学生的成绩传递给老师，评价这一管道仅仅在于它传递的效率和精准度。技术不是中性的，技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架设桥梁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教师和学生，改变着整个教学活动的意义和定位。

这种“多一层反思”并不是一种“操作性的算计”，这些反思往往不会得出精确的结论，甚至未必能直接导出是或否、好或坏的判断，但这确实是哲学的“实用”方式。

“学哲学，用哲学”。这类说法经常是出于对哲学的误解，以为哲学能提供某种指导实际工作的操作指南。但事实上哲学并不追求可操作性，相反，学哲学往往会去质疑许多理所当然的行动的合理性，反而激发人的陌生感和困惑感，让人在某些熟悉的事务中变得不知所措。但如果我们不是狭隘地理解“实用”这一概念，把“指导实践”理解为某种“指引、引发、导出、照亮”的活动，那么哲学指导实践这一说法，又是有意义的。或者说，真诚的哲学必定会“指导实践”，因为真诚的哲学最终所反思的一定是“我”。对自我的反省当然会最终影响自我的定位和抉择。

我们讲海德格尔面对现代技术所寻求的出路，在于“历史性的反思”。“思”为什么能够是一种实践方式呢？道理也在这里。通过反思，我们在拓宽我们的思维空间，准备好更丰满的思考维度，从而在面临任何新问题时，就可能发现更多的与之周旋和协商的余地。

“成本—效益”就是一种面对技术的思考维度，沿着这一维度思考，就打开了一种协商空间 （是否采用、如何采用）。但学了更多技术哲学，我们就可能打开更多的维度，审美、政治、伦理、人性、环境等等。当我们的思维只有单一的向度时，我们就很容易把问题标准化、精确化。通过一定规则的计算和权衡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当思考的维度越多时，就越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于是现代人把各个维度都最终归约为一个维度——效率，审美或伦理等问题要么能够归结为一定的数值来计算，不能计算的就归入所谓的“感性”层面，或者说“非理性”。经过这种阉割而剩下的单向度的理性就是所谓工具理性，而学哲学，有益于激活健全的理性思维能力——或许更低效，更暧昧，但更加丰满。

四 技术哲学课对技术哲学的应用

在教授技术哲学导论这门课程的时候，我同样也在遭遇着对教学技术的反思和选择。

例如，我在后半学期安排了一场讨论课。在筹划讨论课时，就有一项技术的选择摆在我面前。我要求助教与我共同记录讨论表现以便最终打分，助教提议说，我们可以用录音笔做个记录，一方面便于核对，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某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有同学没来或没怎么发言，最后却对成绩提出异议，我们就有所依据了。

表面上看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录音笔既不用多少成本，也不会给课堂带来什么妨碍。最后用不上也没什么损失，用上了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但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放弃了这一选择。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记录应该不会遗漏太多，可以考虑在下课前点一下名，确定参与的同学都被记录在案了，而不需要像防贼那样防所谓“麻烦”。录音的逻辑也是通过技术监控来保障安全、省心、严格……这就是“集置”的“预先控制”的逻辑。我宁可事后遇到事情时麻烦一点，也尽可能不必使用这种记录手段。

“录音笔”有时确实很有用，比如当某位员工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就随身带上了录音笔，最终为他保全了重要证据，避免了更大的冤案。我们看到了录音笔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当那位员工起用录音笔时，他和公司内的其他人员的关系已经变化了，他把他们当做坏人来防着。

录音笔在客观中立地记录话语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着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我对此感到“不美”，于是就不去选择了。当然，这一层思考未必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我也可以选择带着警醒继续使用录音笔，如果那样，我也不认为我犯了多大的原则性错误。但无论如何，我确实多想了这一层，这就是我在实际生活中用上了我所讲授的哲学。

作业评判方面也有类似的抉择。现在学校给每位任课老师提供免费的知网查重额度，每位同学都可以被检验两次。我可以把所有作业打包上传，一次性检验。不过我并没有这么做，但我也不是完全不用查重技术，而是在注意到可疑的作业时，才去查一下重。从效率上来讲，打包上传，让系统自动检查，并没有什么麻烦之处，甚至说上传更多作业，是对“校内查重”做出了贡献，如果某位同学或这位同学的好友把他在这门课程的作业拿去别的课程利用，如果两位教师都使用查重，就更有可能发现这种情况。甚至有老师建议，把作业查重嵌入到网络学堂的系统之内，不必经过老师，学生上传作业时就自动进行检测。

但我对查重技术本来就心怀警惕，我愿意偶尔借用这一技术，但是坚决抵制让这一技术本身成为某种标准来取代老师的判断。“预先检查”和“事后检查”是大不相同的，先查还是后查，决定了检查结果对我施加影响的方式。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某种本质性特征就是“订置”——“预先控制”、“预先确保”。如果真有一天强制要求每份作业都过查重，那么我也希望我先去阅读学生的作业，再去查看查重结果。而不是在得知查重结果后再来审读作业。

应用查重技术，似乎能够减少漏网之鱼，增强公正性。但这只是就当下静态的场景而论的。更重要的是，随着查重技术的流行，学生的行为和教师的态度都会随之变化。学生会更多洗稿，教师会更多依赖。

公正自然是好事，但是问题在于，为了眼下的公正性和精确性，我们可以做出哪些退让和妥协？

在作业要求方面，我也有自己的理解。我的几门课作业要求都是“可选”的，可以选择写“论文或读书笔记”，一篇6000字的论文也可以用总字数6000字以上的读书笔记替代。另外，这门课还额外要求50分的“讨论分”，但讨论分中包含课上讨论和网上讨论，具体份额却并不固定，我会根据各人不同表现酌情给分。

但是选择不同形式的作业，最终每位同学的得分都是在统一尺度之下的——无非是0~100分之间的一个数值。显然，最终的给分有较大主观性。

如果学校给予更加严格的要求，例如必须给出详细的评分标准和具体的得分细节，那么我们可能会不得不妥协，最终干脆用客观统一的试题考试取代主观多样的作业形式。这种要求不是不可能下达，相反，这正是近年来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或许也和数字化的管理技术有关。对教师和教学过程的评估进行统一评估时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将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评估标准。

但是我们这些普通教师和学生的选择，也同样会产生影响。例如我鼓励学生使用网络学堂的讨论区，但学生们似乎积极性不高，不爱发帖。这就是一种博弈。我可能坚持要求，甚至强化处罚，也可能以后就鼓励学生采用其它形式或其它平台进行讨论了。在我与学生构成的小环境内，技术的应用方向始终悬而未决，处于协商之下。在学校与我们教师之间，也是类似，我们每个教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的具体选择，是积极还是消极，是接纳还是抵制，最终也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许多技术悲观论者其实是站在“上帝视角”思考问题，感觉到无法为现代社会寻求一种全局的、整体的、一揽子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所以失去了信心，认为技术哲学只会悲叹却毫无用处。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回到我们个人的实际处境之内，那么我们将能发现——选择总有意义，行动总有效果，反思总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