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今技术之别

一 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有何区别？

我们已经看到，从古希腊到现代，数学、原因、自然等关键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迁。

研究哲学或思想史，我们始终都要牢记的是，没有什么词汇的含义是亘古不变的，任何概念或事物都是历史性的，哪怕是几乎亘古不变的日月星辰，也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有所变化，更何况那些原本就边界模糊的概念了。

那么我们最为关切的“技术”，它的意义和角色当然也是不断变迁的。在今天，技术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主宰者，这正是为什么技术这一主题越来越吸引现代哲学家们的关注。无论是歌颂人类的技术成就，还是批判技术带来的种种现代性危机，人们一般都认为现代技术确实与古代技术有所不同。

那么，现代技术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以及，现代技术既然如此不同，那么与古代技术还有连续性和可比性吗？

从这一章起，我们就要开始专门对“现代技术”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就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异与同。

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一文，是讲得最深刻的。这一文本也是就“技术哲学”这一学术领域而言影响最大的经典，要讨论“技术哲学”，很难绕过海德格尔。作为一部技术哲学导论，我们值得花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这篇文章。本章以下部分将围绕着海德格尔该文进行梳理。

《技术的追问》是海德格尔1953年的演讲，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代表，本章基于孙周兴的中译，收录于商务印书馆“海德格尔文集”中《演讲与论文集》一书。

海德格尔在开篇说道：“下面我们要来追问技术。这种追问构筑一条道路。因此之故，我们大有必要首先关注一下道路，而不是萦萦于个别的字句和名目。该道路乃是一条思想的道路。”

这几句话声明了海德格尔哲学的一贯旨趣，那就是追问概念不是为了纠缠于字句，而是为了“思想之路”。海德格尔非常喜爱使用“道路”的隐喻，他后期的几部重要文集如《林中路》、《路标》等，从题目上就看得出“道路”的含义。海德格尔认为，语词和文本本身是为了启发和指引，就好比“路标”那样，一个好的路标应当让行人明确路线，然后径直走过。如果一个人对着一块路标太过关注，在路标面前驻足不前，甚至想要背起标牌旅行，那么这就失去了路标之本意了。

之所以这一点值得不厌其烦地声明，是因为海德格尔善于以深奥的方式运用语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有丰富意义的“术语”，很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注意。一些所谓的海德格尔学者往往喜欢深钻文本，讨论起来满口海氏“黑话”，恨不得说得比海德格尔还要晦涩，这就是所谓“萦萦于个别字句”，而没有真的吸收海德格尔的指引再向前迈步。

哲学的任何追问，最终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卖弄学识”，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自由之路”，而不是追随权威、依附他人之路。每一个具体的追问，都是为了在这一具体维度上，寻求自由。

海德格尔接着说：“我们要来追问技术，并且希望借此来准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什么叫“自由关系”呢，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技术事物时，能够恰当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理解相应技术对自己的意义，从而与相应技术建立起游刃有余的关系。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如果我们应合于技术之本质，我们就能在其界限内来经验技术因素了。”

理解技术之本质，意义在于引导我们以恰当的方式来对待具体技术。就好比说，小孩一旦理解了食物是用来吃的，就不会把它当作玩具来反复把玩或装饰品来四处涂抹，只有理解了技术究竟意义何在，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充满技术的环境之内找到更恰当的立身之法。

二 正确的废话不够真实

所谓“技术因素”，与“技术的本质”相对。海德格尔说道：“贯穿并且支配着每一棵树之为树的东西，本身并不是一棵树……同样地，技术的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再打个比方来说，“食物”的本质是由“吃”这种活动来规定的，要追问食物的本质，我们理解到的是进食这类活动的特点和意义，而并不是由某一特定食物及其成分来决定的。比如说食物的本质是“蛋白质”的话，那糖就不算食物了吗？含有蛋白质的活人就算食物了吗？说食物的本质是“能量”，那太阳是不是食物？如果我们把各种具体的食物及其成分叫做“食物元素”，那么“食物”的本质并不能从“食物元素”中找到，而是要从进食活动中找到，从动物的生理机能那里找到，而使食物成为食物的“进食”本身恰恰不是一种“食物”。

所以，我们看到有飞机、火车等诸多具体技术，放大看还有齿轮机构、传动机构等各种具体结构，但这些东西并不是技术的本质，我们要寻求的本质是某种具有规定性的边界，某种活动或事态，在其中技术作为技术呈现。

这种本质性的规定边界，从流俗的角度说，就是“定义”。我们第一章中讲到，要追问某一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需要预先对它有所了解。我们追问技术，并不是起始于一无所知，而是起始于我们对技术的日常理解。

海德格尔首先援引了人们对技术是什么的流俗定义：“尽人皆知对我们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两个关于技术的规定原是一体的。因为设定目的，创造和利用合目的的手段，就是人的行为。”

在中文语境下我们也可以认同这两种日常定义，一方面技术一词总是功效、用途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技术一词也与人工、人造联系在一起。人们采用手段达成目的，这手段就是技术。

流俗定义总是正确的，因为这就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内容，因为人们确实能够互相领会，所以这些定义才会积淀下来。海德格尔说道：“谁会想否定它是正确的呢？明摆着，它是以人们在谈论技术时所看到的东西为取向的。”

但海德格尔区分了“正确的”和“真实的”，正确的说法不一定是“真”的，在海德格尔那里，“真”更多地是一个动词，是一个揭示真相的动作，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正确”只要求“符合”，描述的语句与描述的对象相匹配，就是正确的，但正确的说法不一定能够揭示真相。海德格尔说道：“只有在这样一种[对眼前讨论的东西的本质的]揭示发生之处，才有真实的东西。因此，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唯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

打个比方来说，你面前有一个人，我们描述他：他身高一米八，年龄二十八，天蝎座的，未婚，爱好旅游，本科学历，有车没房，父母都是本地人，身体健康，正在跑步……诸如此类的描述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未必是真实的揭示。但如果你听到一声喊：“抓小偷！他抢了我的手机！”此一句话胜过千万句正确的描述，一下子揭示了真相。惟有这种“揭示”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恰当的关系之中：是见义勇为，还是退避三舍，还是围观或报警，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可能选择完全不同的关系，但真相的揭示使得我们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当然了，如果我们在相亲的场合，那么前面些话也能够起到揭示作用，然后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为他亮灯或不亮灯之类的。

在咄咄逼人的现代技术面前，就好比在一个气势汹汹的强盗面前，我们需要作出恰当的回应、选择恰当的姿态。这个时候，并不是所有正确的描述都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处境。我们需要去洞悉本质。但这些正确的描述毕竟是我们第一印象所看到的，所以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追究的起点。比如说，看到那个人在跑步，就可以顺着这一点进一步揭示：他为什么跑步呢？是为了竞赛、健身还是逃逸？如此顺藤摸瓜，就更可能发现真相了。

三 原因会聚、结果登场

海德格尔就从正确的流俗观点“合目的的手段”出发，进一步追究起来——那么手段又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发现，手段这一概念又与因果性紧密相连：“一个手段乃是人们借以对某物产生作用、从而获得某物的那个东西。导致一种作用或结果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原因。……工具性的东西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也就有因果性即因果关系起支配作用。“

之所以有“手段—目的”之分，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做些什么，来实现特定的目的，这就蕴含着因果关系，理解了因果性，我们才能够领会如何借助工具以促成“结果”。那么，因果性又是什么意思呢？

海德格尔首先给出了哲学家的传统定义，即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即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效果因（译动力因）。亚里士多德拿一个银盘来举例：铸造成它的原料，即金属银，是其质料因；将之铸造成圆盘状，这圆盘形态是其形式因；之所以要把它制造出来是因为某个隆重典礼要用，这就是目的因；而银匠实际把现实的银盘做了出来，这是效果因。

海德格尔把这四因称作四重“招致方式”，“招致”是有一些法理或伦理意味的，原意是“对……负责”。我们之前说过，“原因”概念最初是一个法律用语，追究某一事件的“肇事者”。

比如张三死了，我们追究他的死亡是“因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多重维度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他因为体质较弱，失血过多没挺到医院就死了，这是其“质料因”，是导致死亡的物质基础（如果他铜皮铁骨就死不了）；他因为被锐器刺杀而死，这是“形式因”，描述其“死状”；他因劫财而被杀，大金链子被抢走了，这是“目的因”；最后，这件事情是李四做的，这是效果因，是直接完成行动的肇事者，银匠直接“造成”了银盘。

海德格尔重点考察了银匠即效果因的招致方式。银匠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动力因”，就好比机械传动机构那样把一个现成事物从一个位置搬动到另一个位置。银匠工作之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银盘等待他操作。银匠面对的是分散的另三重原因——银子在商铺里出售，形状在脑海里或图纸中，典礼在下个月在大礼堂召开。然后他把这原本分离、无关的三件事情聚集到了一起，让他们相互配合，把形状赋予材料，并把银盘交付典礼。

银匠让四因“会聚一堂”，这几件事物原本隐而不显，散落在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而银匠通过他的考虑、谋划，把它们逐一带入舞台中央。造成银盘的就是四因的会聚。

银匠既不是现成地操作一个事物，也不是凭空创造一个事物，而是让各个维度的事物会聚在一起，最终让结果发生。银匠所做的，好比说就是建造一个“舞台”，从各处“带来”各路角色，让它们一齐“登场亮相”。

工匠、艺术家，都是善于以各自的方式谋划并促成‘会聚“的人，但并不是说只有人才能造成结果。这里海德格尔重新表述了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与技术的区分——那些自己会聚起来、自己造成自己的，就是”自然“。比如花朵绽放，可以解释为是植物会聚了其物质条件、形态特点，为了结果实的目的，而自发造成的。

这种让会聚的事物登场亮相的“舞台”，海德格尔称之为“无蔽”，而把各个因素从幕后带出台前的工作，海德格尔称之为“解蔽”。会聚原因而促成结果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移动物体的动作，也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造动作，而是“解除遮蔽”这一个动作。这些被解蔽的事物原本也都在那里，只不过被各自的环境掩盖了。

四 技术为真理搭台

工匠的工作包含了双重意义：揭示和造成。他一方面需要“认出”银块、图纸之类的各种事物，理解它们各自可能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他需要实际造成结果，他需要有熔炼银块的技术，有根据图纸塑型的技术，等等。这两方面并不是先后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在第一章就讨论过，“认出”在某种意义也需要以“技术”为前提，制造的方式本身就是揭示的方式，正因为工匠能够如此这般地制造，他才认出了诸如此类的材料和条件。

海德格尔从“合目的的手段”出发，追究到了“认识”上面，“如是看来，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了。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

技术一词的希腊词源暗示出这种关联，海德格尔发现希腊语中的techne（技艺）和episteme（认识、知识）一词交织在一起，“这两个词乃是表示最广义的认识的名称。它们指的是对某物的精通，对某物的理解。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

随着自然哲学的兴起，技艺与认识才被明确区别开来，最后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定义中得到总结。但技艺与认识仍然意义相通，前者指的是非自然的（依赖外在意志）的揭示活动，而后者指的是自然的自我揭示。

海德格尔并不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贬低技术，在他看来，技术的揭示同样也是真理之解蔽，某种意义上这种解蔽方式是更基础的，因为所谓“自然”可以被理解为技术的特殊形式，即自发的生产。

银是坚固、耐用、散发出银白色光泽的金属，这些特性是银之“本性”吗？但在自然界中，我们其实看不到亮闪闪的银，大多数银以化合物状态存在于黑不溜秋的银矿石中，即便是单质自然银也总是包裹在黑漆漆的氧化物之内。银之“闪亮”的特性，都是在经过工匠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之后，才呈现出来的。

但这些特性，又并不是来源于工匠，并不是说工匠出于主观意愿，给本来不闪亮的银添加了闪亮这一特性。工匠所做的，所谓“解蔽”，是解除遮蔽，让银“原本”就具有的闪亮特性显露出来。当然，不同的技术揭示出不同的特性，电工把银包裹到电线中，遮蔽其闪亮光泽，但为的是显露出的是其利于导电的特性；化工厂把银浆加入熔炉，揭示的是其催化反应的化学特性……种种特性都不是人们从银的“外部”取来，添加到银身上的，而是银“本身”具有的，而技术让它们得以“揭示”，得以显露。

银之银性、石之石性、木之木性……各种物之物性通过技术得到揭示。在技术活动中，“自然”并不是某种现成存在的东西，不如说“自然”是一种“阻力”——我们不能心想事成，拿起任意的材料就可以塑造出任意的形状或光泽。银顺从了银匠的意志，而一块烂泥无论如何扶不上墙。

所谓“真理”，既不是由工匠外加给事物的，也不是事物本身就现成完成好了的，真理需要在技术活动中“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磨合过程中呈现。

如康德所说，知识的规则性来自于人的认识形式。而这形式本质上就是技术的模式。技术搭建了让真理显露的舞台，但事物是否能够顺利登台还需要看“自然”的眼色。

海德格尔通过这一连串的运思，把技术的追问纳入到“真理的追问”这一领域中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那就是解蔽的领域，亦即真–理（Wahr–heit）之领域。”

五 抱上科学大腿的现代技术变质了吗？

以上的讨论一直都在希腊哲学的语境，但是我们知道，“技术”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技术早已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那么上述的分析还适用于现代技术吗？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方式，是一种为真理搭台的方式吗？

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这种可能的质疑：“人们可能会提出如下反对意见：虽然这种规定对希腊思想来说是有效的，在有利情形下适合于手工技术，但并不适切于现代的动力机械技术。”而且现代技术的独特性本身就是我们关注的重心，因为正是现代技术的崛起，才吸引了思想家们的关注。

那么现代技术的独特性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还是从流俗的日常定义出发，“人们说，与以往所有的技术相比，现代技术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因为它是以现代的精密自然科学为依据的。此间人们已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现代物理学作为实验物理学依赖于技术装置，依赖于设备的进步。对技术与物理学之间的这样一种交互关系的确定是正确的。”

仍然是熟悉的思路：正确的东西未必够真实，比如一条狗每次听到响铃就吃饭，饭总是追随铃声出现，就可能以为是铃声规定了吃饭，但真相其实是有个叫巴甫洛夫的人同时规定了响铃和吃饭这两件事。类似地，我们看到了现代技术总是与现代科学形影不离，但这一定是因现代技术是由现代科学所规定的吗？或者说还有某种更真实的东西，同时规定着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的特点？

海德格尔说道：“决定性的问题依然是：现代技术具有何种本质，使得它能突然想到应用精密自然科学？”

我们需要把握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差异，正是这差异，让现代技术能够全面投靠现代科学。追究差异，首先要找到共同点，因为只有在共同的基础上，事物才是可比较的。如果没有丝毫共同点可言，差异又从何谈起呢？海德格尔认为，所谓“解蔽”，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搭台”，是古今技术的共同本质。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唯当我们让目光停留在这个基本特征上时，现代技术的新特质才会向我们显示出来。”当我们着眼于搭台方式时，我们就会注意到，现代技术的解蔽方式或者说“舞台形式”发生了变化，

海德格尔说道：“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

孙周兴把德语词herausfordern翻译为“促逼”，其实是有些用力过度之嫌，这个词本义有激怒、挑衅、“向……发起挑战”的意思，英文一般就翻译成challenge。而“促逼”更突出了强硬和霸道的感觉，后面所谓“提出蛮横要求”也与之呼应。

但蛮横、强硬固然是现代技术的特征，但这种蛮横关键还是要着落于“要求”之上，这才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区别所在。

当然，译成“促逼”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挑战”感觉像打擂台似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关系，但现代技术面对“自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更多地是单方面对之提出要求，而很少聆听它的呼声。

与其说这种挑战是平等决斗，不如说是“请君入瓮”，是预先埋好了坑然后让自然来填。

六 从角儿到导演

我们不妨回到“搭台”的比喻。同样是“搭建舞台”，我们不妨说，古代技术是“角儿制”，现代技术是“导演制”，古代技术向事物发起“邀请”，尽管通过搭建舞台为之做出安排，但最终还是听任角儿的发挥。现代技术则对事物提出“要求”，不但预先编排好整个故事，连演员的一颦一笑也都尽在导演的控制之下。这种“蛮横”并不会由导演的柔声细语而改变，而是由搭台方式所决定的。

关键的区别是，“主角”首先是一个有自己意志，在舞台上掌控全场的登场者；还是说“主角”首先是由导演在幕后就预先规划好了其演出方式，然后作为一个“空缺”的“位置”来找人填补。

登场者是有充足的余地自由发挥还是一丝不苟地服从预先的规定，这是古今技术的差异所在。

现代的“戏剧”有双重的“演出”，在实际由演员完成演出之前，整部戏剧就已经在编剧和导演那里上演了一遍。所有的“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再让填补这些位置的演员们做出符合要求的动作。

海德格尔以煤矿为例，说明了这种双重上演或双重揭示，他说道：“这种促逼着自然能量的摆置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开采。它通过开发和摆出而进行开采。但这种开采首先适应于对另一回事情的推动，就是推进到那种以最小的消耗而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用中去。在煤炭区开采的煤炭并不是为了仅仅简单地在某处现成存在而受摆置的。煤炭蕴藏着，也就是说，它是为着对在其中贮藏的太阳热量的订造而在场的。太阳热量为着热能而被促逼，热能被订造而提供出蒸汽，蒸汽的压力推动驱动装置，这样一来，一座工厂便得以保持运转了。”

简单来说，煤矿石被实际从地下挖出，从而在人世间“登场”之前，它的一系列演出就早已被预定好了，它将被填入锅炉，填补能源的空缺，为工厂体系的运转提供动力。在作为运送到地面上煤矿石而展露之前，深埋地下的煤矿石早就已经被“解蔽”了，早就已经作为其最终扮演的角色——能量——而被“探明”了。

实际去挖出一块煤矿所用到的技术并没有多么特别，现代的机械化采矿无非是比古代的矿锄、起重机之类更有效率一些。但在实际开采之前的那次“预先开采”却不简单，它并不是通过个别的有形工具而达成的，而是通过整个“工业体系”完成的。这个工业体系凌驾于所有具体的“小舞台”之上，规定着一切事物的登场方式。

不只是地底的矿藏，所有的事物都以类似的方式被“预先规定”了。森林被预订为林业资源，河流被预定为水资源……这种预定甚至不依赖于水坝的修建，除了能源之外，所有事物都被认作广义上的“资源“，最终是为了产生效益、为加速整个工业体系的运转而存在的，哪怕是审美或休闲的对象也不例外。海德格尔说道：“但人们会反驳说，莱茵河终归还是一条风景河嘛。也许是罢。不过又是如何的呢？无非是休假工业已经订造出来的某个旅游团的可预订的参观对象而已。”

七 时刻准备着

在整个工业体系中，每一个“小舞台”都环环相扣，不再有隐秘的“幕后空间”，事物在某一舞台登场之前，也始终处于“灯光”之下。海德格尔说道：

“自然中遮蔽着的能量被开发出来，被开发的东西被改变，被改变的东西被贮藏，被贮藏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重新被转换。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都是解蔽之方式。可是解蔽并没有简单地终止。它也没有流失于不确定性之中。解蔽向它本身揭示出它自身的多重啮合的轨道，这是由于它控制着这些轨道。这种控制本身从它这方面看是处处得到保障的。控制和保障甚至成为促逼着的解蔽的主要特征。”

煤块从地底开掘到地面；从矿场运到加工厂；从加工厂送到仓库，从仓库送到商店，从商店送到锅炉。以上这一路“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每一步都是一种解蔽方式，矿石在不同的场所中被认作库存、商品和燃料。但关键在于这一条解蔽之轨道是如此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就好比说一个角色走下舞台后并不是隐入幕后，而是无缝跳转到了另一个舞台。

在在环环相扣的效用链条中，所有舞台都被预先摆置好了，每一种事物在每一处场合的位置都已经预留好了，预先得到了保障。

这一整个贯穿了每一个小舞台的“轨道”，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是一种更加基础的呈现方式。事物除了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之外，就整个现代技术体系而言，也有一种统一的、基本的呈现方式，那就是作为“持存物”而呈现。

海德格尔在这里用的“持存”（Bestand）一词，德语本义就是“库存”，但字形上有含有“站立”的意思，海德格尔解释为“被定置而立即到场的站立”。这个“站立”的意象就是“立等”的意味，换句话说，就是“时刻准备着”。

现代技术也是让事物会聚从而登台亮相，但不再是从暧昧昏暗的幕后把演出者请出来的，而只是要求早已预先站在台前的等候者开始做预订好的动作。

角儿变成了演员，甚至是木偶戏中的木偶，不再具有独立性，海德格尔说道：“在持存意义上立身的东西，不再作为对象而与我们相对而立。”

什么叫不再作为“对象”呢？一个东西摆在我面前，不就是一个观审对象或认识对象吗？这里海德格尔讲的“对象”，不如理解为“谈对象”、“处对象”的“对象”。我们不能和一个木偶谈对象，对象是有其独立性，或者说“神秘性”的。

海德格尔以跑道上的一架飞机举例——“它被订造而保障着运输可能性。为此，在它的整个结构上，在它每一个部件上，它本身都必须是能够订造的，也就是作好了起跑准备的。”

和一架飞机打交道时，一切都指向“起飞”，我们本质上不是在和飞机打交道，而是在“准备出行”，整架飞机及其每一个零件的意义全都投射于出行活动。对比来说，一辆马车就并不完全是一个“持存物”，它并不是“时刻准备着出行”，那匹马或许还准备着交配、准备着撒欢、准备着睡觉。马不仅仅是为了马车而订造的，车厢也不总是准备着被马拉。

越是现代的技术造物，就越是体现出这种严丝合缝的预订性，因为在效率的逻辑下，一切累赘的、暧昧不明的部分都将被剔除。与持存物相对的是“废弃物”，这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我在《什么是技术》一书中有所讨论。

在某一小舞台内，人或许仍旧是解蔽的发起者，是四因的召集者。但是就整个工业体系把万物揭示为“库存”的意义上，这个解蔽的发起者也是人吗？并不是了，相反，人倒是第一个被揭示为“库存”的事物。海德格尔说道，“人通过从事技术而参与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订置。不过，订造得以在其中展开自己的那种无蔽状态从来都不是人的制品。”

所谓“无蔽状态”，即预先给每一小舞台分配位置的大舞台，首先“促逼“着人，让人也成了“库存”，成了时刻准备着的“工具人”，海德格尔说道：“人不也就比自然更原始地归属于持存么？有关人力资源、某家医院的病人资源的流行说法，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树林中丈量木材、并且看起来就像其祖辈那样以同样步态行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的护林人，在今天已经为木材应用工业所订造——不论这个护林人是否知道这一点。”

并不是现代的护林人特别厉害，能够把森林解蔽为资源，而是现代人和森林一道被预置在精密的工业链条之内，无论具体的护林人怎么想，他的个人想法都无关大局，他的工作随时可以被另一个人取代，因为他所占据的“工作位置”是早已被产业链条安排好了的。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求职无非就是填坑而已。

八 时代在召唤

那么，是谁“把人召唤入那些分配给人的解蔽方式之中”的呢？海德格尔说道：“如果说人以自己的方式在无蔽状态范围内解蔽着在场者，那么他也只不过是应合于无蔽状态之呼声而已”

这种“呼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第一章中所说的“前世记忆”，我们的成长环境虽是由前人的创造活动所沉淀下来的物质记忆构成，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成了我们“先天”的东西，是我们成长或学习的基础条件，决定着我们的认识形式。

这种认识形式或生活方式的“缺省配置”，并非人主动选择的结果，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像打游戏那样，能够在开局选择一个时代或剧本加入其中，我们仿佛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等我们有机会反省自我之前，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许多东西。

整个时代环境对我们的预先塑造，就是所谓的“呼声”，或者说“时代之召唤”。有人说，我特别叛逆，应该工作，我偏不工作，我就做个流浪汉也不加入工业体系，这是否摆脱了呼声呢？海德格尔说道：“即便在他与此呼声相矛盾的地方，情形亦然。”“呼声”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和尺度，哪怕是你试图逃避或拒绝，也是以某种预留的方式逃避。比如说，同样做“流浪”，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吟游诗人的位置，游侠和卖艺也改变了意思，乞讨和拾荒都仍然处于现代工业体系的环节之内，工业体系的垃圾处理机制甚至早已把拾荒者考虑在内了。

我们可以用“时代”来命名这种呼声的来源，但这也会带来误会，仿佛每一个时代都会发出类似的呼声似的。事实上，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工业时代），我们才会听到如此普遍而强硬的呼声。至于古代，人类的命运各不相同，雅典人有雅典人的环境，斯巴达人有斯巴达人的风格，很难说有一个贯穿着所有人生活世界的东西预先规定着人们的认识方式（解蔽方式）。唯独在这个时代，某种东西预先主宰了全局。

为此，海德格尔设计了一个术语：“我们以‘集置‘（das Ge–stell）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那种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

德语中“Gestell”一词也是个日常词汇，指的是某种构架式的用具，譬如一个书架。它也有“骨架”的意思。因此早期的中译本译作“座架”。

海德格尔在中间加了个短杠，突出了这个词的前后两部分意思，Ge-有会聚、聚集的意思，stell则有摆置的意思。因此孙周兴又改译为“集置”。

一个大货架，可不就是“聚集的摆置”么，这种聚集方式关键在于“预先规定”，每一种事物都早已预订了其中的位置，一切都一目了然、井井有条，没有暧昧地带。

当然，“譬如在神庙区设立一座雕像”，也是一种预先摆置，在雕像树立起来之前，神庙区就已经预留出了空位，根据预先的规划订制着雕像的形态。这和现代技术的预先订置“在本质上是接近的”，现代技术的特点在于这个“规划区”不再限于某一特定区域，而是覆盖了整个世界，不仅一座雕像是预先订置的，一块煤矿石是预先开采的，一切事物都已经被预先安置在整个世界图景之内了。现代人的世界图景变成了一个大书架，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一切都摊开在一个可见的平面中，没有任何内在性的隐秘空间。

“集置”首先体现于这样一种平坦而明晰的世界图景之上，因此第一个响应其召唤的并不是工业革命，而是更早的科学革命。海德格尔说道：

“人类的订置行为首先表现在现代精密自然科学的出现中。精密自然科学的表象方式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现代物理学之所以是实验物理学，并不是因为它使用了探究自然的装置，而是相反地：由于物理学——而且已然作为纯粹理论——摆置着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先行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呈现，所以实验才得到订置，也就是为着探问如此这般被摆置的自然是否和如何显露出来这样一个问题而受到订置。”

所谓“先行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就是我们第四章中说到的，以牛顿力学为标志的数学体系。这种数学体系剥除了一切暧昧不明的部分，把任何事物都首先揭示为“可计算物”，然后再可能展开进一步的计算。进一步的计算是科学家的工作，但把一切预先揭示为可计算物，这是“集置”的功劳。

海德格尔回应了之前的问题：之所以现代技术是现代科学的应用，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同根同源，都是对“集置”的响应。

海德格尔也注意到，现代科学的发展伴随着“因果性”概念本身的转变，他说道：

“自然以某种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的方式显露出来，并且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始终是可订造的。这一系统进而取决于一种再度被转变的因果性。现在，因果性既不显示出有所产出的引发的特征，也不显示出[效果因]甚或[形式因]的特性。也许因果性正在萎缩为一种被促逼的呈报，一种对必须同时或随后得到保障的持存物的呈报。”

上面海德格尔讲的，就是因果性从“为什么”到“如何”的转变，现代科学所回答的，只是一种对运动过程的“描述”。在现代科学哲学对因果性的定义（D-N模型）中，因果性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关系，给出一个初始条件，只要从这个条件推演出结果，这个条件就是原因。比如给定月亮和地球在前天的位置关系和相互引力，就可以计算出它们在昨天的位置关系，这样的话月亮前天的位置就可以给月亮昨天的位置提供一个因果说明。但反过来说，给定昨天的位置，也可以演绎出前天的位置，“果”可以反过来解释“因”。因与果变成了一组符号方程式的两端，而中间的“等号”往往是可以对称互换的。我们只能强行规定必须把时间上在先的放在前面来呈报，因果性就变成了沿着时间顺序对事态的接连“呈报”。

九 命运与自由

随着科学与技术的成功，集置越来越成为无可逃避的支配者，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回答海德格尔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寻觅一条“自由之路”呢？

海德格尔认为，“人根本上不可能事后才接受一种与集置的关系”，我们不可能选择脱离自己的时代，不可能选择跳出集置的支配。但是，奢求一种“预先选择”的自由无疑是一种僭妄，人并不是超然世外的上帝，也不是坐在屏幕前的玩家，人之为人首先就是囿于特定的时空的存在，只有在理解这一根本上的“有限性”之后，人才谈得上追求自由。

海德格尔把这种人无法摆脱、无法选择的有限性，称作“命运”。这命运不是算命先生口中的东西，不是指一个人未来注定要遭遇哪些不可更改的事件，而是指时代与环境的不可选择的局限性。

就好比说一块泳池，池水的局限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上面跑步或赛车，但我们可以在池水中游泳。相反，我们可以跑步的地方，往往又不能游泳。每一个环境都有其局限性，都有其“预先规定”的容纳空间，没有一个现实的场地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但正是对跑步的局限，保障了游泳的自由，正是对游泳的局限，保障了跑步的自由。当我们要在一个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寻觅我们的自由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恰恰就是认清我们的“枷锁”，听取环境的要求，认清预置的边界，如此，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

海德格尔说道，“人恰恰是就他归属于命运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倾听者而又不是一个奴隶而言，才成为自由的。”这种倾听不是一种盲目的顺从，而是有所反思地确认边界。

“集置”的大舞台虽然看起来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但它仍然是某种开放的空间，同样有其阴影和边界。海德格尔说道：“开放领域之自由既不在于任性蛮横的无拘无束中，也不在于简单法则的约束性中。自由乃是澄明着遮蔽起来的东西，在这种东西的澄明中，才有那种面纱的飘动，此面纱掩蔽着一切真理的本质现身之物，并且让面纱作为掩蔽着的面纱而显现出来。”

这段话很难读懂，但核心意思并不特别晦涩。海德格尔所用“Lichtung”一词被译作“澄明”或“澄明之境”，听起来颇为高大上，但这本也是一个通俗的词，表示“林中空地”，密林间的一片“疏朗处”，说白了就是“空地”的意思。英译本一般就翻译为clearing。

与一般意义上的空地不同的是，“林中空地”是在密林中开辟出来的，事实上我们一般谈论的“空地”也总是在某一环境中开辟出来的，我们不会把一望无际的沙漠中间的某个区域叫做“空地”，“空地”这个概念总是与某种暧昧或昏暗的“边界”相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澄明”倒不如说是“澄清”、“清场”，它不是一个现成的、静态的状况，而是由某种清扫动作营造出来的空间。

搭建一个舞台的动作就是“清场”，清除杂乱和无用的东西，把它们扫入阴影或赶下幕后，由此让登场者清楚地站在聚光灯下。

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当预订的剧本上演时，自由的方式既不是亦步亦趋，紧盯着聚光灯下的明亮之物，也不是单纯闭眼不看或者干脆打砸舞台。而是，我们应当转向为了清场而被遮蔽的东西，去注意光与暗的交界处，注意幕后与台前的衔接处。不是追随清晰的、明亮的登场者，而是追究这个让登场者登场的舞台之边界。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为人的自由造成了危机，这不是因为现代技术的“解蔽”出错了，相反，倒是因为它的解蔽太过于“正确”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让一切都显得清晰明白、井井有条，于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明亮的路灯下活动，遗忘了其它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说道：“人往往走向（即在途中）一种可能性的边缘，即：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置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且从那里采取一切尺度。由此就锁闭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人更早地、更多地并且总是更原初地参与到无蔽领域之本质及其无蔽状态那里。”

人不可能不响应时代的召唤，但人有可能不在聆听时代的召唤，也就是说，我们把召唤和要求，看作理所当然，看作唯一的方式。比方说，水池限制了我们只能在此游泳，但如果我们不再以为这是一种从水池的边界而来的“限制”，反而以为游泳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成了永远被自我束缚的“井底之蛙”。

所谓“自由”，不是指非得在水池里赛跑，而是要把水池认作水池，把要求认作要求，当我们望向水池的边界时，我们始终知道在那阴影深处还有其它的可能性。

受限于时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理解自己受困的处境，反而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中心。海德格尔说道：“……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人类如此明确地处身于集置之促逼的后果中，以至于他没有把集置当作一种要求来觉知，以至于他忽视了作为被要求者的自身。”

海德格尔并不否定现代科学的正确性或现代技术的有效性，相反，它们太正确、太有效了，以至于遮蔽了它们本身：“促逼着的集置不仅遮蔽着一种先前的解蔽方式，即产出，而且还遮蔽着解蔽本身”

就好比一个过于明亮的聚光灯会在照亮对象的同时掩蔽自己，人们被明亮的舞台吸引，而不再关注晃眼的灯光本身，这灯光逐渐被遗忘，人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舞台上的“本来面貌”，而遗忘了这一面貌也是由灯光打造的结果。

现代科学通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符号体系来揭示自然，这种揭示是正确的、有效的，但问题是人们逐渐忘记了这是一种“揭示方式”，反而把数学公式认作是自然的本来面貌了。好像数学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数学。

海德格尔忧心的并不是科学和技术的自我进化，而是人类追随科学技术的逻辑而迷失自我。相关的危机问题，我们还会在第六章讨论。

十 出路要靠技术与艺术的暧昧关系

海德格尔一会儿说危机，一会儿命运，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悲观主义的宿命论者，这种理解并非毫无道理，但仅就文本而言，海德格尔始终指明了“拯救”之路。他认为，救渡之路就在危险之源，危险的生长本身就蕴含着拯救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认为，拯救之路就是去“追根溯源”。他认为（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提过的），起源或“本质”（Wesen）并不是一个瞬间或一个某个现成固定的状态，而应该是某种持续的运动，海德格尔从词源做了个文字游戏：“‘Wesen‘作动词解，便与’持续‘同”。

起源不是一场突然的断裂，而是一长段历史过程，因此追溯到源头处，可以找到现代技术尚未与其它可能性相互割断的源始状态，这种源始状态中尚未清晰的模棱两可性，能够提示出可能的出路。

西方文明以及整个现代科技文明，其源头在古希腊，海德格尔于是又回到古希腊，追究当时的“技术”的面貌。他发现，当时的“技艺”（techne）一词还有另外一重含义，那就是现在被称作“艺术”的东西。

“在西方命运的发端处，各种艺术在希腊登上了被允诺给它们的解蔽的最高峰。它们使诸神的现身当前，把神性的命运与人类命运的对话灼灼生辉。而且在当时，艺术仅仅被叫做[技艺]。“

艺术一词与技术相分离，专门组成一个与审美有关的独特领域，这件事情是非常晚近才发生的，几乎要到十九世纪才逐渐稳定下来。而在古希腊，“艺术作品并不是审美地被享受的。艺术并非某种文化创造的部门。“

海德格尔推崇“艺术”经常会让人误解，以为是希望艺术家们来用审美拯救人类，但海德格尔推崇的并不是这种作为审美活动的艺术，艺术本身并不能提供拯救，艺术的意义在于，它与技术在源始的意义上是相通的。希腊思想中艺术与技术的“混而不分”的暧昧状态，才使得艺术成为拯救之路的一把钥匙。

归根结底，海德格尔指明的拯救之路实质就是“历史性的反思”，是“追根溯源”，而当我们追入源头时，发现了技术与艺术的暧昧关系，于是我们进一步“追思艺术”。

我们发现，艺术与技术一样，都是一种“解蔽方式”，把银做成银盘，和把银做成塑像，都是“会聚四因”、“登场亮相”。但技术用具和艺术作品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呈现方式。

一个技术用具越是好用，它就越是倾向于隐匿自己，聚光灯凸显的是演员，而不是灯本身。拿着盘子吃菜时，我们一门心思都在菜上，而不是盯着盘子来看。而艺术品则正好相反，一件艺术品总是倾向于突显自己，它让人流连于它的形式而非功能。

我们可以用技术与艺术代表上述的两种倾向——隐匿自身突出用途，还是隐匿用途突出自身。但这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事实上人们的制作往往都介于艺术与技术之间。我们并不总是不会注意盛放菜肴的盘子，我们总是在实用的盘子上雕琢无用的花纹，以便突显盘子本身。古代的大部分所谓艺术品，也都未曾完全脱离其实用目的，华美的瓷瓶仍然可以是一只可以用来插花的用具，美丽的绘画和雕塑也同时可以视作用来指示肖像或讲述故事的媒介。

直到印象派和立体主义之后，现代艺术才逐渐摆脱实用性或工具性，试图建立独立的意义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艺术是现代技术的副产品，因为现代技术日益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排挤掉“无用”的部分。哪怕我们仍然可以在现代技术产品中看到一些看似无用的装饰物，它们的功能也被定义为“审美价值”。

有用的技术与无用的艺术最终分道扬镳，但在最初它们曾经如胶似漆，暧昧难分。那么这一原初的两可性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那就是说，这种“分裂”并不真的毫无转圜余地，现代技术其实从没有彻底摆脱其根深蒂固的暧昧性，即便是看似严丝合缝的现代技术世界，仍然有暧昧的缝隙，有模棱两可的余地。

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现代技术在效用之外的维度，只不过我们经常把它们归结为“美学”、“伦理”、“艺术”等范畴，而并不承认它们属于“技术”的领域。而通过追根溯源，我们可以注意到，技术的意义不只是在整个工业体系的预订的位置精密地发挥功效，所谓的“艺术”维度并不是附着于技术表面的可有可无的添头，相反，倒是“艺术”更切近技术的本质，即真理之解蔽。

无论如何，理解技术与艺术的两可性，能够启发我们在“现象”中多滞留片刻（第二章）、反观自身，而不总是急吼吼地冲向功利的目标。

总之，海德格尔最终给出了与现代技术保持自由关系的窍门：即“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泰然任之，指的就是既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也不是强硬抵制，而是始终给自己留有余地，在追随新技术的同时，关注其暧昧的边缘。这所谓向“神秘”敞开，即是指对明暗交界处的暧昧深邃敞开胸怀，留心那些被掩蔽或者尚未突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