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技术哲学的论文太过仓促——星期二凌晨才决定从海德格尔换成芬伯格，星期二到星期三看一天书，星期四早上6点才把论文写完……其实许多地方还可以多展开一些。
关于多元理性的问题，芬伯格举的例子是非常好的——
论文中我写到：在这里，芬伯格同意历史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意见，认为不只是理性信念的内容，而且理性的原则和形式本身也是历史的和文化多元的。为了说明不同的文化可能拥有不同形式的“合理性”，芬伯格特别举出了日本作为例子，他提到：“川端康成的小说比日本例外论更有力地指出了任何把合理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的不足。围棋在欧洲人之前早就达到了一种理性系统的程度，它本身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行动文化，类似的西方观念有微妙的不同。”（第205页）芬伯格进而援引日本哲学家西田，明确指出：“不同的文化可以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合理的社会秩序。”（第206页）
这里可以多写一些。
在之前关于维特根斯坦和直觉主义的论文中已经显示出来了——“棋戏”是个非常好用的比喻。芬伯格在这里引用的川端康成小说所描写的一段关于围棋赛的故事确实很好地喻示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日本传统的围棋，与中国类似，不止是一种比赛，更是一种艺术和礼仪。
芬伯格提到的是一场日本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时期，一位年轻人挑战德高望重的围棋大师的一场比赛：按照规则，一场围棋比赛需要进行几天，而在每天的比赛告一段落时，轮到下子的棋手需要将下一步的走法先写好并封起来，而第二天比赛开始时开封，再由对手应招。这样可以保证棋手所用的时间是公平的——否则轮到下子的棋手就多出一整夜时间考虑这一步棋了。
而在这场年轻人与大师比赛中，年轻人在“封盘”时所下的一手棋那里取了巧——当他们在棋盘中部缠斗紧张时，年轻人把这一步封盘棋下在边缘一处无关紧要的地方，然而却是要让大师不得不应一手——这一步是早晚要走的，如何回应也毫无悬念，对整体局势毫无关系——随后，年轻人继续与大师在中部展开争夺，并从此占据主动，最后取胜。
年轻人所下的那一步是完全符合比赛规则的，但似乎只是在形式上是“公平”的，但实质上却不公平地多获得了相当于一整夜的思考时间。但这里芬伯格并不只是要讨论公平问题。事实上，强调“公平”——特别是强调形式上的公平性——是现代西方价值观的表现。而传统的棋戏根本不会搞什么计时，更不会搞这么多附加的公平规则——先手“贴目”的规则也是到20世纪后半叶围棋成为比赛项目后才开始的！而传统的围棋大师将棋赛看成一种艺术，无论是保证公平的附加条规还是在规则内使的阴招，都是对一件艺术品的亵渎。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作为“典礼”和“仪式”的围棋比赛中，年轻人向德高望重的大师的比赛中，双方的地位根本不是平等的，大师理所当然是居高临下而等待年轻人的请教，千方百计为年轻人创造一切“公平”条件的做法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芬伯格这一章的小标题是“礼仪与公平”——究竟哪一个才是合理的标准？礼仪还是公平？
如果将棋戏仅仅看作一场比赛，以胜利为唯一目的的较量，那么，“规则”就是围棋的全部了！既然是比赛，当然，讲究规则、严格和公平都是很自然的，围棋传统上也就是一种规则严格明了的比赛。然而，在传统中，围棋又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或者说，一场比赛的内涵绝不仅仅是棋面上棋子的活动。比赛是由两个人进行的，这两个人的身份以及进行围棋比赛的场合等等，对于棋赛而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需要被排除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是不可能被完全写入成文的规则内的，也不是可以用规则去强制约束的——例如挑战者对大师的“尊敬”这一条，不可能被作为一条确定的规则被操作。也就是说，传统的棋赛虽然一方面同样是讲究规则、严格和公平的，但却包含着更深的不可能被“形式化”的东西！而这些不可被形式化的东西，也并不是什么“非理性”或情绪化的冲动之类的东西，而同样是一种对“合理性”的要求。如果说棋赛的规则是追求形式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棋赛背后的礼仪和艺术就是对某种实质上的合理性的追求。
在古人看来，棋戏当然也是以取胜为目的的——年轻人也不可能不抱着求胜心而向大师挑战，否则的话就更是对大师的不尊重了——然而求胜却绝对不是棋戏唯一的意义，更不是最高的意义。因为棋戏不只有胜负，更包含礼仪和艺术的维度。
岂止是游戏，甚至在古人那里，战争都不仅仅是胜负而已。如果看过一些关于古希腊或者古代华夏的战争情况，我们很可能会感到奇怪：比如说，春秋以前中国的“战车”（也就是“乘”）是有明确的礼仪的，例如中间必须是御者，哪一边必须是弓手哪一边必须是执戟者，次序不能颠倒，车的样式也不能随便改，然后打仗时就车和车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转啊转的……还有许多其它战争礼仪不胜枚举。那么我能不能突然打破一下规矩打对方个措手不及呢？不行的，因为战争在他们看来不仅仅是胜负（当然他们还是以求胜为目的），更是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礼仪和艺术。在古希腊也类似，战争是英雄的较量，是无比崇高的活动，所以在希腊城邦只有自由民才有权参战，而在现代人一般认为理应冲在头排当“炮灰”的奴隶们却是无权上战场的。
当然，现代战争似乎也不全是以胜负为目的，呵呵，还是有一些附加的东西的：比如推销军火啊、杀鸡儆猴啊、耀武扬威啊……但总的来说，无论是从棋戏还是从战争中看，古代人与现代人对合理性的追求是大不一样的。现代人只知道形式上的东西——那些不能够被形式化的东西不再成为游戏的目的，于是游戏只剩下胜负，公平只剩下规则。
社会也如棋戏。传统东方礼乐文明追求的是建立礼仪和音乐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这种努力当然不能归结为“非理性”——对礼乐的追求同样是一种对合理性的追求，这种合理性并不与公平、严谨和功利相背离（正如传统的棋戏也讲究规则、严谨和胜负），但不仅仅只是这些，而且不能被任何形式化的规则体系所确定。
理性的多元主义并不是说关于理性的具体信念是多元的（比如我信日心说你信地心说），而是说关于何谓理性的理解也是多元的。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我，“理性”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回答：首先，对一个词的理解是多元的，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来说，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本质的理解，我们首先应当在日常语言中进行理解，随后按照不同的立场对之进一步加以阐释。我的个人意见是：不妨就用金山词霸的词条：理性就是“一个人用认识、理解、思考和决断的能力”，至于合理化则是尽力使对象或行动更加合乎道理，即有理有据地进行改进。
这方面芬伯格的意见与我非常相近——我们必须反对技术理性的单一化、形式化的思维方式，但并不该就此投靠非理性，也不必否定文明而幻想回归原始时期（虽然原始人有许多可贵的地方，但文明同样是可贵的），合理化的理想不应该被放弃，民主与自由的想望不应该被放弃，乌托邦和创造历史的意志不应该被放弃！
2007年6月2日22时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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