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完全由我提供，但由ChatGPT总结润色）
剑桥大学教授杰森·阿尔戴之死，很快被塞进了两种相反的叙事之中。一种说，他是学术标准被DEI政策破坏的典型产物；另一种说，他是种族主义媒体围猎的牺牲品。
我认为，这两种判断未必只能二选一。
一个学者的论文完全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同时，他所遭受的舆论审判也可能远远越过学术调查的合理限度；剑桥有责任审查他的学术记录，媒体和公众却没有权利把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变成无限扩张的羞辱对象。阿尔戴不能因为是黑人和自闭症患者而免于审查，也不能因为被怀疑学术不端，就被当成整个族群或所有平权政策的替罪羊。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四平八稳的结论，更不意味着DEI政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不应受到追问。
剑桥2023年发布的任命公告，不仅称阿尔戴为杰出的种族、教育和不平等问题学者，还重点突出他是剑桥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详细讲述其自闭症、幼年不能说话、直到成年才学会读写的经历，并把他的任命与提高少数族裔代表性、建设包容性大学直接联系起来。身份和励志故事显然不是任命宣传中的边缘信息，而是剑桥赋予这项任命意义的核心部分。
与此同时，早在2023年，学者已经把阿尔戴论文中的文字重合、访谈引语和伦理审查问题提交剑桥。剑桥教育学院当时表示给予他“充分支持”，校方则以相关研究完成于他进入剑桥之前为由，认为不在自己的调查权限之内。直至2026年新一轮材料公开，剑桥才启动对其学历、学术工作和任命过程的调查。
这还不足以证明“剑桥就是因为DEI而聘用了阿尔戴”，却足以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当一个候选人的身份能够为机构带来巨大的道德声誉时，机构是否还会以普通而严格的方式审查他？
我为什么仍然支持DEI
我原则上支持DEI：多样性、公平与包容。
我认为差异是美好的。人类不应追求变得完全相同，而应当在维持必要共识的基础上存同求异。值得保护的多样性也远不止肤色和性别，还包括观念、宗教、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人们选择采用、改造或拒绝各种技术的自由。
但DEI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族群具有神圣性，而是因为人人生而平等。
多样性不是说每一种文化都同样正确，而是说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具有平等人格；包容性不是说每一种表达都必须受到赞赏，而是说不同身份的人具有平等表达的资格；公平也不是按照族群划分利益，而是根据具体个人所遭遇的伤害、障碍和需要，作出有理由的判断。
因此，DEI针对的首先是人，而不是被人格化的文化、宗教和族裔实体。
一个信仰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人，都应当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和言论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宗教教义在真实性和道德价值上必须等量齐观。一种文化若维护奴役、特权或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就完全可以受到批判。
同样，社会应当保障相信地平说的人表达观点的基本权利，却没有义务把地平说与现代天文学置于同等的知识地位。一个地平说信奉者、一个反进化论者和一个科学家，作为人具有平等人格；他们提出的理论却显然不具有同等的证据质量。
这里存在一个不能混淆的区分：
人具有平等的尊严，观点不具有平等的正确性。
我把自己理解为多元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但这里的相对主义不是“所有观点同样正确”，而是拒绝任何个人或群体自称天然站在绝对真理一边。我们都可能犯错，所以每个人都应有发言、批评和修正的机会；也正因为我们都可能犯错，任何观点都不能因为表达者的身份而免于证据和逻辑的检验。
人人平等不是多元主义的敌人，而是多元主义得以成立的元规则。
平等与公平并不矛盾
我同时支持 equality 和 equity。
平等回答的是：每个人是否具有同等的人格、基本权利和公民资格？公平回答的是：面对具体处境中的差异，应当怎样作出合理判断？
二者并不冲突。平等是一般原则，公平是对具体情境的考察。但公平不能脱离平等，更不能把族群身份直接变成利益凭证。
“人人生而平等”也不是说人生来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同。有人健康，有人残疾；有人富有，有人贫困；有人年长，有人年轻；有人取得卓越成就，有人没有。平等是一项关于人格和基本地位的规范原则，而不是对经验世界中所有差异的否认。
我在相亲时完全可以以貌取人，在选择朋友时也不会平均分配感情。私人生活中的爱情、友谊、信任和亲近，本来就不可能按照公共配额分发。社会给老人让座、帮助贫困者、为残疾人提供便利，也都是差别待遇。
我愿意把这些称为“优待”，而不愿用“不对称”之类的词回避其中的不平等性质。
给老人让座，是因为我们承认他在体力上处于相对弱势；给贫困者补助，是承认他的物质处境更差；给残疾人提供便利，是承认一般环境给他制造了额外障碍；退伍军人、卓越运动员、资深学者在某些仪式中受到礼遇，也是因为其经历、贡献或社会角色不同。
优待所承认的，正是人在某个具体维度上的不平等。
但这并不损害人格平等，因为差别待遇所依据的是与具体情境相关的事实，而不是把一个人的血统直接推定为贫困、弱势、优秀或有罪。
补偿式优待不是平等
因此，我仍然坚持这个简洁的判断：
补偿式优待不是平等。
这句话不是说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人不应获得补偿。相反，真正的损害当然应该得到赔偿。
补偿有明确的规范结构：谁实施了侵害，谁遭受了损失，侵害与损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应当怎样恢复。被非法解雇的人可以获得赔偿，被歧视性政策明确排除的一批人也可以统一得到补救，但这批人之所以成为补偿对象，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而可证明的受害事实，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可以无限向后追溯的血统群体。
返还被夺走的财产不是对受害人的“优待”，而是纠正已经发生的不公。
所谓“补偿式优待”，则是另一回事。它通常无法明确指出具体责任人、具体受害人和具体损失，却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不公转化成今天某种身份可以继承的利益资格，同时把另一种身份转化成可以继承的债务。
这不是补偿，而是以补偿为名的优待。
我并不反对优待。私立大学可以公开优待校友子女或捐赠者子女，一个社会也可以优待烈士遗属、老年人或贫困者。但这些政策必须诚实承认：它们是在依据某种关系、贡献、需要或现实处境实行差别待遇，而不是人人平等原则本身的直接产物。
你不能既说一个人的族裔身份与他的能力、贫困和责任无关，又把同一身份作为分配机会的充分理由；不能一方面说黑人不应因为肤色受到苛待，另一方面又说黑人应当因为肤色受到优待。
认为黑人应当受到苛待和认为黑人应当受到优待，当然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后果，但二者在基本推理结构上有共同之处：都首先把一个具体的人还原成某个族群的成员，再从族群身份推定他应当得到什么。
统计差距不是赔付公式
群体统计当然有价值。我们可以统计不同族群的收入、教育、晋升和司法结果。显著差距可能提示制度歧视，也可能提示阶层、地区、家庭结构、移民历史、教育资源或其他间接因素，因而值得继续调查。
但统计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更不是现成的政策答案。
假设我们发现NBA球员的短裤越长，平均得分越高。这不能证明一个矮个球员只要换上更长的短裤就能提高得分。真正的中间变量可能是身高：个子越高，短裤尺寸越大，同时也更容易在某些位置得分。强行拉长短裤，不仅不会使人长高，还可能妨碍运动。
身份配额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一个校园中黑人教授比例越高，文化也许越包容；但这并不自动证明，只要强行增加黑人名额，就能制造包容性。黑人教授的增加可能是制度更加开放的结果，而不是制度开放的简单原因。代表性是否也能反过来改变文化，需要提出具体机制并接受经验检验，不能仅凭两者相关便直接下结论。
统计差距应当启动因果调查，而不是直接生成配额。
我的数字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假设一个社会有三名黑人，资源分别为1、4、7；七名白人，资源分别为1、2、3、5、6、8、10。黑人平均资源为4，白人为5。
现在给每名黑人增加0.7，给每名白人减少0.3，两个族群的平均数便都变成4.7。仅看族群均值，政策似乎取得了辉煌成效。
但原来最贫困的四个人——资源为1的黑人和资源为1、2、3的白人——总资源是7，政策实施后却降为6.8。原来最富有的三个人——资源为7的黑人和资源为8、10的白人——总资源则由25升为25.1。
族群统计变得平等了，底层却更穷，富人反而更富。
这说明，集合均值的漂亮不等于具体个人得到了公正。一个富裕黑人不能仅凭肤色代表一个贫困黑人，一个贫困白人也不应仅凭肤色替富裕白人承担历史债务。
族群可以是发现问题的统计单位，却不能直接成为分配罪责和福利的道德单位。
办学自由与“又当又立”
我并不认为人人平等必须在所有私人领域被机械执行。
私立学校也应有相当广泛的办学自由。一个教授团队可以有自己的学术趣味、研究方向和人际判断，甚至可能因为某位候选人与团队特别合拍而选择他。学术招聘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化约成统一量表。
私立大学也可以承认自己优待校友子女、捐赠者子女或某种传统社群。只要法律允许，它可以坚持这样的办学理念，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声誉和市场后果。
但这只能说明它有权作出选择，不能证明这种选择就是公正、优秀或有利于学术。言行一致能够消除虚伪，却不能免除一切实质批评。尤其当一所私立大学同时享受公共研究经费、税收优惠、学位认证和巨大的社会权威时，它也不再等同于一个纯粹私人俱乐部。
真正不能接受的，是“又当又立”。
一个学校可以说：“我们明确优待捐赠者子女。”这是一种可以被赞成或反对的办学政策。
但它不能一方面宣称自己的招生和招聘完全依据学术能力，另一方面暗中把身份作为加分项；不能一方面标榜对所有论文实行统一的学术诚信标准，另一方面又在具体案件中因为某个人的肤色、残疾或代表性价值而降低审查要求。
规则未必必须把所有细节全部公开，但只要一个机构公开标榜公正，它就必须接受对这种公正的检验。
可以有偏好，不能把偏好说成平等；可以实行优待，不能把优待冒充补偿；可以保留自由裁量，不能一边宣称标准统一，一边给予身份性的审查豁免。
阿尔戴事件中的DEI疑点
阿尔戴曾以自闭症以及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倾向，解释其写作中出现的疑似挪用问题。
这种解释可以成为改善教育支持的理由，却不能改变作者身份和学术归属的基本规则。一个自闭症学生可以得到更明确的引用训练、更长的写作时间和更适合他的辅导，但不能因为自闭症，便把他人的文字转化成自己的原创成果。
合理便利所调整的是参与条件，而不是成果标准。
阿尔戴事件真正值得追问之处，还不只是他个人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而是剑桥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把他塑造成一项象征性成就，又为什么在早期面对具体质疑时，没有主动对这项象征进行同样积极的核查。
我们不必等待剑桥在最终报告中亲口承认“问题是DEI造成的”，才有资格讨论制度激励。机构很少会用抽象意识形态为自己的失败命名。它更可能把问题归结为程序疏忽、权限划分、个别负责人失误或信息不充分。
民间评论者可以通过其他证据判断一种制度机制是否可能存在：机构从某项任命中获得了什么声誉利益？它是否突出宣传了候选人的身份价值？面对质疑时，它是首先核查证据，还是首先质疑批评者的动机？假如候选人没有同样的身份象征意义，机构是否还会采取相同态度？
在阿尔戴事件中，我们尚不能证明剑桥是因为DEI而聘用了他，却有充分理由怀疑：阿尔戴作为“最年轻黑人教授”、自闭症励志人物和高等教育平权学者的象征价值，使承认其问题的制度成本变得格外高昂。
一旦一个人被机构塑造成道德符号，对他的批评就容易被解释成对整个平权事业的攻击；而机构已经把自己的声誉押在这个符号上，也就更难在问题尚小时及时纠错。
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循环：
机构因为身份叙事而迅速造星；
身份象征又使正常审查受到压抑；
积累的问题在外部舆论中突然爆发；
原本应当局限于论文和履历的调查，演变成对一个人全部人格与生命经历的围猎。
阿尔戴在2026年8月5日辞去剑桥职务，8月14日被发现死亡。警方称其死亡出乎意料，但不认为存在可疑情形；在缺乏正式结论的情况下，不能武断宣称DEI、媒体或某个批评者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我们仍然可以说，DEI是这场制度悲剧中的一个重大疑凶。
这里所说的悲剧，不仅是他的死亡，也包括此前的象征化、保护、延迟纠错和最终崩塌。DEI还不是已经被定罪的元凶，但阿尔戴事件足以成为对身份激励机制展开调查的一份起诉书。
讽刺的是，阿尔戴在上升过程中被当成黑人、自闭症患者和多元化成就的象征；在倒下时，又被一些人当成黑人学者和DEI政策失败的象征。看似相反的双方，其实犯了同一种错误：都没有首先把他当成一个具体的人。
让DEI重新指向个人
我所支持的DEI，可以概括为以下原则：
多样性，是保护每一个人成为不同之人的自由，而不是预先规定每个族群应占多少名额。
平等，是每个人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基本权利，不能仅凭血统决定其罪责、能力和应得地位。
公平，是根据具体个人遭遇的伤害、需要、障碍和贡献作出判断，而不是根据族群平均值推定个人处境。
包容，是让每个人都有进入公共生活、参与竞争和表达观点的机会，而不是保证他的观点受到赞同，或者免于批评和淘汰。
真正的DEI不应把社会重新划分成一支支相互结算历史债务的族群队伍。它应当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同时拒绝让任何人的身份先于他的行为、处境、贡献和责任，决定他应当得到什么。
人人平等不是DEI之外的一项限制，更不是一种过时的“形式主义”。它是差异、公平与包容得以成立的共同基础。
一旦脱离了这个基础，DEI便可能从保护多样性的原则，异化为身份配给的制度；从反对歧视的理想，异化为某些人可以因为身份受到宽待、另一些人则因为身份承担代价的等级秩序。
那时，奥威尔的讽刺便会重新成为现实：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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