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翌霖AI访谈｜2026年7月12日
导语
2026年7月10日，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公布外籍专业人士融入行动联盟报告，推出五项措施：面向新就业准证持有者的 EP Journey、行业协会主办的迎新日、企业融入手册与工作坊、面向人力资源人员及团队主管的文化敏感度课程，以及集中式资源库。EP Journey 已于5月启动为期六个月的试点，计划覆盖600名参与者，随后逐步扩大。[1]
这并不是一项单向要求外国人“变得像本地人”的计划。官方同时把企业、本地员工和外籍专业人士都列为融入主体；面向新永久居民的 PR Journey 也已从线上学习、博物馆和社区活动，扩展到志愿服务。新加坡政府反复把融入称为持续而双向的过程。[2][3]
然而，“融入”仍然会触发自由主义社会中的经典疑问：国家是否有权要求一个人认同某些价值？这种要求会不会把文化差异压平？多元主义是否意味着社会必须容纳一切不认同？
自由学者胡翌霖认为，最后一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容易误导。关键不是抽象地问社会能否包容“不认同”，而是先问：
“关键在于这个「认同」或「不认同」的对象是什么？”
一、融入不是把所有人变成同一种人
在胡翌霖看来，融入课程的正当性取决于它究竟要求新来者认同什么。一个多元社会没有理由要求居民放弃自己的语言、饮食、宗教、家庭习惯和审美，也不应制造一种固定的“标准新加坡人”模板。新加坡本身就是由多批移民及多种文化长期互动形成的社会，差异不是需要消除的噪音，而是其社会构成的一部分。
但多元文化的公共规则并不只是众多文化偏好中的一种。它是一套让各种文化能够共同存在的框架：一个人可以坚持自己的禁忌，却不能因此否认别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可以不赞同别人的宗教或习俗，却必须承认对方作为平等社会成员的资格。
因此，“要求融入”与“要求同化”之间存在清楚界限。前者可以要求居民理解并遵守共同生活的最低规则，后者则试图把所有人的具体生活方式塑造成同一个样子。胡翌霖赞成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二、两种“不认同”不能混为一谈
胡翌霖用猪肉这一最直观的饮食禁忌说明这种区分：
“我认为猪肉能吃，你认为猪肉不能吃，这是一种「不认同」，我们应该包容这类不认同和我们共存。”
这里的不认同指向食物本身。有人基于宗教理由禁食猪肉，有人把猪肉视为普通食物。双方的判断互不相容，却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并存。多元主义要保护的，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的差异。
另一种不认同则不再指向猪肉，而是指向吃或不吃猪肉的人是否值得被平等对待。胡翌霖进一步说：
“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包容吃或不吃猪肉的人」，而你不认同「我们应该包容吃或不吃猪肉的人」，而是认为「吃猪肉的人肮脏邪恶」或者认为「不吃猪肉的人愚昧偏执」，这类观点本身是违逆多元文化的，切不可以多元文化的名义，宽容这类歧视态度。”
这两种不认同处在不同层次。第一种是对某种实践的评价，第二种则是否定选择某种实践者的尊严与共存资格。前者构成多元，后者侵蚀多元得以成立的条件。
若把两者一概称为“不同意见”，就会让多元主义失去判断能力，甚至让歧视借“文化差异”之名获得豁免。
三、多元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必须维护的原则
多元主义不是价值真空，也不是简单宣称“所有观点都一样值得尊重”。它至少包含若干明确的公共承诺：不同族群和宗教的人具有平等人格；任何群体都不能仅因身份和生活方式被污名化；冲突应通过法律、协商和互相克制处理，而不是依靠羞辱、排斥或压迫。
正因为如此，多元社会不可能对反多元主义保持完全中立。它可以允许人们彼此不喜欢、互不赞同；但在公共教育、制度设计和社会规范层面，它不能把否定平等共处的立场也包装成一种应受尊重的“文化选择”。
不能以多元主义之名赋予歧视正当性，并不等于所有偏见都必须由法律惩罚。这里首先划定的是公共原则的边界：社会可以容许某种观念存在，却没有义务承认这种观念符合多元主义，更不能因为它披着传统、宗教或族群文化的外衣，就免除对它的批评。
胡翌霖由此得出明确结论：
“所以说，在文化多元的原则下，不是所有的「不认同」都必须接纳，「认同并适应多元文化」这一原则你是必须认同的。”
这里所谓“必须认同”，不是要求每个人赞同其他文化的全部教义、仪式和习惯，而是要求其接受一条更高层次的共同规则：其他人有权以不同于自己的方式生活。
它约束的不是吃什么、信什么、穿什么，而是人应当如何对待那些吃得不同、信得不同、穿得不同的人。
四、对“白左”的批评，不应变成反多元主义
胡翌霖把这一边界同欧美所谓“白左”心态所受到的批评联系起来。这里真正值得批评的，并不是对少数群体保持同情，也不是谨慎对待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而是把宽容理解为一种无限后退：只要某种观念以宗教、传统或族群身份的名义出现，外界就不敢再判断它是否包含歧视。
这种做法看似尊重差异，实际上会把多元主义变成按身份分配的批评豁免。多数群体的偏见当然应受批评，少数群体内部以传统名义表达的偏见同样不应被浪漫化。判断标准不能是“谁说的”，而应是这套说法是否承认不同人平等共处。
但对无限宽容的反思，也不应被利用来否定多元文化本身。反对以文化之名庇护歧视，不等于要求少数群体接受多数文化的同化；为多元主义划出边界，也不是替排外主义开门。
恰恰相反，统一而对称的边界才是对多元最可靠的保护：无论说话者来自多数还是少数群体，都不能把另一类人描述为天然肮脏、邪恶、愚昧或不配共存。
五、融入是一条双向街，但双向不等于没有共同底线
新加坡政府把融入称为“双向过程”是必要的。新来者需要主动了解本地的多族群结构、宗教敏感性、职场规范和公共生活习惯；本地居民、企业和管理者也必须避免用国籍、口音、种族或文化背景，把外籍人士永远排除在“我们”之外。
最新五项措施并非只给 EP 持有者上课，也包括企业融入手册、工作坊，以及面向人力资源人员和团队主管的文化敏感度训练。这种设计本身说明，融入失败不能一概归咎于新来者。[1]
不过，双向并不意味着双方只需无限迁就对方，更不意味着社会不能提出共同要求。多元社会需要双方改变某些习惯，却不要求任何一方放弃其全部身份。新来者应学习如何进入现有公共秩序，本地社会则应确保这套秩序不是多数人的文化特权，而是真正向不同群体开放的共同空间。
共同底线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因身份贬低他人，不把自己的禁忌强加给别人，不以传统之名否认平等权利，也不以“本地人优先”为借口羞辱外来者。
融入课程若只教外国人服从本地习惯，而不要求本地机构反思排外和偏见，就会滑向同化；反过来，若只讲本地社会应当包容，却不要求新来者理解多元共处的规则，也同样无法形成真正的融入。
六、融入课程应该教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边界感
一门好的融入课程不应成为忠诚考试，也不应要求参与者背诵一套抽象的国民价值。它更适合围绕真实情境展开：
如何区分“我不做”与“你不许做”；如何区分宗教戒律与公共强制；如何在表达个人判断时避免把某类人整体污名化；如何处理职场中的语言圈层、无意识偏见和文化误解；如何在发生冲突时诉诸制度，而不是诉诸群体敌意。
这也是为什么博物馆参访、社区活动、志愿服务、行业迎新日和情境式文化敏感度训练，比单纯的线上测验更有意义。它们让参与者接触具体的人和生活世界，看到多元社会不是一组政治口号，而是一系列需要日常维持的关系。
PR Journey 目前已纳入文化机构参访、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面向企业管理者的课程也强调体验式学习、无意识偏见、文化差异管理与包容性领导。[1][2]
课程的目标不应是让每个人得出相同结论，而是让人学会辨认分歧的性质。一个人可以保留强烈的宗教信念、民族认同和道德判断，也可以认为某些生活方式不适合自己；但他必须知道，个人的禁忌不能自动变成公共禁令，对一种实践的否定也不能自动升级为对实践者的羞辱。
结语｜多元主义的边界，正是多元得以存在的条件
“多元社会不能包容一切”听起来像一句反多元主义的口号，实际指向的恰恰是多元主义的自我保护。社会若连平等共处这一最低原则都不敢坚持，那么最先受到伤害的，往往正是人数较少、权力较弱、生活方式不同的人。
成熟的多元社会，不是要求所有人彼此赞同，也不是把冲突粉饰成和谐。它承认真实而深刻的差异，并为这些差异安排共同生活的制度条件。
它可以容纳“我不吃你吃的东西”“我不信你信的宗教”“我不选择你的生活方式”，却不能把“因此你比我低等”“因此你不配出现在这里”也当作应受保护的文化差异。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的融入课程真正需要传达的，不是如何变成同一种人，而是如何在不变成同一种人的前提下，仍然把彼此当作平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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