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技术与中国

1.落后不应挨打

上文说到，当我们把“知识”等同于“力量”时，知识的进步就会被理解为强权的建立，我们因此恐惧人工智能，害怕他们用更高的强权奴役人类。但如果说我们超越狭隘的“唯力主义”，意识到多元共生比强权独尊更“进步”，那么我们就可能对未来更加乐观一些了。

中国人对这种强权逻辑并不陌生，近代中国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面前饱受欺凌，深痛地体验了先进技术与霸权主义的结合，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到了今天，我们不再处于危亡之际，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命题了。近代中国因落后而挨打，是一种历史性遭遇，但并不意味着古往今来但凡落后者都要挨打。我们不能把殖民主义的特殊现象，视作历史的普遍规律。

放眼历史，我们发现，人类文明史中更常见的，恰恰是先进的文明在“挨打”。在亚欧大陆的普遍现象是，发达的、繁荣的农业文明，不断遭到周边游牧文明乃至野蛮部落的侵袭。古罗马人挨了日耳曼蛮族的打，不能说在当时的日耳曼人比罗马人更“先进”吧。

中国古代王朝也饱受北方游牧部落的攻打，经常屈辱地通过封王赐爵、赠金赔银、笼络和亲等手段来安抚那些骚扰者。

在古代一些入侵者掌握更高明的军事技术（如胡服骑射、蒙古战马等），但技术不止包括军事技术，从总体的技术环境而言，往往越是繁荣和丰富的文明，越是趋于和平。宋朝人在内忧外患的时节仍能歌舞升平，耽于文艺，不思开疆扩土。我们一方面当然怒其不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先进”的技术文化往往会促进和平。

“进步”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历史总有例外和反复，殖民者仗着先进的军事技术为所欲为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西方人自己也早已有所反省，甚至许多人近乎迂腐地弘扬“政治正确”，尊重平等和多元。或许有虚情假意或矫枉过正，但不可否认现在多少总比殖民时代进步了一些。

西方人在往前走，中国人就更不该倒退了，反而去重走殖民主义的道路。当我们宣扬“落后就要挨打”时，潜台词恰恰是：先进了就能打人。如果把“落后就要挨打”看作必然的规律或正当的规则，那么难道说当年的八国联军是在“替天行道”吗？

道理很清楚，我们挨打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落后”这一罪过，落后的国家并无原罪，明明就是打人者错了。正理应当是：落后者不该挨打，先进也并不能为所欲为。

在“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逻辑下，技术被理解为征服的工具，而征服的力量高低被视为判断进步的标准，但强者为尊、肆意征服不是生物史的规律，也不是人类史的规律，这种狭隘的进步观应当被抛弃。

但我们也不必彻底放弃“进步”的观念，在强权之外，还可以有许多衡量进步的尺度。当然，对于何谓进步的理想，是有时代性和文化相对性的，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心目中的善恶好坏并不一致。西方列强打了中国，既不能证明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比中国先进，也不能证明它们一无可取之处。决不能因为我们挨了谁的打，就乖乖地服从强者制定的衡量“先进—落后”的标尺。

承认相对性并不意味着陷入虚无主义，当我们说观念根植于时代和文化时，仿佛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代也没有文化似的。我们找寻不到超越时代的、绝对固定的标准尺度，但我们当然还能够，也应该去找寻我们在在这个时代的理想。

无论这个时代的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先进”与“落后”，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坚守这一点——进步是对“野蛮”的远离，是从杀戮走向和平，从独霸走向共荣。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应当警惕这样一种危险的倾向：因为挨打的经历，而陷入“报复”的心态，迫切想要强大起来，回过头去欺负西方列强。这种理想看上去很“爽”，但实质上却意味着我们在最深刻的层面都被列强征服了，温雅谦恭的中华文化被瓦解了，中国人从骨子里被西方殖民主义刻下了钢印。

我们应当向西方人学习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但不能本末倒置，学了野蛮丢了文明。在上个世纪，苏联或中国喊出“落后就要挨打”，可能有一定激励意义。但如果到了21世纪，我们还念念不忘这句话，那就不太妥当了，

2.古今“四大发明”都不值得骄傲

这种崇拜强权的求力意志甚至扭曲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当我们谈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理解，我们究竟想要复兴什么东西？

沿着求力意志的逻辑，中国古代的辉煌也无非在于“强大”，其中科学技术的领先总是被津津乐道。传统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写法，就是每一件发明或发现都附一句“比西方早N百年”。

李约瑟向西方人介绍辉煌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也把西方人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介绍给中国人。在抗战背景下，李约瑟及“四大发明”的概念在中国广为流传，激励了士气。

但是现在冷静下来仔细琢磨，其实“老祖宗很强”又能说明什么呢？除了说明子孙后代不争气之外，似乎没什么可骄傲的。更何况，老祖宗之“强”完全是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的。

西方人之所以强调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基于的是这四大发明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些发明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显著，也并不那么受人重视。

中国古代有更多傲立世界的东西，比如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文化保证了二十四史连绵不绝，兼容并包的信仰文化让儒释道等各种教派共存共荣，仁者爱人的儒家文化让天南海北和谐凝聚。这些中华文化的独特品性并不是“比西方早N百年”的事物（因而毕竟能放到西方的尺度下被衡量），而是反映出根本与西方迥异的不同道路。

仅就技术发明层面，中国古代也只能说是“独树一帜”，而不能说全方位强过西方。事实上，东西方古文明从一开始就各善其场，例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中国人擅长瓷器，而罗马人擅长玻璃。从希腊人（图7.1）到阿拉伯人（图7.2），西方人更是特别擅长机械技术。东方和西方本来各有特色，但最后西方人消化吸取了中国的技术，但中国人并未吸取西方的科技，从此拉开了差距。

总之，中国与西方并不是在同一条跑道上竞速：中国古代领先，近代被追上，将来又要反超。

真的要促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其聚焦于“四大发明”之类的技术成就上面，不如更多地关注传统文化中更加独特的东西。当然，和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中华复兴也不是简单地崇尚古人，更不是封闭自大。西方人复兴的前奏恰恰是他们如饥似渴地向阿拉伯人求学，中国人的复兴也是以西学东渐肇始的。

现在部分中国人有一种危险的倾向，他们并不真正关系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涵，而只是想要单纯地“恢复古代中国的强大”，并不想在多元并存的世界民族之林树立起一个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 ，而只是想在同一条跑道上重新领先。

前两年流行起一种所谓“新四大发明”的说法，认为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像古代的四大发明那样，又能改变中国、震惊世界。

且不论这所谓新四大发明无论在原创性还是在影响力方面，都不能与老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即便是老四大发明，也不值得我们骄傲。

在某些方面，“新四大发明”和“老四大发明”的确有相似之处，中国古代为什么能有许多技术成就呢？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多，经济繁荣，人口基数多了，脱颖而出的能工巧匠自然也就多了。但也需要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对于工匠、手艺人、发明者、工程师和科学研究者等等，是不大尊重的，因此零星的杰出成就并没有有效地聚合和传承，没有形成一种持续的发展趋势，而是经常反复、失传。

相比而言，西方自近代以来持续崛起，后劲十足，他们建立了各种自发的行业协会和民间社团，工匠和学者形成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政府通过不断健全的著作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保护创新者。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三方面得到统一，追名、逐利与创新是一致的，这种保护创新、尊重创新、激励创新的社会机制稳固下来，促使西方科技自近代以来就持续发展。

而现在所谓的“新四大发明”，一个优势是后发优势，比如我们信用卡不普及，反而促进了支付宝普及；另一个优势是人口优势，一些新技术可以很快取得爆发性发展。但究其根本，尊重工匠、尊重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仍然还是相对落后的。“追名逐利”在中国仍然是贬义词，版权和专利权的保护也很落后，可能都不如西方上百年前的水平。抄袭和山寨往往肆无忌惮，这也是促进某些新技术在中国极快铺开的因素，但这种促进很难确信是能够持久的，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技术环境还很落后，远没到能够沾沾自喜的阶段。

3.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

到了今天，新四大发明之类的自夸似乎少了些，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打响，很多人终于醒觉过来：我们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于人。

贸易战的核心还是技术，除了加征关税之外，华为等科技公司成了贸易战的焦点。美国人指责我们不尊重知识产权、强制国外公司进行技术转让、甚至盗窃技术知识。

更为糟糕的事情在于，不等美国指责，很多中国人自己就认下了这些行径，他们认为，落后国家想要后来居上，势必要搞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盗版、窃密都是正常的。看看西方列强当年，殖民、黑奴、剥削、污染……人家坏事都做尽了，现在轮到我发展了，不过是盗盗版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一套逻辑确实不无道理，对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小孩和成年人的规范要求和评价标准是很不一样的。但也并不是说在所有问题上都可以用“他还是个孩子”来脱罪，相反，有些方面，恰恰是针对成长中的孩子，要求反而更严厉，比如成年人有权自暴自弃混吃等死，但小孩子反而不得不端正态度好好学习，因为对成年人的放任是尊重其自由，但对小孩子放任不管则是对教育不负责任。

如果把后发国家比作小孩，而把发达国家比作成人的话，那么长辈小时候欠缺管教是因为当时教育条件和文化环境都太落后，现在整个都进步了，自然就不能再拿长辈们年轻时的环境来要求新一代了。并不是说对后发国家在所有方面的要求都应比发达国家更低，相反，有些方面当然不能苛求，但另一方面却反而应要求更高，这样后发国家才可能最终后来居上。

那么问题就是，究竟在哪些方面，后发国家可以因为后发，而得到宽容和谅解；而在哪些方面并不能放松要求？

很明显，那些相对线性的发展过程，是后发国家无法绕过的。比如城市人口从20%到80%，中间总得经过50%，而在城市化程度极低和极高的时候都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会在城市化中途突显出来，比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同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类的发展不均问题也很难避免。即便如此，也顶多是说不必太过苛责，但追究和反省还是必须的，毕竟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各阶层的追究与反省，还有包括煽动、罢工之类的许多自下而上的抗议运动。如果你非要说诸如贫富不均之类的问题是发展历程中不可绕过的，那么你也得承认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抵抗也是绕不过的。

而另一些过程，明显就是后发国家可以绕过的。最典型的就是理论科学的层面。从哥白尼到牛顿，西方人经过一百多年，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们后发国家去学习时，既不是从哥白尼学起也不是从牛顿学起，而是可以直接引入最前沿的教科书，学习最前沿的科学理论。

在自然科学方面恐怕争议不大，但在诸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哲学之类的广义的“科学”方面呢？这就有争议了。有些人认为我们不需要学习西方最前沿的东西，甚至不需要学别人，专门发展自己特色的学问就可以了。这就是把后发优势拱手相让了。要知道西方的学术从古典到现代，历经数百上千年，而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以宋明为起点去发展自己的学问，起码你也得放眼数百年后才能小成吧。想要弯道超车，首先要赶上西方前沿，先汲取西方积攒数百年的功力之后，反哺自身，才谈得上以中国特色去另辟蹊径。但如果不先消化西方的成就，直接搬出中国古典学问和西方现代学问相提并论，那又怎么可能对抗得了嘛。

所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乃至于人文学术，都不能以落后的名义，满足于自家落后的学问。努力学习但学得生硬磕绊是可以体谅的，事实上在后发者学习过程中发生的误解往往是后发者最终另辟蹊径的缘起。学得不到位很正常，但拒绝学习就不正常，无法开脱了。

新手刚入坑，抱个前辈高玩的大腿，求指导，求带路，这不丢人。日本学习德国，美国学习英国，法国人想学习中国的文官制度，中世纪西欧人向阿拉伯世界和拜占庭求学……后起之秀以先进的文明为榜样，对外国的丰富的知识和文化热忱向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前人只能自己摸索着开荒，而后辈则可以抱前辈大腿，这就是最大的“后发优势”。

华为总裁任正非即便在面临被美国封杀的境遇之下，仍然强调要坚定地向美国学习、向世界开放，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最终在世界上站住脚跟。这就是非常睿智的态度了。后发者唯有虚心求学才是康庄大道，不能让一时一地的争端蒙蔽住视野。

4.不可让山寨成为文化

在科学层面，后发者只有通过踏踏实实的学习才能赶超。而在技术方面，争议就更大了，“山寨”就是一种后发者在技术领域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好不好呢？

话说技术与科学已经结成了紧密联盟，而我刚才谈论广义上的科学，包含人文学术，也能够包含各种工程技术知识的学习，但狭义来看，“技术”领域还有独特的面相，值得单独讨论。

我在这里谈的科学，指的是那些以公开发表的文献为主要成果的学问，只需要花费极低的成本，就能够获得最前沿的论文和著作，在互联网时代，获取成本进一步降低，简直忽略不计。

而技术，则是以“专利”作为主要成果的，它们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各种公开知识构成的环境，但最前沿的部分却是“私有”的。知识无国界，但利益有专属。

技术的“私有”知识还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一般是生产工艺方面的秘诀，这种秘诀是完全不公开的，如果企业不主动转让这些机密，后发国家就只可能通过商业间谍窃取。另一种是不得不公开的东西，一般在产品设计的层面，因为毕竟要卖产品，在产品公开的同时，从产品本身就可以看出的窍门和机关都不再是秘密了，在这种情况下，专利制度仍然依靠法律规范，保障这种公开的知识产生的利润仍然是私有的。知识本身公开了，但你要利用它，就要交专利费。

前一种“秘传”意义上的技术知识并不新鲜，古今中外的生产者都有各自保护的“祖传秘方”。但最终让技术与科学相融合，让技术得到爆炸式发展的，是后一种“公开的私有”的知识形态。很多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抨击专利制度，认为这是对知识自由流动的强加限制。其实专利制度的意义恰好相反，它是要保护和促进技术知识的公开化。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希望牟利的工匠、商人或企业家始终会尽可能秘密占有相关的知识，不让他人知道，但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人们可以在谋取利润的同时，大方地公开相关的知识，让他人可以学习、模仿和应用。

面对先进技术的专利保护，后发国家往往不那么尊重了。窃取机密科技知识的间谍甚至会被看作民族英雄。相比窃密，“山寨”就显得很温和了。如果不靠山寨和窃密，后发国家又如何可能赶超先进呢？

这里有两层问题，一是，山寨和窃密，真的有利于后来居上吗？二是，即便真的有利于后来居上，不择手段的发展方式就一定是可取的吗？

首先谈第二点，我们已经谈到，一个国家的“强大”包含许多维度，有科学层面的、技术层面的，也有经济、人文、艺术、政治、外交等等维度。即便我们依靠举国山寨在技术的层面上缩短差距，乃至于后来居上，但往往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文化层面形成了不尊重原创的风气；在政治层面鼓励了强权的滥用（因为当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减退时，企业家更有可能去投资权力关系，而不是投资技术研究）；在外交层面上成为众矢之的而受到额外排挤和打压，等等。综合来看，更有可能得不偿失。

我们要“复兴”的不是一个野蛮霸道的海盗文明，而是诚实守信、谦恭礼让的中华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山寨文化能够让我们短时间内变得强悍，也并不可取。

5.亦步亦趋不如另辟蹊径

但更关键的是第一点，如果说山寨和窃密即便在技术发展的层面，也起不到积极的效果呢？那就毫无可取之处了。

我的确这么认为的，我们为什么要窃取或者山寨呢？因为靠我们自己无法做出这些创新，所以我们直接从别人那里搬过来。但搬来他们现成的成果之后，我们就学会创新了吗？我们还是不会创新，只是获得了一些器物或应用罢了。

所谓技术层面的赶超，关键还是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提高，而不仅仅是某些现成技术产品的引入。要引入现成的技术产品还不容易吗？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只要打开国门，如果我们确实需要这些技术产品，国外的企业就会自觉自愿地输入这些最新的产品。当那些企业步伐缓慢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支付专利费自行生产，或其它任何讲规则的合作方式，引入这些产品。

也就是说，山寨还是不山寨，基本不影响我们享用新产品，也基本不影响我们能否提高创新能力，唯一影响的几乎只是：谁赚钱，赚多少钱的问题。

有人觉得，我们不应该让外国人多赚钱，更不该让老百姓多花钱。山寨货让老百姓少掏钱，让中国人多赚钱，岂不大妙？但是更关键的与其说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如说，我们有没有让研发者、创新者赚到钱？正版货之所以昂贵，除了因为关税之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和创新的过程是需要巨额投入的，正是专利制度保障了这些巨额投入不会轻易沦为他人嫁衣，所以企业才敢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促进创新。山寨货当然会更便宜，因为它整个取消了“给研发者丰厚利益”这一个环节。

所以在整个环境下，关键不在于中国人赚钱或老百姓赚钱，关键在于创新者没有赚钱——无论是中国的创新者还是西方的创新者。

在一个普遍山寨的环境下，创新者是得不到足够的名与利的，发明家还不如公务员，搞创新不如跑关系。

有没有可能既不让西方的创新者赚钱，又让中国的创新者赚钱呢？这种想法就更加危险。如果创新者能得到利益，但却不是从市场经济的效益中收获而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地通过政策赋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被激励的与其说是创新者，不如说是“权力”。所谓创新者不再在意技术本身及其市场效益，而是盯着上级领导，盯着课题经费。真正志在实用的创新者将被山寨者击败，而善于钻营的人反而获得名利，这非但不是对创新的激励，反而是一种逆向淘汰。真正对创新者的支持，只能是让他们从严苛的市场竞争中攫取名利。

那么后发国家的创新者，如何可能与先进国家的创新者同台竞争呢？我们落后这么多，不偷不抢的话怎么可能赶超呢？答案是，就具体个别的技术而言，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后来居上，因为先进者不会停滞不前等着我们去赶超，我们即便以最好的方式去激励创新，但他们也同样在不断创新，由于优势会不断积累，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而非越来越小。即便偶尔赶超到了国际最先进的水平，但如果没有尊重创新的土壤，也未必能与国际同行甩开距离。

然而，我们整本书都在强调，所谓“技术”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项目，而是有无数可能性，有无数相对独立的进路。在技术领域的所谓“赶超”，往往总是靠另辟蹊径的新技术，而不是在旧的技术路线上重走一遍。

西方人也许至今也未曾建立起超过蒙古的骑兵队伍，他们是靠火炮而不是更强的骑兵打败东方的；苹果手机的天线质量直到今天也未必比诺基亚好，它不是靠更先进的通话质量赶超诺基亚的；直到今天柯达的胶卷也许还是做得最棒的，它的没落根本不是因为谁在胶卷技术上后发制人了。在芯片方面，电脑芯片领域英特尔的地位难以撼动，但在手机芯片领域联发科、高通、三星之类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压根不需要去在各个技术领域赶超西方，让柯达永远在胶卷领域做第一又如何呢？技术领域的真正“赶超”必定是另辟蹊径，开辟新的空间，而不是在现成的舞台上同台竞技。而无论是窃密还是山寨，我们能够获得的都只有那些现成的东西，即便整个把诺基亚偷过来，就能创造出智能手机了吗？

“另辟蹊径”才是真正的“后发优势”，因为后发的关系，我们可能在新技术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就接触到更新的理念，因而可能整个跳过某些科技树，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另辟蹊径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扶持而达成，更不能靠照搬他人的现成成就而达成。

所以说，认为山寨能强国的，都是丢西瓜捡芝麻，只看到了短期内让国内那些钻营者多赚了一点钱，让国内的穷人少花了一点钱，但它不能让穷人变成尊重知识、遵守规则的现代公民，更不能让钻营者变成创新者和发明家。强国之路只能靠促进创新，促进创新必须要尊重创新者，尊重创新者就要让创新者名利双收，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6.西体中用

在写作过程中，有位出版人曾给我提了个意见，希望我对正在进行的“贸易战”多写一点战略性的看法，说不定让相关领域的决策者看到，也能做点贡献。但这其实并不符合我这本书的定位。当然，任何人都可以阅读这本书，包括普通的大学生，也包括企业家或决策者。但问题是，我这本书却并不打算给出任何具体的“策略”。这本书关注的是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大问题，而不是具体技术领域中的操作性问题。

而具体领域中应如何做，需要各行各业的行动者根据实际语境，随机应变，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办法。与其希望我的书实用，不如说我更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些许“消遣”，请读者从忙碌的、紧迫的事务中抽身片刻。

在第四章中我们谈到，现代人不应该只关注眼前的操作性的事务，偶尔也应当从紧迫的当下事务中抽身出来，从而保持反省的能力。但我们又不应指望这种反省，每次都能得到具体的、操作主义的结论，拿来指导实际工作。我们不希望被完全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就不能总以“务实”的逻辑要求一切，偶尔也要接受这种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的“务虚”行为。

不过，在第二章里我们也讲到，当我们进行反思，我们不奢望控制未来，但可以去追究过去，确认我们所珍视的东西。

在第六章中我们又讲到，创新者能够在时代大潮中有所作为，虽然不可能控制潮流，但总可能加入其中，参与未来的塑造。

如此说来，面临中国与西方交融与对峙的关系时，对技术的反思或许也可能为眼下的选择提供某些启示。

在第七章我们刚刚说到，我们不应该因为老祖宗的技术发明而盲目骄傲，也不该一味追求强大的力量。

在第五章我们讲到，在技术的进化中，保持“多样性”是有益的，文化多样性能够为技术的未来开辟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有必要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特色，思考我们究竟应当珍视哪些东西。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讲到，现代科技的特点是照亮一切，消除了“余地”或“间隙”。

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之类的技术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从“艺术”中寻觅工具理性化解之道，重新打开被现代技术遮蔽了的间隙空间。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器具思想，不只有“工具—艺术”这两个向度。

很多中国的古董器具，在现在的博物馆里一放，都成了“艺术品”，但在古代人眼里，它们可能是养器，也可能是明器或祭器。

所谓养器是日常生活所用的“用具”，而明器（墓葬所用）和祭器（庙堂祭祀所用）则属于“礼器”（图7.3）。这些礼器不是给活人用的。

孔子说过“君子不器”，但给他学生子贡的评价却是“汝，器也”。这倒不是老夫子在埋汰子贡，因为他不是把子贡比作一般的器具，而是比作“瑚琏”。瑚琏是在宗庙中盛放黍稷之祭器。所谓国之重器，无用而大用。

“礼器”和艺术品不同，礼器不是拿来欣赏的，而也是拿来操作、运用的。但是它又不能简单说是一种“用具”

艺术品呈现出一个自足的意义空间，而不是明确地指向另一些事务。而用具和礼器都是有所指向的，它们是要被拿来用的。但对用具而言，它的意义和形式是一致的——我用刀来切肉，刀的意义就是切肉；我用碗来盛饭，碗的意义就是盛饭。这似乎理所当然。如果说一个器物的意义和它被使用时指向的目标物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器物就可以被看作是中性的、可替代的。比如一把斧子也可以切肉，一台切肉机也可以切肉，究竟是用刀子还是斧子还是切肉机，取决于肉切得怎么样，成果和成本相比效率如何，如果切出来的肉是一样的，花费的人力和资本也是一样的，那么刀和斧子就没什么意义上的区别，而顶多只是形式上不一样而已。

但“礼器”却是严格的“形式主义”的，虽然这瑚琏是拿来盛米的，但瑚琏的意义显然不在于它具体的容积或性价比。同时它又不像艺术品那样只看个样子，因为它还是真的要去盛米的。

瑚琏的意义不在于中立地、一般地盛米，而是在于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机以特定的方式来盛放特定的米。只有在这一个整个语境之下，礼器才有其意义。而礼器也不能从这个语境中被孤立地抽出来替换。中国古人要求拿来切祭品的刀必须是钝的，除了殉葬物之外，各种祭物也都以看来形似而不堪用为准挑选。这些都是出于伦理的考虑。我们先不去追究这些伦理的考虑究竟如何，关键在于，它们不是出于使用的对象而考虑的。虽然艺术品也同样不是出于使用而衡量的，但是艺术品本来就不被使用啊。而礼器的的确确是要拿来使用的。

礼器很讲究“用法”，关注“用”之法则或合理性，但它关注的是用之语境而非用之对象。这种对“用”的关切，既不是艺术之无用精神，也不是工具理性之效用逻辑，而是中国特色的礼乐文化的独特视野。

瑚琏一样的人是一种什么人呢？他不是一个“工具人”，不是被操纵的“螺丝钉”，也不是一个“艺术人”，游离于烟火实务之外放浪不羁。这种不器之器、无用之用的维度，正是中国文化所开辟出的一条独特的器具之道。

我在最早的一本小书《科学文化史话》中提到过一个口号，“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注意不是中体西用），不妨在这里重申。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西学——民主与科学——的主体地位，中国传统的学问确实已经无法成为现代学术的核心中枢。

但中国传统文化恰恰能够在“用”的维度上，开辟出自己的领地——而这个领地恰好是西方现代科技及其狭隘的工具理性或求力意志不断排挤和遮蔽的间隙空间——如何以非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审视器物之“用”。

这种审视之维度不仅适用于礼器，也可以延伸到任何工具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刀叉可以用来吃饭，也可以用来伤人，这是技术中立论者的思路，他们就只从最终指向的对象来衡量使用是否恰当；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哪怕“对象”一样（都是吃饭），在用刀叉吃饭的时候，也有合乎礼仪地用或粗鄙无礼地用——这才是“用”的问题。粗鄙地使用餐具，就达成吃饭的目的而言，也许更具效率，却仍然是滥用。在礼乐社会，每一件东西都有其恰当的使用方式，不过度也不欠缺，用就要用得恰到好处，这才是“用”的学问。

在技术活动中额外讲究礼乐的维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回到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说到，技术不只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塑造着人的生活，进而塑造着人的“个性”。学习与使用各种技术，就是通过与环境不断磨合，塑造我们的人格的统一性。礼乐的维度也许不能提升外在的效率，但却能参与人性的健全。

延伸阅读

正如第一章所说，这本书面对的是不满足于仅仅“活着”，而是对“自由的生活”有所追求的反思者。或许是高中生或大学生，或许是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读者们提供一些启发或挑战，激励读者进一步追问技术、反思自己的时代。

当然，对于这个主题而言，这本小册子的篇幅明显是过于单薄的。而且，对于不同的读者而言，有些部分可能过于浅显，有些部分又或许过于晦涩。读者们恐怕会对这本书并不满意，但这是正常的，毋宁说我希望读者们不要满足于这本小书，而是在经过我的启发或挑战之后，进一步搜寻其它书籍，进行更多的阅读和思考。

鉴于本书并不是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文献引用并不多，除了页脚注释之外，我愿意在最后专门罗列一些书籍，作为推荐的延伸读物，这些著作都有容易获得的中文版，也可以作为“技术哲学”的入门读物。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由吴国盛老师的若干讲座结集而成，这些讲座面向一般大学生，涉及到技术哲学的若干核心问题，但讲得深入浅出，风趣活泼，是我首推的技术哲学入门读物。

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吴国盛选编的经典文集，包括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芒福德、埃吕尔、斯蒂格勒等等技术哲学领域经典论文或著作节选。我们开技术哲学导论课也是以此书为底本。其中有些文章很容易读，但有一些非常晦涩，初学者可以根据兴趣和能力挑选着阅读。

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芬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是在新世纪比较活跃也影响较大的技术哲学家。他试图整合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传统（海德格尔）、法国技术哲学（西蒙栋）、社会建构论（科学知识社会学、拉图尔）等学术资源，提出他的批判建构主义。他的思想在较早的《技术批判理论》中就已经比较完整了，而在新近的《技术体系》中加入了更多源流梳理。除了他整合各派学说后提出的独特见解之外，他对各派学说的梳理本身也可以视作一个不错的“入门导论”。前一本书并不过时但现在不好买了，但后一本书的翻译不是特别通畅（大体可读）。

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中信出版社2011年；《技术元素》，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

——凯文·凯利是《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在IT行业颇有影响力，在中国也较有名气。他更著名的书是《失控》，不过以上两本书更贴近“技术哲学”的主题。《科技想要什么》应该译成《技术想要什么》，他把技术看作和动物界、植物界类似的一个生物学大类，中译本翻成了“第七王国”，其实生物学里Kingdom就是“界”的意思。我在第五章也讨论了技术进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本身并不新奇，但凯文·凯利以比较通俗和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还是值得一读的。《技术元素》集中了若干篇有启发性的杂文，我在第一章也有过引用。

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未来简史》，中信出版社2017年。

——赫拉利的著作畅销得让人眼红，但他确实有点东西，他在简短的通俗作品中汇集了丰富的知识，读来颇有启发。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他的书展开批评，但是基本上也没挑出多少硬伤，无非是说他的观点并不新奇之类。但是在学术界并不新奇的观点，传达到公众时也许还是震撼性的。赫拉利和凯文·凯利类似，我们不能用提出多少原创的学术洞见来要求他们，而是要看他们如何向公众传达这些富有启发性的洞见。

伊德：《让事物说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技术哲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

——伊德是所谓“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在英美学界颇有影响。但是从欧陆现象学的立场上看，伊德的“现象学”其实是颇为肤浅的，不过经过肤浅化改造之后，倒是更容易被英美哲学接受了。我觉得在不去较真伊德够不够“现象学”的情况下，他的思想确实能够让不熟悉现象学的读者更容易有所收获，还是值得一读的。当然，“后”未必总是好事，“后现象学”并不能够取代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正宗”现象学技术哲学。《让事物说话》简略地提出了一套审视人与技术物关系的模型，《技术哲学导论》顾名思义是对此领域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

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演讲与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

——海德格尔是技术哲学领域最深刻也最重要的哲学家，当然，他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技术哲学”并不是这位哲学家偶然间关注到技术，于是在他的“哲学”下开辟出一个“子课题”。不如说，“技术”就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核心。“技术”被海德格尔诠释为“真理的发生方式”，追问技术同时也就是在追问真理，追问人类的命运。当然，在海德格尔的著述中，有一些篇章特别突出了“技术”的主题，《存在的天命》就是把一些技术主题较为鲜明的文章拣选出来结集了。如果要选择更学术一些的版本，海德格尔的《演讲与论文集》中收录了“技术的追问”、“科学与沉思”这两篇关键文献。海德格尔的文本当然很不好读，但也不必想得太过艰难。许多术语想要细究其用法是颇为困难的，但如果只是当做启发和指引来读，对一些文本细节不要过于穷究，那么即便是初学者也可能从海德格尔那里有所收获。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译林出版社2011年；《麦克卢汉如是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麦克卢汉被誉为数字时代的“先知”，他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和“地球村”等概念至今脍炙人口。在他的著作中，“媒介”基本上可以与“技术”互换，我在第一章已经讨论了他的观点。不过他的写作风格是比较飘逸的，想要系统地梳理出他的思路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获得启发，那么他的著作还是很容易上手的。除了最经典的《理解媒介》之外，我特别推荐《麦克卢汉如是说》，这本书收录了麦克卢汉的一系列讲演稿和访谈录，可读性较强。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2/3》, 译林出版社2019/2010/2012年。

——斯蒂格勒是在技术哲学领域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近年来在中国也颇有影响。相比于所谓“后现象学”，斯蒂格勒才是欧陆现象学传统的正统传人，当然正统的欧陆风格，特别是他老师德里达的风格，也让斯蒂格勒的文风如其前辈一般晦涩难读。所以我并不推荐初学者入门就读，但是如果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特别是有了足够的耐心，想要阅读深刻且较为前沿的专著，那么《技术与时间》三卷本是一定不可错过的。我们都会说，“现代技术飞速发展”，但这样一句寻常的判断恰恰是《技术与时间》的切入点——什么是“速度”？火车速度快，那是在铁轨上跑，刘翔速度快，那是在跑道上跑，但说技术发展的速度快，究竟是指一个什么东西在一个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运行呢？最令人困惑的地方恰恰在于，“技术发展飞快”这句话几乎人人能听得懂。斯蒂格勒正是从技术时代的人类处境出发，去回应最经典的哲学问题——时间、空间、实在、自然与人性。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在第四章讨论“工具理性批判”时，我谈到了马尔库塞但没有文本引用，显然马尔库塞的相关思想需要参考《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但矛头不再只是指向资本主义，而是针对整个工业体系及其背后的现代性观念，现代人的理性被工业技术狭隘化了，成了不知批判的单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