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技术与未来

1.短命的冒险者还是长寿的植物人？

读到现在，也许一些读者会把我归入技术悲观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了。的确，我对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对现代技术的危险性进行揭示，这很像是敌技术的浪漫派。不过，我主张的无非是一种“反思技术”的态度，而不是“反对技术”。我一开始就认同技术与人互相发明、互相构成，人类根本不可能一概而论地反对技术。但我们需要理解技术，就需要探究技术的历史、追溯其来龙去脉，这种态度当然应该是以批评、反省为主。所谓以史为鉴，我们希望从历史中得到的不少沾沾自喜的歌功颂德，而是教训和理解。

如果放眼未来，我显然就是一个技术的拥护者，我之前提到的看似保守的“保护”策略，其实在根本上还是要促进技术的发展。我希望技术日益丰富，整个技术环境日益壮大。

成天对自己的过去津津乐道的人，往往恰恰是不思进取的人，而对于自己的过往有更多反思、更多警醒、更多批判的人，反而可能是最善于积极进取的人。清醒地揭示危险和困境，并不代表消极悲观，相反，这恰恰是冒险家的品质。

有人认为，现代技术的力量不断膨胀，以至于危险也日益高悬，必将加速人类的灭亡。我同意这一点，更大的力量一定伴随着更大的危险。

但我不同意的是，因为现代技术带来更大的危险，我们就不得不拒绝它，回到古代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我们做不到，技术的发展造成的整体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剧变是不可逆的；另一方面，原始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向往。

关键在于，什么样的生活更精彩？是做一个井底之蛙，在安全的地方庸碌一生，无知是福，还是勇敢地、冒着风险地，到大江大海中畅游呢？

就好比一个人，啥都不做，成天躺在床上，只知道吃吃喝喝简单地维持生命，这样可能寿命长一点；另一个人有梦想有追求，不满足于停留于家里吃吃睡睡，而是出门探险，工作，成就一番事业，也许寿命短一点，甚至多出一些猝死的可能，还可能惹了一些伤病困扰。你可以说选择哪种生活各有道理，但你要说混吃等死是老祖宗的智慧，冒险开拓是愚蠢作死，那我是不同意的。

科技发展的确就是一种“作死”之道，但“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地球要灭亡，太阳要灭亡，宇宙也要灭亡，难道古代人一直田园牧歌下去就能不灭亡了吗？无非早点晚点罢了。再怎么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拦不住赖活着的人也终是要死的。既然总是要死，我们为何不多探索一些这个神奇的世界呢？我们为何不努力让流星的光芒更闪耀一些呢？

对于一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于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活着是为了追寻意义，而不是说活着本身就是唯一的意义。

而且，技术是人的延伸，是人身体腐朽之后仍能存留于世的东西。技术的不断发展，丰富了人类的记忆，延续了人类的历史。

比如说，让你增加一百年寿命，但是你只有一天的记忆，每天都浑浑噩噩地从零开始，你愿意吗？原始人没什么私欲，但也就没什么创造，没什么变革，于是就没什么历史，没什么记忆。旧石器时代延续了几百万年，显然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但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大概也只有一代人的记忆和模模糊糊的传说，就像一个每天失忆的人那样，每代都“失忆”的旧石器时代并不值得向往。

一旦人类拥有了“历史”，也就是技术拥有了“记忆”，它的发展就会层层累积，不断丰富。现代人在一天之内能够获得的新知识，比得上原始人几百万年的积累。

因此在我看来现代文明再怎么误入歧途，再怎么值得批判，它也比原始文明有趣得多，哪怕明年人类就毁于核战争，那也比地球上永远只有原始部落一直到太阳系毁灭来得精彩。这根本是不可比较的事情。

归根结底人类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是流芳百世的不朽记忆，还是流星般闪耀的当下？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无论追求的是什么，只要是跳出自己的动物生命向外延伸，就总需要通过技术。

人在体味到生活的艰辛和世界的危险后，可能时常梦想回到童年，回到母亲温暖而安全的怀抱，就像现代人时常怀念起过去时代的生活方式那样，偶尔怀想一番，也是有益的。但并不能说真的要退回过去。人的成长和技术的进步一样，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命运”，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当然，“冒险”更多地是西方海洋性文明的特质，在中国古代，讲究的是光宗耀祖和流芳百世，简言之，更侧重于时间维度的承续而不是空间维度的开拓。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代中国人也不怕死亡，但寄希望于在“汗青”（记录技术）中延续自己的事迹。

古今东西对待技术有着不同的倾向和态度。我们可能从古老文明中吸取智慧，以促进技术的多样化发展，或许可能对西方技术的殖民主义倾向有所平衡。但无论如何，有所作为、有所追求的人类总要适应技术的命运。

当然，不畏死亡并不代表盲目求死，同样是开拓进取，我们可以选择不留后路的莽冲还是步步为营的探索，明智的冒险者并不是不顾一切的狂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只看未来，而需要“瞻前顾后”、步步为营，需要追思历史、反省现实。

2.精卫还是弄潮儿

批判现代技术而不给出“解决方案”的人经常被归为“悲观论者”，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谈到，这种对“可操作性”和“全盘控制”的要求，恰恰是现代技术值得批判的问题本身，现代技术构成的历史性境遇，就好比无情的大自然一样，构成了技术时代的人类命运。无论是欢迎还是仇视，我们都不该指望去操纵它或消灭它。

面对技术时代的滔滔大势，有些人因为自己珍视的东西被破坏，而想要报复，这就好像精卫那样，溺死之后化作小鸟，固执而徒劳地衔着石头投入海洋，想要填平它。当然，这是也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就像是在崖山死斗的宋人那样，固守着尊严和荣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坚持抵抗到最后一刻。

我能欣赏这种固执的精神，但更推荐下面这种态度，那就是做时代的“弄潮儿”。

什么叫“弄潮儿”呢？并不是说这滔滔潮水是他弄出来的，而是说在潮流面前既顺应大势，又自由周旋的玩耍者。

弄潮儿，或者说冲浪者（图6.1），能够在风口浪尖自得其乐。他并不是要违逆潮流，如果违逆潮流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但他也不是简单地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被时代裹挟。

这种既不逆流，也不随大流的活动，是最精彩的。只有在顺势与自由、服从与叛逆之间维持平衡，才能够在时代的浪尖自由遨游。

在技术时代，最配得上时代之弄潮儿之称的，大概是“企业家”们。

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最初出现的时候，就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背景，特别指那些前往海外的远征者；后来，企业家的活跃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因而又容易与“资本家”混淆。现在，我们如果要鼓吹企业家精神，当然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剔除殖民主义的征服、掠夺的意味，但保留航海时代星辰大海的胸怀和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剔除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和剥削压榨，但继承资本时代公平竞争、尊重契约的精神。

那么，企业家究竟要冒什么险呢？换言之，企业家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用时髦的话说，企业家做的，无非是“创业”，而成功的企业家则要“创新”。

什么是“创新”呢？这个词最著名的定义来自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所从事的事情，叫做“创造性破坏”。“创新创业”意味着“破坏”，“破坏”什么？是对“平衡”的破坏，企业家就是社会中那些努力打破平衡的人，就是“不稳定份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村子里有张三、李四两户人家，张三养鸡，李四捕鱼。每个月张三卖给李四一只鸡，换回一条鱼，大家都很满意，这种平衡的状态如果永远维持下去，这个小社会也永远没什么变化，他们的生活并不贫乏，但也不再丰富。

但如果张三是一个企业家，积极创新，精益求精，不断改进养鸡技术，结果他每个月可以多产出两只鸡、三只鸡……那将如何呢？他除了卖一只鸡换回一条鱼之外，由于创新而多出来的鸡卖给谁呢？

很显然，如果李四还维持旧的产量，却要求张三用两只鸡、三只鸡去换李四的那一条鱼，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张三的创新如果对自己毫无好处，反而总是安于现状的李四享受创新的全部红利，这种社会很难持续发展。那么如果张三想用自己多生产的鸡换取更多的收益，那就不得不开辟新的销路，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比如他可以要求李四提供更多的鱼，在李四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就可能要去找养猪的王五换猪肉，

但王五的猪肉原本可能是与马六的牛肉互相交换的，张三的介入势必要打破某些固有的定式和秩序，或许整个市场的贸易结构都将发生颠覆。西方的“工业革命”就肇始于纺织业的技术创新导致的纺织品产量剧增，这一变化像推动多米诺骨牌那样迅速传导，在所有产业中引发变革，也从此颠覆了东西方贸易的平衡关系。

企业家的使命正是打破“供需平衡”，颠覆固有的市场结构。

企业家不同于一般的“生意人”（businessman），企业家是要给社会带来新东西的。比如说，王五在张三和李四之间帮忙跑腿，帮张三卖鸡，自己留一块鸡屁股，帮李四卖鱼，自己留一条鱼尾巴，那么王五就是一个“生意人”，而不是企业家，他能够让市场交易更加快捷活跃，但并没有为整个市场创造新的事物。

因此，企业家是从“物质基础”，从“生产力”出发的“革命者”。当然，这不是说企业家所着眼的只有生产和供应这一端，在创造出新的产品之后，更需要创造性地开拓出新的市场，激发出新的需求。

企业家是自私的，同时也必然是利他的：自私在于，他们要从自己的创新中获取红利，而不情愿让懒惰的人无偿享用自己的贡献；而利他在于，他们势必要去激励市场中的其它参与者共同进步，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创新的好处。例如张三改进养鸡技术之后，自然就会期盼李四也改进捕鱼技术，这样他才能赢得更丰富的生活，而不只是吃鸡吃到腻。如果市场中的其它参与者都停留于茹毛饮血，那么我卖再多毛衣给他们，换来的也只能是最原始的产品。只有整个社会的共同繁荣，才是真正符合企业家“私利”的事情。当然，这私利不该局限于单纯货币的增殖，而应该追求生活丰富性的增殖。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整个社会也就更可能朝向丰富多元发展。

3.技术自主与人类选择

创新者需要顺应潮流，但他的创造将会加入大势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未来的潮流。创新不完全是为了赚钱，同时也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丰富、更繁荣。如果企业家或创新者们对技术与人类有着更多思考和理解，那么由人们共同创造的未来也许或多或少会被改变，毕竟再大的浪潮也是由朵朵浪花汇聚而成的。

一些思想家把现代技术视作一个整体，各门各类的技术受着同样的逻辑的支配，例如埃吕尔说道：整个技术体系“在一个封闭的循环内是自我决定的。像自然一样，它是一个封闭组织，这允许它独立于所有的人类干预而自我决定。”

但前文我已经提示了，技术环境犹如自然环境那样起支配作用，但也和自然环境那样，是相对的、嵌套的、可塑的。生物的长期活动能改变生态环境，人类的活动当然也可能改变技术环境，只不过不可能跳出环境之外，以蓝图设计者的立场去控制一切，但人类点点滴滴的选择，都将对总体环境产生影响。

另一些技术哲学家，如芬伯格、温纳等，试图打开铁板一块的技术总体，揭示出个别人或个别群体在具体技术领域的有意识的行为，有可能对新技术环境的塑造产生积极的作用。

不过，他们并没有退回到天真的技术中立论上，反而是进一步演绎了技术自主论。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没有善恶好坏之偏向，刀可以杀人也可以切菜，完全取决于人怎么用。

但问题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分化，用于杀人的刀和用于切菜的刀并不一样，一代一代的设计者和改进者把杀人的意向投射到刀具内，自然就会形成如青龙偃月刀、圆月弯刀、武士刀等等偏向于杀人而不是切菜的刀具，反之亦然。

温纳在“人造物有政治吗”一文中，提出了技术自主论的强、弱两种主张，弱版本是说，技术人工物可以承载某些人的价值倾向，而强版本则是说，技术人工物可以独立地内含价值倾向。

温纳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为纽约长岛地区设计天桥时，设计师摩斯（图6.2）其实带有某种隐秘意图，他歧视黑人或穷人，因此有意把天桥设计得低矮，让私家车可以在下面通过，而公交车无法通过，因此把穷人拒之门外。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数据——天桥的高度，实质上蕴含了设计者的个人偏见。

对这个例子有一些争议，有学者指出摩斯进行设计时其实并没有这种心思，天桥高度纯属偶然。但这恰好佐证了温纳的进一步推论，那就是说，一旦你承认了弱版本的技术自主论，就势必要承认强版本的技术自主论。

因为从结果上看，无论是有意设计的低矮天桥，还是偶然形成的低矮天桥，都蕴含同样的偏向，就是更方便有私家车的富人，而更不利于乘公交车的穷人。这一价值偏向已经固化于技术人造物的结构之内了，是否能找到最初的“肇事者”，并不会改变技术环境本身内含有偏向这一事实。

技术并非中立，而是在其外在结构中内含着某种倾向：并不是完全平等地有利于所有阶层和所有文化的人群，而总是特别促进某些生活方式或思想观念，而贬抑另一些。无论这种倾向是有特定的人有意设计的，还是意料之外的，这一现实都提醒我们：应当抛弃朴素的技术中立论，必须认真考察技术的倾向。

但温纳的论述还可以反过来理解：当我们接受了强版本时，势必也可以反过来接受弱版本——也就是说，个别人的有意识的选择，的确会或多或少地改变技术环境的固有倾向。温纳指出：“我们可能以为新的技术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率而被引进的，然而技术史的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心怀恶意的设计者有可能改变技术史，心怀善意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有所作为。实际情况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芬伯格也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是有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人，怀着不同的理想和需求，共同参与、互相博弈而逐渐定型的。例如自行车（图6.3）一开始被认定为男性气质的竞速工具，最后变成男女皆宜的通勤工具，这其中是设计者、商人、运动员、男性和女性用户等等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又例如互联网一开始定位于军事指挥系统，之后政府、学者、商人、黑客等不同参与者共同建设，才逐渐发展起来，直到今天，互联网究竟是偏重交易还是偏重交流，偏重匿名还是偏重监控，仍然处在不同参与者相互博弈的阶段，尚未尘埃落定。

在时代大势面前人类个体无能为力，但在具体技术问题上，设计者、推销者和消费者、使用者都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立场，能够有所作为、有所选择。

4.VR与手机：两种沉迷之争

除了温纳和芬伯格的例子，我自己也来讨论一个时新的案例，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沉迷”问题。各种电子设备总能引人沉迷，如果把“沉迷”看成完完全全的坏事，想要抵抗沉迷，在这个时代恐怕就会有深深的无力感。但如果在承认大势的前提下，在电子技术内部寻求不同沉迷的平衡，那就可能有所作为了。

想到“沉迷”电子设备，我们马上就想到“低头族”。的确，随时随地低着头玩手机，已经成为当代人的常态，吃饭时要看手机，聊天时要看手机，上下班路上要看手机，上课或工作时也时不时看看手机，起床后和睡觉前的第一件事也是看手机……

沉迷手机似乎是一件坏事，但是究竟坏在何处呢？一个简单的思路就是：你既然沉迷一件事，势必造成忽略了其它事情，比如家长沉迷手机，就顾不上带孩子；上班时沉迷手机，就会影响工作；小孩子沉迷手机，就顾不上好好学习……

但“沉迷”某事必然造成忽略其它这一现象，也未必总是坏的。比如在家长看来，如果孩子沉迷学习，成天埋头写作业，顾不上玩耍，多半会认为是好事儿。又比如说，陈景润埋首数学，顾不上社交，袁隆平埋首田间，顾不上家庭，这些我们都认为是好的，甚至是伟大的行为。

这些“埋首”同样也是沉迷某一件事而忽略其它，为什么埋首科研的人值得歌颂，而低头玩手机的人却受到批判呢？一个简单的思路是，学习、科研之类的活动是有用的，玩手机则纯属浪费时间，所以沉迷好的活动是好事，沉迷坏的活动是坏事。

但某种活动究竟是好是坏，似乎也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从历史上看，许多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所从事的工作，在当时都是不受待见的，是异想天开或不务正业的活动，更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玩手机还可能有点经济效益，许多在研究、发明方面的活动真的都打了水漂，毫无成果。另外，中小学生埋头学习的那些东西，除了应付高考之外，往往也没什么实际的用处。

可见，功利地从效益来评价哪些事该沉迷哪些不该沉迷，也是有些武断的。我们不妨放弃好/坏或有用/无用这样单向度的评价方式，重新思考沉迷的不同偏向。

在低头族那里，“手机”是沉迷之媒介而非内容，同样是低头看手机，有人在打手游，有人在追剧，有人在看小说，有人在刷朋友圈……这一现象已经暗示出，就沉迷现象而言，媒介本身或许比内容更值得关注。

关于媒介的不同偏向，媒介思想家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给出过几种衡量维度，这些理论工具也都可以用来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例如英尼斯提示出媒介有“时间”和“空间”两种偏向，例如泥板书偏向时间性（长久留存），而莎草纸则偏向空间性（迅速传布）。麦克卢汉从某一技术促进或压抑哪些感官出发进行衡量，比如印刷书是视觉中心的，而口语更偏向听觉—触觉的展开。

被称作媒介环境学的这一派思想家提示出一种理解某一技术的独特态度——悬置其内容，关注其形式。例如我们先不必关心人们是从印刷书里读圣经还是读菜谱，读科学还是读小说，而是关心印刷书这一媒介形式本身带来的特点。

在这种视角下，我们不必在沉迷于读文史书和沉迷于读武侠小说之间分出高下，它们都是与印刷书打交道，相反，看书和看电视之间的不同偏向更值得注意。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等学者已经提供了一些从形式角度分析媒介的概念，例如，有些媒介更促进“专注”，而另一些媒介则引起“游离”。

例如电影与电视的区别正在于此，电影是一种专注卷入的媒介，而电视在更多场合是漫不经心的。它们的区别不完全是由清晰度或屏幕大小决的，而是取决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在电影院中，静场关灯，先给你排除一切其它信息，让你专注于电影这一个方向。而电视则经常布置在家中客厅或卧室，周围的环境始终是开放的，所以看电视时不会禁止交流，反而随时会谈论或干脆分心做其他事情。在许多时候，家里的电视甚至成为一种背景音，人们只是边开着它边做其它事情，压根不关注具体的电视节目。

书籍，特别是印刷书，也是要求专注的媒介，特点也是当你读书时，你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排除书本以外的其它信息的侵扰。而口语交流通常是游离的，哪怕你和你特别关注的对象进行聊天，也往往还是要求一个开放的环境，比如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看月亮数星星等等。即便在会议之类面对面的专注聊天时，人们也从不只专注于口语本身，而是随时掺入各种“小动作”，让视觉和身体运动加入进来。如果尽量排除一切外物干扰，比如关在小黑屋绑上双手里让你们口语聊天，就显得非常压抑了。

麦克卢汉认为，这些被媒介所促进的偏向，不仅局限于相关的使用场景之内，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其它侧面。比如印刷术促进了私人空间的发展，促进了视觉中心主义的兴盛。当我们离开书本看待其它事物时，印刷文化所培育的疏离、冷静、客观的态度仍无时不在影响着我们。

波斯曼认为，电视的兴起是对印刷文化的瓦解，因为电视促使人们放弃“专注”。他在《娱乐至死》中指出，电视强力地培育着“情绪迅速切换”的能力，上一秒还在为一群非洲难民的苦难感到悲伤，下一秒就立刻为一个美国明星的糗事哈哈大笑，再下一秒又开始为下周的天气忧心忡忡……这就是我们看电视新闻的日常状态，我们不再能够静下心来专注于某一个问题去深入挖掘和沉思，而是随时被碎片化的情绪牵引。

智能手机似乎加剧了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关注“焦点”的切换越来越迅速，“刷”是玩手机时最常见的状态，人们虽然始终都盯着手机，但其实不再能够在某一内容上专注很久，而是对任何内容，都习惯于飞快地“刷”过去。以至于即便放下手机，在读书、听课等要求专注的活动中，新一代日益失去了“聚精会神”的能力。这也正是许多人为什么视手机为洪水猛兽。

怎样才能在手机的潮流面前略作挣扎呢？许多人寄希望于那些古老的活动，比如出门踏青，比如书本阅读，甚至用传统礼教或经典诵读的方式教育下一代，或者只是通过强令乃至没收的方式迫使青少年远离手机，但我对这些策略不抱希望。这些策略的根本劣势与其说是过时的内容，不如说是过时的形式。本来就是因为手机等新媒体让传统的生活方式全面崩塌，再去扶持这些被推翻的势力无疑是没有希望的。

就好比旧王朝被推翻后，皇室遗孤一时之间可能成为香饽饽，各地军阀都来扶持一些遗孤，好有名义起事。但如果你以为旧王朝的复辟真的有希望，那就过于天真了。

在王朝更迭之时，在技术的时代变迁之时，真正互相竞争的，不是新技术与旧技术，而是不同的新技术，是新技术的多种面相之间互相竞争。旧王朝在新势力面前如摧枯拉朽一般倒塌，这一状况让许多人感到“悲观”，感觉人力渺茫，不可回天。但如果把目光朝向未来，不去指望逆天改命，但是在各种新势力之间仔细分辨，这也许并不是毫无转圜余地的事情。毕竟智能手机并不是唯一的新潮流。

但不幸的是，那些视手机为洪水猛兽的人，往往同时对一切新兴电子媒介都抱有同样的敌意。以至于走错了对抗的方向，徒劳地投身旧王朝复辟的运动。看不到新技术所蕴含额多重可能性，看不到“电子媒介”并不总是铁板一块，“电子游戏”也并不只有一种类型。

或许以智能手机手机为代表的一系列电子媒介确实非常“危险”，但出路并不是抵制和拒绝，而是平衡和和互补，不是退回传统，而是扶持新的制衡者。

比如说，也许VR就是与智能手机对峙的一大势力？

我们提到，某一媒介带来的偏向，与其使用场景大有关系。手机的使用场景是碎片化的，见缝插针、随时随地，这就是所谓“移动互联网”的特点；而使用VR的典型场景恰好相反。VR的典型应用场景是恰恰是“不移动”，即便你买了轻巧的一体机，也不会带着它在公交车上或办公桌前随时使用，更不可能在等红灯的间隙戴起来看两眼。最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自己家里，或者在专门的场地，包括商业的VR体验馆或学校中的VR教室——类似于现在的网吧和学校的计算机房——也就是说，VR的使用场景基本上与之前的台式电脑主机重合，而与智能手机的场景大相径庭。

其实，“不移动”的一族——“宅”——也是电子媒介影响下的产物，“御宅族”的历史可比“低头族”更早。但他们的名声也同样不太好，似乎都是不务正业。但如果我们悬置内容有用没用的评判，而关注形式，那么御宅族与低头族之间的差异，也许比御宅族与科研狂人之间的差异更大。

同样是沉迷，御宅族和科研狂的沉迷更偏向于沉浸、专注，而低头族和电视迷的沉迷或许更偏向于迷失、游离。

数学世界、文学世界、以及VR技术下的电子虚拟世界，能够让人沉浸于某一个在内部蕴含着丰富而自足的意义结构的独立王国，对这一世界，浮皮潦草地掠过是体验不到多少趣味的，必须专注、深入，才能游刃有余。但电视或手机与其说是引诱人深入沉浸，不如说是诱使人“不沉浸”，让人不断地掠过并离开一个又一个意义结构，鼓励肤浅化的即兴参与，而不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某一个相对稳定的意义空间之中。碎片化的倾向与御宅精神背道而驰。

当然，VR技术和手机、电视一样，都并非铁板一块，我把它们分别当作整体来比较，是比较粗糙的。但至少从大体趋向来说，“沉浸”无疑是VR的关键词。但又与书籍、电影乃至天文学、物理学等等传统的沉浸领域不同，VR的沉浸方式不是排除其他感官独尊视觉，而是试图把人的全部感官都吸入一个自给自足的意义世界之内。这种媒介的独特意义，仍有待我们去观察、揭示。

过度的专注或过度的游离都是精神失常，我们并不期望任何一种偏向完全压倒另一种，但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更加多元化，各种不同的偏向相互平衡。

5.技术有智慧吗？

谈到技术的自主，除了天桥或手机之外，我们立刻想到的，可能是正在来临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的“自主性”恐怕不再仅仅体现为某种独立的价值倾向，而是某种独立的行为能力了。

我个人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前景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但我也无意于提出任何预言，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实现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是技术专家们的问题，而哲学家的问题的恰当提法是：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

讨论人工智能的意义，并不必须设定人工智能注定能实现。这就好比我们可以讨论上帝和天国的意义，讨论乌托邦和共产主义的意义，而并不必定要相信它们。

“人工智能为什么让人害怕”是一个不错的问题，当然有许多人根本不害怕，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坚信强人工智能不可能实现，另一部分人则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只会造福人类，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两种态度都有些天真。首先，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趋势几乎已经成为必然，也许像“天网”那样最终反客为主、统治人类的局面不会成为现实，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实现”是一个进行时，而不是一个完成时，人工智能已然正在不断实现之中了。其次，即便你相信人工智能的结果一定是会造福人类的，也不代表它不可怕，我们可以说火器的发展是好事，但不代表你不应该害怕火枪，你可以说原子能总体上是造福人类的，但不代表你不必害怕原子弹和核泄漏。乐观是一回事，无知是另一回事。无知者才能无畏，新技术也许是能够造福人类，但前提是人类能够理解和承受其危险，对其可怕之处避而不谈，甚至把一切流露出警惕态度的人斥为愚昧，这才是更大的愚昧。前文已经说到了，不能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就放弃了警醒和反思。

顾名思义，人工智能牵涉到的核心概念是“人工”与“智能”这两个概念，而这两个概念恰恰关乎人的自我理解。

我们一般会认为，人类之所以在万物中独领风骚，无外乎“心灵手巧”，即大脑和双手。脑与手在许多情况下是统一的，人类凭借智慧的大脑去理解万物，然后用灵巧的双手去控制和改造万物。特别是在科学与技术互相推动的现代，科技的膨胀同时也让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大大膨胀了，人们仿佛觉得自己可以改天换地、无所不能。

但智慧与力量在人工智能这里出现了“矛盾”——智慧的人类能否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超越自己的智慧？这个问题几乎是一种亵渎，就好比在问：全能的上帝能否创造出凌驾于自己的存在？

“制造出凌驾于自己的存在”，这恰恰是人类技术史最初和最终的追求。技术是人的“延伸”，任何技术都是对人的某种能力的外化、固化和强化。

锤子是拳头的延伸，用锤子砸东西当然比用拳头砸更有力，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或者说这正是所谓“技术”的应有之义。当然，技术的发达反过来会让我们的身体机能退化或贬低，例如兵器越发展，肉搏的能力就越退化，靠蛮力肉搏要么被贬低为野蛮落后，要么变成艺术或游戏，而不再实用。

技术的这种外化和固化的特征呈现出某种矛盾——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无疑是增强和扩展了人类的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增强往往由外在于人体的技术器物所承载，那么一旦剥夺了人类对这些“外物”的依赖，那么也可以说技术的发展是削弱和贬抑了人类的能力。

那么技术之于人类，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是膨胀还是贬抑呢？柏拉图在讨论“书写损害记忆”的时候，这个难题就已经被摆在了哲学家面前，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反而日益尖锐了。

文字、兵器之类，这些古老的技术就已然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们除了被人支配之外，还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惯性。所以秦始皇会去焚书坑儒，会去收缴天下兵器铸造铜人。因为这些书籍和兵器只要流传于世，就具有某种力量。虽然这些力量最终总要通过具体的操作者的意志才能发挥出来，然而这些操作者的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由这些技术物所促成的。

当然，这些古代技术的“独立性”并不显著，因为它们毕竟还需要人去操控，否则就是一堆死物。当然技术物的力量未必需要在活动时才能发挥，比如城墙、建筑、墓碑等等，它们只是放在那里不动就在导引乃至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和观念，躺在地窖里的原子弹更是左右着全球的秩序。但是毕竟在一般人眼里，这些器物相对于人类而言始终是“被动”的。

什么时候开始计数器物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性”呢？最具标志性的就是机械技术的发展。从较早的水车、风车等等，到中世纪晚期的机械钟，一直到蒸汽机、纺织机和工厂流水线。这些机械的新特点是，除了上发条、添加原料或能源等环节之外，机械在正常运作的过程中是相对独立的，它们脱离于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自行运转。

在纺织机和流水线中，人类的参与仍是一个必要的环节，但在这些机械活动中，人类所扮演的不是操作者，而是动力源（马克思所谓工业革命的关键）。在工厂流水线之类的大型机械联动运转的流程下，人类所扮演的并不是充满智慧的创造者，反而比机器更机器，像牲畜一样出卖劳力，像机械一样单调重复，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技术的恐惧和抵触态度也日益显著了起来。

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人是机器”的主张，这一主张合理不合理姑且不论，但这一主张的提出首先暗示了这一实情——“机器像人”。人们未必是因为对于人体结构的细致分析而得到人是机器的信念，相反，人们更多地是基于对机器的经验，从机器中发现了人的形象，这才得到了人是机器的结论。机械不再是一堆死物，技术逐渐“活”了起来。

从动物到人类的智能经历了漫长的演化，然而技术物从自动机械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非常迅速，这是因为技术的演化不只是通过盲目的“自然选择”，更是从一开始就不断灌注着人类的智慧。

每一项技术物在外化或延伸了某一项人体技能的同时，也固化或者说凝聚了某一套人类的智慧。比如一把简单的锤子，它的构造不仅能够放大人的力量，也蕴含了如何把握、控制，如何发力等等的一系列智慧，以及牵涉到关于钉子和修缮活动等方面的智慧，还包括关于铁和木头等材质之特性的智慧……人们把方方面面的智慧“打包封装”在每一个技术器物之内。

当技术运作起来的时候，既是力量的展现，同时也是智慧的展现。但技术展现的是谁的力量，又是谁的智慧呢？

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力量”是归功于技术本身的。比如一个瘦弱的女孩可以用散弹枪打死一个强壮的摔跤手，我们会感叹散弹枪的威力强大，而不会说这个女孩本人力量很大。然而当我们谈到“智慧”时，却总是拒绝把它归功于技术器物。

一个随时可以查阅印刷书的人可以表现得比一个孤立无援的老学究更加博学，我们会认为他借助了别人的智慧。我们仍然拒绝认为印刷书本身是有智慧的，而只是说其他人可以通过印刷书传递智慧。

一件器物中汇聚和凝结的往往不只是一个人的智慧，比如对于一架钢琴，工匠懂得如何制造，但不需要懂得如何演奏，演奏家却未必懂得调音，调音师也未必懂得欣赏乐曲。由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技术物更是如此，一辆汽车的成功运转依赖于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的各个环节协同贡献。

因此，在技术物中凝聚和展现的，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人的智慧，而只能勉强说，技术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

然而，个体的属性和全体的属性往往不能混为一谈，我们未必总是能用相同的范畴去涵盖它们。例如我们可以用砖瓦组成房屋，但谈论砖瓦的形状和谈论房屋的形状是两码事；人体由细胞组成，但谈论人体的寿命和谈论个别细胞的寿命是两码事。那么谈论所谓“人类的智慧”，和谈论具体个人的智慧还是一回事吗？

制造技术物的智慧、选取和运用技术物的智慧，与通过技术物的运转展示出的智慧，似乎也是不同层面的范畴。

如果说，一个老学究展示其博闻强记的能力时，展现的是“他的”智慧；而我借助工具书或搜索引擎展示同样的博学时，展现的是否是“我的”智慧呢？注意到善于检索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智慧，假如把我所仰赖的技术工具同时也分给老眼昏花的老学究用，他也未必能展示出更多的智慧。所以说，当我借助谷歌展示博学时，也的确展示了“我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似乎与老学究所展示的智慧属于不同的层面。那么，如果说这些博学的信息根本就不再需要一个善于检索的人运用自己的技巧来呈现，谷歌本身就能够像一个老学究一样听取他人的求教，帮人答疑解惑，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的智慧究竟是谁的智慧呢？

我们硬要说这是“人类的”智慧，但老学究博学的知识难道不也都来自其他人的积累吗？只是他通过常年的学习，把无数人智慧汇聚在自己的头脑中，出版商则把无数人的智慧汇聚到印刷书中，而谷歌则把无数人的智慧汇聚到数据库里。我们非要说，只有这些“人类的智慧”通过老学究的脑与嘴表达出来的时候，它们可以被归为老学究的智慧，而当同样的东西通过谷歌的数据库和显示屏表达出来的时候，却为何不能说它们是谷歌的智慧？

无数人积累了各种知识；老学究学习并记住了许多知识；我认识老学究并善于和他交流；当我的小伙伴向我出了一个难题时，我向老学究求助从而得到了明智的解答。——这一系列事情中，每一个环节都涉及不同层面的“智慧”，但另一方面，每一个环节的主角都有可能被机器取代，那么凭什么不能把相应层面的智慧归功于机器呢？

技术是人类能力的延伸和凝结，这里所说的既包括体能，也包括智能，如果我们能够把力量归功于技术，那么也应该把智力归功于技术。

“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句废话，所谓“技术”，无非就是“人工智能”，也就是说，“凝聚为人工物的智能”，这种“凝聚”已然改变了“智慧”的归属。比如说当无数人的智慧汇聚在老学究的头脑中时，表现出的就是属于老学究的智慧，当老学究帮助我们解决疑难时，我们首先感激和夸赞的显然是老学究的智慧，而不是去谈老学究的父母和老师们，更不是在谈所谓“人类的智慧”。在技术器物中凝聚的智慧，表现出来时，理应也归功于技术器物，至少头功该属于它。

在希腊人那里，智慧、勇敢、公正和节制并列，被理解为人的“德性”之一，但“德性”一词本来就不是人类的专利，古代汉语中“道”、“性”、“善”等都包括一般事物，希腊人的“德性”最初也是谈论的某种事物的特性、品质、功能之类，比如奔跑是马的德性。

奔跑是马的特长之一，但猎豹、羚羊、长跑运动员等等，许多其它事物也同样可以擅长奔跑。智慧是人的德性之一，但一定专属于人吗？

马在速度上胜过了人，而火车又胜过了马，人们都没有感到屈辱，但为什么机器在智慧上胜过人就让人失去“尊严”了呢？

这似乎是某种报应循环。当人类技术发明的力量超越动物和自然的时候，人们信心膨胀，自以为征服自然、凌驾万物。正是因为把傲慢自大当作所谓“尊严”，这才会在人类的霸权地位可能动摇时感到尊严受损。

6.人工智能有什么可怕吗？

当然，很多人也许会指责我概念混淆，因为“智能”和一般的力量、速度等能力不同，似乎牵涉到“心灵”或者说“自我意识”的存在，因此对于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事物，是不能拥有智能的。但这其实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能够确定有“自我意识”的，只有“我”一个人，至于他人也有心灵，这本来就是靠同情的推断，我们是先看到他人表现出与我相似的“智能”行为，才认为他人拥有与我相似的心灵。而不是说我们先需要识别他人是否有心灵，然后才能谈论他人是否表现出智能。对于他人心灵的问题，只有这种偏向行为主义的理解是合理的，“心灵”本身是看不到的，我们只是把“心灵”认作一系列行为的最终负责者而设定出来。

电脑的形式和质料与人脑有极大差异，但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先验地否定电脑可以被认作有心灵的。比如一个植物人的脑结构也许与我们差不多，但鉴于他再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了。而假定有外星人造访，在我们能够敲开他们脑壳研究清楚其结构之前，我们恐怕就早该以他们拥有智能和意识为前提与他们打交道了。

外星人我们恐怕是碰不到的，然而人工智能却已经近在眼前。“图灵测试”早已不是高不可攀的圣杯，而是在许多意义上早已实现了。现在的电脑已经能够在许多具体的场景下模仿人类，让人无法分辨。例如在5分钟内扮作一个13岁的男孩，又比如扮演在线客服，扮演棋手等等。在哲学家中，塞尔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是少数值得认真对待的质疑，但它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问题没有太多关系——人工智能究竟有没有“心灵”与他们是否可怕没有关系。

“中文屋”暗示出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我们可以把“意识”的过程外在化地把握时，当这种过程失去了内在性，也就是失去了神秘性时，我们便倾向于认为这种意识是虚拟的。比如当这个人之所以表现出“懂中文”，依靠的是外在的可见的可把握的行为——查词典——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是假懂，但如果他之所以“懂中文”是依靠着大脑内部的一些特定区域，而这些区域的运作机制仍然晦暗不明，也没办法外在化，在个人之外滞留和复制，那么我们就以为他是真懂。事实上，讽刺的是，恰恰是当我们搞“不懂”他如何“懂”时，我们才相信他是真“懂”。

而人工智能或计算机的意识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外在化的，是可见的、可把握的，于是我们能搞懂它为何显得懂，于是我们认为它是假懂。

暂且不深究上述逻辑是否合理，可怕的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为何能懂XX”的机制，人们也开始搞不太懂了。这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式的特点，机器开始变得能够自主学习，而不是照搬人类预先制定的框架。

比如谷歌的人工智能已经能从几千万张图片中“学会”了对“猫”的辨识。这不同于以往的人脸识别之类，以往是人类程序员编制好如何识别的完整程序，制定好何谓人脸的标准，让电脑去“按图索骥”。最后机器自己形成了猫的“概念”，用程序员预先并不知道的方式去辨认猫。（既然机器能够自发地形成猫的概念，那么它能否自发地形成“自我”的概念呢？我认为这有可能，但非常困难。但“天网”即便没有自我意识也照样可以支配人类，就好比工厂流水线已然可以支配工人那样。）

这也是AlphaGo与以往的深蓝之类的人工智能相比的关键改进，现在不再需要人类去预先编制好应当如何下棋的程序，而是让计算机自己在无数棋谱和无数实战中自行总结出怎样下棋的策略。理论上说，设计AlphaGo的程序员根本不需要擅长下围棋，甚至可以连围棋的基本规则都不知道，就像让电脑在无数图片中学会辨认出猫那样，让电脑自己去发现围棋的奥妙。在AlphaGo之后，AlphaGo Zero已经几乎做到“从零开始”学习（不再依赖人类的棋谱）。人工智能已然表现出许多超出人们理解的方面，可怕之处不在于AlphaGo赢了，更在于人们开始不知道它究竟凭什么赢的。它的许多走法都超出了所有人类高手的判断。

如果说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时，我们说电脑的优势无非是计算速度，那么现在，AlphaGo却是在那些传统上人们引以为傲的方面击溃了人类对手。比如所谓的直觉、大局观、创造性等等。一开始李世乭还试图用打破刻板定式的新奇走法扰乱电脑的阵脚，然而结果发现电脑才是更善于打破定式的一方。

人的智能包括许多能力，比如推理、想象、判断、表达等等，但其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学习”，如果说工业革命的关键突破在于“工具机”的兴起（马克思指出工具机取代了人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在“操作”的环节让机器取代了人，那么现在的这一场信息技术革命或者说人工智能的关键突破恐怕就在于“深度学习”的兴起，也就是在“学习”这一环节，机器开始也取代人。从此我们再不能把机器看作“机械的”，或者说只会刻板地重复人类预先设定的套路，相反，机器将在打破成规方面走在人类前面。

从此以后图灵测试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因为图灵测试无非还是说如何让机器模仿人类，但事实上机器大可以比人类更加高明，根本不需要通过模仿人类来形成智能，而是可以绕过人类，不需要以人类为榜样，直接从事物那里学习，用自己的方式发展智能。也许到什么时候，让机器参与图灵测试来模仿人类，就好比让人类去模仿一条狗那样无趣。

在围棋方面或许已然如此了，在前些年，我们可能难以分辨某个棋手是一个业余人类选手，还是一个人工智能。但在AlphaGo之后，我们又可以分辨了，机器的高明而非笨拙反而成了机器和人类的差距。

但归根结底，我们究竟为什么害怕人工智能呢？如果人工智能拥有了比人类更高明的智能，好比是大智慧、大能力的仙人下凡或神明降世，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事实上，我们害怕人工智能对我们做的事情，正是人类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害怕它把我们当作纯粹的“资源”来榨取，害怕它把我们当作愚蠢的野蛮人来征服，害怕它把我们当作黑奴来歧视和役使……

因为我们信奉的不是智慧，而是“力量”，我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因此更高的智能一定意味着更强的权力，而权力则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征服。于是，我们才会害怕计算机拥有智能，本质上说，我们害怕的是我们自己，害怕的是自己遭到“报应”。

而我并不害怕计算机比人智慧，只怕计算机不够智慧。

肆意征服的殖民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片段，力量至上既不是大自然的智慧，也不是古人的智慧，也不是未来的智慧。甚至在殖民时代，劫掠者也不是唯一的主流，商人、传教士和博物学家代表着不同的征服方式。

经历了历史的教训，智慧的人类早已深刻反省，我们已经认识到殖民主义的错误，认识到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如果说21世纪的我们比18世纪的殖民者更有智慧，那么未来比我们还要智慧的人工智能，又怎么会倒退回殖民时代呢？

苹果公司的新掌门库克最近说道：“我所担心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我更担心的是人们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没有价值观，没有同情心，没有对结果的敬畏之心。”这道出了人工智能技术真正值得害怕的地方，芬伯格也认为，计算机科技发展中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用计算机重现人脑思维过程”，而是用计算机的现成模式重新定义人。

如果人的智慧倒退了，退化为只考虑效率和利润，而不在乎伦理与文化，然后人再根据这种逻辑去设计人工智能，那么在人工智能真正成熟而获得完全的自立之前，这个由偏狭的人所设计的不成熟的人工智能，就足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