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技术与进化

1.黑暗森林：对进化论的典型误解

前面讲到，纳粹集中营的逻辑是“要么存在（有用），要么垃圾（废弃）”，用另一个我们更熟悉的词组就是“优胜劣汰”。纳粹把进化论曲解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并用这一逻辑为整个现代秩序的运转辩护。

这种滥用的进化论思想通常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我不太赞同这个词汇。听起来好像是说：他们也是达尔文主义的，只是滥用到了社会层面。事实上，“优胜劣汰”压根就不是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内容，或者说，这种所谓的优胜劣汰是有条件的，与诸如“强者为尊”的信条毫无关系。

纳粹覆灭了，但对进化论的误解并没有消失，仍然影响广泛。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三体》，其所谓黑暗森林法则就体现出对进化论的严重误解（当然，作为一部小说，并不需要苛求其设定严谨，但许多读者把这一法则当真了，这就值得纠正了）。

进化论表面上说讲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进行竞争的单位究竟是什么，适应的对象是什么，都需要更深入的理解。进化论是一个相当基础的思考框架，可以在多个尺度上运用，既可以针对一种物种，也可以针对一系列种群，也可以针对其中的一些特征的演化。而适者所适应的乃是环境，而这环境又是由其它许多物种，由其它不同层次上的适者组成的，狼是兔子的环境，兔子也是狼的环境。因此适者生存毋宁说是一种互相适应，阐释为“合群者生存”也是可以的，但阐释成“强者生存”是不对的。

进化论甚至会让“囚徒困境”失效。比如银河系有地球人和三体人两组囚徒互相博弈，仙女星系有天方人和四面人互相博弈，然后地球人和三体人互相猜忌互相毁灭，天方人和四面人（不管因什么理由，就算是某种不讲道理的神秘信条好了）互相协作互相促进，那么最终在更大层面上的生存竞争中，仙女系人就会胜过银河系人，于是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神秘的合作信条就胜过了看似理性的猜疑理论。

《黑暗森林》中让主角罗辑确信他的猜疑链理论的事件，其实恰恰是驳斥这一理论的例证：脱离地球的太空舰队中因资源有限和猜疑发生了互相残杀，悲惨的结果证明了互相猜疑和残杀并不有利于总体的生存繁衍。假设总共有100组舰队向不同方向远航，其中50支奉行猜疑原则并选择先发制人互相攻击，另50支是狂热的宗教信徒，每个人的都无条件信任队友并且愿意做出牺牲，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宁可抽签自杀也不发动内耗，至少不至于互丢氢弹。那么最终幸存者也许变成了20:30，更有效化解猜疑的一方更具生存优势。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在亿万年进化之后，形成了动物之间的各种互利共生行为，人类之间的各种促进合作的行为模式（包括政治结构、伦理规则，也包括看似无理的宗教和神话）。物种内协调合作的模式、物种间互利共生的机制，并没有被进化的历程瓦解，反而日益复杂精致。

“黑暗森林”提倡无条件的猜疑，鼓励对弱者先发制人并赶尽杀绝，这是纳粹的“灭绝论”而非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观念在今天尤为危险，因为在古代，人类也可以“作死”，但影响往往是局域的。比如某一群人特别热衷于破坏和杀戮，他们可能辉煌一阵子，但难以长治久安，很快就被人类文明史淘汰了，它的文化和习俗消亡了，别的更善于合作共存的文化更却能长期地延续发展，因此人类总体上来说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残杀走向和平。但在今天，人类有了“作大死”的能力，全球化使得全体人类逐渐形成一个单位，这个文明一旦走入了死胡同，可能就未必有别人补位了。

在尝试用进化论的视角来理解技术的历史之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避免用达尔文主义的名号为猜疑、杀戮乃至灭绝张目，相反，我们将用进化论的视角为文化多样性提供支持。

2.技术的起源

将技术发展史类比为生物进化史，从进化论的视角去看待技术或其它人类创造物，诸如这类的主张并不新奇，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技术进化论”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在达尔文的时代，拿生物和机器互相类比本就是流行的思潮，只是在之前，主流是把人或动物的机体比作机械，而在达尔文之后，类比的方向正好反了过来。

除了畅想机器交配的小说家之外，马克思或许是最早严肃思考技术进化问题的著名思想家。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几个脚注中提到了达尔文对技术史（工艺史）的启发意义，例如：“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

在达尔文之后，许多技术史家都尝试用进化论的视角去梳理技术发展史（图5.1），要找到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并不难，不过要深入挖掘进化论视角的启发性，我们先要看看进化论究竟包含哪些核心洞见，再来看看这些洞见与技术史有哪些对应。

恩斯特·迈尔在《进化是什么》一书指出达尔文进化论包含五个论点：

物种并非恒定不变

共同祖先

进化是逐渐的

物种的增殖

自然选择

前四条是达尔文之前的其他进化论者就有提出的，而第5条是达尔文的创见。

把这五条对应于技术史领域，首先第1条在技术史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技术并非恒定不变。

第2条涉及到技术的“起源”问题，复杂的、高级的技术是否有其原始原型呢？

从历史上说，最古老的技术大概是木棍，大猩猩和黑猩猩都会简单加工树枝用来舔食蚂蚁（图5.2）之类。不过就人类而言，最具象征意义的技术可能还是对火的利用。

木棍、火和原始石器可能是各种技术的原始形式，越是远古时代，石器就越少分化出各种功能，原始石器文化上和功能上的多样性并不显著，一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分化出了各种不同功能的石器，比如鱼叉、长矛、斧头等等，各个地域的石器也逐渐变得各具特色（图5.3）。

不过，真要追根溯源，技术的共同祖先不如说是人本身，人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原初的工具，而其它技术则是身体的延伸。就像婴儿降生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人类在发展各门技术之前，也首先要发展自己的身体。

技术是身体的延伸，身体是技术之母。但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人类的身体特别发达，相反，倒是因为人类的身体尤其孱弱。

在第二章我们曾讲到，人类这种动物天生特别弱小，在漫长的幼年期中需要去学习后天的技术知识。

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重新阐发了一则古希腊神话来说明人类的这个特点——话说众神创造万物时，爱比米修斯负责为各种动物分配技能，有些动物会飞翔，有些善于奔跑，有些能游泳，有些善撕咬……但爱比米修斯操作时大手大脚，一开始把准备好的技能分得太快了，以至于后期捉襟见肘，到最后剩下一个物种时已经没有能分配的技能了，这种动物就是人类，于是人类天生孱弱无能，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既不能飞行也不善奔跑……爱比米修斯犯的错，他的哥哥普罗米修斯想办法补救，于是就在工匠之神那里盗取火种传给人类，这就是一切技术的起源。（图5.4）

这一寓言暗示出“技术的起源”这一问题恰好对应于“人的起源”。提示出人这种动物的根本特点在于，其天生状态是“未完成的”、缺失的，需要后天的、外在的东西去补足它。

人类最原始的技术活动也显示出与大猩猩的树枝不同，最重要的特点是人类有“留存备用”的行为，也就是说，有某种“超前意识”。比如有考古证据表明原始人就可能携带着工具长途跋涉，人会在适合制作工具的场所（而不是在适合使用工具的场所）制作工具，然后在时间或空间相隔很远的场合才去使用它。

也就是说，人先天所缺失的东西，恰好是人后天所遗留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类可以有意识、有筹划地，把某种由他后天发展起来的技能，遗留并传承给后人。

这岂不就是在一般动物进化史中罕有的（严格来说并非完全不存在）“获得性遗传”的模式吗？如果以刚出娘胎的婴儿为界，他父母的后天努力的确并不会改变遗传给婴儿的DNA，但如果说就成人而言，他其实接受了两类“遗传物质”，首先是和其他动物一样接受分子层面的遗传物质，其次是前辈遗传下来的“物”，而这些宏观的遗传物，亦即技术器具，和先天的DNA一道决定着人的成长方式，塑造着每个人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拥有双重遗传物质，拥有两支进化线。而这两支进化线互相交织，因为人的生存不止要适应自然环境，还要适应不断被人改变的技术环境，因此技术的进化反过来也会影响基因的变化。

斯蒂格勒说道：“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人的本性并非先天固定，而是伴随技术史不断被塑造的。当我们讨论人生而如何，或人应当如何时，就不能忽略技术史的语境。

3.渐变与剧变

第3条涉及进化的渐进问题，在生物进化论中，器官或机能不会凭空出现，而总是通过无数次细小的变异累积而成。

在技术史中，逐渐性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达尔文在说明生物进化的渐进性时，反而是以机器来类比的，他说道：“几乎所有生物的每一个器官，都完美地适应于其生活的环境条件，所以任何器官都不会突然就完善地产生出来，正如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发明出复杂完善的机器来一样。”

虽然新技术需要发明家的灵光一现，但发明家的灵光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能够为技术增添的东西有其时代性。例如，达芬奇（图5.5）造不出宇宙飞船，爱迪生也发明不了智能手机。

哪怕是横空出世的发明家，也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特别是在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优先权”之争印证了技术发明的渐进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代往往有许多人不约而同在类似的方向做出改进。

瓦特、爱迪生和莱特兄弟无疑都可以在人类史上最著名的发明家中名列前茅，但他们几位一辈子都在不断打专利官司。而他们的发明也都是基于同时代的成就，瓦特的蒸汽机在钮可门蒸汽机之上加以调整，爱迪生在电灯灯丝的效率方面只是比竞争者略胜一筹，莱特兄弟同时有许多成功的飞天者，只是他们的飞机更有可操控性……

不过，虽然发明家不能横空出世，但某种技术发明却有可能在某个社会中“空降”。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尤为普遍的“技术转移”过程。一种技术在其相应的环境中被发明出来，但有可能被突然投放到另一个尚未对它做好准备的新环境中，这就有可能造成局部的生态剧变。这就好比生物学中的“入侵物种”。任何物种在其原生环境下总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该环境下它往往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有天敌、有极限，然而一旦把这一物种投放到一个新环境下，有可能因为水土不服而难以生存，但也有可能因缺少天敌而肆意繁衍，以至于打破生态平衡，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例如把来复枪引入狩猎部族可能造成整个文化的灭绝，把书写技术引入口语社会可能造成萨满或德鲁伊文化的瓦解。又比如火药在中国影响并不显著，但引入欧洲后则“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这些影响有些可以说是积极的，但也并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

除了缩小到局部空间来看技术的“空降”之外，如果放大时间尺度，我们也可能区分出渐变的、稳定的时期和剧变的时期。在生物进化论方面，古尔德等人提出的间断平衡理论为达尔文作了补充（并非颠覆）。间断平衡论认为，在漫长的进化史中存在相对稳定的平衡期和相对剧烈的间断期，在时间尺度上间断期更加短暂，但新物种的产生却更加集中。最典型的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这种剧变往往意味着整个生态圈发生了某种显著的、不可逆的颠覆，例如在寒武纪，大气和海洋中的含氧量变化是导致物种大灭绝和大爆发的背景，同时，新物种构成的新生态又进一步塑造和维系了新的氧气比重，最终达到新的平衡。

在技术史方面，也许只有两场大的剧变期，一是农业革命，二是工业革命。旧石器时代绵延数百万年，石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直在缓慢增长，并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在一万年前开始，在人类掌握农业并开始定居生活前后的数千年内，新石器爆发式增长，其它各种技术也全面开花。

在农业时代，技术不断改进，但时常又有反复，战乱和衰落导致许多古代技术反而倒退乃至失传，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技术的发展一下子又跃入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在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是处在一个尚未完结的间断期，还是又有了几轮新的革命呢？

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的确，接踵而至的电力革命、信息革命，都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不可逆的全局改变，但也可以被看作是工业革命的构成环节。好比说所谓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放大来看也可以分作若干阶段。

无论工业革命是一幕大剧还是若干集连续剧，值得警醒问题的是，这个连绵至今的，新技术爆发的“间断期”，是否也会有完结的一天？人类是否还会进入一个新的“平衡期”，各门技术逐渐达到天花板，技术更迭不再如此令人目不暇接，技术对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影响也趋于稳定？

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初带了经济和人口的剧烈增长，到今日已经趋于平衡，甚至发达国家的人口开始萎缩。一些局部领域的技术发展远超人们的预期，但另一些领域却有停滞的趋势。比如手机的各种相关技术日新月异，但蓄电池却令人尴尬地停滞不前。可见市场需求的爆发未必总能带动技术迭代的加速。杨振宁最近就高能物理领域发表的评论——“盛宴已过”，也可能针对其它的科技领域。

无论目前的境况究竟是盛宴已过还是盛宴正酣，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每一种技术的发展总有其瓶颈或极限，即便在技术大爆炸的剧变时期也不例外，只不过在剧变时期，一部分技术的发展陷入停滞的同时，更多的技术高速发展，以至于总体来看世界日新月异。但如果趋于停滞的不再是少数而是多数，那么我们总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平衡期。

在信息技术仍在高速发展的当下讨论技术停滞问题，确实有杞人忧天之嫌，但我们的确应当特别警醒。因为当代人的整个生活态度和经济模式，都是建立在世界能不断高速进步的前提之下的。技术时代的典型生活方式就是“借新还旧”、“寅吃卯粮”，每个人都以未来能够持续获得新财富为前提来筹划自己的生活。“月光族”的“提前消费”逻辑在人类集体层面就表现为“先污染后治理”的逻辑——我们排放着现时代尚不能处理的垃圾，期待后世以更高的技术水平再去处理。一旦技术不能加速发展，那么目前的模式一定是“不可持续”的，而我们对于这种污染大于治理的“不平衡”状况竟能够心安理得，无疑是因为我们对后世的技术报以更高的期待。在人类普遍采取这种预支未来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一旦进步发生停滞，或者哪怕只是放缓了节奏，带来的影响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4.共生与特化

第4条涉及到进化的“单元”问题，在生物进化方面，“物种”是一个关键单位，在20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基因”也成为进化的基本单位，进化史被看作不同的基因相互竞争的历程。

在生物学上，物种的界定是根据“生殖隔离”，同一物种之间可以交配繁衍，不同物种之间即便杂交也很难继续繁衍后代。

但在技术史方面，却很难找到基因和物种的对应物。人类技术的衍生虽然与物种增殖形似，但毕竟不是通过生殖过程，不同技术之间的“杂交”现象司空见惯。

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骡机”，因综合（杂交）了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特色而得名。但骡子没有繁衍能力，“骡机”却可以不断再流传和改进。在现代，诸如汽车、计算机、手机等器物，更是很难再说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群技术聚合在一起的产物。

不过事实上这种现象也不完全和生物进化相矛盾，事实上，生物界也经常能发现多个物种趋向于聚合、共生的进化趋势，例如珊瑚礁（图5.6）就是一种典型的小生态系统，珊瑚虫的“遗体”层层累积，构成了礁石一般的结构，而藻类、海绵、水母、蠕虫、鱼类等等无数种动物和植物都栖居于这一环境，互利共生。一些藻类甚至直接栖身于珊瑚虫体内，并为之提供养料。

在生物学上，某珊瑚虫是一种动物，但“珊瑚礁”就好比一架手机那样，是一整个生物群落。

这种共生聚合的现象绝非个例，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例如人肠道中生存着无数细菌，甚至比人体的细胞总数还要多得多。肠道菌群（图5.7）在新生儿出生后才逐渐形成，但却承担着重要的功能，不仅影响着我们的消化机能，还参与了免疫和代谢等多个方面，甚至还可能影响我们的情绪。食草动物更要依赖肠道菌群来消化纤维素，

某个物种永久性地嵌入另一个物种体内，从此共同繁衍，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马古利斯等人提出诸如叶绿体、线粒体等如今动植物细胞重要的细胞器，起源于古老的内共生系统，被原核生物（也可能是真核生物）吞噬到体内的细菌逐渐演化为线粒体，被吞噬的蓝藻则演化出叶绿体。

从这些方面看来，技术的互相依赖、互相聚合的特性，非但不与生物进化相矛盾，反而也可以从进化论的视野下得到启发。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人与技术的依赖关系。

当我们谈论珊瑚礁有堡礁、环礁、岸礁等形态时，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单元，但放大来看，在珊瑚礁内栖息的各类生物也各自构成独立的单元。对于具体技术进行分析时，重要的事情并不是非要找到不可再分割的原子单元，而是要去梳理它在各个不同的生态层次上各自占据怎样的位置。一种技术未必需要严格地与一种生物物种相对应，当我们谈论一种技术时，可以包含一系列方法或流程，或一整套构件组成的装置。我们可以拆分开来，独立探究每一细微步骤或细微构件的发展史，也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

另外，如果沿着斯蒂格勒的思路，把技术看作人的后天补足，我们如果把技术器具看作人的外在器官，也许更加贴切。事实上，达尔文本人也是在机器与器官之间建立类比的，马克思也是如此。器官（organ）一词本身（或者中文中的“器”字）就暗示出工具、机构和器官的相似性。

要注意的是，“技术”一词除了指称实体层面上的器械、器物、器具，首先也有一套特定方法、功能或程序等无形层面的意义。同样，与器官紧密联系的也有官能、机能等概念，机能不一定由器官承载，但器官总是机能的具体化。所谓把技术类比于器官，严谨地说是在“器具—功能”与“器官—机能”之间建立对照。

“器官”并不要求有独立的生殖能力，它是个体的一部分，承担着特定的机能。器官是动物实现某一机能的工具，而技术器具是人类实现某一功能的手段。生物的器官逐渐分化，比如水母的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共处一腔之中，全身体壁细胞都可以呼吸和排泄，高级生物则有了专门的呼吸器官、消化器官、排泄器官等等。分化后的器官又可以重新配合，衍生出新的机能。器官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套用在技术的发展史中，比如最初的石器都差不多，砍木头和削骨头都用差不多一样的工具，之后随着工具的专门化，形态上的变异就更显著起来。

器官的进化也能解释功能的不断多样化，全新的机能可能从适应的扩展（exaptation）中涌现出来。例如鸟类的羽毛最初可能是作为保暖的器官演化的，最后却逐渐衍生出前所未有的滑翔或飞行的功能。技术史的演化也是类似，新的功能往往在不经意间衍生。

器官越是分化，生物整体的统一性反而越强。蚯蚓的身体中没多少复杂的器官，因此切成两段都可能变成两个个体，但如果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分化为不同的器官，那么无论切掉哪一部分都会破坏身体的统一性。这就解释了现代技术一方面日趋分化，一方面又日趋整合一体的趋势。

共生也好，器官也好，越是高度发展，具体的官能越是特异化，不同部分之间的依赖关系就越紧密。但紧密共生的结果是，一旦共生环境发生剧变，一些特异化发展的物种可能会突然丧失生存能力。

例如珊瑚礁和热带雨林都是生物多样性高度集中的区域，但也最容易受到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一小块雨林生态系统的瓦解就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个独特物种的灭绝。

在剧烈的技术革命前后，旧技术可能成批量地失去立足之地。例如工业革命让传统手工业者的熟练技艺失去竞争力，手工业者大量失业。在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发达之后，旧技术也必然要经历全面重整。除了宏观的大变革之外，在各个具体领域内发生的技术革新也都会重新塑造旧的共生关系。

在生物世界，生态变迁意味着物种灭绝，而在人类世界，新技术可能带来大量失业等社会问题，也可能引起相关文化特色和生活方式的灭绝问题，稍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5.环境与生态位

第5条“自然选择”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也是最易遭人误解的一点。前面提到，所谓“适者生存”，适应的对象是“环境”，而环境是相对的、动态的。狼是兔子的环境，兔子也是狼的环境。“自然选择”中的“自然”是一种基本原则，而不是某个固定的实体，并不是某个原本叫做上帝，现在又被叫做“自然”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在进行选择，而是被所有参与者不断改造着的环境在进行“选择”。

环境不仅是相对的，还是层层嵌套的，例如，对于一只兔子来说，兔子种群内部的其它竞争者，构成了一层生存环境，而整个种群所面对的草原和狼群，又是一层环境。兔子与狼群一道所在的地理区域或气候带，也是环境。“自然选择”在每一层环境中都起作用，但在具体剖析其作用机制时，就有必要区分不同意义或不同尺度上的“环境”了。

确定了某一具体的边界之后，我们又可以区分出内、外两重环境。比如说，对于人体内的细胞、器官或组织而言，它们一方面是整个机体的一部分，与其它器官共享或争夺机体的养分；另一方面，可能是机体与外界打交道的中介，机体借助器官在外界发挥各自生存能力。

就种群中的个体而言，它们一方面是整个种群的一部分，与其它个体争夺食物和交配权；另一方面，也和其它个体一道，在外部环境中挣扎求存。

我们可以把某一人类文化群体或者说某个“文明”看作是一个生物机体，而把各类技术器物看作是它的“器官”；也可以把某一人类群体看作一个小型生态系统，而把技术看作在其中共生的个别物种。那么对于技术而言，其“环境”也有相应的内—外双重性：一方面是包括发明家、消费者等无数个体，以及各种其它技术在内的文明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是该群体或文明之外的东西，如自然界和其它文明。

当我们从外在环境的层面考虑“选择”时，进化论事实上并不排除在内在环境中发生的“有意识”的选择。比如说，一只孔雀在两个求偶者之间选择了尾巴更华丽的那只，它的选择是发自主动的意志的。更强壮的猴子被选为首领，屁股更大的女人被选为配偶，这些在种群内部发生的有意识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进化论否决。关键在于，内在环境中的所有选择，最终还要经受种群外部环境的选择。发自个体的选择意向如果不利于种群整体在外部环境中的生存，那么最终还是要被淘汰的。在这个意义上，人对于技术的认可和选择，与猴子对首领的认可和选择并无二致，种群内部是否存在有意识的主动行为，并不妨碍在外在环境层面自然选择的效力。

一只猴子有意识地选择配偶这件事情并不能否决“自然选择”的盲目性，同样，发明家和消费者有意识地选择技术的行为，并不能说明技术发展不适用进化论。相反，进化论的视野启发我们注意到技术竞争的多重层面。

只有在同一层面下发生的竞争，才是非此即彼或你死我活的。配偶是有限的、猴王是有限的，只有在限定的层面上谈论，才有“优胜劣汰”的现象。狼和兔子在同一生态圈占据不同的位置，虽有捕食关系但实质上是可以共同繁荣的，灭绝兔子对狼并无好处。

在生物学上有“生态位”（niche）这一概念，只有占据相似生态位的生物，才构成“一山不容二虎”式的竞争关系。比如说，如果有甲乙两个物种，凡是甲能吃的东西乙都能吃，反之亦然，凡是甲能呆的地方乙都能呆，反之亦然。那么这两个物种就不太可能长期共存于同一片区域内。因为一方更能繁衍就势必会挤占另一方的生存空间。

古代技术的更迭也是如此，某种技术的“优胜”总是要在相应环境下考虑。比如我们知道，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南，在食物生产的技术方面，农业比游牧优胜，但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北，农耕者并没有胜过游牧者。至于在沙漠和雨林等极端环境中，更古老的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反而更加适应。

汽车比马车快捷吗？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有供应草料的驿站但没有加油站，有马车夫而没有4S维修店，有土路而没有柏油路的环境下，汽车并不会比马车快捷。许多革命性的新技术并不是在同一个生态环境下与旧技术发起竞争，而是呼唤出新的环境，而通过新环境的扩张而占据主流。与其说恐龙是被哺乳动物取代的，不如说是被子植物崛起的新环境取代了适宜恐龙的旧环境。苹果手机在通话和续航方面并没有胜过诺基亚，但通过塑造出全新的手机应用场景而胜出。

在这些情况下，旧技术未必会彻底灭绝，也是只有在“生态位”重合的情况下才会被淘汰。如果凡是能用旧技术的场景都能用新技术，那么旧技术就难以生存，例如印刷书淘汰了手抄书，有声电影淘汰了无声电影。但动画没有淘汰漫画，电视没有淘汰广播，这是因为旧技术还能栖身于尚未被新技术覆盖的环境下。比如在同时能看电视和听广播的场合中电视胜过了广播，但在那些听广播但未必能看电视的地方（比如汽车内），广播还留有一定生存空间。

6.自然保护区与技术保护区

物种或技术总是在相应的“环境”下被选择，而人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是技术的“环境”的一部分。人类依据文化、理念或审美来选择技术，技术反过来又塑造和改变着人类的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的多样化也造成技术发展的多样化，前面已经提到过火药、指南针等技术在中西文化的不同境遇。下面我再举一个不同审美文化导致不同技术路线的例子。

你喜欢玉石（图5.8）还是宝石（图5.9）？喜欢温润的羊脂白玉还是澄净透明的水晶（图5.10）？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审美问题，但东西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各自的偏好，中国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就表现出对玉石的偏好，而西方人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特别钟爱宝石和水晶。至今西方人仍然不太能理解中国的玉文化，唯一能接受的玉石是最接近宝石的硬玉翡翠，而对于中国人最欣赏的羊脂白玉并不感兴趣。

但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这种审美偏好对技术史有何影响呢？麦克法兰认为影响甚大，这种分歧导致了玻璃技术在罗马的繁荣，而中国则专注于发展瓷器。

在春秋战国时期，来自西亚的玻璃技术传入中国，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玻璃工艺（也有可能独立发明）。但从一开始，中国的玻璃制品就有了自己的特色，从材质上说，含钡量高，铅钡玻璃的特点是折射率更高，透明度差。而在用途上，主要是做仿玉器，例如战国时期有许多玻璃壁（图5.11），和玉璧（图5.12）相仿。

但玻璃技术并没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虽未必失传，仍有零星发展，但始终是默默无闻。这是因为中国人找到了更好的材料，既像玉器（图5.13）那样润泽，又可以做成装饰品（图5.14）或日常容器。那就是瓷器。

而在罗马，玻璃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吹制法的发明使得玻璃器具日益透明化，麦克法兰认为，透明玻璃和罗马人的酒文化相得益彰，罗马人爱喝葡萄酒，而玻璃容器最适合突显葡萄酒（图5..15）的魅力。

古罗马百科全书家老普林尼说道：“最高价值的玻璃是无色和透明的，尽可能接近水晶”（《自然史》36,192）可见，罗马人的确因为欣赏水晶，而偏爱玻璃。玻璃制品在罗马人的生活中普遍存在，替代了许多陶器的使用场景，瓶子、罐子、杯子和装饰品等都用玻璃制造。

中国成为瓷器之国，而西方人则延续罗马人的玻璃技术，最后由威尼斯人发扬光大。到此时开始，玻璃除了装饰和容器之外出现了全新的用途，包括透镜、棱镜、放大镜、望远镜，以及方便化学和气体科学研究的透明试管、集气瓶、真空泵，以及电学中的玻璃球（静电发生器）、玻璃罐（莱顿瓶）等等。光学、电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玻璃几乎在科学革命的每一个领域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没有玻璃，很难想象这些科学研究要如何运作。麦克法兰甚至用玻璃之有无，解释了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革命不在中国发生。这个结论当然是有些太强了，但的确可以看到玻璃技术对科学革命的推动作用。

然而，当年古罗马人促进玻璃技术的发展，显然并不是目光长远，看到了玻璃在一千多年后的潜力。同样，唐宋的中国人也想不到瓷器的流行会让他们错失什么。

而在玻璃的潜在用途尚未展现出来时，玻璃与陶瓷占据了相似的“生态位”，那就是装饰品和容器，凡是能用玻璃的地方基本也能用陶瓷，反之亦然。于是，进化的趋势导致其中一种势必要被另一种压制。着力发展其中一种技术，势必就要压抑另一种技术的发展。

好在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了技术的可能性，这个世界上既有中国，也有罗马，两种文化圈的相对独立，保证了两种技术路径都有机会得到充分发展，各自的潜能在各自的文化中实现出来。

在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文化环境，一是全球化的大趋势，二是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在这种境况下，相互独立的文化圈被打通了，全世界似乎只有一种文化，而一种新技术如果效率优异，就会被迅速推广，进入全球所有人的生活。

技术时代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旧技术迅速淘汰。但因为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和功利逻辑的盛行，那些被淘汰的技术未必有机会充分展开其发展潜力，不要说像玻璃技术那样发展了一千年才显露出来的潜力，现代世界中许多技术哪怕是几十年都等不起。

人们关注技术立即展现的力量，但需要长时间发展才会展露的可能性（无论好的或坏的）被忽视，若干年后可能发展出无限潜力的技术可能在头两年就被扼杀，而若干年后才暴露出无限危害的技术也有可能大行其道，等到等到这些潜在可能性爆发时，“回头路”或许已经灭绝了。

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讲述了许多个地方性文化因生态破坏而覆灭的故事，例如复活节岛，其建造石像的技术需要砍伐滚木来搬运石像，这种技术的副作用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但等到他们有机会发现因过度砍伐造成森林退化，导致岛上生态崩溃时，灿烂的文化早已崩溃。

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全人类形成了一个“文化孤岛”。复活节岛的文化崩溃了，其它地域的文化还能继续发展，但“地球岛”一旦崩溃，人类就无处容身了。现代技术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和越来越全面的渗透，使得“试错”的余地越来越小。

生物进化的视角也可能给我们启发，比如说，人类是否需要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环境？一些人认为优胜劣汰是理所当然的，物种灭绝是因为它们不适应而已，没必要去拯救。但是，濒危物种们所不适应的“环境”，已经是在人类有意识行为的影响下，被现代技术改造后的结果，人类已经通过有意识的行为大大加速了物种灭绝，那么再通过有意识的行为去平衡这一趋势，这也是合理的选择——如果加速灭绝不违背进化论，那么减少灭绝当然也不违背进化论。

关键在于，人类有意识地保护物种多样性，最终还是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好的生存环境。进化论的意义并不是为人类加速或减速物种灭绝的行为辩护，而是帮助我们理解怎样的生态环境更适宜做人类的未来家园。无论如何，至少在一定区域和一定程度内尽可能保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有益的。

我不想对生态保护多做辩护，这不是本书的论题，我们暂且假定“自然保护区”之类的举措是有意义的，那么，对技术领域，这种“生态保护”策略能否借鉴呢？

在现代技术高歌猛进的同时，自然界的多样性和人文世界的多样性同时遭到破坏，传统文化被连根拔起，全球化和普世化的现代科技也扼杀着文化的地方性。在一家填满工业化商品的超市中你根本区分不出你身在上海还是北京，任何一种成功的商品或模式，会在资本的助力下迅速占领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也许，我们也需要至少在一些局部区域，建设文化保护区或技术保护区，有意识地维护与主流保持距离的多样性。

保护区的主旨在于划定边界，一方面不让弱势的技术或生活方式直接与主流科技交锋，另一方面也抵御强势科技对濒危者的过度猎杀。但这边界并非密不透风，通过演绎和杂交，我们试图激发过时或濒危技术中那些尚未被充分展开的可能性，也让我们能够在应对下一次环境剧变时有更多的底气。

例如，一些更原始的作物，如野生水稻，与特定水稻杂交之后可能延伸更高产的水稻，又比如说，一些因为产量不高而被边缘化的作物（比如紫薯），放到一个新的市场环境中（比如更注重健康或口感而不是只注重填肚子）可能会重新受到欢迎。许多物种尽管现在处于劣势，但至少保留一定的区域让它们继续繁衍进化，或许未来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当然，即便没有那么直接的贡献，最起码来说，适当维护一些“保护区”，至少能够提供猎奇探险、野营度假的园地吧。当我们从亲切而陌生的“旧环境”中回归单调而熟悉的现代世界时，我们也可以更清醒地注意到现代世界中那些让人珍惜、让人依赖、让人厌烦或让人警惕的东西，我们平时对它们见怪不怪，但短暂地离开它们再回来看时，很可能就激发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当然，我这里只是提出一个粗略的倡议，关于具体如何建立“保护区”，美国的阿米什也许做出了一种尝试，在中国，张祥龙先生提出的“儒家文化保护区”的理念，也值得认真对待。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互联网的半隔离状态，结果上也造成了对促进技术多样性的某种保护。当然这些模式将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保护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很复杂和艰巨的问题，在这里不再深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