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技术与学习

1.学习如何可能

前面讲到，“技术”是可以学的东西，那么“学习”又是什么呢？

学习是一个过程，从不知、不懂、不会到知晓、熟悉和精通的过程。但是人是如何可能知道某种原本不知道的东西呢？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美诺篇》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一件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你又怎么去寻求它呢？你凭什么特点把你所不知道的东西提出来加以研究呢？在你正好碰到它的时候，你又怎么知道这是你所不知道的那个东西呢？”

这一“美诺诘难”看似诡辩，但细究起来蕴含着西方哲学史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先验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

人的感官世界纷繁复杂，用时髦的话讲，人类每时每刻都处于“信息爆炸”的环境下，新的信息从四面八方，通过各个感官，纷至沓来。而我们需要把其中的一小部分信息摘取出来，整理成“关于某物”的知识，这是如何可能做到的呢？

正如“美诺”所说，我如果碰巧遇到了某种新的信息，我凭什么把这一信息收纳入我关于某种我并不知道的东西的知识之中呢？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实际获取关于某物的知识之前，我们对于此物先就已经有某种了解了。

这种先于具体经验的知识，或者说使学习成为可能的前提，就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所谓“形而上学”的主题。形而上学不关注事物具体是什么样的，它关注的是“……是……”本身。当我们研究或学习某物“是什么”之前，我们先得把握“某物是”。

柏拉图本人用“灵魂不朽”来回应美诺的诘难，他认为，学习无非就是“回忆”，只有预先已经知道的东西才可能被学习，因此人们的确已经预先知道了所有的事物——在永恒的“上界”，每一种东西的本质，或者说每一种事物的原初的“一”，都向人的灵魂（图2.1）敞开着，自由的灵魂早已知道了一切事物的本质。然而在投胎降生之后，有朽的肉体污染了灵魂，于是人们忘记了一切，这才需要通过教学过程逐渐回忆起来。

但问题似乎仍然没有解决，比如说乌鸦的理念是“一”，但现实中的乌鸦成千上万各不相同，我们如何可能把它们恰好都认作同一个理念的分化呢？

事实上美诺的诘难对于我们已有了解的东西而言也同样适用，即便我们已经知道某种东西，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对这种东西增加新的知识呢？比如说，我们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以为乌鸦是黑的，然后我们发现了一只白乌鸦，是不是就更新了我们关于乌鸦的知识了呢？但问题是，我们凭什么会把这只新东西归入乌鸦呢？既然已知乌鸦都是黑的，白色的东西怎么还会被当作乌鸦被认识呢？

可见，关于某物之为某物的“先验知识”，并不只是可以一条一条累积起来的命题知识，而是需要某种“原始的学习”，用海德格尔的话讲，任何事物作为某物被认识之前，首先需要作为“这一个”站出来——“这种自立的，不支离破碎的东西，就是本身被聚集的东西，即被带到某种统一中的东西。”

任何学习都是在一个业已习得的背景中进行的，这个让各自新知识井井有条地“填入”相应空缺的背景，可以称作图式（Schema）或者说架构。只有预先建立了一种整体的架构，我们才有可能从纷杂的信息中吸取知识。

近代哲学史中，康德试图证明，人拥有某种先天的图式，这一图式在尚未填充内容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知识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但康德试图从先天图式中架构出一套知识体系的努力并未成功，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先验”的图式未必只是“先天”的，我们在出生之后，通过成长与学习，我们的认知架构或先验图式会不断重塑和改变。

人先天所拥有的，大概就是自己的身体，但对于身体的运用和感受，也需要学习。婴儿出生后首先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就这一点而言，人和动物并无分别，但区别在于，人的身体特别孱弱无能，如果仅仅依靠善用自己的身体，人类无法在世界中立足。人还需要不断“延伸”自己的身体，扩展自己的认知架构。这个不断扩展的架构，为各种新知识不断充实进来准备了空位。

我们不再深究哲学家拗口的说法，相关的深入讨论，可以参考我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媒介史强纲领》。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确认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学习的“循环”是绕不过去的，学习总是需要预先掌握某种背景架构，而这些先行的知识框架又是其它学习过程不断修补的产物。

要反思自己的知识，就要深入挖掘自己的认知架构，而要对此展开“解构”，我们又回到了“技术史”。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个人的成长史，也就是各种技术的学习史中，追溯知识的起源；另一方面，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之所以要去依次学习这些而不是那些技术，这又是时代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命运。追溯技术史，可能把那些沉淀于我们思维模式之内的层层结构还原出来。

2.向老祖母学习

谈起学习，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小学的时光，可亲或可怕的老师们教导着我们。

课堂教育这种学习模式是比较新的，至少在印刷术兴起之后，老师讲解教科书这样的学习模式才成为可能。实际上，现代的基础教育体制基本上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渐成型的。

但古代人也需要学习，每个人自出生起就不断向父母和长辈学习。在“老师”并未成为专门职业之前，“老人”就是主要的教学者。

学习的历史与人类和技术一样悠久。人类这种动物非常独特，我们在第五章会专门从生物学的视角探讨人与技术的进化，在这里我们先谈一个生物学特点，那就是“老人”的存在。

“老祖母”是人类的特产，我指的是，在失去生育能力（绝经）之后，人类女性仍有漫长的寿命。在其它野生动物中，除了虎鲸等极个别的例子之外，并没有发现绝经的现象。

在进化论的视角看，按照“自私的基因”的逻辑，物种个体存活的意义无非是繁衍后代，因此当个体失去繁衍后代的能力时，继续活着并与后代争夺生存资源，就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了。于是“老祖母”对基因繁衍而言完全是累赘，在动物界自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当然，远古时期人类平均寿命极低，老人极少，但这主要是受到早夭和难产的拖累。原始部落中的妇女一旦熬过育龄，也是大有可能活到60来岁的。因此，在最原始的部落中，也总是有年长者的存在的。

那么长寿的基因对于人类而言有何意义呢？

从基因繁衍的角度看，老祖母虽然不能再亲自繁殖后代，但是她的存在必然能让已经出生的后代们更好地繁衍，这才能解释长寿基因何以能在进化史中立足。简言之，老祖母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带孙辈”，增加后代的存活率。

的确，人类的幼儿也非常孱弱，有着比其它动物更加漫长的发育期。这又是人类的另一大生物学特点。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所谓“早产儿假说”，指出为了直立行走，人类女性的骨盆变窄，不利于婴儿降生，另一方面，由于大脑变大，难产的问题日益严峻。结果是人类相对于其它灵长类动物（图2.2）而言，新生儿的体重相对成年个体的比例是最低的，每个人都是“早产儿”。

这就导致人类婴儿出生时非常孱弱无能，必须更长时间接受长辈的照料。而且，人类的儿童体型明显幼小，一直到十几岁，体型仍然明显比成年体幼小，这就意味着在漫长的十几年发育期内，人类幼体的觅食能力始终很弱，而且生育能力也很晚才成熟。

那么这段漫长的成长期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老祖母的意义是抚养幼儿，那么为什么幼儿的阶段也那么漫长呢？难道就是为了让老祖母有事可做吗？

没有生育能力并且欠缺觅食能力的老、幼这两个阶段，加在一起占到了一个人一半以上的寿命，这么多时间和相应的资源都被“浪费”在不能生育的阶段，究竟有什么繁衍优势呢？

说到这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人类之所以存在老祖母，是因为有利于抚养幼童，而之所以幼童需要长时间的抚养，是因为人类需要从这段成长期中获得他生物学身体之外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需要老祖母带给幼童的。

很显然，这种东西恰好就是“技术”，人类在性成熟之前，除了需要等待身体的发育之外，还需要习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上述写在人类基因上的独有特色，当且仅当服务于技术的传承时，才显示出生存的优势来。

体格幼小和青春期漫长，虽不利于觅食，但却有利于接受教育。在需要一段时间用来学习的前提下，很容易发现，这段必须由其他长辈抚养照料的时间里，体格的弱小反而有利于节省粮食。另外，体格弱小也有利于长辈进行管教，想象一下如果小学生就已经和成年人差不多壮而且已经有生育能力了，可怜的老师还管得住他们吗？

而衰老的祖母虽然不再善于觅食，但却积累了更多经验知识，比强壮的年轻人更适合担任老师的角色。

一代又一代的老人教育着幼童，保证了技术的稳定传承。而在生物学身体之外的技术力量，恰恰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优势所在。老人与技术互相成就，形成了自然界中最独特的一支物种。

3.老祖母的隐退

人类独有的老祖母保障着技术的传承，但悲哀的是，人类技术经历了数百万年的缓慢发展，在最后的一万年内突然爆发，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今天这个信息技术的时代，技术的代际传承的方式已经悄然改变了，所谓兔死狗烹、卸磨杀驴，在技术的时代，蓦然间，我们发现老祖母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了。

谁替代了老祖母呢？就是技术本身。自从农业技术让人类过上定居生活之后，许多人造物开始比人类自己更加长寿。原始人居无定所，除了双手拿得起的东西之外并没有多少传承之物，技术的传承全靠老人的言传身教。但定居之后，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出现了许多比老人更老的东西，它们也成了知识的载体。

特别是文字的发明。让知识的传承不再必定需要老辈向小辈言传身教。人们不只可以向老人学习，也可以向泥板、竹简和纸张学习。

另外，人类技术多样性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出现，人们开始按照不同的定位各司其职，而“教师”也逐渐成为一种特定的职业。一部分青壮年可以不考虑觅食问题，专事脑力，包括成为专注于培养孩童的职业教师。

因此，随着人类文明的兴起，老人在知识传承方面逐渐变得不那么必要了，但他们仍然没有失去立足地位。因为任何依赖学习和操练的技术，总是讲究熟能生巧，经验越多，阅历越广，自然也就越是精通。因此同样是传授知识，老人仍比青壮年更加称职。“老法师”总比小学徒厉害，老学究总是更博学，老中医总是更可靠。所谓姜还是老的辣，所谓“老练”、“老手”、“老师”…… “老”意味着对技术的精通或者说对知识的驾驭，老人仍然与技术互相呼应。

一直到近现代，伴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人类对“老”的尊重被动摇了，尚“老”逐渐为尚“新”取代。首先是在科学领域，人们不再把古代伟人视作不可逾越的巅峰，新工具、新科学、新天文学等等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人们反感因循守旧，崇尚标新立异。随后在技术领域也是如此，“祖传秘方”逐渐被“最新发明”盖过风头。

当人们以“现代人”自居而与古老的时代划清界限时，“老人”也随之被边缘化的。

对于同样的一门知识或技艺而言，老人的经验总是比新手更加丰富，这一特点仍然没有改变。但问题是，人们迈进了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不断更新换代，每一天都有新理论或新技术问世。于是，更重要的事情不再是沉浸于一门特定的知识领域之内，而是要不断吸纳新知识、不断“创新”。

在崇尚“创新”的时代，老人褪去光环，“老”逐渐和老顽固、老古板等刻板、保守的意象相联系，

不过，在工业时代，老人固然在技术领域无法立足了，但在生活世界仍有退守之地。至少他们还可以“安享晚年”嘛。

但到了信息时代，老人们就连“安享晚年”这一块自留地都被动摇了。这仍然与技术的发展有关。原因是，“技术”已经不再只是生产领域的主宰，同样也侵入并主宰了生活的领域。

在电视之前，人们的生活和娱乐没有多少花样，无非是柴米油盐之类的家务事，听戏、打牌、唠嗑之类。在这些活动上老年人和年轻人没有太大的鸿沟，前一代人和后一代人也没有太多的改变。但在电子技术兴起之后，特别是到了最近的互联网时代，“技术代沟”却日益显著。日新月异的不仅是生产技术，而且包括生活技术。

比如购买油盐这样的事情，也不断被新技术所更新，柴火被煤气取代，又有了电磁炉；菜市场被超市取代，进而又有了网购；纸币被移动支付取代；打扫也用上了吸尘器乃至扫地机器人……

娱乐方面就更是如此了，在智能手机的时代，电视反倒是最适宜老人的娱乐媒介了。即便如此，流行的时尚也是不断变换，老祖母看不惯新的观念和风格，免不了对后辈指指点点，而老祖母的娱乐形式（如广场舞），也同样让年轻人看不惯。

归根结底，这是年轻人的时代，而技术代沟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让老年人日益边缘化。老年人隐退了，却找不到退居之所，他们的生存意义完全被技术时代排挤在外。

4.为什么老人不擅长学习？

在技术时代，老人如何立足，这是一个严峻而紧迫的问题。在第五章我们将讨论技术保护区的设想，其实也涉及这一问题，特定的技术保护区也有可能为老人提供安居之所。在这里，我们先回到“学习”。

老人擅长教学，但不擅长学习，但为什么老年人（图2.3）不擅长学习呢？

老年人难于学习新技术，这在技术时代尤为显著，技术的代沟让老年人和年轻人活在不同的世界，难以沟通。

但排除那些因阿尔茨海默病之类原因造成智力损伤的人，一般老年人的智力并不低下，或许只是即时反应的速度有所衰退，但一般而言的理解力和年轻时差不太多，经验还更丰富，为什么面对新技术会普遍不知所措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不乐意学习，但为什么不乐意学习呢？难道学习还会让他们带来损害不成？

的确如此，我们要注意到学习的本质，无非是一种“内化”过程，结果是不断构建和改变自己的观念、习惯和定势，塑造自己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架构。在内化的过程中，内在的自我不断充实完善，形成自己的个性——人的个性无非是各种观念和习惯会聚而成。

因此对于儿童而言，由于其独立个性尚未成型，有极大的可塑性，任何学习都是在给他的自我构建添加正面增益，但对于成年人乃至老年人来说，其个性早已成型，各式各样的习惯和定势都已经被塑造好了，在这个时候再要去学习某种新东西，那么在塑造新结构之前，势必先要打乱乃至瓦解固有的结构。

对孩子而言学习几乎完全是一种建设性的活动，而对于刚刚成年的大学生而言，学习则是建设与瓦解并存，因而是批判性的，因为年轻人的独立个性刚刚成型，但尚未定型，还处在最后修修补补的阶段，所以尽管继续学习带有瓦解性乃至颠覆性，对年轻人来说也尚可以接受。但对于老年人而言，如果其个性仍然飘忽不定需要不断修补，那么他就该怀疑人生了。老年人的个性早已趋于稳定，因而对他们而言，学习的破坏性就胜过建设性了。

同时，除了对旧习惯的破坏之外，学习过程中多多少少总还要遭遇挫折，因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对事物局限性的体认。哪怕是灵活熟练之后，技术也无法帮人心想事成，更何况在笨拙的练习过程中呢。技术延伸着人的能力的同时，也限制着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如果不去触及技术的边界，那是很难学会它的。很少有人不摔跤就自己学会骑车了，学游泳也不能怕呛水，学习过程总有挫折，在得心应手之前势必要经历不得心、不应手的阶段。

因此，如何面对挫折感也决定了学习的难度，比如对小年轻来说，摔个跤是家常便饭，但老年人可就受不了了，所以同样是学自行车，小孩很容易，中老年人再想学就必定要畏手畏脚了。在挫折与体能无关的情形下，在情绪上的接受能力方面，中老年人和小孩仍然是有差异的。比如说，“你错了”这三个字，对于一个成长期的孩子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一个老人说的时候很可能变得极为沉重。特别是中国式家长，典型的情况是从来不会在子女面前认错的，只有家长教训小孩的情况，哪里有家长还愿意挨训呢？这样一来，如果电脑屏幕上突然当的一声弹出“出错了”三个大字时，小孩和老人的感受恐怕是极不相同的，小孩子很擅长把任何责备当作耳旁风继续自顾自折腾，顶多是：“糟了，又挨骂了（吐吐舌头），下次我得机灵点儿”；而老年人可能立刻就受到了惊吓，除了上级领导，还有谁能训他呢？尤其是，如果老人是向自己的孩子学习操作的时候，这种落差恐怕就非常不舒适了。

最后还有对待技术的态度变化，孩子把所有器物都当作“玩具”，而老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去学习新技术，因此对老人而言技术只是指向特定目的的工具。因此他一旦学习到勉强能达成目的时就会停止学习，但孩子并没有明确的预设目的，他会主动去探索技术的各种潜在可能性，点点这个、试试那个。于是，如果只局限于完成特定目的而临时要求去学习某件事情，心浮气躁的小孩子未必比专心沉稳的老人更快，但对于潜在功能的挖掘，小孩就明显优势了。

学海无涯，学习的无止境的，老年人的保守性在现代人看来是一种坏事，但这恐怕也是时代的偏见。一方面，从知识的增长来说，也不是一味标新立异就是好事。科学哲学家库恩强调科学发展中的“必要的张力”——既要守旧亦要求新，若是只讲求新求变，而没有人踏踏实实守住既定的教条不断添加细微的修订，科学进步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老人安于现状的特点在传统社会中也并不是缺点。所谓“安乐”，安稳静逸本来就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状态。在古代，可以说老人的世界就是孩童世界的终极榜样。年轻人不断学习、完善自己的世界，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呢？不考虑来世或彼岸的话，在现世中每一个人的最终归宿无非是建成祖辈那样完善自足的世界罢了。功成名就、儿孙满堂，他的学习与工作都迎来了完满的成果，老人有权利享受他一生努力换来的安逸和荣光。而老人的安逸状态也让年轻人有所向往，有了“奔头”。

所以，在传统的伦理世界中，老人的使命就是用恰当的安逸享受给后辈做理想，同时也以完满的德行和修养给后辈做榜样。但在技术时代，老年人的尴尬处境，同时就是年轻人的迷茫境况，年轻人不再能直面自己无可避免的衰老过程，在生活的未来不再存在值得向往的成就，因此人们只关注当下即时的享受，得过且过，不再关心人格的健全和功业的完成。

“学习”的意义也改变了，学习的内容和目的都外在化了，学习的是可以印在书中的刻板知识，而学习的目的是升学或赚钱。

西方传统的“自由技艺”的教学，是为了塑造自由而高贵的灵魂；“科学（science）”一词原本是指个人的内在品性，伦理学原本关注的也是个人的美德修养……而在现代，它们都成为某种外在的“规则集”。

学习的外在化、功利化与老人的失落是同一个历史进程，正因为老人越来越不是值得向往的目标，因此个性的内在修养越来越不构成学习的主要意义，反之亦然。

5.技术环境改变学习方式

“学习”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或者说，不同的技术环境决定了不同时代人们对“学习”的不同理解。

前面提到，现代人看重学习的“内容”和外在的功用，而忽略了学习构建完整个性的意义，这一点是时代性的。但即便仅就“内容”层面来谈，其时代性也非常显著。

这种说法看起来不难理解，毕竟每个人都知道，教育的内容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更新，因为人类的知识在不断更新，许多旧知识被证明是错误的或失效的，新知识层出不穷，因此教育的内容总要跟上知识累积的过程。但许多知识内容并不是因为错误或失效，而是因为“不合时宜”，也会被逐渐淘汰。比如钻木取火（图2.4）的知识，放到今天也是正确的和有效的，但是让现代人花时间去学习这种知识（哪怕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无疑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因为钻木取火的知识没有用了——要注意，这不是说这门知识本身失效了，它确实还是能有效地让人钻出火来，但问题是，我们早已有了火柴、打火机、煤气灶等等新技术来“取火”，相对于新的技术环境而言，钻木取火这门知识没用了。

所以，学习内容的时代性，就在于不断变迁的技术环境。人类并不是直接活在某个自然环境之内，而是通过技术为自己打造出一个生活世界。而我们所教所学的知识，要适应于不同的技术环境。

如果把我们丢到原始丛林里，那么爱因斯坦的知识比不上任何一个石器时代的猎人“渊博”，爱因斯坦能探究追上光波的思想实验，却未必懂得如何追上一只野兽，能解读电子在云室中的轨迹，却解读不了野兽在林地间的足迹。如果我和爱因斯坦一起穿越到史前部落，那么我最该向老猎人求教，而不是找爱因斯坦求学。但幸运或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穿越，我们生活在21世纪，在这个世纪，钻木取火和追踪野兽之类的知识，早就是不合时宜的了。

以上的例子是极端化的，21世纪与史前部落相距太远，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在老猎人和爱因斯坦之间选择出更合适的老师。但是在时代变迁之际，在新的技术环境刚刚兴起之时，看准时代的趋势并作出恰当的选择并不容易。特别是，新的教学观念的树立往往要比新技术环境的兴起更加滞后，在时代变革之际，教育者们往往还以旧的环境作为评估知识的背景，这些旧的教条往往成为禁锢和束缚的力量。

每一种新技术非但本身需要被学习，它同时也会改变整个旧有的教学方式。新技术与旧学问之间的冲突，最经典的案例大概就是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记述的这个故事了：相传塞乌斯发明了文字（图2.5），并向法老萨姆斯邀功，希望法老把文字传授给埃及人，好增强埃及人的记忆力。但法老不以为然，认为萨姆斯把文字的意义弄反了，他认为文字恰恰促进了遗忘，因为人们依赖于外在的符号，反而会疏于用心记忆。

塞乌斯和法老萨姆斯究竟谁对谁错呢？答案恐怕是：他们都对。关键是他们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下进行这一评估。萨姆斯希望人们能够依赖他的发明，他是在人们已经依赖于文字的情况下评估文字的作用的，在随时可以查阅文字资料的情况下，人们当然能够记住更多东西了。

而法老并没有把文字看成生活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是基于文字尚未流行的环境来衡量识字者的记忆，他发现一旦让识字者脱离文字，他们的记忆能力注定衰退。

他们两人都是对的，分歧就在于究竟是把文字这一新技术看作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的外在工具，还是内嵌于生活环境的基本元素。

但是按照法老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武器削弱了人搏斗的能力，衣服削弱了人御寒的能力，等等，因为当我们广泛利用某种外在的技术时，总会形成依赖。但法老难道要反对一切技术吗？我猜并非如此。事实上，法老还有更深层的评判尺度，那就是他对学问或知识的理解。

在法老看来，即便是依赖文字的人始终借助文字，他们获得的知识也是“假的”——他们看起来能够“无师自通”，但“实际上一无所知”，法老说道，由文字填满人心的并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随后替法老补全了这一论证，他说道，文字的特点是，一旦写下来就固定在那里，僵死不动，无论遇到怎样的读者都只能不停重复老一套的言论，从来不能因读者的反馈（追问、责难或歪曲）而作出回应。

因此法老萨姆斯或者说柏拉图想表达的意思是，在活生生的谈话中，人们能接触到鲜活的智慧，而不会学到“教条”，不会把任何一句断言截取出来奉为不朽的真理；而依赖文字的人更容易把知识理解为刻板的、固定不移的东西。识字者会认为，只有白纸黑字、铁板钉钉的东西，才称得上知识，而那些灵活变通、难以刻画的东西，反而被认为是假的或最低级的知识。

或许我们可以说，尊奉教条和随机应变都是不同形式的知识，但在这两种知识之间究竟孰高孰低，谁本谁末，就构成了两种冲突的态度。在这里，更新的观念未必就是更正确的，但无论如何，由文字技术塑造的新环境的确更适合于教条知识的传授。

这两种学习态度或学问观的冲突不止发生于文字发明之初，而是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例如，古往今来的读书人经常会受到各种指责，认为人读书多了的往往就成了不知变通的书呆子，只知道“纸上谈兵”，上阵实战就露了馅，又或者指责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道空谈，放到乡野田间劳作的话，实际的知识恐怕比不过一个放牛娃。

这些指责并无大错，在文字发明之前，所有知识都是口传的或默会的知识，而文字技术增添了成文知识这样一种新的知识形式。而在不同的知识形式之间，越是依赖文字的人，越有可能更侧重成文知识的意义，而有意无意地贬低默会知识。相反，认为默会知识更加优先的人，自然就会觉得识文断字损害了人们的知识。

当然，文字一方面促进了知识的刻板化、固定化，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促进了知识的客观化、条理化。柏拉图本人的理念论哲学思想，就很难说没有受到新兴的书写文化的影响，柏拉图把变通的、不固定的经验归为“意见”，而与永恒的、确定的“知识”区别开来。希腊哲学家们执着于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不变性，在纷乱的世界中寻求条理性，这种书写文化的新思维，可以说是科学思维萌生的土壤。

柏拉图讲述的这段寓言给我们的启示，并不在于法老是对文字究竟是好是坏的最终论断，而是这样一种思考新技术与学习的视角。无论你认为文字是促进了还是损害了记忆，都得承认，文字重塑了我们的记忆形式，改变着我们的学习观或知识观。

6.新时代的老问题

随着电子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兴起，我们正处于又一个剧变的时代，从电视到手机，新技术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教育体系，也注定会引发出新的观念冲突。

但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在给柏拉图作注脚，后世争论的各种问题，可以说仍是柏拉图哲学的翻版。

社会学家提出成文知识和默会知识的区分，一些教育学界则讨论所谓“硬知识”和“软知识”之类的概念。总之，一边是教条化的、坚固刻板的知识，另一边是更灵活的、尚未固定的知识，但这不就是塞乌斯和法老之争吗？在当时，书写促进了前一种知识，而口语更强调后者。到了今天，书写和印刷文化仍然强调前者，但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后一种知识又开始复兴起来。

因此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把电子信息时代的趋势描绘为“重新部落化”，是向口语文化的回归。在印刷文化下被压抑的感知能力重新被释放。电子媒介瓦解了印刷文化所塑造的个人主义和视觉中心主义，促进了感官的联结、知识的联结和人际的联结。这样一个普遍联结的新时代，被麦克卢汉预言为“地球村”。

而麦克卢汉的学生波斯曼也看到了印刷文化在电子时代岌岌可危的境况，但他却极度忧虑，认为讲究逻辑、理性、客观和严谨的知识传统正在被瓦解，人际间的联系也日益低幼化、肤浅化。波斯曼指出，电子媒介正在将人类引入“娱乐至死”的深渊。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麦克卢汉与波斯曼之争，就好比是塞乌斯和萨姆斯之争的翻版。结论也是类似的：他们都对。

“地球村”和“娱乐至死”这两种预言都是对的，因为普遍联结和肤浅化同时是电子媒介带来的文化倾向，正如书写同时带来了教条主义和客观化。只看到了新技术的其中一个面相就贸然地鼓吹它或抵制它，都是有失片面的。

希腊文明创造了辉煌的科学与艺术，关键就在于他们在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之间维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一方面，无处不在的广场、剧院、体育馆和浴室等公共空间维持了活泼的口语环境，另一方面，希腊人独创的元音字母文字让书写空前普及。希腊人接受了书写文化对条理性和客观性的要求，但又没有急于树立刻板的教条。

多元媒介交融的环境促成了希腊人的黄金时代，而在今天，我们也需要在新旧媒介之间保持平衡。如果我们既保持着印刷文化的教条主义，又陷入了电子媒介的“娱乐至死”，那么新时代恐怕是极其黑暗的了。

如何维持恰当的平衡呢，我们不妨再从柏拉图的寓言说起。我们注意到，书写文字的影响体现于两个层面上，第一层是萨姆斯法老所说的，即对外物的依赖，第二层是苏格拉底补充的，即对学习观或知识观的更新。而在知识观的更新中又分为两种倾向，一是糟糕的倾向，即刻板化，或者说把教条认作知识；二是条理化或客观化等积极面相。

但难题是，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当然能清晰地分辨出什么是坏的倾向或什么是好的倾向，但是毕竟教条化与客观化仅一步之遥，当事人要如何细微分辨呢？

或许我们必须承认，对于新技术将要带来的新文化，我们很难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新技术滥觞之时，往往如洪水猛兽席卷而来，泥沙俱下，根本容不得我们细细甄别。

不过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不是奢望控制未来，而是更多地往回看的话，是否能更加清醒呢？我们先不要考虑对待新技术如何甄别，而是去考虑，如何借助新技术的助力，对于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呢？

比如站在古希腊人的立场上，他们也许看不清书写文化带来的影响，但是他们更容易分辨出在口语传统中哪些东西是值得珍视的。

这样的工作仍然很困难，但回顾过去总比预知未来更加可行。比如说，在迎接信息时代之时，我们不如回头审视整个印刷时代的教育传统，甄别传统中蕴含着的不同倾向。

在围绕印刷书建立起的教育传统中，同时蕴含着刻板与严谨、教条和客观等等不同的倾向。而在印刷时代，由于技术环境所限，我们很难把积极的倾向和消极的倾向剥离干净。这就好比说水同时为游泳提供了浮力和阻力，想要取消水的阻力而仍旧享受水的浮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理想的情况只有在新旧媒介的交界之处才有可能，比如当船只刚刚摆脱水面浮上半空时，我们才有机会打破旧的平衡。

至此，我们当然没有得到应对新时代的具体办法，但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方略。

简而言之，当我们新的技术环境对教育传统带来的某些冲击时，不要急于去抵制或吹捧新的技术，而是借此机会回顾传统——那些遭到挑战的东西，真的是我们珍视的吗？如果被新技术冲击的恰好是传统中的糟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相关的领域主动拥抱新技术；如果被冲击的东西并不糟糕但也没那么重要，那么我们不妨心平气和、顺其自然；如果被冲击的是我们非常珍视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集中精神，想方设法在新时代坚守住这些旧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许多教育者与其说是对未来缺乏预见，不如说是对过去缺乏理解，他们并没有认真审视自己的传统，更谈不上仔细分辨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因此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往往措手不及，顾此失彼。

比如说，算术（图2.6）能力强在传统上当然是好事，但很多现代人，特别是西方人，依赖于计算器，就懈怠了心算的训练，很多老外连二位数内的加减法都捉襟见肘，颇让中国的学生们感到自豪。但问题是，既然能依赖计算器，那么心算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真的还重要吗？就好比说学会了使用猎枪，徒手与野兽搏斗的能力就可有可无了，那么如果人手一台计算器，心算能力是否也变得无关紧要了呢？

但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对计算器的功能或意义的分析，而是在于重新审视“心算”在传统教学体系中究竟有哪些功能和意义。如果教心算的目的只是让学生算账得更快，那么这一技能自然也该像钻木取火一样，被彻底淘汰掉。但是，如果说心算的训练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计算速度，还蕴含着其它的意义，例如，培养对数字的感觉，促进学生的条理性和逻辑性之类，那么我们就需要更进一步的甄别了。例如，新的技术环境下能否找到其它更有效的训练方式，或者说旧的训练方式仍然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输入法取代了用笔抄写，搜索引擎取代了博闻强记，人工智能眼看就要在各种专业能力方面都取代人类的头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传统的教学内容还有意义吗？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这些问题，很难找到一刀切的标准答案。我们需要从技术史和教育史中去寻找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