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科学、技术与自由

第一节 现代技术的新特征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笼统地使用“生物科技”、“科技伦理”等概念，暗示科学与技术的嵌合关系。

科学与技术的含义和关系是历史性的，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是工业时代的特征，而以合成生物学为例，科学与技术的互动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现代技术的特征，下述特征古代技术要么没有，要么也不普遍：

双重性——技术通常是“双刃剑”，好的效果总是伴随坏的效果这一特征古代技术倒是也存在，但在当代前沿技术中表现得更加显著。例如：研究病毒和研制疫苗的技术同样能促进生物武器的开发。

全局性——这是“人类世”技术的关键特征，古代技术的影响是局部的、缓慢扩张的，而许多现代技术一旦推广实用，技术的影响很难被局限于特定区域。例如：原子弹的放射性痕迹遍布全球，成为地质学标志物。地球上到处都是放射性痕迹，这些痕迹进入大气、大陆、树木年轮和海洋，嵌入沉积物和冰川中，分布广泛且均匀，成为地质记录的一部分。“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所有人，甚至远在塔斯马尼亚岛或者火地岛的人，他们的牙齿和骨骼中都带有冷战核武器计划的烙印。”；在生物技术方面不可逆的全局扩散也非常明显，例如DDT已在包括南极和深海的各地生物中有所沉积。杜德娜也提到，如果“一只果蝇在第一次基因驱动实验时逃逸，它可能已经把……性状，传播到了全世界20%~50%的果蝇里了。”

不确定性——除了可预估的风险之外，技术可能在超出预计的领域造成不可预料的风险，很难预先评估。除了可知的未知之外，有许多风险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unknown unknowns）。例如：作为制冷剂的氟利昂会造成臭氧空洞；作为农药的DDT在食物链中富集。许多技术风险不仅难以预料，甚至连其发生的范围都难以预知。

不可逆性——更糟糕的是，无论是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的积极影响，还是负面的、全局的、不确定的后果，一旦发生，在许多时候都是不可逆转的。推广技术后很难禁止它而且资本和注意力更容易聚焦于研发新技术，而不是治理老技术的有害影响。例如核武器的扩散、环境危机都是难以逆转的。

非中立性——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而是蕴含特定价值尺度或要求新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偏向与“双刃剑”不同，双刃剑指的是某一技术可以有益也可以有害，但技术的“价值负载”意味着“有益—有害”的价值尺度本身也会因技术的更新而变化。例如：生命维持技术重新定义生死概念；体外受精技术重新定义亲子关系；转基因耐药作物有利于组织化农业；基因编辑把不幸变成不公……

第二节 打破技术中立论

我们重点讨论一下技术的中立性。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人造物有政治吗”，讨论了政治倾向如何固化在技术人工物之上。

温纳说道：“我们习惯上将技术被看作是中性的工具，可以被用得好或不好，为着善的或恶的或者居于两者之间的目的。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停下来问一问，是否一项给定的装置可能被以这样一种方式所设计和建造出来，以至于产生了一系列逻辑上和时间上都要优先于任何它所声称的应用的后果。”

关于人造物的政治偏向，温纳提出了强弱两种命题。

弱命题：有些人造物承载着特定政治意图；

强命题：有些人造物内在地具有政治倾向。

支持弱命题的案例有很多例如，温纳提到著名建筑家罗伯特·摩西为美国长岛地区设计的天桥就隐含了他个人的政治意图。

摩西本人歧视黑人和穷人（一般来说当时的黑人也是穷人），而长岛地区是富人区，摩西不希望太多穷人进入这片区域，就把跨越道口的天桥设计得非常低矮，以至于只能通过小型的私家车，而无法通过较高的公交车，这就把大部分穷人阻拦在长岛地区门外了。

借助一系列例子，温纳试图论证一个起码的观点，那就是：我们不要只盯着技术人造物在表面上呈现出的功能，还需要注意其附带的、隐含的、并在实际上确实会发挥出来的政治功能。

温纳的论文引发了许多批评，其中一种批评指出，温纳对摩西的相关史料掌握失实，实质上长岛天桥的建立并不是摩西种族歧视的有意后果。

但是这并没有推翻温纳的结论，反而提示出温纳的进一步的论证思路，那就是说，一旦你承认了弱命题成立的可能性，那么也将被迫承认强命题。

就长岛天桥而言，就其实际效果来说，确实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那么这种实际的政治偏向，究竟是来自于摩西的有意阴谋，还是无意的偶然结果，这很重要吗？如果我们承认了技术制品确实有可能被灌注某种政治倾向，那么这种倾向也就完全有可能在没有任何“始作俑者”的情况下，存在与技术制品的内在形式之中。

无论创造者有意还是无意注入了价值倾向，推广技术的同时都会推广其价值倾向，而且这种价值倾向很快就会脱离创造者的控制。

温纳又举出了许多案例，揭示出许多技术制品在流行之后，会造成发明者或推广者预期之外的效果。但非预期的效果也同样是效果，与其说把某种技术最终形成的倾向性归结于其发明者或推广者，不如说这种倾向性就内含于技术制品之内。

无论来源如何，人造物都会内化和固化某些特定倾向，特别有利于一部分人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特别适合于某种制度而抑制另一些制度，特别促进某种思维倾向而削弱另一些观念等等。无论这些倾向是有特定的人有意设计的，还是意料之外的，这一现实都提醒我们应当抛弃朴素的技术中立论，必须认真考察技术的倾向。

第三节 科学中立吗？线性模型及其问题

技术不是中立的，科学是中立的科学家的求知活动是完全自由的，不需要对科学理论的技术应用负责。

科学（自然哲学）与技术的对立二分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但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与技术日益联合，许多科学家不满于科学与技术的边界日益模糊，因而提出了“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概念。最早在1883年，物理学家罗兰（1848-1901）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表了年会演讲，题为“为纯粹科学呼吁”。后文字版本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罗兰强调区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反对把爱迪生之类的应用成就归入物理学。

“纯粹科学”这类概念的提出，试图在科学与技术日益交融的情况下，提纯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认为这一领域是应用技术的源泉和基础。这一想法在一定范围内是适用的。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以电磁学到核子物理学的发展为代表，理论物理学的发展超前于相关技术的发展，并为相关技术的发展提供背景支持和源动力。但是我们不能高估这一“基础—应用”线性模型的适用范围，即便在那个时代，这一模型也不是在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效，更不用说面对21世纪的新情形了。

类似这种“基础研究→技术应用→经济效益”的线性模型，在1945年著名的报告中得到了最清晰和最有影响力的表达。这一报告后来以《科学：无尽的前沿》为名出版，最初是1945年布什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报告书，该报告奠定了美国二战后的科技政策基调，有深远的影响。

2021年中信出版社出了新版中译本，封面和内容加上了许多赞誉和评论，包括任正非、施一公领衔的20余位国内外学者和企业家联袂推荐。

在网络上推广时，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道：“当下的中国和当时的美国状况类似。我们的科学虽然发展迅速，但依然严重依赖国外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在很多关键领域被核心技术卡住了脖子。透过《科学：无尽的前沿》研究美国科学大发展的原因，培育全民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加大对于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的投入，提升企业的科技实力和全球竞争力，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现实意义。”

就布什报告的历史地位来说，再多赞誉也不过分，但是如果说除了通过它理解历史之外，还能够直接用于指导现实，那么恐怕是有些抬举过高了。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卡脖子”等现状，固然和当时的美国有类似之处，但是差异之处更不能忽视。而差异不止体现在中美之间的国情和文化有差异，还体现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

中译本开篇收录了2位大咖的“赞誉”，其中14位中国人，8位外国人，这8位外国人无一例外，每一位都提及了撰写新版导读的拉什·霍尔特（美国科学促进会前首席执行官），例如安吉拉·克雷格拉什·霍尔特对布什的盲点和大胆计划提出了尖锐的反思，这也使再版的本书更加契合我们的这个时代。

可见，霍尔特的导读并不是单纯礼赞性的，而是提出了“尖锐的反思”。而所有国外赞誉者的态度几乎一致，他们肯定布什报告的历史意义和霍尔特导读的现实意义，而并不认为布什报告可以未经批判性反思就具有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14位中国赞誉者中，几乎没有一位提到霍尔特，只有阿里巴巴的华先胜强调了导读的重要性。在中译本第三部分附加的10篇“扩展评论”中，也只有华先胜和樊春良（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他并没有在开篇部分发表赞誉）两人认真讨论了对布什报告的批评和反思。这种状况有些令人忧虑，因为如果只看布什报告本身而不注意它在美国的实际境遇，可能对相关科技政策问题产生误判。

对布什报告的批评显然并不始于霍尔特，而是从布什报告发表之初就开始了，布什的理想虽然影响深远，但从未被美国人全盘接受，甚至可以说是被“阳奉阴违”的。布什为科学家实际争取到的经费并不多，相比于其它发达国家，美国的科技政策自始自终都是更加注重应用和实利的。布什的功劳或许只是在原本基础科学几乎没有政府支持的美国实用主义环境下，为科学家争取到了些许支持，但并没有让美国脱离实用主义的底色。

布什报告提出之时美国国会就存在另一派观点，例如基尔戈尔的提案呼吁建立“一套面对整个社会且担负更大责任的体系。由普通公民、劳工领袖、教育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管理，而该机构的负责人则交由总统任命，且无须是一名科学家”。虽然在当时布什的提案略占上风，但基尔戈尔的路线并未彻底失败，或者说这一路线只是太超前了。

特别是到了1980年代之后，随着科学史和技术史学科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学界对布什报告的局限性有了更多共识。至此，布什报告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已经千疮百孔。

樊春良教授的长篇评论已经详细解读了布什报告的历史背景和相关争议，他提到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布什报告所隐含的线性模型的批评，二是与社会契约相关的问题。下面：第一种批评主要源自“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第二种批评主要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学科的发展。

所谓线性模型，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市场效益”的线性模型。科学与技术泾渭二分，基础研究位于科学的源头，而市场效益位于技术的终端。在这条单向的河流中，促进源头就最终能够促进最终的收益。但这种模型早已被证明是过分简单化的。1960年代，美国的技术史学科开始独立发展（在欧陆，技术史发展得更早），技术史家和科学史家一道，打破了传统上认为“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这种简单化的理解，而是发现技术的发展往往有独立的线索和动力。当然，科学与技术经常互相联动，但与其说是由基础科学单向地激发技术，不如说影响总是相互的，技术发展对理论科学的支持和激发同样显著。例如，瓦特的蒸汽机并没有受到热力学的激发，反而热力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受到了蒸汽机的启发。

哈佛大学教授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在2016年出版的《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一书中指出，非但线性单向的模型是错误的，而且“基础—应用”的二分本身就是误导性的。他提议用“发明—发现”的循环模型取代旧的观点。而且发明与发现的界限并非位于两种定位不同的学科群之间，而是说在每一学科或每一研发领域中都存在发明与发现的循环激励。

所谓“社会契约”，指的是科学家“特权”的合法性问题。布什一方面强调基础研究最终会给全社会带来长远的效益，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基础研究应该由自由的好奇心驱动，因而应抵制官员和公众对科研活动的内容和方向指手画脚，主张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必须由科学家自己控制。布什鼓吹的科研自由，指的是由政府向科学家们大量拨款，但又毫不干涉款项用途，由科学家内部组织，自我管理。

但是这种科学家享受特权的观念首先是过于精英主义的，布什似乎相信科学家不止在专业知识方面远超公众，而且对其它专业领域也能有更好的把握，在道德伦理和运筹管理等方面也比一般人明智，因此科学家一定也能胜任政策制定者和资金统筹者的职责。但事实上，现代科学家大多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但超出狭窄的专业领域时，科学家的表现和一般人并没有太大差别。科学家并不会在道德操守方面天然地占据优势地位，更不一定懂得运筹大笔资金在无数资助方向之间妥善调控。总之，布什拒绝非科学家参与科技政策的态度是一厢情愿的。

20世纪后半叶，从DDT到疯牛病，在无数次公共危机中，科学家们并没有体现出崇高的道德立场，相反，许多时候科学家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有意对公众进行欺骗和隐瞒。另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STS研究把科学家放到实际的社会境遇中研究，发现科学活动并不是一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的纯粹活动，科学家和企业家、政治家或任何普通人一样，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权力关系的制约。人类世的到来提示我们，技术发展不可能孤立存在，必然要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

总之，人们不再认为科学家拥有超然的社会地位，可以免于社会的约束或免于承担社会责任。在20世纪末，各发达国家一般都会引入某种“委员会”来制定一定的科技政策和科技伦理规则，一般来说，一个健全的“委员会”除了有科学家参与之外，还需要法律专家、伦理学家、民众代表等多元身份的参与者。

被众多国外赞誉者推荐的霍尔特的新导言，写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霍尔特以新冠疫情为例，强调科学家不能躲在象牙塔内独善其身，而应该承担社会使命并承担更多与公众沟通的责任。他认为，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在美国抵御新冠疫情方面提供足够的力量，“这是科学与公众关系上的失败，而这也正是被布什报告以及随后的辩论所严重忽略的事项。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布什似乎有些目光短浅……他所提倡的科研体系在促进研究繁荣的同时，也促成了科学与公众的隔绝。”当前除了新冠疫情之外，气候危机也迫在眉睫，气候变化证明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能够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但这种影响未必总是积极的。布什津津乐道于科技对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因而鼓吹加大对科学家的资助，但是当负面影响增加时，科学家需要为之负责吗？难道科学家有权把好的影响归功于自己，但面对坏的影响时就事不关己了吗？

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被打回原形，从超然世外回归于道德主体，科学家并不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科技创新”也不能被无条件地认为是善事或中立的事情。“负责任创新”的理念也成为欧美学界的共识。

第四节 从“基础—应用”到“长期—短期”

当然，批评不代表贬斥，如何理解布什报告，并不是一个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抉择，我们需要指明布什报告的局限性，但并不是说布什报告并没有值得学习的意义。

即便对于美国人来说，布什报告更多地只剩下历史意义，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它的现实意义仍未过时。就美国而言，对于自由科学的理解，似乎经历了一个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后又回到看山是山的曲折过程。最初美国文化是完全受实用主义主导的，完全不重视不能直接看到效益的自由研究。而在二战前后，一方面是由于布什报告的激励，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从欧洲（特别是德国）吸收了大量科学家移民，改变了美国科学界的风气，“自由的科学”得到了更多的提倡。到了20世纪末，科学又被打落神坛，人们又把视线转回科学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上面。

但这种“回归”其实是一种升华而非倒退，中间的环节并不是被单纯地放弃了，而是被有所吸收地“扬弃”了。

对于中国来说，自洋务运动以来，主流的科技政策或科学文化都是以实用为导向的，“自由的科学”即便仅从名义上讲也远未深入人心。这种情况下，布什报告所弘扬的科学精神的“自由”维度，对于中国科学文化的丰满是必要的补充。即便我们没有必要全面采纳布什的建议（哪怕美国也没有全面采纳过），至少我们值得经历这一段关于科研自由的争议和讨论过程。

，布什报告的缺陷主要在于，一方面对基础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划分过于简单化，另一方面在于有意无意地让科学与公众相隔绝。实际上，“人类世”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益紧密纠缠，被称为“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时代。同样也是科学技术需要公众最大程度参与的时代。但是，布什报告蕴含的一些洞见并不完全依赖于上述观点。

布什报告的一个关键洞见在于，他提示人们注意分辨科技研发中“短期目的”和“长远影响”的差异，并提倡人们更加关注研究的长远影响。

布什关于“基础—应用”的二分或许是过于简单化的，但这一区分的实质可以理解为研究与现实效益的接近程度。所谓的“基础”，指的是从短期上看并不直接产生社会效益的研究；而所谓“应用”，是在短期内就看得到实际效益的研究。

不妨把“基础—应用”的二分替换为“长期—短期”的尺度，后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分割，而是一个连续谱。后者也不能简单对应于“科学—技术”的二分，在任何一门具体技术领域的研究方面，我们也可以区分出“长期—短期”的不同取向。例如，同样是研究“人工智能”，诸如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对计算机算法语言的底层开发等等，其目的显然是相对长远的；而为购物平台开发一个智能客服，为餐馆开发一个智能炒菜机，这也都算研究人工智能，但成果和效益是眼前可见的。

布什发现，前一类研究在长远上看能够促进后一类研究，但它的影响很难预先规划。许多长远看来意义重大的研究，在最初可能完全看不到实用的前景，或者在预期的前景之外打开出乎意料的应用空间。布什说道：“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出自截然不同的实验本意……任何一项特定研究的结果都无法被准确预测。”

当然，“无法预测的长期影响”并不一定如布什所想的总是积极的，有些研究在短期上看影响积极，而长期的影响却是破坏性的。例如DDT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化工产物早在1874年就被化学家合成了，但最初看不到明显的用处，直到1939科学家发现了它的杀虫作用，才展现出积极的社会效益。在广泛应用之后，其消极影响又逐渐暴露出来，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中被全面揭示，最终被禁止使用。在DDT的例子中，1874年到1939年再到1962年，不同的时间尺度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效益，从无用到有益到有害。

基因编辑技术也是一例，它起源于关于细菌免疫机制的研究，这一研究并没有很明显的实用效益，但科学家最终从细菌的免疫机制中掌握了能够精确编辑基因片段的基因剪刀技术，这一技术有着广泛的实用性，在医学、农业、工业等许多领域都影响深远。不过，这一技术也带来了生物恐怖主义的风险，以及促进了一些僭越伦理的行为，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害也不能忽视。

所谓“长期—短期”的尺度，也可以对应于“不确定—确定”的尺度。一般来讲，短期效益更具确定性，更容易评估，而长期的影响更难以预料，但却更加重要。

这种对长期效益的关注——无论是有益一面还是有害一面——都是中国人值得借鉴的。尤其我们生活在“人类世”，必须将“长期和短期”效益结合起来看待，既要关注当下的短期效益，获得一定的确定性，从而找到行动的方向，同时，也要从全球视角下对长期利益进行关注。比如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就需要平衡长期和短期的利益，关注二者的状态。

第五节 自由的多重维度

既然我们跳出了“科学与技术”的简单二分，注意到在所谓“技术”的领域也同样有“长期—短期”的不同导向，那么我们也可以扩展布什对“自由”的提倡。

布什认为，“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

布什所谓的自由，指的是研究的驱动力应当以学者内在的“好奇心”为主导，而不是外在的效益指标为主导。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长期—短期”导向的差异，只有以短期效益为导向的研究，才容易用一些外在的标尺去衡量成效，而那些在短期看不到明显效益的研究，很难找到精确地评估其研究进展的外在尺度。

但研究终究不是胡来，总也需要有一定的评估尺度，这种尺度无法由外在的功效来衡量，那就只能从内在的尺度来衡量了。这种内在的尺度取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很难一概而论，非要概而言之，那就是“好奇心”了。换句话说，无非就是“有趣”。托马斯·库恩把科学研究的常规活动称作“解谜题”。科学家就像玩拼图游戏那样，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但不需要诉诸外在的目的解开谜题，拼成更完整的图景，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而布什进一步指出，这种自由的研究必须由政府而非企业来主导资助，因为企业或资本总是倾向于短期利益，即便是投资领域所讨论的“长线投资”，就自由研究的潜在效益而言也是过于短暂了。所以，不能依赖逐利的投资者来赞助科研，那就只能由着眼长远的政府或公益机构来赞助。

在这里，布什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把自由的研究局限于基础科学，而忽略了在各门应用科学和技术领域也存在超脱于短期利益的研究活动。其次他忽略了同样是着眼于“实际效益”，投资者的逐利和一般公民的公益关切并不能混为一谈。

布什警示人们，不能只以急功近利的眼光来促进研究，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与急功近利的研究相对立的，并不仅是“自由求知的纯粹科学”，还存在“好奇心驱动的应用研究”、“追求公益的理论研究”，“自由创造的技术研发”等复杂维度。

美国学者司托克斯在1997年出版的《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了中译本），就指出了布什的盲点。他指出，求知取向与应用取向并不是互斥的，巴斯德的工作就是同时兼具求知驱动和应用意义的研究。

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奖励的大气物理学研究也是一例，这一研究领域始终是基础理论性的，但正在日益受到有关气候危机的公共关切的驱动。

科学家不应被投资者牵着鼻子走，但也不能放弃公益心。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讲话中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另外，在技术发展的领域，发明创造的驱动力也并不总是实际应用。技术史家发现，许多新兴技术在发明之初往往并不显示出明显的用处，经常是满足游戏或审美的取向。例如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端不是为了解决食物短缺之类的问题，而是起源于园艺和祭祀活动；轮子最初可能是作为玩具被制作的；晚近的摄影机、留声机等最初也更像玩具，自行车最初主要被贵族用来攀比和竞速……

总之，布什倡导的“自由”是可贵的，但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展自由的含义。所谓自由，应当是允许研究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中受各种研究动机的驱动，而不是只限于纯理论科学这一个领域并且只受到好奇心这一种驱动力的激励。

第六节 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创新”

合成生物学是最能体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新学科。合成生物学既非基础研究，也非应用研究，也不是基础与应用的线性结合，而是互相嵌套，在应用中回应基础问题。

在合成生物学中，求知驱动和利益驱动并存，难以分割清楚。政府、公众、资本、科学家、工程师、人文学者等多个社会角色卷入其中，在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同时有各个角色的参与。

因此，合成生物学不适合于由科学家自主管理的纯粹科学模式，也不适合于由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呼唤一种多方协商的民主治理模式。

德国学者2003年提出负责任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RI）的概念，这一概念2010年后流行，被“欧盟框架计划”提倡。“负责任创新”强调关注技术创新的伦理社会后果，主张公众应在创新早期阶段介入。

当然，至今而言，“负责任创新”更像口号而缺乏实质约束，而且有概念模糊和观念陈旧等问题。但从积极的角度看，“负责任创新”类似于“可持续发展”，后者打破了唯发展论，而前者打破了唯创新论，提示出创新未必一定是好事，应该把创新活动和其它社会活动一样，纳入民主协商的治理框架下。

应用于合成生物学，负责任创新的原则包括：

预测（anticipation）积极寻求与合成生物学科学家、监管机构、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预测当前合成生物学研究项目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了解早期用户的需求和关注点。

反思（reflection）要求合作伙伴反思其工作目的和动机，并分析他们的工作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同时了解不确定性未知领域假设和创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纳入前期相关研究人员的培训以及定期的技能培训中。

参与（engagement）鼓励合作伙伴参与公众对话，积极向公众宣传合成生物学应用的益处和潜力。支持、组织并参与一系列面向公众的活动，以解决公众可接受性等关键问题。

行动（action）及时向合作伙伴反馈以上活动的成果，以便他们能够将创新应用于公共福利，共同应对关键的社会挑战。

对于合成生物学而言，负责任的创新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新兴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中建立伦理规范。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我们传统的伦理和哲学后思成为不可能，我们必然要面向当下和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状态，力图更好地促进技术的发展。同时，面对新技术的出现，我们要激发个体的反思能力和参与度，时刻关注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保持全面谨慎的发展态度。“人类应该始终坚持把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作为基本的伦理原则。在这一前提下，谨慎地开展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加强对合成生物学发展中的目的、手段和过程以及后果的全程监管，尤其是加强对合成生物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做好充分、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以防任何形式的合成生命被滥用。这不仅是科学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面对高速发展而又复杂难料的合成生物学，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建立出完美的伦理规范，但也不能把伦理约束抛之脑后所以我们需要以更积极和动态的方式去开启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的持续对话，既要尽可能保障科研自由，更要尊重和发扬一般人的自由。

近些年来，合成生物学得到快速发展。合成生物学被称作工程生物学，与工程学紧密相关，是对生物学进行工程化理解，将工程学原理和生命科学融为一体。合成生物学将工程学的严谨、标准化的思想引入到生物学中，试图用工程学的方式理解并创造生命体。随着工程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信息化的发展，合成生物学在生命科学领域引起反响，释放极大潜力，成为当下能够改变时代的技术之一。

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相关，更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和生活密切相关。对其所带来的挑战和伦理进行讨论，并不会拖慢合成生物学发展的脚步，只有对这些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充分且合理的思考论证，我们才能准备充分地面对变化和挑战，实现更好的发展。

鉴于此，本书直面当下与合成生物学相关的伦理问题，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接近书的尾声，想要再次表明本书的立场。本书并没有提供一套简单明确的伦理规范，而是试图提供参与“对话”的准备。本书保持开放性立场，提供的这些背景知识和初步思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伦理争议，而是在于启发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希望有助于每个人以各自的立场，更好地加入各种公共议题的良性对话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共同推进合成生物学等新技术的继续发展。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要感谢所有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同事同行、评审人员和出版社编辑。特别感谢中国科技部的资助和支持，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读者了解合成生物学的重要参考，激发大家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和思考，共同推动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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