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加速时代的科学与公众

第一节 人文滞后于科技

我们身处科技加速发展的时代，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日新月异，但令人应接不暇的新科技对社会和伦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各个人文领域都必须不断适应新科技带来的新问题。

历史上看，和科技领域一样，人文领域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科技激发了人文的革新，例如印刷术推动了宗教改革和思想解放；人文领域的新气象激励了科技的繁荣，例如英国的清教伦理和政治环境促进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滥觞。来说，科技与人文互相撬动，共同进步。

但是当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时，科技与人文的平衡被打破了，人文领域似乎远远滞后于科技进步，不再形成互相激励的正反馈关系，许多科学家甚至把伦理和法律视为科学发展的拖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对人文和科技的这种失衡的状态进行了深刻的讨论。

为什么人文的发展越来越难以追随科技的脚步呢？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张图：

Adoption rates of consumer technologies in the U.S

1900年起技术发展和预期寿命图

这张图中的曲线表示1900年以来多项新技术在美国从诞生到普及（从10%以下的采用率到90%以上的采用率）的历程。我们看到，20世纪初诞生的那些新技术，例如电话、汽车、收音机、冰箱等，普及的速度相对平缓；而到了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新技术的普及变得非常迅速，例如手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几乎就是在5年内从无人拥有到无人不有。

另一方面，图中横向的绿色部分展示的是某年出生的人的预期寿命，例如，1900年出生的人平均只能活到1945年，而2000年出生的人预计可以活到2076年。

在20世纪初，人类已经走进了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但总的来说，科技的迭代速度大体还是慢于人类的迭代速度。也就是说，当你遇到一种新技术问世，而这一新技术未来将会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所有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那么你也不用急于适应，因为等到它成为必需品时，你的寿命多半已经到头了。所以你大可以一生都保持旧的生活习惯，而让你的子孙后代去和新技术磨合。

而到了20世纪末，情况完全不同了。此时，当你遇到一个革命性的新技术时，你不得不在有生之年适应它，甚至必须在三五年之内适应它，如若不然你就很快会和社会脱节，因为当90%的人采用了新技术后，整个社会的各种活动方式和环境设施都将围绕新技术进行迭代，滞后的人可能面临连出门买菜都难以胜任的窘境——在智能手机高速发展中老年人的处境已经例示了这一局面。当老人们好不容易适应了智能手机之后，其它无数新玩意儿接踵而至，以至于35岁的中青年都应接不暇的地步了。

老人们因为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节奏而难以自在生活，中年人因为跟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而濒于失业，年轻人因为眼花缭乱的未来而迷失方向……

你或许要问，既然大家都来不及适应新技术，新技术如何可能迅速普及的呢？关键在于，技术与资本结盟了，技术推广更多地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举例来说，许多水果蔬菜、粮食肉类的新品种迅速普及，取代了传统品种，并不是由于大家更适应新品种，而经常是因为新品种更耐储存和运输之类的原因，因而更适应于物流和销售系统，有利于规模化产业。许多新技术的流行并不代表人类已经充分与之磨合，相处融洽。相反，人们越来越没有余地与新技术进行小心翼翼的试探和磨合，慢慢双向奔赴，而是更多是被动地接受了新技术的席卷和旧生活方式的消亡，就像预制菜替换了街头小吃那样，无情的商业力量并不照顾人们的情绪。

第二节 疾驰的科技需要扣上安全带

伦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律学家等等，也有同样的处境。在古代，一种新技术从出现到普及，有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让思想家和行动家们慢慢适应它的存在，反省它的利弊，探索利用和限制新技术的方式，最终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当然，其中也会爆发许多激烈的冲突。总之，在数以百年的磨合和碰撞之中，技术与人文有可能互相扶持、齐头并进。正如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的互相成就。

但在今天，一种新技术从出现到普及，甚至都快比一个人文学者做一个课题（从酝酿立项到成果出版）的周期还要短了。也就是说，在新技术早已影响广泛、覆水难收之前，人文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充分思考和争论新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更不用说形成共识了。

所以在加速时代，人文学科的地位注定是尴尬的，他们注定要扮演“马后炮”乃至“拖后腿”的角色。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干脆放弃对新科技的人文关切，不再去讨论新科技带来的伦理和其它问题？我们的确需要重新审视科技人文的定位，但当然不能让人文学者彻底放弃对科技的关切，相反，在科技对人类的影响日益复杂和深远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要求人文学者关心科学技术的前沿发展，人文学者不能再满足于跟在技术之后以马后炮的形式进行讨论，而是要与技术发展同时进行，甚至要早于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前瞻性思考。雷瑞鹏认为：“对于像合成生物学那样的新兴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必须‘伦理先行’。在科学家采取行动，启动研发时，必须先制订暂时性的伦理规范。这种规范是暂时性的，因为制订这些规范时我们缺乏充分的信息，而且新兴技术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随着科研的发展，及时进行评估，修订我们的规范”。

此外，关于科技与人文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科技与人文究竟谁是手段？谁是目的？

我们相信科技的进步是有益的，是好的。但它们之所以有益，是因为它们有益于人类，有益于人类过上越来越美好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换言之，有益于人文的丰富。

人类的思想越来越丰富，观念越来越多元，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社会越来越和谐友好——这些才是科技进步和财富增长的最终目的。

相反，我们不能反过来把科技进步看作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终极目的，如果说人类的生活最终是为了促进科技进步，那么我们就可以为了科技进步而无视人伦，牺牲自由和平等，压抑思想和生活

要注意，为了科技进步而牺牲与为了政治革命而牺牲是不同的，政治革命或保家卫国之类的壮举是有限的，它们有始有终，牺牲我一人，造福了子孙后代，这是伟大的利他主义。但是科技进步是无限的，非但没有止境，反而要不断加速才好。那么如果说我这一代人应当为科技进步而牺牲，那么下一代人同样也应当这么做，子子孙孙都应该牺牲。如此一来，科技进步换来的反而是人类永恒的牺牲，这就本末倒置了。

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应该为科技进步而放弃人文关切，因为我们总是要保证科技进步为人类文明带来福祉。

或许你认为科技进步也是有目标的，当达到了某一目标时，科技就不再需要人类去推动了——例如强人工智能的实现标志着一个“奇点”。但问题是，如果真的存在这个“奇点”，那么在此之后科技的发展将如脱缰野马，完全失控。如果在此之前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处于严重冲突的状态，那么这一状态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逆转了。所以我们更需要在此时此刻坚持人文关切，努力发展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也许在加速时代，人文之于科学只能提供某些马后炮、扯后腿的影响，但必要的“限制”也可能是建设性的。

我们把科技的高速发展比作一辆疾驰的汽车，有些乘客希望汽车一往无前地加速，也有些乘客希望减速乃至刹车。但无论哪类乘客，都不应该反对“安全带”的作用。“安全带”并不直接影响汽车的加速或减速，从表面上看，它就是对人们单纯的限制。

“安全带”对应于各种政策法规，而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扮演的角色甚至不是安全带，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提供束缚力，他们的言论更像是当安全带没有系紧时，响起的聒噪的警报声。这些警报声除了让推动科技加速发展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们心烦意乱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助益。

但真正理性的人，无论希望加速还是减速，都必须承认安全系统是不可或缺的结构环节。“安全带”既不促进科技的加速，也不导致科技的减速，它的意义是在科技的激烈冲击下保护人类，以及保护人类所珍视的价值。

第三节 公众应当参与科学

针对科技发展，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只是发出一些告警的声音和启发性的见解，真正能起到约束作用的是政策法规和舆论监督，而这些权力都来源于广大公众。

但科学家、企业家们，往往并不欢迎公众的指手画脚，因为公众往往显得无知、盲从，甚至阴谋论横行。

在生命科技领域，向来都是阴谋论的重灾区，正常的实验室可能被诬传为生化武器研究所，正常的生物制品可能被指认为恶意投毒，新冠疫情期间各式各样的阴谋论更是层出不穷……

但我们不该怪罪公众的愚昧，关键是关于科技问题的公众交流机制并不完善

科学家和科普家的反应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

在面对公众的质疑时，科学家不总是正确且无辜的，事实上公众的忧虑也经常被证明是正确的。

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问题通常被归入“科学传播”这一范畴下，在科学传播领域，2000年是一个标志，在该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承认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性，要求政府和科学家应当积极回应公众的关切和忧虑。

报告中写道：“社会与科学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涉及科学的问题如此激动人心，如此令公众感兴趣，涌现如此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一系列事件动摇了公众对于政府收到科学建议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动摇在疯牛病一役的惨败中达到顶峰。许多人对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领域所提供的巨大机会深感不安……”

疯牛病在1986年首次被发现，病牛呈现出狂躁不安等神经症状，最终死亡。在1988年，科学家已经认为动物饲料中的蛋白质是可能的致病原因。1990年，发现猫和猪等其它物种也会感染疯牛病，公众开始担忧疯牛病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性。

此后，英国政府委托科学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疯牛病“没有证据显示能传染人”。为了安定人心，当时的英国农业大臣带着女儿一起上电视直播吃牛肉汉堡。

（英国农业大臣约翰·古墨在媒体面前带女儿吃汉堡）

因为英国的畜牧产业庞大，特别是牛肉的市场份额很高，疯牛病的传闻已经造成了冲击，所以政府和科学家联起手来，极力平息“谣言”，打消公众吃牛肉的顾虑。

但是事实并不站在政府这边，1993年到1994，类似疯牛病的人类病例被陆续报告出来，到1995年已经有人死于这种疾病。不过他们都被归为“新型克雅氏病”，政府和科学家认为这是病因未知的罕见病，并不承认它与疯牛病的关联。

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承认“新型克雅氏病”可能就是疯牛病，同年，终于禁止了相关的牛饲料出售

我们看到，早在1988年，牛饲料早就被列为怀疑对象；从1990年开始，人类感染疯牛病的风险也已经引起公众的关切。但直到1996年政府才做出有效的举措。而在此期间，科学家们大多站在政府一边，积极打击“谣言”。

疯牛病的境遇并非是一个特例，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日本、中国等各个国家，多多少少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比如公众质疑某农药/化工厂/核电站的安全性，而科学家们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安全可靠，直到有害性实在隐瞒不住了，或者发生特别重大的事故后，才开始反省和调查。而在各种事后反省中，科学家经常仍能独善其身，并不承担多少责任，通常人们会把过错归因于管理者或经营者。

科学家也许会说当时说“没有证据显示能传染人”是严谨的，因为当时证据确实不足。至于是否有人在隐瞒证据，或者在夸大科学家的言论，这就不是科学家的责任了。

但从公众的视角看，在当时的语境下，科学家确实是利用自己的权威为政府或企业背书，而且他们确实很有可能和政府和企业都有利益关联。不能说出事前大家勾肩搭背，出事后就能把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而且对于公众来说，无论是因为科学的环节出错了，还是因为管理的层面出错了，最终造成的恶果其实是一样的，因为科研错误而造成的核泄漏并不会比因为管理混乱而造成的核泄漏更加温和。

科学从来不是运行在虚空中的东西，一个人也并不会因为成为科学家而突然具备超然的美德。科学家和政治家、资本家一样，都是有好有坏，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特别是在20世纪之后，科学、技术、政治和资本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在民主社会中公众有权利和义务参与政治，同样，公众也应该有权利和义务参与科学。

第四节 应当相信科学，但什么是科学？

认识到科学的社会性、科学家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贬低或否定科学。科学和技术是现代文明的底色，我们当然要相信科学。

关键问题是，当我们“相信科学”的时候，我们相信的究竟是什么？是绝对正确的教条？是权威刻板的指令？还是反对权威的批判精神？

理解“科学”的不同方式决定了对公众在科学传播中地位的不同理解。科学传播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

一、传统科普——广播模型

传统上把科学传播等同于“科学普及”，所谓“科普”就是把权威的、正确的科学知识向公众传输。这种传输是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可以刻画为“广播模型”。科学家或知识精英占据中心位置，向公众播撒知识，而并不需要考虑公众的意见和需求。在这种模式下，科学家并不需要对公众负责，他们只需要根据研究的目标推进自身的研究，将研究的成果“告诉”公众即可，公众无法参与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在广播模型下，“相信科学”意味着相信白纸黑字的教条知识。这种科普模式并非总是错误的，针对那些沉淀已久的成熟科学知识，特别是在初等教育期间应当学习的数理知识，自上而下的“灌输”确实是有效的。不过，这一模型显然不适合于像合成生物学这样的前沿知识领域。在这类快速发展的前沿中，知识大厦并不稳定，科学家内部也存在争议。

二、公众理解科学——缺失模型

到了第二个阶段，更多的人不再把科学理解为单纯的“知识”集合，而是强调纸面知识之外的科学能力，如所谓“科学素养”、“科学精神”等。科普家们意识到单纯灌输客观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循循善诱，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但是在这个模型中，公众仍然被理解为“缺失”的一方——公众缺乏科学知识、欠缺科学素养因而需要更具科学素养的科学家和知识精英来指导、充实。

在缺失模型下，“相信科学”超出了教条知识的范畴，重点是相信科学家和科学方法。这种信任如果针对的是那些经过历史考验并取得广泛共识的经典案例，那么还是合理的。但针对像合成生物学这样的交叉领域也不合适。一方面合成生物学非常年轻，尚未形成有足够共识的典范，另一方面合成生物学向来与政治、商业等领域密切纠缠，科学家的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很难找到纯粹的典范。

三、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民主模型

到了第三个阶段，科学家不再那么高高再上了。“科学”被看作一种社会活动，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同时也指科学家组成的共同体。科学家是扮演特定社会角色的行动者，他们有独特的共识和身份认同，但并没有超然的特权。公众固然有所“缺失”，但科学家也并非“完美”。人们意识到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是平等的、双向的、民主的。公众的要求和监督对科学活动也有建设性的意义，甚至应该成为科学活动的内在环节。

在民主模型下，“相信科学”变成了对整个社会机制的信赖。如果说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都是以民主、透明的方式受到监督和约束的，如果科学知识的生产的技术转化过程都有完善的复核和纠错机制，那么公众只要认识到整个社会机制的有效性，自然就会“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其它草台班子所兜售的知识。

遗憾的是，现实中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经常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上述理想中的民主监督和社会机制并不总是足够完善和透明。

例如在遭受谣言攻讦时，科学家们的反应有时是指天发誓、强调自己的信誉和道德；有时是高谈阔论，强调专业知识的可信和准确。但这类方式都是以“权威”压人，一旦公信力丧失，这些强硬的回应方式经常会适得其反。

更有效的方式其实是邀请公众参与监督，把知识生产和实验操作的全过程公开透明地呈现出来，当然其中一些涉密环节可以由公众更信任的第三方进行监督，如此一来公众的怀疑自然会消减，即便仍然质疑，矛头可能就会指向更具体的节点，此时公众的挑剔反而构成对科研体系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的激励。

第五节 科学传播的五角星模型

我们看到，以疯牛病案例为代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是自上而下线性传输的：政府委托科学家调查，科学家发布权威信息，媒体整理科学家的信息后向公众报道，最后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线性的科学传播方式）

有时候也包含企业的角色，如转基因、化工厂、核电站等争议问题中，相关企业经常也是公众质疑的对象。但政府、企业和科学家往往互相背书，特别是当企业提供赞助等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时，科学家并不总是能保持独立。

糖业巨头对科学界的操纵就是这样一桩公案，直到2016年、2017年的一些研究，才揭示出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糖业研究基金会（Suger Research Foundation）就持续通过资助催生有利于糖业的科研结果，同时压制不利于糖业的研究，例如把心脏病、癌症等疾病的元凶定位脂肪而非糖类摄入。相关的研究成果甚至指导了美国的膳食指南。

（三座大山）

如上图所示，在传统的交流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科学家仿佛“三座大山”，居高临下地把公众压在最底下，位于上部的政府、企业和科学家之间共同为信息负责，他们决定了信息的内容。而媒体则负责把各方信息传输给公众，媒体的职责在于单方面的将信息传输给大众，大众不能参与信息“制造”的过程，只能被动接受。

但在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式中，政府、企业、科学家、媒体和公众构成独立而积极的参与者，它们互相制衡和互相支援，形成有建设性的交流空间。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能参与到信息的产生过程中，“五角星模型”。

（五角星的科学传播方式）

在信息场中，每一个“角”单独而言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固有的缺陷，例如：

民众——往往容易误解，谣言和阴谋论流行。

政府——总是偏向维稳，压制可能引起不安的信息。

科学家——满口专业术语，脱离日常经验。

企业——追逐利润，夸大宣传并掩盖不利信息。

媒体——眼球经济，经常哗众取宠。

但以上特点与其说“缺陷”，不如说是各个角色的固有特色，是相应社会角色的积极成分。

民众之所以容易滋生谣言，是因为民众对于切身利益更为“敏感”，其它社会角色往往更关心科学技术的正面效益，但民众对于负面效益的溢出最为敏感，错误的谣言是过度敏感的副作用，但敏感本身是积极的力量。政府总是倾向于维稳，因为维持社会稳定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如果政府总是唯恐天下不乱那就完蛋了。科学家之所以“不接地气”，因为他们就需要浸淫于高深学问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是有益于专注的。企业家追逐利益更是理所当然，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就该是以盈利为旨归的。媒体当然也总该吸引眼球，如果媒体传达的信息缺乏吸引力，一方面媒体本身活不下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把复杂和专业的信息转译为公众容易接受的通俗形态。

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等等人文知识分子在交流场中没有特定的位置，但每一个个体都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参与，例如知识分子可以帮民众发声，剔除极端化和阴谋论，表达民众的核心诉求；可以帮助政府解读政策、法律和政府报告，但是以更中立的态度进行批判性分析；可以帮科学家写作科普读物、科学史、科学家传记等通俗文本，转译专业知识；可以为企业提供顾问和监督；可以为媒体提供优质的稿件，等等。

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完全中立的，他们都有各自的倾向和特色，这一点本身不是坏事。但这些角色又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随着情景的变化发挥不同的作用。正是这些具有相对稳定特征的角色之间的互动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完善的科普模式。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中曾强调，科学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我们都参与科学的构建过程中。科学从来都不是事实的代名词，等待我们接受，而是社会中的公众共同“制造”出来的。因而，社会中不同角色都在参与科学“事实”的建构中，他们之间的交流有助于科学的建构。当然，过度的偏见是有害的，这就需要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互相制衡和互相促进。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成员都绝对理性和中立，而总是存在多样化的立场和偏见，但这些差异之间能够以尽可能和平和尊重的方式保持交流，达到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