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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有感而发，本想一气呵成写两段话，但越写越别扭，最后既写崩了，也写不下去了。但毕竟不知不觉写了七千多字，就还是贴出来吧。仅供存档。
情绪或态度和思想、言论一样，都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我有权杞人忧天，也有权无忧无虑。但是，也和其它最基本的“自由”一样，当我们在某一场景中表露出自己的情绪或态度时，也不是完全无拘无束的。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很有幽默感，看见啥都乐，但如果他是法官，正在主持庭审，那就不能随便开玩笑，更不能在宣判时哈哈大笑；又比如说，一个人可能很忧郁暴躁，看见啥都炸，但如果他是政府窗口的接待员，在帮市民处理事务，就不能随便表露出烦躁的态度，不得不笑脸相迎；又比如一个人很放荡，看见谁都撩，当她在做幼儿园教师，带领小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就不能随便浪了……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他是否选择进入某些场景，或者选择某些职业。比如一个特别孤僻的人，就会避免参加欢闹的派对，比如一个非常暴躁的人，可能就不会去应聘做服务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能理解“场景切换”的存在——当我们进入某一场景或进入某一角色时，我们往往需要有意识地、有方向地收敛自己的情绪。
执法时需要严肃，迎宾时需要热情，育儿时需要和蔼，读书时需要沉静，派对时需要欢脱……同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在各种不同的情绪中来回切换，这并不会破坏他人格的统一性。尽管在某一具体情境下养成的习惯，往往会“溢出”到他生活的其它方面，但只要保持好一定的张力，一个人的“不同面相”是可以融洽共存的。
如果一个小偷看着抓捕他的警官不苟言笑不知通融，然后就担心起他的家庭成员来了，这显然很蠢了，他在桌边床前面对妻儿的时候，当然会和面对小偷的情态完全不同。又比如你看着一个人在派对上吵吵闹闹疯疯癫癫的样子，就担心起他的老师同学，觉得有这么个活宝在课堂上怎么上课呢，这显然也是杞人忧天了，他的欢脱情态显然也不会在课堂里表现出来。
以上所说想必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但是，在面对知识分子时，大部分人，甚至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本身，都忘记了情绪和态度的边界性，产生了莫大的误解。
很多人会说，某某知识分子，你总是满腹牢骚，老爱批评这批评那，累不累啊？对生活那么不满意怎么不趁早移民呐？如果对生活满意的话又为什么要表达不满呢？
他们不明白：就好比严肃是执法者的职责，热情是服务者的职责，“不满”恰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如法官在被告面前要保持严肃，客服在顾客面前要保持热情，知识分子这种角色，当他面向“公共领域”时，他就必须保持“不满”。
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会闹笑话，好比说非要在法庭上逗法官笑，法官不笑就指责他性格缺陷心态偏激：别人都会哈哈笑，怎么就你老是板着个脸呢？类似地，也有很多人非要在公共领域逼着知识分子唱赞歌，别人都会感恩很幸福，为啥就你老发牢骚呢？
法官不会笑吗？也许法官看着纠纷双方的傻叉行为憋不住想哈哈大笑呢。然而他退庭之后私下里哈哈笑没问题，在当事人面前，特别是在法庭之上，就得好好憋着。这不是因为他欠缺笑的能力或缺乏对笑点的感知，而是因为他的职责，他的使命，他所处的环境，要求他只能向他人展示严肃的一面。
公知不懂感恩，不懂享受生活，不会赞美吗？未必如此。他可能比一般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祖国，他的家庭生活可能比一般人更加幸福，更加满意。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特别是针对公共议题之时，就不该去讴歌、赞颂，而必须要展示其“不满”的面相。这可以说就是“公知”的“职业伦理”。
不明就里的人看到一个公知公开里总是批评现状，私下里却很享受生活，可能就接受不了了，认为你是两面派。但谁不是个多面派呢？严肃的法官回家也有欢脱的一面，勇敢的军人也有软弱的一面，搞笑艺人也会抑郁，人民教师也会开黄腔……只要他们控制好情绪的边界，那么这种多面性反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这甚至算不得一种“虚伪”，因为在不同情境下，相应的情绪都可能是发自真心的流露，即便表露时略有控制，也并非伪造。
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以上的类比是否有效，“不满”之于知识分子而言，何以是一种责任呢？
这套逻辑说来也不算复杂：1.“不满”是一个健全而和谐的社会所需要的；2.除了针对具体问题表达具体的不满，也需要有“升格”的，或泛化的，针对公共领域的总体性的或普遍性的批评或宣泄；3.这种批评需要有“当众”进行的空间；4.最适合在公共空间针对公共问题发起批评的人，恰好是知识分子。
1.社会需要不满
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很满意，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听不到一句对现状的不满，这样的社会非常美好吗？这样的社会不是天国，就是地狱，不是“1984”，就是“美丽新世界”……总之并不现实。或许我们去某个原始部落，能够见识到类似这样的世界，但在工业时代以来的现代社会，“不满”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要的驱动力。
“现代”这个观念的兴起本来就是源于对“古代”的不满。不满于愚昧，因此推动启蒙，不满于落后，因此崇尚先进。对现状的不满推动了对未来的向往。个人对生活不满，就欲求上进；社会对现实不满，就追求进步。这是整个现代世界的主旋律。
现代性所蕴含的无止尽的追求，我在其它场合经常加以批判。但是，我们批判现代性，批判欲望横流的风气，这岂不更是对现状“不满”？无论是现代性的支持者还是批判者，都共享了“不满”的情绪。“现代”是一次不可逆的事件，从此以后我们无法假装鸵鸟，我自己的思想关在封闭的世界内了。
即便在古代社会，“不满”也是社会的组建环节，所谓“观天意于灾祥，察民情于谣俗”，中国古代有专门的机构或制度，让上层统治者有机会倾听民间的不满。
从先秦到两宋，中国一直都有谏官传统，有一些官员专门负责收集下层的不满，向皇帝和宰相提出批评。当然到了金元之后，皇帝野蛮化、官僚奴才化，丢掉了谏官传统，从此大清朝歌舞升平。但无论如何，至少以唐宋为例，一个繁荣的古代国度，也是能够正视不满的存在的。
也许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可以真正消除不满，但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遥远的远景。而共产主义的提出，本来就是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状的不满。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非一蹴而就，因此在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之中，理应时时都存在不满。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理想社会中一个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可见连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要容下批判者的。
无论从启蒙思想、中国古代还是共产主义的逻辑看，“不满”都是现实存在的，而妥善地让不满传达出来，是健全社会的需要。
当然，究竟如何制度化地传达不满，不同体制有不同的办法，是通过自由结社、示威，还是谏官制度，还是做批判家或革命家，定位各有不同，但对“不满”的容纳是健全社会的共性。
既然“不满”现实存在，又能够提供推动进步的动力，明智的做法自然要想方设法去引导不满的表达。而愚蠢的做法是把它们当做有害的垃圾弃而不顾，但即便如此，也应当有人去警示这些有害垃圾的存在，揭示其边界和影响。
2.上升到总体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需要针对具体局部问题的不满就够了，没必要上升到总体，特别是对总体而言的文化和制度有所不满呢？
在很多情况下，“就事论事”的态度是恰当的，但这也需要“就事论事”，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只能就事论事。
许多民族主义情结高涨的人，理应最容易理解“升格”的意义。因为他们就最擅长这种“升格”。比如说一些荣誉明明是具体的一个人或具体的几个人做出来的，但民族主义者会认为应当“先谢国家”，必须认为这些具体的、局部的荣誉是整个国家所赋予的。
这种逻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每个人的成长和生活都处于总体环境的影响之下，这种难以具体分拆到个人的总体的大背景，也是个人成就得以可能的“条件”。
但问题是，既然同意这种逻辑，也应当同意以下完全对称的结论：正如具体的、个别的荣誉背后有国家的支撑和体制的保障；在具体的、个别的丑恶背后，也同样有国家的影响和体制的纵容。
反而是针对反感民族主义话语的人，这一逻辑需要多讲一下。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关键就在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操作主义”思维，这种思维看似理性，但是却使得批判性维度被整个切断。因为当人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往往已经默认了某种总体的框架或定势，默许了整个现实的合理性。
因此，对马尔库塞一类的批判家而言，这种貌似非理性的，笼统的、总体的不满，是最值得保存和揭示的。否则的话，人类就都沦为“单向度”的，完全受现代科学或现代技术的逻辑所支配。
在批判学派的反面，如果从科学主义的角度看，也可以接受这种“升格”，因为科学的方法总是要求从具体到一般，从个别到普遍的归纳。普通大众可以只关注自己身边的具体问题，但“科学家”有使命去归纳总结，把个别问题上升到普遍问题，归纳出一般的性质或规律。
总之，无论是从反思科学还是从科学主义的立场看，针对制度整体或一般现状的不满都是应当被容纳的，区别只是这种升格是跳出局外的反思还是在现存秩序内部的归纳。
3.为什么要当众表达？
那么，有什么不满，悄悄地对“上级”反映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当众来说呢？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城邦生活符合人的本性。这种说法或许过于夸张，或者说只适合于西方文化。但我们在中国的街头巷尾、酒桌饭局、北京出租车之类的地方看一看，人们最喜欢侃侃而谈的，可不就是国家大事么。如果一个饭桌上纵论国事，听不到一句抱怨，大家都在欢天喜地歌功颂德，这正常吗？抱怨和牢骚是社交中最正常不过的情态，并不是说随便一个饭局里几个老爷们喝两口老酒就要筹谋造反。
除了正常的情绪宣泄方式之外，当众表达不满的意义首先在于“民主”的逻辑。所谓民主，就是让民众取代皇帝掌握权柄，但复数的民众怎样掌握权柄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里不多讨论了。但至少无论民众怎样行使权力，和皇帝一样，在行使权力之前理应了解信息，古代皇帝通过乐府、谏官之类的渠道听闻民众的不满，而现在让民众倾听自己的不满，当然就需要通过民众之间的公开交流了。
我们说到除了针对具体问题的不满之外，还需要有针对总体制度和文化的不满，而不满督促我们寻求改进，但我们要如何改进总体的制度架构或文化氛围之类的东西呢？难道是某一个人或一小撮人就有权控制整个制度的改进方向了吗？在现代国家中，民众成了皇帝，最终能决定整个制度的方向的当然是全体人民。因此，既然决定者是民众，那么不满自然也要传达给民众。
但如果你不接受“民主”呢？你觉得“稳定”才是最重要的，要是大家随便表达不满，有的没的都来带节奏，社会不就乱了吗？
那么我们暂且搁置“民主”的逻辑，仅从“维稳”的逻辑来谈：控制不满的表达渠道，只允许向上级表达，真的有利于社会稳定吗？
未必如此，这种方式恐怕只是维护既得利益者地位的稳定，而不是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
比如说朝鲜的社会稳定吗？当然站在富裕国家的立场看，稳定地穷大概是一种稳定。但就朝鲜内部来看，穷人的生活依然是朝不保夕的。稳定地穷，因此稳定地不能反抗，因此统治者就能坐稳江山，这就是社会的稳定吗？照这么看原始部落大概是最稳定的了。但如果我们追求的所谓稳定，是指人们在富裕起来的同时能够稳定地保护自己的财富，在接触到越来越丰富的新物质和新文化能够稳定地保持受尊重的精神生活，那么简单粗暴地消除不满的表达并没有益处。
我们讨论的稳定是以发展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不断有新的状况出现和新的政策颁布，在这种情况下，开放交流和限制言论哪个有利于稳定呢？当然，我也不想论证限制言论必然会加剧不稳定，我只想说，它们没有必然的关系。
比方说，治理者要颁布诸如熔断机制之类的股市新政策，一种情况是大家议论纷纷批评四起，很多人都当众表达对新政的不满，然后市场波动很大，连续跌停；另一种情况是没多少人批评，大家都交口称赞，都说牛市必然要来了，然后结果还是市场波动很大，连续跌停。请问这两种情况究竟哪种更稳定？
如果说以上两种情况同样都不稳定，那么它们还有什么区别吗？受益者和受害者有没有变化呢？在前一种情况下，普通民众也都接触到了批评的声音，有些人听信了批评者，有些人则仍然相信赞扬者，但也预料到市场分歧，看到风险，于是更有机会预先规避。在后一种情况下，普通民众始终蒙在鼓里，搞不懂政策相关的原理，而专家们异口同声说好，那么普通民众就意识不到风险，结果只有极少部分能够独立研究判断的有识之士能够预知风险。结果呢，第一种情况下民众和有识之士都有机会规避风险，而第二种情况下没有条件独立研究的普通民众成为最大输家。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另一些情况下，也许让民众接触到过多负面信息，以至于陷入恐慌或暴乱，会加剧民众的损失。但是无论如何，我只想说，限制不满的公开表达，总是会相对地有利于特权阶级，但未必总会有害于普通民众。
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我希望完全放开言论，消除一切管制。但即便从维稳的逻辑来考虑，也有必要适度地鼓励不满的公开表达。
4.谁挺身而出
我们说到，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在制度上为“不满”留出空间。但是，这个表达不满的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各向同性完全中立的笛卡尔空间，它也应当有一定的结构。
并不是所有人在所有语境下表达的所有不满，都应当被同等地放大，这既不可能，也不和谐。实际上，确实不同的人在公共问题上有不同的“话语权”。
政府机关天然地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但他们显然不太适合来表达对总体的不满。政府的使命是管理，这要求他们必须以务实的、可操作性的和精确的态度来行动。而且，政府往往是总体性不满所指向的对象（虽然并不总是如此），硬要让他们“自我批评”，是比较虚伪的事情。
娱乐明星也有极大的话语权，引领着流行文化的动向，但他们的影响力更多地是情绪性、煽动性的，不太适合作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当然，流行文化的确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表达不满的平台，很多时候，要避免陷入“单向度”的工具理性思维，有必要依赖情绪和审美的力量来激发民众的自觉。诸如摇滚、嘻哈等流行文化，在相应时代下都带有一种反叛精神。就好比在古代的民间歌谣，也是民众表达不满的最重要的渠道，是对所谓“理性”的渠道的必要补充。
最关键的表达者，就是知识分子了。
我在“谈山寨”一文中已经讲到，知识分子总是会被嘲讽，认为不了解底层，不能代表底层人民发言。但问题是，底层本身不是铁板一块的一种人，有城里人有乡下人，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有纺织工有建筑工，有服务业有养殖业……如果说知识分子不懂得底层疾苦，难道一个下岗女工就懂得一个农村老农的疾苦了吗？
要跳出个人的局限性来看待问题，唯一的康庄大道就是“做学问”，个人的经历再多，又能体验多少种生活方式？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们，不断把各自的研究汇总、综合，只有站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才可能超越个人的局限性，而获得某种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视野。尽管知识分子也仍然摆脱不了各自的局限性，但立足文献，才能让自己有底气超越个人的立场来发言。
对于一般人而言，“超越个人立场”只是可选项而不是必须的，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确是必须的。对于一般个人而言，当他在学习和研究的时候，也必须超越个人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是一种固定的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状态，学习知识、研究知识的状态。
但学者、研究者、教师等职业，可以说是专业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偶尔学习、难得研究，而是把学习和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因此，在别人那里的权利，在知识分子这里就成了义务，因为你们是专业的，你们当仁不让。
我并不讳言我有所谓“精英主义”的倾向，但在这里，我倒不是在强调“精英”的责任，比如说你是商界领袖、政界领袖，当然属于精英阶层，但却未必是“知识分子”。我在这里只是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
之所以这个责任落到知识分子的头上，就是因为“当仁不让”。你们不承担，又有谁更适合承担呢？如果说社会总需要有人表达不满，那么除了知识分子，还有谁更适合成为表达者呢？交给政客，还是商人，还是演艺明星呢？
当然，所谓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在大众传媒兴起之前，知识分子拥有更强的话语权，他们的观点和言论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责任”也就更加凸显了。因此西方历来有把知识分子看作“社会的良心”的传统。但平心而论，知识分子的力量在现时代早已大打折扣了，因此再按照传统的要求赋予他们责任，确实也有些不太恰当了。但问题是，虽然知识分子的力量打了折扣，但取代的力量难以同时胜任“表达者”的使命，那该如何是好呢？
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公共责任，埋首象牙塔，只顾自己做学问，而不再在公共领域发言。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力量，责任自然也没了。例外的是一些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由于“科学专家”仍然在某些领域享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我认为科学家仍然承担了一定的进行恰当科学传播的责任。至于人文学者，是否仍然去主动承担他们的传统使命，就全凭自觉了。
不过，虽然未必有义务去表达不满，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至少仍有一种责任，那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而不是做墙头草。因为“独立”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义，所谓做学问、做研究，本来就要求独立和自由的立场。
知识分子的立场未必是纯理性的，但作为知识分子，其情绪也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作为知识分子，是要有独立的情绪的，所谓独立的情绪指的是不应该媚上讨好，也不应该被大众裹挟。
比如说，当你看到舆论中一边倒的都是一种观点或一种态度，看不到相反的论证，就应该要与之保持距离，至少在充分考察之前不要附和。那么，哪怕这种观点你认为很正确，像1+1=2那样显然呢？那就更要保持距离了。因为一方面，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突然被群情激奋地鼓吹起来了呢？为什么需要如临大敌地声讨不值一驳的反面观点呢？在搞清楚个中缘由之前，也没必要附和其中。另一方面，既然是浅显的道理，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特意去帮忙鼓吹。
知识分子进行公共发言时的态度，与他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的态度是类似的。做学问，也必须要有所不满，有所批评。如果你对学界现有的结论毫无异议，对别人已有的观点全盘赞成，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发言。每一篇有价值的论文，都一定是批判性的，是认为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现有的工作让自己不满，所以才要发表新的工作。如果一个学者只是牙牙学语，重复世人共知的道理，那要你何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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