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礼拜去新华·知本读书会做讲座，书城杂志和澎湃翻书党都发了记录，整理得都挺好。我在这里转帖来自澎湃新闻的文稿（已授权）。澎湃的整理更好地重构了我的思路，标题党也抓住了精髓。
我原定的讲座题目是“进化中的人与技术：寄生还是共生”，其实是想重点往赛博格方向讲的，不过准备过程中发现赛博格真不太好讲，于是就淡化了副标题，所以澎湃帮我改的标题：“技术也需‘多样性保护区’，留存濒危技术和观念”反而更加准确。
文稿由韩亦笑整理，责任编辑：臧继贤，校对：栾梦。全文转载如下：
我们的时代充斥着各种技术产物，以及对于技术的定见。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原来囿于一个或几个特定文化圈的技术造物成为普世性的景观，每一个人都“被抛”到相似的技术场域中，对技术的依赖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人们对技术的认知亦有颇多可商榷之处，要么崇尚技术万能、技术决定论，要么将技术看作是与人类文化产物和人文精神完全无关甚至是相互敌对的东西。凡此种种，皆因对于技术之本质、人与技术的关系等“大问题”了解不够所致。我们急需正本清源的思考。
近日，由《书城》杂志主办的第七十一期新华·知本读书会，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翌霖，从对进化论和技术史的考察与比对出发，为我们带来富有洞见的思考。
问题提出： 技术进步-生物进化类比
胡翌霖从技术研究中一个历久弥新的类比出发：生物进化（一些学者认为译作“演化论”更为恰当）与技术发展。早有学者注意到技术在不同时代间的变迁与生物界的相似性。这样的思路集中体现在两位学术名家的探索中：达尔文发现，不同时代间机器的变化极为接近器官的渐进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于自然工艺史探究方法的学习有利于人们把握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凡此种种，都是从自然演化的视角来辅助理解技术在历史上的发展模式。
这样的“研究范式”为学术界所接受，并在对于两者细节的比较基础上作出了不少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中世纪头盔的发展与人类头盖骨的进化过程有着结构上的相似。但是，这种类比的研究方法当然也值得进一步的反思与追问。首先，生物进化有什么特点？能不能和技术对应上？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甚了了，那么这种类比只不过是空洞和表面的“找相同”而已。其次，这些类比能够给我们什么洞见？如果仅仅指出相似性的话，研究者将无力对于技术的未来发展提出合理的预测和提示，从而丧失研究面向实践和未来的意义。
胡翌霖看来，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对于被类比项——描述生物进化的理论——的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将进化论的核心命题概括如下：
1.物种并非恒定不变；
2.所有生物拥有一共同祖先；
3.进化过程以渐进为主；
4.物种增殖；
5.自然选择。这也是达尔文创新之处。
（来自恩斯特·迈尔的《进化是什么》）
这5个特征是否能与技术的发展一一对应呢？胡翌霖指出，除了第一点以外，其他的4项特征都会面对一些质疑：
质疑1：对于特征2，各种不同类型的技术似乎具有独立的演化轨迹，而不具同一起源。
质疑2：对于特征3，一些技术科普读物描绘了“灵感”对于技术改进的重要作用，难道技术的发展不是跳跃性的吗？
质疑3：对于特征4，对于生物进化的描述具有基本单位（物种/基因），而进化的单位是什么？
质疑4：对于特征5，不少人将自然选择理解为自然选择物种——那么，谁选择技术？
这些质疑中包含着一定的对于进化论的误解，但是也提示着我们思考更为深入的对技术的阐释。胡翌霖对之一一辨析与回应。
问题剖析：对四条质疑的回应
首先，对于特征2的回应是：所有技术拥有同一起源。这是因为技术的起源就是人的起源。尽管对于人的生物学定义仍然存在争论，但是直立行走、制造工具等核心特征为绝大部分人承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正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等技术活动造就了人。
我们可以看的更具体一些。直立行走在解放双手之余，也带来了女性骨盆结构变化、难产等副作用。相较于其他哺乳动物，人类婴儿非常孱弱，著名的早产儿假说亦正是来源于此。幼儿时期完全无能、又需经过漫长的青春期才能达到性成熟；人类还特有 “老祖母”现象，在绝经丧失生育能力后仍有漫长寿命。凡此种种消耗粮食却不能繁衍DNA的行为，似乎是不经济的。然而，这些“缺点”却是漫长自然选择的结果！无疑，这些特征在进化过程中一定是带给了我们优势。
漫长的历史中，先人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人类孱弱和强大并存的矛盾。当代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正是抓住这点，重新诠释了希腊神话：爱比米修斯在分配各物种才能时因为过失使得人类“先天欠缺”、普罗米修斯通过盗火使人类得以生存。胡翌霖提出，此间已经隐喻“祖母优势”：人类漫长的幼年和老年是技术的学习以及传承时期，上一辈的经验与阅历被传递给下一辈，实现了用火等技术在代际间传递。人类这种物种与技术的同根同源，是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特征。
其次，对于质疑2的回应是：技术史上的突然进步或“发明”，具有渐进性。发明的时代环境的产物。凯文凯利的“必然”、西门栋的“趋势”等都是对这种“时势造英雄”观点的阐发。“如果苹果没有砸到他头上”这种非历史性的跳跃，是后人渲染的结果。在科学史和技术史上，太阳黑子、氧气、电报、蒸汽机等案例一再向我们揭示发展过程中的渐进线索。胡翌霖着重谈到了瓦特对于蒸汽机的改进：纽卡门已经设计出了最原始的热机做功装置；只不过原来的加热和冷却都作用于同一个腔室，从而导致能量耗散严重，效率较低。瓦特改进之，在纽卡门的基础上增加了冷凝器，从而提高效率，其他部分则沿袭旧制。此外，电报、飞机等在初创之时，往往被多个相隔遥远的研究者反复发明，这也体现出技术发展的一定必然性。
但是，这不等同于说，技术不可能发生“突然降临”的情况：历史上确实存在渐进产生的技术迅速移植到另一个环境，如同生物学中的“物种入侵”。地理大发现时代，生物的跨洲迁徙、过度繁衍导致了澳洲等地的原生动植物灭绝、生态破坏；同样，源自特定文化的技术扩散也会迅速对输入地的文化、社会产生影响。火药进入欧洲“将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推动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后者又将欧洲的技术带往世界各地， 火柴改变了非洲部落的繁衍习俗，来福枪的广泛使用驱逐了弓箭文化，书写引入凯尔特族导致德鲁伊这一口传文化阶层瓦解。
再次，对于质疑3的回应是：技术或许更应该类比为器官而非物种。胡翌霖首先指出，技术的单元问题确实是个争论已久的难题。将技术类比于物种，会面临一些困难：物种间存在隔离，但是不同的技术间却可以融合，如发动机与手机的制造。
一种替代的方案是诉诸共生进化论：这种生物学理论认为叶绿体、线粒体等如今动植物细胞重要的组成部分曾是被吞噬的部分。在被吞噬后，与原细胞共同繁衍，各自承担职能。另外一个例子是肠道菌群对于宿主的影响：人体肠道内有多种益生菌；食草动物的草消化能力高度依赖于菌群。这种方案认为，人与技术的关系，正与宿主与寄生生物的关系相似，呈现共生、寄生的关系。然而，正如在对于质疑1的回应中指出的那样，技术需要人，人也需要技术。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寄生谁？从我们的直觉来看，似乎当然是技术寄生人。没有人，也就无所谓技术的发展与振兴。然而，胡翌霖也提醒我们，人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之余，技术持续性地削弱人、“替代身体机能”；或许有一天，人类将不得不成为技术造物世界中的寄生虫，如同赛博格式的场景。因此，技术似乎与寄生虫并不相似。
胡翌霖谈到另一种想法：技术不是物种，而是类似器官。技术的萌芽阶段，各种技术尚未详细分化，如最早的石器兼具多种功能：这与水母的细胞相似，即并未产生专门的消化、循环、呼吸系统，较之高等动物的细胞显得更加全能。在他看来，这样的类比能够避免物种说的问题，且更符合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原意。
最后，对于质疑4的回应是：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有问题，问题来源于对自然选择概念理解有误。自然选择，不是以自然为名的能动主体或者“上帝”在选择。如果一定要为自然选择找一个主语，那么可以说是环境在选择，其更准确的意义是适应环境来生存。同时，环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选择”各种生物的同时也被它们塑造着，具有动态性、相对性。
胡翌霖在此处补充提及了一些常见的对进化论的误解：一提及进化论，人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残酷大自然”“弱肉强食”等说法。一种常见的逻辑误区可以被概括为：
1.自然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
2.因而，合作、信任等行为，不具自然界行为之基础。
事实上，进化论却是从现有的生物行为模式出发，研究这些模式得以穿越历史长河存活下来的原因。因此，不是由假定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来否认合作信任奉献牺牲等行为；而是要从现代生物学对生物间广泛存在的和平现象出发，修正原有理论，探讨和平者适者生存的可能性。胡翌霖提及，那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往往限于位于生态位同一位置的物种间。
同样，技术之间的竞争与淘汰，只要不处于同一生态位，则并未有一般设想般激烈。印刷书取代手抄书，但电影没有淘汰小说；有声电影淘汰无声电影，但电视没有淘汰广播，盖因前者处于同一生态位，而后者适用的场景不完全重叠。
另一种常见的淘汰模式，则应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如哺乳动物替代恐龙的霸主地位，不是因为恐龙肉为猿猴食，而是在于中、新生代气候环境的变化：汽车基本替代马车，不是因为一开始汽车就比马车“便捷”，而是在于加油站、维修店、柏油路等汽车友好使用环境的逐步确立。
问题展望：技术的当代危机，以及人应如何“选择”技术
上文提到，周边环境与技术的发展相互作用。人类社会文化作为技术周边环境的一部分，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技术的发展。
胡翌霖通过《玻璃的世界》中的一个历史例子，展示了源自不同文化的审美是如何影响技术发展路线的。中国古代喜欢玉，而罗马文明则钟情水晶。因此，在对于玻璃器具的审美上出现了分歧。因为崇尚玉，中国古代玻璃器具有铅钡含量高、不透明等仿玉特点，并最终丢失了玻璃工艺，以瓷器为主导；而西方则恪守“最高价值的玻璃是无色和透明的”等信条，继续坚持和改进玻璃技术。千年之后的科学革命对玻璃制成的科学器具有很大的需求，而玻璃制造技术也发挥了它推动历史的重要作用。
显然，这里的玻璃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具有偶然性。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彼时的玻璃工匠和消费者绝不知道透明玻璃一千年之后的潜能。同时，在那个时代，玻璃容器和陶瓷容器具有极为接近的生态位（用途几乎一致且比较局限），发展一条“科技树”即意味着错失另一条。万幸的是，不同文化圈的多样性以及相对隔绝的地理条件，同时保存了两种技术可能，流传到今天。
然而，这样的好运会一直伴随人类吗？胡翌霖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当下，技术的多样性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普世的技术对地方性技术的压制。因为普世技术往往发展更为完善，发展不充分的地方性技术毫无还手之力。其次，技术评价标准的短视化导致表面的极大丰富与可能性的压抑：不能够迅速带来收益的技术都会被迅速淘汰或弃置一边；表面上看，每一个活下来的技术都非常有力，但这是以大量非短期收益技术的压抑为代价的。
如果我们放任这样的状况继续，我们的未来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图景将是相当扁平、单一而缺乏远见的：进化论或试错的余地丧失，再也没有一个欧洲来保存玻璃制作技术了。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教训。《崩溃》（Collapse）这本书用复活节岛的例子警示我们：当地人发展出高超的石像技术，也因此引发环境破坏。因为当地并无相应治理技术，又与外界隔绝，最终落得文化瓦解的结局。
我们有底气宣称，地球不是宇宙尺度下的复活节岛吗？
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胡翌霖建议做到“两个保护”：其一，保护文化多样性，鼓励基于不同的审美和伦理选择不同技术；其二，保护技术多样性：设立技术“保护区”，保护濒危技术、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以求能够在需要时“ 激活过去技术”。
在笔者看来，对于技术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需要我们切实避免过度趋同的思维，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唯眼前功利，而求技术与文明之保存与发展。正如胡翌霖所指出的：“人类与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互相发明、互相成就的……思考人类何去何从，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人与技术的历史性关系”。技术往何处去？人与技术将如何继续塑造彼此？当下的选择将作为技术“环境”的一部分，向着或灰暗或生机勃勃的未来，写下我们一辈的愿力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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