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胡翌霖 ｜ 成稿日期：2026年7月16日
欧洲金融监管最近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并置：一边，欧盟正以“竞争力”和“简化”为理由，讨论减少部分银行资本与报告负担；另一边，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MiCA）要求电子货币代币发行人把收到的资金纳入严格保护安排，至少30%存入信用机构，其余只能投向安全、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被认定为“显著”的代币，最低银行存款比例还可能升至60%。
与此同时，英国一笔与稳定币利益相关者有关的500万英镑个人赠与，正把“谁有资格影响金融政策”的问题推到聚光灯下。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7月15日表示，如果当时知道奈杰尔·法拉奇收到的这笔赠与将面临议会调查，他可能会推迟双方在2025年9月的会面。法拉奇曾在会面中反对英国央行数字货币，也反对限制个人稳定币持有量；赠与者克里斯托弗·哈伯恩则持有Tether的重要权益。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赠与直接导致英国央行改变政策，争议首先涉及利益披露、议员游说规则和公共机构的接近权。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问题就不再只是“银行监管应不应该放松”或“加密货币游说是否可疑”，而是：为什么旧金融机构一旦抱怨监管成本，政策语言便迅速转向“创新”和“竞争力”；真正可能改造银行体系的稳定币与比特币，却往往必须先接受由旧金融体系定义的合规框架？“欧洲的问题与其说是监管太强，不如说是监管太全。”胡翌霖概括道。
监管不是替成年人消灭风险
胡翌霖并不主张金融领域取消监管。他首先追问的是监管的正当性来自哪里。“事实上，监管不应该是为了‘避免公众遭遇风险’。”在他看来，风险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在他的区分中，投资、创业和交易都可能失败，只要参与者知晓风险、出于自愿，并且损失主要由契约方自行承担，监管就不应以“保护公众”为名，剥夺普通人的参与资格。“公众炒比特币破产，这是一种风险，但是你情我愿，没必要限制。”若高风险投资只向大型资本和专业机构开放，所谓保护反而会固化机会不平等：财富较少者被挡在高收益机会之外，金融巨头却继续享有试错权。
真正需要监管的，是风险越过自愿契约边界，扩散给没有同意承担风险的人，或者市场参与者因为关键信息被隐藏而无法作出真实选择。胡翌霖用公共场所吸烟作比喻：个人知情后购买香烟并自行承担后果，原则上属于自由；但二手烟让不愿参与的人也承受损害，公共监管便有了理由。金融领域同样如此：反欺诈、强制披露、资产真实性核验、客户资产隔离，以及对污染、传染、挤兑和支付中断等外溢风险的约束，都具有积极意义。
银行之所以比普通创业项目更需要监管，不只是因为银行可能破产，而是因为许多银行已经成为社会基础设施。个人和企业很难完全退出支付、结算、信贷和存款体系，银行失败也可能把损失传导给无数没有直接签约的第三方。监管强度因而应当取决于风险的外溢性、基础设施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不是笼统地取决于一个行业“看起来有多危险”。
“监管太全”如何把合规变成护城河
在政策讨论中，“严格监管”和“放松监管”常被当作一条直线上的两个方向。但胡翌霖认为，更关键的问题是监管成本在行业内部如何分配。“同个行业中，往往龙头老大更容易适应监管，而小微企业和新兴创业者哪怕只是承受同样的监管规则，往往也会处于更弱势的地步。”
审计、法务、牌照申请、数据报送和专职合规团队，往往包含大量固定成本。对资产规模巨大的银行而言，这些开支可能只是经营成本的一小部分；对尚未形成收入的创业公司，同一张合规清单却足以耗尽资本。形式上的“一视同仁”，因此可能制造实质上的不平等。
更隐蔽的情形是：新机构在创业阶段受到严格限制，等到少数幸存者或传统巨头已经占据市场，监管才以“提升竞争力”为由放松。此时松绑并不会重新打开竞争，反而会让已经形成规模、牌照和政策接近能力的机构获得更大活动空间。监管先帮助市场集中，放松监管再帮助既有结构扩张，两种看似相反的政策可能共同产生“强者恒强”的结果。
胡翌霖主张把监管与规模、外溢范围和基础设施地位绑定。创业初期，产品只面向少量知情、自愿的投资者和早期用户，失败的损失能够被圈定，就应允许低成本试验；随着用户数量、支付用途和社会依赖上升，再逐级增加审计、流动性、压力测试和有序处置要求。MiCA本身已经区分普通电子货币代币的30%银行存款要求与显著代币的更高标准，但他的批评在于：即便最低层级，新机构仍需很早进入电子货币机构、银行托管和完整合规体系，真正可供小规模试错的制度空间依然有限。
稳定币为何被要求把储备交回银行
围绕Tether首席执行官保罗·阿尔多伊诺对MiCA的批评，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技术问题。欧元区银行的最低准备金要求，是按特定短期负债的1%计算；美国联储自2020年3月起把法定准备金率降为0。这里的“准备金率”只指银行必须存放在中央银行账户中的最低金额，并不等于银行只用1%或0%的资产支持全部存款。银行同时受到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存款保险和处置机制等约束。
但这个术语区分并没有消除制度上的反差。商业银行被允许进行期限转换和信用创造，并享有中央银行、存款保险和危机处置机制构成的公共安全网；稳定币发行人本来以高流动性储备资产支持代币负债，却又被要求把相当比例的储备重新存回会把存款用于信贷活动的银行。阿尔多伊诺据此认为，强制银行存款没有隔离风险，反而把新金融的兑付风险重新接回旧银行体系。
“我向来不喜欢稳定币产业。”胡翌霖强调，批评MiCA并不等于为Tether作无条件辩护。Tether仍面对储备构成、托管人披露、资产隔离和完整审计等质疑。标普全球评级在2025年11月把USDT的稳定性评估下调至“弱”，理由包括高风险资产占比上升和透明度不足；Tether则在2026年第一季度鉴证报告中称其资产继续高于负债、储备以短期美国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为主，并已在2026年启动首次完整独立财务报表审计。
在胡翌霖看来，评判Tether首先要明确比较标准。若把它与实行部分准备、期限转换和信用扩张的商业银行相比，其储备结构并不算激进；若把它视为正在形成的新型公共支付基础设施，则更高水平的审计、信息披露和有序清算要求就有理由。行业标准尚未完全定型、竞争者也不多，Tether的长期兑付记录和用户选择本身是标准形成的一部分，但不能替代公共基础设施所需的制度责任。“稳定币只有在它确实成为某种普遍使用的基础设施时，才值得加强监管。”
争议恰恰在于，这条门槛何时被跨过。欧盟倾向于依据发行规模、用户数量和跨境使用提前介入；胡翌霖则要求每一项监管义务都与可识别的外溢风险相对应，而不是仅因一种产品挑战银行，就把银行制度整体移植到它身上。
不能只盯着加密货币的500万英镑
法拉奇与哈伯恩的关系当然需要调查。个人收到巨额赠与后，又就可能影响赠与者利益的金融政策接触央行，公众有权知道利益关系、会面内容和政策变化的依据。但利益冲突审查若只在新兴行业进入政策场域时突然变得严格，同样会制造结构性偏见。
一项基于欧盟透明登记自报数据的2026年分析显示，仅年度游说预算达到100万欧元以上的173家企业和行业协会，每年在布鲁塞尔投入的游说经费就接近3.82亿欧元，银行与金融业属于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之一。这些数字是制度化游说预算，不等同于向政治人物的直接捐款；但法律团队、行业协会、智库资助、持续会面和政策文本建议，同样构成接近权。一次显眼的500万英镑赠与会触发舆论震动，传统金融长期、分散且专业化的影响力却容易被视为政策形成的日常背景。
胡翌霖并不因此主张取消政治献金审查。他认为透明性与接近权缺一不可：既要披露金钱来源和实际受益关系，也要让不同规模、不同立场的参与者拥有进入政策讨论的渠道。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利用加密货币进行政治献金其实是很好的方向，区块链本身公开透明，又向所有公众敞开渠道”。
这一设想成立的前提，是链上地址与真实捐赠人、最终受益所有人和法定申报身份能够绑定。公共区块链可以提高资金流的可追踪性，却不会自动消除匿名代理、链外协议或不平等的政策接近权。更完整的制度还需要公开重大利益关系、监管机构会面记录、行业提交的政策文本和回避决定。技术可以让钱的路径更清楚，但不能替代民主制度对“谁能见到决策者”的追问。
监管权力必须附带兜底责任
胡翌霖最后把问题推向监管常被忽视的另一面：政府不仅在分配权力，也在制造信赖。牌照、审查和持续监督会向公众释放一种信号——这个领域已经被国家看管。他强调：“一旦政府加强监管，权力和责任对等，就意味着政府也要为这个领域负责，要为风险兜底。不能说只监管而出了事政府不负责。”若监管者以保护公众为由限制准入、决定谁可以经营，却在系统失败后完全退回“风险自负”，权力与责任便不再对称。
这里的“兜底”不等于保证任何投资都不亏损。更合理的含义是：当国家把某类机构纳入许可体系，并允许它成为公众不得不依赖的基础设施，就应建立与监管承诺相匹配的存款保护、有序清算、客户资产返还和危机处置机制。相反，在明确标示高风险、参与者自愿、损失不会外溢的试验区，政府可以减少事前审批，同时明确不提供财政救助。
这也给“监管沙盒”提出了比放宽手续更高的要求：允许创新失败，但不能允许失败被转嫁给未参与的人；允许公众自愿冒险，但不能利用信息不透明伪造自愿；允许政府加强监管，但不能只享有决定权而拒绝承担制度后果。
谁才真正妨碍了创新
欧洲银行监管松动与稳定币严管同时发生，揭示了“创新”一词在政策中的选择性用法。传统银行要求降低资本和报告负担时，创新常被理解为让既有机构拥有更大经营空间；稳定币试图改变支付与储值结构时，创新却首先被理解为一种需要纳入旧体系的风险。
好的监管既不应因为技术新就自动宽容，也不应因为机构旧就天然信任。它需要持续追问：损失是否会扩散给没有同意的人？关键信息是否被垄断？参与者能否退出？机构是否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政府是否因监管而制造了应由自己承担的信赖？
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公平并不是让所有机构填写同样长的合规清单，而是让同样的公共风险承担同样的责任，让自愿承担的私人风险保留自愿选择。欧洲的问题也不只是规则多，而是规则过早、过全地覆盖了创新的萌芽阶段，却又在既有巨头形成后，以竞争力之名为它们寻找弹性。
采访对象简介
胡翌霖，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曾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现为自由学者。研究方向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以及区块链、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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