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科学革命的媒介

……

冰冷的莱茵河看到了谷登堡。

“无谓的劳动啊，你写写抄抄，

赋予思想以生命，

这真是白白操劳！

因为思想必逝：

模糊的帷幕、忘却的阴影已把它笼罩！

什么样的器皿能容纳大洋的汹涌波涛？

禁锢在独卷手抄书内的思想，

无法传扬到四面八方！

还缺少什么？飞翔的本事？

大自然按照一个模型，

创造出无数不朽的生命，

跟它学吧！我的发明！

让真理之声四处传扬，

千千万万回声在山谷震荡，

鼓着灵感的双翼，青云直上！”

谷登堡说罢，——

印刷术问世流行……

——节选自曼努埃尔·霍赛·金塔纳：《咏印刷术的发明》，由恩格斯译成德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希腊的精神加上基督教的土壤，科学革命大约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之所以现代科学直到16、17世纪才兴起，还需要等待一个“传播者”的助力，这就是印刷术。

希腊人提供了科学的火种，点亮了理性的明灯；阿拉伯人保存了希腊的火种，最终在基督教欧洲的土地上熊熊燃烧。但除了火源与土地之外，风是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另一项必备要素，但如果没有风的传播，火焰通常只能一闪即逝。

回顾所有古代文明中曾经出现过的“黄金时代”，期间百家争鸣，英雄辈出，达到智力的高峰，但其辉煌往往都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将经历漫长的衰落，后代人只是不停地注释和复述先哲的言论，偶尔闪烁的智慧火花也难以传承发扬。而只有从16、17世纪开始的现代科学才开启了一个持续增长的进步时代，科学的发展呈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而我们要说，印刷术就是使得科学传统得以维持持续增长的动因。

我并非要在印刷术与现代科学之间确立一种因果关系，来论证印刷术是现代科学诞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正如风势也很难说是火灾的原因，从前因后果的考察来看，风势只是一个助力，就好比催化剂——它并不改变原本的反应，仅仅是倍增了反应发生的速率罢了。传统的历史学家也重视印刷术的意义，但他们一般只是把它的影响看作仅仅是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的倍增。

但除了增速和增幅外，印刷术是否对现代科学的内涵也造成了某些影响呢？这同样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如果把历史变革比作化学反应，这种反应也不是一种实验室或工程中的受控反应：原料能够被精心挑选出来而排除了其它杂质和干扰。在历史中的媒介就好比在一大团包含着各种物质的原料中投入了某一种特定的催化剂，它能够加速其中的某几种物质的反应，但另一些物质则相对而言被抑制了。这样一来，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加速”过程，而是一种带有特点倾向的扭转了。印刷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重新塑造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但任何新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是凭空降临的，而无非是对以往生活方式的某种改造——新媒介所带来的新趋向总是能够在传统中找到“原材料”，因此我们很可能在希腊和基督教文化的渊源中找出各种现代科学的源头，但这并不能否定印刷术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于新技术所造成的文化变革，人们一般难以理解——印刷书上登载的理论与手抄本里誊抄的理论有何不同呢？这是因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以旧技术的语境下的概念来衡量新技术，汽车被看作自动的马车，电报被看作更快的信件，印刷书被看作更高效的手抄本。试想一个生活于马车时代的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汽车，但他尚未改变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和习惯，原先他该怎么出行，现在也还是怎么出行，原先怎么安排出行在生活节奏中的位置，现在还是怎么安排，他只是把原先的马车换成了现在的汽车。那么当然，他将发现，出行的速度快了一些、便利了一些，不过在环境设施不到位时（例如没有铺设好公路），汽车反而更慢、更麻烦了——于是综合来看，汽车和马车也差不太多。直到整个环境（语境）都发生了变化——等到人们按照汽车的性能重新安排了生活的节奏，等到整个社会架构和公共环境都围绕汽车的特性改变了设置，汽车与马车的不同才可能真正展现出来。然而此时习惯于汽车的环境的人们，往往又早已遗忘了马车的世界，他们转而用汽车的意向来理解马车，仍然极有可能得出汽车与马车差不太多的结论。

我们已经再三提及，科学首先关联到某种教育理念和文化环境，而不仅仅是印在书上的那些断言和数据，那只是现代人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正好是印刷术造成的。

归纳法：史学成为科学方法

人们认为，之所以古代学术难以持久而现代科学可以积累进步，是因为现代科学终于找到了最有效的“科学方法”，这就是“归纳—实验”的方法。然而这种科学方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弗朗西斯·培根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鼓吹者，他的阐述了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归纳法”。但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呢？我认为，恰恰在于一种史学方法，即某种对于“文本记录”的全新态度。而这种新态度又是在印刷术之后才得以可能的。

顺便提到，所谓“史学”（history），在希腊语中的本义是探究、研究的意思，这种探究不同于理论科学对理念事物的沉思、静观，而更多地是指对现实事物的调查、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经验科学”，只不过其研究对象一般只是风物人事，而没有与自然哲学建立关联。我们通常认为“史学”是带有时间性的，但这只是就其通常的研究对象（有朽的人类世界，而非永恒的理念世界）而言的，史学就其方法而论未必包含时间的涵义。

培根的方法论至少包含三个环节：“首先，我们必须备妥一部自然和实验的历史……这是一切的基础；……第二步必须按某种方法和秩序把事例制成表式和排成行列，……第三步必须使用归纳法。”简单地说，即：记录——编纂——归纳。前两个步骤无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的工序，而这也正是培根着力最多的部分。

除了《新工具》，培根自己身体力行的工作也集中于史学之上，从早期的学术史研究，到未完成的《10个世纪的自然史》——培根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他收集的大量既属于书本，又属于直接观察的‘事实’。……这本通常与《新大西岛》合印在一起的作品是培根所有著作中重印次数最多的。”

顺便提到，其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这个概念现在一般译作“博物学”，但在本书中，我将它译为“自然史”，以便揭示自然——史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张力。

当然，从亚里士多德到老普林尼，古代人也有许多“自然史”的成就，那么为何说直到培根的时代，“自然史”才成为科学研究的“新工具”呢？一方面，自然史在古代的地位远在自然哲学之下，不可能被置于方法论的基础位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古代的自然史只是一些零星的成就，形不成一种能够积累发展的传统。

而使得“自然史”在近代得以发扬光大的，正是印刷术带来的技术条件。培根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记录设备的重要意义：“即使……经验上的一堆材料已经准备在手，理解力若是一无装备而仅靠记忆去对付它们，那还是不能胜任的，正如一个人不能希望用记忆的力量来保持并掌握对天文历书的计算一样。可是在发明方面的工作迄今始终是思维多于写作，经验是还不曾学会其文字的。而我们知道，发明的历程若非由文字记载保其持续推进，总是不能圆满的。一旦文字记载广被采用而经验变成能文会写时，就可以希望有较好的事物了。”

让“经验学会写作”的，正是印刷术。在印刷时代以前，除非有像亚历山大城的缪斯宫（Museum）那样庞大而稳定的机构支持，一个人要想掌握整套天文历书并作出准确而可以积累的计算，简直是不可能的。虽然托勒密的著作从12世纪起就开始译成拉丁文，但其保存和传播非常艰难，爱森斯坦指出：“在手抄书时代，……西方天文学家都很少读到全本的《天文学大成》，很少有人传授应用该书的心得。天才的天文学家穷毕生精力，抄写、校订、做概要，但他们所用的抄本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讹误不断增加的本子。”“从托勒密到雷蒙塔努斯的千百年里，新证据不太可能‘逐渐’积累，而是容易出错和脱漏……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停滞’的问题，也不是进步缓慢的问题，而是错漏的过程是如何得到遏制的。”

培根抱怨古人不保留他们的经验记录，以至于他们的研究难以被继承和推进。他提到：“古人们在开始思考之初，也曾备有大堆丰富的事例和特殊的东西……却仅在几个地方插入少数的举例以当证明和解说之用，至于要把全部札记、注解、细目和资料长编一齐刊出，古人们认为那是肤浅而且亦不方便。这种做法正和建筑工人的办法一样：房屋造成之后，台架和梯子就撤去不见了。”

在这方面，培根对古人显然是过于苛求了。即便说古人并不把将经验记录为冗长繁杂的札记和细目这一活动视为肤浅，即便他们任劳任怨地把它们一一记录在案，试想这些乏味而重复的记录有可能被流传于世吗？即便说古人身后的抄写员们也孜孜不倦地把这些乏味的记录传抄下去，这些记录难道不是很快就将变得讹误丛生吗？即便偶尔留存有在某个档案柜中妥善保存的准确版本，其它的学者有可能自由地获取它们从而推进自己的研究吗？就算其它学者有机会获取到一个乏味的记录表，他首要的工作难道不是检查校订文本中可能出现的传抄讹误吗？

只有印刷术才促成这种往往由冗长的记述、易错的数据和乏味的图表构成的经验记录或实验报告有可能进入学术圈，从而可能被人重复和修订。甚至所谓的学术圈也被完全重构了，原本的学术交流圈子只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一个学派内部，除了面对面的交流之外，顶多只能靠私人通信来保持联系。而一旦这些经验记录和实验报告在印刷术的帮助下广为传播，这就导致了“私人”与“公共”的传统界限的打破，原本属于学者们个人经历的东西，原本属于学者之间私人交流的东西，一下子成了公共争论的基点。而被重新塑造的公共领域最终促成了整个“学术空间”的开辟，而这种“学术圈”营造出积极的竞争与合作的环境，使得科学成为一项“前赴后继”的共同事业。

从原版书到自然之书：校订文本的科学

公共的学术空间要求有公共的争论，而成为公共争论之共同焦点的东西，首先不是所谓的“自然”，而恰恰是可复制的文本。关于自然的经验是私人的，除非经验被写成文本。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首先被学者们关注的事情，并不是找到普适的“自然秩序”，而是建立普适的“文本秩序”。我们注意到，近代欧洲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先驱者——瑞士学者康拉德·格斯纳——恰好也堪称“目录学之父”。格斯纳狂热地追求图书的编目和系统化，他“致力于编纂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真正综合性的‘通用书目’，以陈列印刷术百年之内出版的一切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著作。”

如果把格斯纳刻画为“博物学家”，就可能造成误解。事实上格斯纳所关心的不是“物”，而是“史”，是文本的编目和系统化。只不过他更关心恰好的是动物学的文献。在当时，“自然史”首先就是一门名副其实的史学。

“许多早期的田野考察是由出版商、编辑和翻译发起的。”例如法国学者皮埃尔·贝隆（1517-1564）想要把迪奥斯科里德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撰写过药物志和植物志的希腊化时期的学者）翻译成法语，但他发现很难辨别古书中提到的动植物究竟是哪些。他想到可以到东方考察，于是在皇家的赞助下去中东考察记录，最终编写出影响较大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著作。

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热爱自然的旅行者，或着迷于新奇事物的冒险家，但促使“自然研究”发展壮大的，却并不仅是探险家们对野生动物的好奇心，而是史学家们对整编史籍的愿望，外加出版商的营利追求。

简单来说，伴随印刷术而兴起的首先是史学的兴趣，即整理和校订古籍的需求。而为了修正古籍由于失传和抄写错误而造成的错漏，人们开始求助于自然界。实地考察、采集标本等活动首先并不是出于对事物本身的兴趣，而是出于校订文本的需要。

早期的印刷书仍然错漏百出，在出版之后往往还会刊发许多勘误表。但印刷书能够印发勘误表这一实情“本身就显示了印刷术赋予人的新的能力。”

对于现代科学的“标准化”概念的形成，“勘误表”的意象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加重要的——尽管我眼前这本书错漏百出，但是它终究是可以得到修订的。在流传着的各式各样错漏的版本背后，还有一个最准确的原始版本，修订的工作有可能朝向这个“原版”步步逼近，最终还原出标准的版本来。

一旦人们也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他们将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复原”这些经典著作。事实正是如此——“盖伦、亚里士多德……他们被抛弃是在印刷术之后一百年才发生的。在1490年至1598年的一百年间，盖伦的著作已经印行了660版。……老普林尼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1550年之前印制出来，其内容而不是风格受到重视。”

教条主义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兴盛起来，在古代，即便是《圣经》那样被妥善保存和严密传抄的文本，其权威性仍然不能自明，而是靠教会的权威来保障的。爱森斯坦提出：“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女巫的铁锤》出版后出现的巫师审判也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各地的教士在16世纪都受制于更加严格的‘以书为准’的纪律。”“布道者的布道辞应该直接从《圣经》取材——在伊拉斯谟的时代，这个观点远没有过时，而是刚刚才开始形成。”

当“以书为准”的观念兴起之后，科学家首先不是去试图凭空构建一个新的自然体系，而是想方设法去修订古代的经典文本。早期的科学家们相信古代哲人们的著作经过漫长的传抄，错漏和佚失无数。因此亟需通过辛勤的研究去复原它们。

然而，一旦校订的工作开始，其效果就远远不止于对某本古书进行一次全面的改写了。关键在于，古书的原版、校订版和改写版等等，都将同时流传于世。在这个意义上，说托勒密是哥白尼的同时代人绝不为过，托勒密仅在哥白尼之前不久成为流行，而在哥白尼之后继续流传了许多年。和同时流传于世的不同的手抄本截然不同，手抄本的版本差别暧昧不清，而不同版本的印刷书却泾渭分明，可以拿来互相对比和批评。

爱森斯坦说得好：“新的《普鲁士星表》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代替’了《阿方索星表》，而是因为它成了另一种选择，这就促使天文学家用两种星表去观测天象（第谷的观测就是明证）。”“或许，哥白尼最重大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不如说是提出了经过透彻研究的另一种理论；于是，他提出问题，让下一代天文学家去解决，而不是自己做出答案，让后人学习……在里奇奥利1651年版的《新天文学大成》的卷首插图里，哥白尼的图示和第谷的图示被置于缪斯女神天平的两端，而托勒密的图示则被置于地上，……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画框里表现三种图示清晰的行星模式，这倒是颇为新异的。互相矛盾的《圣经》评注鼓励人们去研究《圣经》本身，同理，‘渺小的人之书’里那些互相矛盾的判断促使人坚持不懈地用‘伟大的自然之书’去检验。”

“第谷之所以有别于过去的观星人，并不是因为他观测夜空而不研习古籍”。第谷也没有望远镜，但他掌握有“前人很少掌握的资源，那就是两种不同的理论的两套计算方法……他有一所图书馆，塞满铅印的文献，他还有擅长印刷术和镌刻艺术的助手。他亲自动手安装印刷机，还在他工作的赫文岛上办了一座造纸厂。”印刷术所提供的资源使得近代早期科学家的知识更新和积累达到了空前的速度。

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成为白纸黑字

我们说第谷还没有望远镜，他靠的是印刷术的助力。但是毕竟伽利略就有了望远镜了。那么在诸如望远镜之类的技术中，是否还有比印刷术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新事物呢？不可否认，钟表、透镜等技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史上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要害在于，印刷术对于其它诸多技术的发展而言，也起到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重要的事件即使报告，也是在布道坛上口头报告的。‘透镜在13世纪已广为人知……但在三百年的时间里，有关透镜的一切都停留在一种静默的密谋中……到了16世纪以后，透镜才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到了17世纪初，技术发明已经见之于印刷品了，报界披露光学仪器的发明，于是，许多人就开始争夺发明的优先权，所谓‘伽利略的镜筒’即为一例。”

印刷术一方面把知识条目化，同时把知识公开化，这促进了技艺的知识化。使得原先只是在工匠传统中言传身教的技巧和秘诀，变成一种可积累、可批判的公共学术资源。——“印刷术不是把文件紧锁深藏，而是把它们从箱子和密室里拿出来复制，让人们都能看到这些文档。保存宝贵资料的最佳途径是将其公开，这一观念和传统的观念背道而驰。”

非但技术的发展始终依赖私人的秘传，科学的传统也没有完全脱离秘密的领域。我们说过，数学的论证和演绎都原本都属于教学的技巧，是把人引向真理的实践技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私人性质的。爱森斯坦举例说：“塔尔塔利亚……这位自学成才的工匠—作家率先用通俗语翻译欧几里得，但他还是不愿意和算师这一行业里的最新技巧分手告别。实际上，卡尔达诺公布他解三次方程的办法时，塔尔塔利亚竟然大发雷霆……‘现代学者满脑子装着罗伯特·默顿这样表述的一个观点：你将一个想法传达（宣传）给别人之前，这个念头并不真是你的想法。对这样的学者而言，塔尔塔利亚的态度似乎莫名其妙。然而……个人拥有想法的观点本身在塔尔塔利亚那时就是新异而奇怪的。’”另一个例子是炼金术的转变，正如卢瑟福所说，从炼金术到化学，最重要的转变与其说是对自然的态度究竟是迷信还是理性，不如说是从秘传到公开的转折。

在现代，我们心目中的“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带有了公共性，因此原本属于“知识”的涵义之内的实践知识、制造的知识等等意味逐渐被人淡忘。这与其说是现代人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视野忽视了技术，倒不如说是由于印刷术新近赋予“知识”这个概念之上的公开性要求——知识应该呈现为那种白纸黑字的，能够公开传阅的东西，而不该是任何不能被印刷的隐晦的东西。

理论与制造的界限被打破了，“可印”成了知识的标准，知识不再按照“理论的”和“制造的”来界定，而是根据源于图书编目学的分类体系来分划知识的门类。书本成为科学的中心。

事实上，“应该相信亲眼观察而不是书本”这一口号不是在近代刚刚兴起，反而是在近代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而刚刚过时。爱森斯坦提到，“古典权威告诫人不要信赖图像，其理由很充分，那就是因为图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样变形。盖仑说：‘病人是医生的医书。’”而在印刷时代，科学家终于可以信赖书本和图像，可以信赖其他学者的描述记录，从而可以免于亲自奔波，坐回到书房中进行研究了。

远离自然，而非亲近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革命之处。正如拉图尔所说，处在知识背后的是文本，和更多的文本，以及“层层排列的图表、记录、标签、手术台和示意图……我们并没有自然……我们有的是一个阵列”“自然”是论证的结果而非根据——“没有人能以如下方式介入一场争论，即说：‘我知道它是什么，自然这样告诉我的，它是氨基酸序列。’这样的断言将被报以哄堂大笑，除非这个序列的拥护者能出示他的图表、提出他的引证、提供他的支持来源。”拉图尔这样来诠释近代科学的“哥白尼革命”，即不再是人在自然事物之间漫游，而是改以“绘图室”为中心，把事物聚集起来(Drawing things together)。

而要聚集事物，就必须要用简便的、可靠的媒介来把事物刻印下来（拉图尔所谓inscription），除了制作标本之外，纸张和铅字是最好的媒介。

正如福柯所说，“自然史发现自己处于现在在物与词之间敞开的那个间距中”。而这个间距空间，就是那个由印刷术促成并开拓出来的，由文本和更多的文本构成的“阵列”。芒福德也发现，印刷术“促进了隔离和分析的思考方式”，“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相比，印刷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于是“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所以书本的权威被大大地拓展了。……阅读印刷品和亲身经历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提到过，在古希腊，教学的实践智慧与理论知识是有区别的，数学的演绎无非是诱发学生直观真理的一种教学手段。实践知识占据理论知识与制造知识之间的中介位置。但到了现代，这一实践知识的领域消失了，理论与制造的分界也随之消失了。

那么，“实践知识”这一中介者是如何隐退的呢？事实上，消除某种媒介的媒介性的方法，不是遗忘它，而是注视它。把它放到中心，让它成为对象。戴着眼镜注视景物的时候，眼镜真正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但拿起眼镜注视着它的时候，眼镜本身也成了对象。

近代思想的标志是“方法”的自觉，即把“步骤”、“过程”、“工具”这些中介性的东西放到了舞台中央，印刷书成为高效的教学手段之后，也逐渐喧宾夺主，成为教学的对象。这种教学手段的喧宾夺主将会改变教学的意义。例如英语考试本来是训练并检验英语素养的一种手段，但如果把考试成绩本身看作目的，那么提高英语素养反倒成了考取高分的手段了。这样一来，虽然表面上仍然在提升英语能力，但提升的方向已经扭曲了。

希腊教育的意义在于呈现知识、唤醒知识，而不在于构造知识。而在现代，教育的过程变成了一种独立自足的东西，教育不再是把学生“引向”知识，而在于构造知识——知识是由白纸黑字的印刷符号构造出来。而构造的过程是自足的，搭积木的每一个步骤都可以停下来，此时的结构就都可以当作最终作品。每一块积木都是最终结果的一部分。现代数学论证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数学体系的一部分，现代教育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知识”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学习中所面对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学习的目的融在了学习的过程之内。“应试教育”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上课的目的是考试，而考试的目的是检验上课的成效，而上课和考试无非只是教育过程之内的两个环节，手段与目的在教育过程之内循环了几圈，最终抽象成一个单纯衡量学习之“效率”的“分数”。教育的意义不再是个人素养的引导，而变成了在高考中得到好的分数。

分数这个苍白而单调的东西成了教学的最终意义，而“生产力”成了科技的意义，“效率”成了社会体制的意义，“赚钱”成了职业的意义，“快乐度”成了伦理行为的意义……这些现代性的状况不仅形似，而且的确是深刻地关联着，它们都归因于整个“实践知识”环节的失落。

余论：重审古代中国的科学传统

说了许多印刷术对欧洲科学的影响，不过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更早就发明了印刷术和活字印刷，然而印刷术在中国却并未促发类似的科学革命。这是因为印刷术之于科学革命而言只是一种“媒介”，而并非充分的条件，中国古代并没有希腊式的求知传统和基督教的学术环境，当然不可能突然冒出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了。然而，中国古代的印刷术对于中国古代固有的学术传统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这方面的问题似乎尚未引起中国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科学史家的注意。

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在汉末发明，继而就是玄学活跃，博物研究兴盛的魏晋时期；雕版印刷术与佛经汉译互相促进；而活字印刷及印刷工房的普及则与明清时期编纂类书和考据古籍的风潮相呼应。总之，与西方一样，媒介变革不可能与中国学术或文化的演进毫无关系，而其中究竟有哪些关联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察。

但是中国科学史家常常注意不到中国学术的内在演变，因为做中国科学史的传统方式只是拿西方现代科学作为标准，在中国古籍中找出那些符合现代科学的只言片语，然后得出许多诸如“中国人比西方人早多少年发现某某定理”这样的结论来自娱自乐。

这样的科学史是没有意思的，甚至连用来满足虚荣心都不够——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古人的伟大成就时，我们马上就要面临下一个问题：这些成就为何都后继无人？为何比西方人早多少年发现这个那个定理的中国，在科学的发展上最终被欧洲人远远抛在身后？

我们一味地按照现代西方科学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的成就，反而将错失中国古代学术的那些真正独特的地方。好比外国人乍看见黄种人，会觉得他们长得都差不多，而我们乍看见黑人也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对越是异类的东西，我们就越是难以细致地区分，而只能笼统地概括一下轮廓。而现在我们过多地接受了西方学术的方法和概念，再回过来看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反而显得朦胧难辨了。

例如中国老一辈的史学家照搬西方人的分类法，把中国古代从秦到清的数千年历史统统归结为封建时代，讽刺的是，这一所谓封建时代开始的标志恰好是分封制的废除（而设立郡县制），这种生搬硬套不仅使中国古代史成了一笔糊涂账，也让人们觉得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仿佛自秦至清就一直没什么变化。

对于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情况也是类似，在西方的视角下，中国古代似乎一直都处于某种“前科学”的状态，没有任何持续的学术传统，更谈不上在这些学术传统中发生过什么变革。但实情未必如此。

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西方式的“自然”概念——对本性的执着追求，以及一个独立自存的作为人类研究对象的“自然界”的观念。同时，中国的学术很少按照研究领域进行“分科”。因此中国难以形成西方这样的“自然科学”传统。但中国的学术也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经学和史学都有悠久和持续的传统。特别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旨趣的史学，不仅仅是简单的忠实记录的传统，而且也成为一种探求事物之理的研究方式。正如西方印刷术以来的“自然史”传统一样，中国的史学方法不仅被用于人事，也贯彻在对自然事物的归纳和描述之中。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史学传统既厚重又独特，是我们真正能够引以为傲的遗产，其意义远不限于为现代的历史学家提供丰富的史料。

延伸阅读：

伊利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本章主要依靠的文献。这本书很厚，材料很多，引用并批评了许多历史学家，有时候显得姿态过于强硬。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 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译林出版社2011年。

——麦克卢汉振聋发聩地提出“媒介即讯息”这一洞见，媒介不只是传递讯息的中立管道，新媒介本身构建着新的文化环境。麦克卢汉的著作天马行空，而且与科学史并无直接关联，不过颇具启发力，本章的思路也受益于媒介理论的影响。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这本书讲的是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革，虽然不是针对印刷术，但谈论的是媒介变革造成的文化影响这一问题。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 王克仁 李华山 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本书有独特的视角和开阔的历史视野，以技术为线索的文化史，讲述机械的历史及其文化影响。特别是其中谈论钟表是工业时代的关键发明，发人深思。对印刷术也有较多评论。

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 尼克·贾丁 主编：《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苏贤贵等 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

——书史学家的科学史文集，收录了一系列文章。

戴维·芬克尔斯坦：《书史导论》，何朝辉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一部较新的著作，总结了近几十年来书史学研究的进展，包括但不限于印刷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