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动车回上海了，和以前一样的D31。但时间已经改了，从中午11点多出发变成早上8点多出发，速度也提高了一些，每站停留的时间多了不少，到达的站点也都改变了，基本上都改到高铁的新站点去了。要不是昨天某人想起来检查一下，我还没有发现这些变化，差点就错过火车了。
关于动车追尾事件，我不想多说什么。当然，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就对这个国家绝望了，那么早就该绝望了。在我看来，特别是从事后公众的反应和舆论的动作看来，我还是看得到希望的。所谓希望，并不在于等待“奇迹”的发生，而是在于存在一股现实的力量，把事态朝着某种更好的方向扭转。
解决铁道部的问题也许也不太难，像当年拆分中国电信那样，政企分离，然后拆成若干个公司互相竞争，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次灾难的根源不仅仅是那一家烂透了的铁道部，更是折射出技术主义的基本困境。
技术主义的逻辑在这次灾难中有各种极端的体现，最极致的一个表现就是漠视生命，把死亡人数看作是一组数字，据说“死亡三十人”和“中断48小时”是“同级别”的事故？把“赔偿”看作是金钱的赔付和协议的签订。另外，技术的逻辑倾向于把任何灾难归结为“客观的原因”，即便是得到了人祸的结论，这些犯错的人也被视作“客观的”原因。不要说这些客观的原因的追查都困难重重，即便是最终查清了这些原因和过错，受害人也只能够得到一个冷冰冰的答案：“如此这般，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活着的受害者们在诉求“真相”，但事实上与其说他们关心的是真相本身，不如说他们要求的是相关部门对真相的关注。我们真正要求的是相关人士对受害者的“尊重”，而积极探求真相是表达尊重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如果相关部门能够真诚地尊重受害人和其它民众，那么即便说最终没能调查出足够的真相，人们也会有所告慰；但如果相关部门只是敷衍了事，那么即便人们了解了冷冰冰的真相，也仍然会感到屈辱。技术主义的一大后果是意义的客观化，客观化意味着对象化，就意味着我们是作为旁观者，在对象的对面，指点着那些“事实”。
技术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对进步的崇拜和对速度的追求。GDP的逻辑就是如此，总之，我们始终在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甚至成为政权合法性之依托。但是，高速前进就是好事吗？就我乘坐的火车而言，高速就不是什么好事。最初北京到上海要一天多，那当然不太方便，但是特快列车到上海需要12-14小时，这就是一个适宜的速度。高铁五小时不到，比起14小时如何呢？原本的特快列车从晚上出发，第二天早上到达，直接去上学或上班都不耽误，车上还能饱睡一觉。而五小时的高铁呢？放在白天，难免占用工作时间；放在晚上，半夜就到达之后连地铁都没得坐，而且睡半个觉的时间都不够。
技术的进步的确能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比如早期的快车只能开到12小时，开不到5小时；而现在的高铁可以开到5小时，但让它开成14小时在技术上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一旦我们有了开到5小时的高速的技术，我们还会故意让它开14个小时？
人们千方百计地追求技术的加速，但是很少重视对技术的约束。在某种意义上，让“掌握”高铁技术的铁道部约束高铁的应用是一件比引入高铁技术更难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掌握”技术，而是被技术掌握着，不得不顺从于技术的速度，根本慢不下来。这次动车的事故是因为相关的技术有缺陷吗？我看倒不如说是正相反，不是技术缺乏了，而是技术过剩了，技术发展得过快，而人对这些技术的调控能力并没有跟上，人们过分地依赖先进的技术，一旦技术出了毛病就可能酿成悲剧。
最要命的是，人们还容易产生某种错觉，为速度的提高而沾沾自喜。事实上，速度的提高根本算不得什么人的功绩，而很可能恰恰是人们无所作为的结果。如果人们无所作为，只是任由技术的逻辑统治着市场和科学界，那么有许多速度自然而然就会“增加”，例如电脑CPU的运算速度，它在遇到物理的瓶颈之前就会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这并不需要归功于什么人的特别的创造力，反而是，如果你不增加CPU的速度还能够在市场中生存，不至于被技术的浪潮吞没，这才需要真正的创造力。宏基的上网本做到了，苹果的ipad做得更好。
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如何能把“速度”降下来。当然，速度慢下来是早晚的事，要么是撞上墙壁或摔下悬崖，要么是主动地扭转龙。
随便发一些感想吧。明天全家出去玩两天，然后回来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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