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26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五 。这篇文章用AI主要是检索资料，基本还是我手搓全文。发表时有大幅修改，软化了很多表达，去除了“全景监狱”等争议性用语。此处贴原版。
一、“请勿触摸”的理由
八月底，国家动物博物馆的一件莽山原矛头蝮标本被参观者当作玩具损坏。监控里，一位父亲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孩子脱下鞋子拍打它。事后博物馆发布通报，馆长张劲硕接受采访，网络上一片谴责之声。这些谴责大多指向家长的”素质”，我当然也不觉得这位家长的行为值得肯定，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博物馆本身的设计和定位的某种困境。
在通报中，博物馆列出了禁止触摸的理由：“手上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标本不可再生；部分标本残留防腐药剂……有健康风险；标本是真实的动物，不是模型。它们死后被制成标本，供研究和科普。随意摆弄，是对展品和其来源的不尊重。”
前三条是技术理由，或者说是经济理由，而最后一条是伦理理由。但这四条理由其实互相独立——可再生的标本也可能有毒，非生命的器物也可能易损。而且除了健康风险之外，任何一条理由似乎都不够成“禁止触摸”的充分理由——因为回顾博物馆的历史，会发现这些理由一向存在，但禁止触摸反而是较新的规定，博物馆中的标本曾经是欢迎触摸的。
二、可以触摸的展品
“请勿触摸”作为公众参观博物馆时的基本“素养”，这个历史并不长。
十七世纪的珍奇柜是现代博物馆的前身。收藏家把鳄鱼标本、独角鲸的牙、贝壳、矿石和异域的器物堆放在同一间屋子里，访客的参观方式是被主人领着，一件一件拿在手里端详。触摸在那个时代不是失礼，而是认识的正当途径：你用手掂量它的重量，摩挲它的质地，翻看它的背面，由此判断它是真是假、是何物类。眼睛会被骗，手不会——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1683年，阿什莫尔博物馆在牛津开放，通常被视为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继承了珍奇柜的参观方式，只是把访客从受邀请的朋友扩大到了付得起门票的任何人。1710年，德国学者乌芬巴赫参观了这座博物馆，在游记里留下了一段著名的抱怨：连女人也可以花六便士进来，她们东奔西跑，什么都要抓一抓。这段话常被引用来说明早期博物馆的”混乱”，但它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乌芬巴赫抱怨的不是触摸，而是女人胡乱触摸。他认为赏玩的特权属于有教养的绅士，他自己也动手去摸，并记下驯鹿和山羊等标本的触感。
1705年荷兰商人文森特把自己的珍奇柜开放给公众参观，号称“自然奇迹剧院”（Wondertooneel der Nature），并印刷推广，花3荷兰盾购买印刷的藏品目录，外加2盾参观费。参观者包括彼得大帝。藏品包含600瓶泡在酒精里的动物尸体、288箱昆虫、32抽屉甲壳和贝壳、14抽屉化石和矿石，呈现森林实景展柜、海绵和珊瑚……抽屉里的展品均可触摸。甚至当时某些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都允许触摸，文献甚至留下彼得大帝拿起一具保存得极为逼真的男孩标本亲吻的故事。[1]
也就是说，在博物馆诞生的头一两百年里，标本被触摸是正常的事情。
三、玻璃柜与规训
直到十九世纪，玻璃柜。随着公共博物馆的大众化和商业化，玻璃柜在此时成为博物馆的标准配置。这固然有保护藏品的意义，但一整套有序规划的新展陈方式本身也是某种对观众的规训方式。
这一时期的博物馆不再像早期的珍奇柜那样按照随意的原则摆放藏品，展陈总是需要呈现某种秩序，博物馆是教育机构，负责把秩序井然的知识传递给公众，也教会公众遵循工业时代的秩序。
澳大利亚学者托尼·本尼特在《博物馆的诞生》一书中指出，十九世纪的公共博物馆、世界博览会和百货商店共同构成了一套新的权力装置，它与福柯笔下的监狱互为镜像：“展览综合体和监狱群岛大概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即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2]
全景敞视监狱让人随时处于视线之内——犯人知道监视者随时能看到他，但他又看不到监视者，因而即便监视者不在，也可以在自我监视中完成自我规训，博物馆则让大众互相观看，1901年泛美博览会在“游客温馨提示”中嘱咐道：“请记住，当你踏人门口，你就是展览的一部分”[3]本尼特说道：“博览会遂实现了某些全景敞视主义的理想，把人群转化成被持续监视、自我监视和自我管理的对象，而且正如历史记录表明的，转化成一贯秩序化的公众”[4]。
从珍奇柜和奇迹剧院，到万国工业博览会和伦敦科学博物馆，博物馆的主题也变了，从新奇的知识，到有秩序的知识。而现代科学本身是视觉中心主义的，触觉除了像视觉那样帮助理解物体的形状之外，并没有额外的知识论地位。视觉提供疏离和客观的认知角度，而触觉让主观的身体卷入，无益于知识的构建，因而手被排除在博物馆之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四、科学中心与手的回归
到了20世纪后半叶，另一种展览馆又把手请回来了，这就是“科学中心”。科学中心有别于科学博物馆，它以互动装置而非文物藏品为主，这些坚固的装置就是为了上手操作而设计的。1969年开办的旧金山探索馆（Exploratorium）和在多伦多的安大略科学是典范。探索馆没有玻璃柜，观众用手操作，理解光学、力学和感知的原理。
之后的各种科学中心，包括中国各地的科技馆都以旧金山探索馆为榜样，提倡动手操作，让参观者在寓教于乐的互动游戏中学习科学知识。
这一风尚并没有止步于科技馆。近几十年来，自然博物馆也普遍设立了“触摸区”：珊瑚、贝壳、鲸骨、岩石、鹿角，甚至整张的兽皮，被放在开放的台面上，旁边写着”请触摸”。这是自然博物馆对科学中心的模仿，也是对客流压力的回应——带孩子来的家长期待孩子能”动手”，博物馆便提供一些可以动手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们对“什么是科学”的观念又发生了变化，殖民时代那种秩序井然的规训过时了，现在我们重新提倡科学的多元主义——科学活动并不是冷漠而刻板的纯粹观察，而是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参与和行动。双手、身体、情绪、文化——这些东西不再被视作和知识对立的东西。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实践哲学等新学术流派赋予双手认识论地位。
于是，今天的博物馆同时存在两种手的规矩：一方面是从科学中心和新展陈理念出发的“请触摸”的邀请，另一方面许多地方仍然延续着“请勿触摸”的规矩。观众在同一个展馆的不同展厅之间穿行，或许也需要切换身体参与的模式。而切换的理由其实并不那么清晰。
五、无形的玻璃和含混的边界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四条“请勿触摸”的理由，特别是那条伦理理由：敬畏生命。基于这条理由，我们是否应该反对自然博物馆里的“触摸区”呢？珊瑚也是动物，兽皮也有种种独一无二的经历，让参观者触摸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吗？
更真实的理由应该是：珊瑚之类的标本很便宜，而这种稀有蛇类的标本很珍贵。也就是说，真正需要“尊重”的似乎是成本而非生命，当然，这种“成本”不一定非要用金钱衡量，我们也可以说研究者的辛苦经历是值得尊重的，但这个理由不应该用绑架到敬畏生命这个名义上来。而且研究者的辛苦经历本身也包含着各种上手触摸的操作，研究者用双手把生命制作成标本是尊重生命，参观者用双手来经验突然就不尊重生命了？这道理讲不通，不如说是要尊重劳动吧。
“敬畏生命”这类话语之所以被搬出来，或许是因为博物馆早已拆掉了玻璃柜，又不愿意承担“这件东西很贵，所以不准碰”这种说法带来的市侩感。它需要一种道德规训来替代物理的屏障——正如全景敞视监狱中那个无形的监视者，不在场时同样发挥作用。可是道德训令必须自洽，否则就会在观众眼中失效。当一个孩子先在触摸区摸过鲸骨，再听了研究者如何用双手制作标本的故事，然后被告知“用双手摸标本是不敬畏生命”，他能怎样领会这个规矩呢？
六、回到全景监狱？
馆长在采访中解释，标本不像文物那样罩在玻璃罩里，是因为玻璃反光会影响观赏效果。这是一个诚实的说法，也是一个关键的说法。它意味着开放式陈列是博物馆自己做出的设计决定：为了更好的观看，博物馆拆掉了物理屏障，把保护展品的责任转交给观众的自律。用本尼特的话说，这是展览复合体的极致版本——连玻璃都不需要了，观众已经被假定为完全内化了规训的身体。
可是这个假定在今天越来越难以成立。今天的年轻观众不再是视觉中心主义者了，他们是用着触摸屏长大的一代。对他们来说，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可以操作的东西，这是一种被反复训练出来的身体直觉。博物馆用“互动”“沉浸”“动手”来吸引观众，本身就是顺应这个时代的新风潮。但既然如此，就不能默认他们会在某些展厅里自觉切换回十九世纪的身体。
事件发生后，博物馆的反应是公布监控截图、保存完整录像、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警方也介入了。我理解这种反应，但监控和追责恰恰是规训失败的证明：当博物馆不得不依靠摄像头来保护展品时，它已经承认自律不再可靠。而对“不文明行为黑名单”的讨论，则是试图用更多的规训来修补规训——馆长自己也承认这在操作上很难实现。
监控和黑名单——我们似乎直接呼唤起十九世纪的全景敞视监狱了——这的确是规训的手段，但这真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出路吗？
七、让空间说话
我的建议是，博物馆应当把“这件东西可不可以摸”从道德话语里拿出来，交还给展陈设计。物的地位应当由空间本身来表达，而不是由展签上的训诫来表达。当然，具体如何设计，我并不是专业人士，很难提出具体的方案，只能粗略提出几点。
第一，可触与不可触之间应当有明确的空间差异。距离、高度、基座、光线、地面材质的变化，都是身体能够直接感知的信号，尽量通过空间设计来传达互动方式。
第二，如果能制作出逼真的复制品，那就可以把真品与复制品配对陈列，并把两者的差别变成展览内容本身。在珍贵标本旁边放一件可以触摸的等比复制品。博物馆应该尊重观众对触摸的兴趣。
第三，把标本的来历也做可视化展陈，而不是放在事后的新闻稿里。莽山原矛头蝮的发现者陈远辉为它被咬伤截指，这件标本是他捐赠的。这段历史在采访中被讲述得很动人，但在展厅里，观众不能直接看到这些，顶多通过特定的解说或枯燥的文字来了解。
第四，特别珍贵的展品也不必非要放弃玻璃罩，可以考虑用低反射隐形玻璃、光学放大装置、电子屏幕等技术手段帮助参观者看清展品，虽然成本更高，但对珍贵展品来说是值得的。
最后，偶尔的破坏可能难以避免，事后追偿即可，不必为了防备极个别人而损害大多数参观者的体验。如果破坏变成常态，相当多的人都不再接受默认的礼仪，那么说明时代文化本身变了，应该尊重这个时代文化底色，适应时代而改变展陈方式，而不是去责怪多数人。
[1] “Touching Anatomy: On the Handling of Preparations in the Anatomical Cabinets of Frederik Ruysch (1638–1731)”,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 49, pp. 32–44.
[2] 托尼·本尼特：《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段吉方、陈静、陈王青、肖娜译，王小溪、王思渝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74页。
[3] 托尼·本尼特：《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段吉方、陈静、陈王青、肖娜译，王小溪、王思渝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83-84页。
[4] 托尼·本尼特：《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段吉方、陈静、陈王青、肖娜译，王小溪、王思渝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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