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那个采访稿，我贴的“原稿”其实也不是原始稿，“基础理论研究”的部分是在记者的提示之下才加上的。我本人对于“卡脖子的原因是基础研究薄弱”这个命题，其实是持有保留意见的。
当然， 我愿意部分支持这一说法，首先是因为这种“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的官方提法确实难得。其次，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提法是对的。
但我们看到了许多完全错误的倾向，比如有人觉得要挣脱以“芯片”为代表的当下困境，就应该去大力发展“基础科学”，这当然是毫无关系的。
追不上怎么办？
我向来认为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由于“救亡压倒启蒙”，因而过多陷入“急功近利”。这种急于追求生产力的态度，是造成从基础科学到消费市场的整个研发产业链发展畸形，根基不牢。
在这个意义上，基础研究薄弱并不是高端技术落后的原因，毋宁说这两者都是“结果”。
好比说我为什么跑不动路，我们可以说因为太胖、肥肉太多了，所以跑不动路。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盯着“肉太多”来处理问题，比如把我身上的肉剁掉几块，让我再去跑步，我可能更加跑不动，甚至倒地不起了。准确来说，“肉太多”和“跑不动路”都是“结果”，根本原因是“缺乏锻炼”。“缺乏锻炼”导致了“肉太多”，进而加剧了“跑不动”。
类似地，“基础研究”的确比“高端技术”更基础一些，就好比跑步是对肉体的运用，技术确实是对基础研究的运用，如果用不好的时候，追溯到前者是正确的，但如果仅仅以前者作为摆脱困境的突破口，那却是错误的。
另外，哪怕是抓到了“根本原因”，也仍然需要考虑困境的迫切性。比方说，我正在登山半途中，发现自己跑不动了，总结出来原因是“缺乏锻炼”。但为了尽快追上旅游团，我正确的做法显然是坐下来喘一会儿，喝口水，甚至喝点运动饮料，鼓鼓劲再继续爬山。显然我不应该就地找个跑步机开始“锻炼”。后面这种做法怕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所以说现在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难题，比如芯片方面掉队了，要赶紧往前追，正确的策略可能有很多条，比如抄近道、打激素、喝补药、搭便车、喊口号、或者干脆放弃等等。这些策略各有优劣，但唯独不能够选择的是：指望通过从根子里重新锻炼来弥补差距。
所以我说，从具体技术领域“卡脖子”的现象，“激起了我们的反思，让我们想到亡羊补牢”，这是合理的，但补牢是为了以后不丢羊，而不能让眼下那只丢了的羊起死回生。如果那羊还没跑出多远，加把力还能追回来，这时候不去赶紧追捕反而回头来补栅栏，那也是不明智的。为了把刚丢的羊抓回来，我们可能反而要再拆坏两条栅栏，下一剂猛药来追赶。
更多的时候，补牢和追羊并不矛盾，大可以一边鼓励补牢，一边还想想办法追回当下损失。但是这需要对不同层面的问题持有恰当的边界意识，如果不能够对“眼下计”和“长远计”有清醒的区分，那么就很容易做出“脑子坏掉”的举动。
自由且有益
我说的“急功近利”，也是一个容易误解的词汇。“急功近利”或“功利主义”的要害是“功”，是对成功、成效的迫切要求。而不是说崇尚“利润”。汉语词典中对“急功近利”的解释是“急于求成，贪图眼前的成效和利益。”
“急功近利”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功利，即追逐实际成效，二是急近，追逐眼前的结果。它的反义词就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目光长远”，也就是说虽然也是追逐实际成效，但不急迫。二是“自由自发”，也就是说压根不追逐实际成效，靠内在的驱动力来激励自己，而不在乎外在的效果。
这两个维度也可能交汇在一起，这就是通过促进自由自发的活动，以利于长远的成效。
比方说小孩子玩游戏，探索各种新鲜事物，都是自动自发的。他不是为了什么短期或长期的功利目的而行动，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但是他的家长站在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更好地成长，因此对于激励孩子的哪些活动，有着功利的考量。但是他们的选择也许与孩子的选择重合，那就是寓教于乐，仍然允许孩子自由自发地游戏和探索。
一些基础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就是如此，对研究者而言，他们是兴趣使然、自由自发的。而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他们发现研究者的自由活动可能产生长远的功效，于是愿意支持研究者，为他们提供相对自由的研究环境。
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史告诉我们，基础科学的自由研究的确可以在最终推动产业革命。但自由研究和产业成效之间，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自由研究并不一定总是能够产生实际成果，而产业革命的推动也并不总是依赖基础科学的推动。
就好比说，自由的游戏和探索往往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但并不是任何游戏都总是有益的，也不是说除了游戏之外不需要别的活动。好的家长当然要目光长远，但也不能绝对化。许多时候那些目光短浅的、当天就要见到成效的“作业”，也是有益的。
自由且尊严
另一方面，如果告诉一个家长，“自由自发无功利的游戏活动对孩子的成长有益”，这个孩子却听成了“淡泊艰苦物质贫乏的生活状态对孩子有益”，这理解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但是我们许多人真的会把“无功利性”理解为“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他们听到“利”就想到“追名逐利”，然后反过来就想到“淡泊名利”。
因此，很多人就在那里弘扬科学家隐姓埋名、让出利益，自己过得一穷二白，啥都不图就闷头治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也有伟大的一面，但是这和我们讨论的科学精神毫不相干。
在古代，自由的科学家往往是养尊处优的贵族，或者得到贵族资助的闲人。“吃饱饭没事做”是自由探索的前提。当然，现代教育制度努力维护平等，学者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但这意味着穷人家出身的人也可以享受到更无忧无虑的研究环境，而并不是说现代学者反而该在更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做研究。
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家们的“玩具”越来越贵了。许多研究领域，要自由自发地研究，所需的仪器和耗材越来越昂贵。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家需要比古代贵族更加优渥的物质条件。
当然，我们应当区分公与私，研究耗材属于公共用品，而不是科学家的个人利益。但是，其间的鸿沟也不能太过显著。让一个一个月几千块工资的人，去管理几个亿的资产，千万级的流水，这真能平衡吗？
比如一个孩子，可能因为他的好奇和探索而废寝忘食，因为他觉得游戏比吃饭重要。但如果家长有意识地克扣他的饮食，让他一旦玩游戏，就只能吃糠喝稀，还得眼睁睁看着家长和兄弟姐妹在一边吃香喝辣，那么他的自发性难道不会受到打击吗？
一个人沉浸于游戏的内在乐趣或研究探索的内在意义的时候，自发地就会“废寝忘食”，会看淡其它的生活条件。但如果把“废寝忘食”当作一项外加的要求，这就成了一种压迫乃至羞辱。
我们提倡非功利的自由研究，并不意味着提倡反名利的清心寡欲。对真理的欲求和对美食、美梦的欲求并不矛盾，一个自由自发投入科研的人，未必一定要把科研活动视为生活中的唯一。他完全也可以在其它生活领域追逐更高的享受。自由并不是一个牢笼，似乎你一旦在一种活动中是自由的，就没资格跳出这一活动去考虑其它事务了，更不能因为某人在某一活动中享受了自由，就要在其它领域贬损其尊严，仿佛他就低人一等。
许多人经常是口中说着尊崇、伟大，实际行着羞辱、鄙夷之事。比如当我听到有人说科学家、教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时，往往意思是这些人不能谈钱，不能谈名誉，不能谈享受生活，就得像苦行僧那样生活，以便维持他们的所谓“崇高”。
究竟什么是“基础科学”
我的行文中包含“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但二者并非完全同义。“科学”指的是分科之学，是已经分出现成科目的一门一门的科学，其中有若干门科学可以称作“基础科学”。但“研究”并不一定分好现成的科目，因而“基础研究”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于“应用研究”而言。
在维基百科里，基础科学（basic science）词条被自动跳转到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在总书记的官方报告中，谈的也是“基础研究”。确实这个词更加适合于现代的科技环境。
但许多人仍然用现成学科的意思来解读成“基础科学”，具体而言就是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理论科学。很多人的心目中基础科学甚至不包含化学、生物等学科。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论坛，主持人就以杨振宁“盛宴已过”的说法来论证基础科学是否停滞的问题。我就说即便真的“盛宴已过”，那也是特指基本粒子物理学，且不论生物、化学、信息等各个学科，哪怕就是物理学内部，也不止这一条基础研究的进路啊。
许多人之所以把“基础科学”理解得非常狭窄，是出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他们所认为的“基础”，实质上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是从物质结构的意义上衡量何谓基础的。就好比物理结构是化学现象的基础，化学反应是生物现象的基础……最终纯粹数学是一切事物的基础。
这个意义上谈基础科学，当然就是很狭隘的，基本就是理论物理学，顶多算上数理化生这几门学科。
但这种意义上的“基础科学”，和我们谈论的“卡脖子”现象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芯片”技术最终奠基于量子力学的发展。但是这关系实在太过于间接了。如果说发现芯片跟不上而去回头狠抓量子力学，简直就好比爬山爬不动的时候重新来搞胎教那样，这关系太过遥远了。
关键在于，我们谈论的“基础研究”压根不是在还原论世界观底下的“基础科学”，而是与“应用”相对的一个研究方向。
每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都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比如在数学领域，也有“应用数学”，在力学领域，有“应用力学”。在同一个技术领域，也有偏基础和偏应用的不同环节，比如芯片制造方面，光刻机属于基础环节，而芯片设计属于应用环节。
就芯片制造领域而言，我们所欠缺的所谓“基础研究”，不是什么量子力学，而就是很具体的，“光刻机”领域的技术研究。当然，“光刻机”领域，还能继续拆解，其中还真的包含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领域的问题。比如要控制极其精细的光学精度，就必须要考虑量子效应了。
但是光刻机里头的“量子力学”，并不是作为基础科学的量子力学，而是如何在技术上对量子力学的“应用”。量子力学的应用研究，构成了光刻机的基础研究，而光刻机的应用，则促成了芯片产业。
完整的创新体系
这样看来，前沿技术所呼唤的“基础研究”，恰恰不是自由自发无功利目的基础科学研究，而是一整套从基础到应用的传导机制。
这种传导机制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的市场环境中自发形成的，这套机制的核心不是政府也不是大学，而是企业。企业一方面自己建立研发中心，另一方面也不断向大学和科研机构提出要求。而科研机构则保持自由自发的研究氛围，但也随时向市场开放。
在中国，这个传导机制在改革开放以来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但问题也很多。一是政府往往站在上帝的立场，而非服务者的立场。二是社会文化的极化偏见，表面上讳言名利，实际上又极端逐利。
我之前的采访稿里也说，要“让创新者能够享受到恰当的名誉和利益的激励”，但我知道类似的话不会被刊登，因为我们普遍讳言名利。“瓦特成了大富豪”这句话，也是无论如何不愿意传播的。这种遮掩究竟是在忌讳什么呢？难道让人民群众知道发明家能名利双收，就打击了万众创新的积极性了？
如果说创新者始终只是一小撮人，我们指望靠他们的内在动力，甚至是苦行僧式的埋头科研，这还是可以想象的。但我们都提出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了，还不能谈名论利吗？无名无利，又靠什么吸引万众来投身创新活动呢？
我们在基础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提倡自由自发的游戏精神（希腊精神）。但是在以企业为核心的整个现代创新体系中，光靠自发性是不够的，即便“万众”也真的能够不顾名利自发投入，这些研究也很难找准传导的方向。仅仅是发明许多新奇玩意，最终传导不到市场，形成不了激励循环，那也是白搭。
不讳言名利并不是要极端崇尚逐利，相反，只有首先不讳言，才能有效而全面地展开讨论，从而约束名利的边界和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