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与辩

作者:

胡翌霖社媒言论辑录 · 第 8 / 8 章

前面几篇按论题分类,这一篇按“手艺”分类——胡翌霖在社交媒体上最持久的贡献,也许不是任何一个具体观点,而是他一遍遍示范的思考方式本身。他是哲学科班出身,改作业改了半辈子,这门手艺渗透在他十几年的碎片言论里。

一、概念的手术刀

他的第一件工具是掰概念。负利率时代人人谈“利率由正转负”,仿佛温度计上的自然滑动,他给出了一个过目难忘的反例:

一种东西从正数变到负数不一定是连续过程。温度从1度到-1度是连续过程,但你的财产未必如此。比如你从3万根头发变到3根头发是一个连续的变秃过程,但怎么也变不到-3根头发。你养了3只狗,死了两只还剩1只是自然过程,但死了4只还剩-1只就是灵异事件了。那么负利率是连续变化的结果还是偷换概念呢?()

“有用没用”这对日常概念,他也动过刀:“「短」视者并不真正关心实用。「用」是一种容器,只有有了「留存备用」的长远意图才能衡量事物是否有用。很多人追求的不是「用」,而是命令。放弃自己的思考和追求,让别人给自己一个确定的指令,从而逃避自我的责任。”(2024年2月26日)对设计一门无歧义人造语言的理想,他一句话判了死刑:“只要这门语言是活的,被不断使用,就会不断产生新的歧义。……一种人造语言如果是高度精确的,说明它没什么人日常使用。”(2024年8月22日)

伦理争论中最常见的混淆,他借生命伦理学的区分厘清:“同样是非自愿牺牲,作为‘手段’和作为‘副作用’是不同的。例如一种药救了几十万人,但上百人因为药物副作用反而加速死亡。另一种药偷偷搞人体实验,弄死几十个人得到了完美药方。一般认为后者比前者更恶劣……正常战争和恐怖活动都会造成平民伤亡,但战争中平民伤亡是达成军事目的的副产品,而恐怖分子则把杀戮平民当作达成目标(造成恐怖)的手段。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谴责两种情况都是恶劣的,但相比而言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不能混为一谈。”(2023年10月12日)

概念这把刀,他哪儿都敢用。看到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的争论,众人吵身份,他吵药理:“跨性别者长期使用的雄激素抑制剂和雌激素,应当视为类似兴奋剂的禁药。禁药之所以应禁,第一是为了成绩破坏公平,不可能所有人都用;第二是损伤身体……总之道理很简单,长期服用雌激素和长期服用雄激素应该一视同仁,都是使用禁药。”(2024年8月1日)连共享单车他也有独家定义:“现在的共享单车核心创新就在于‘乱停’,至今微博上看到所谓海外共享单车的照片都是整齐码放的,不知道要表达什么。”(2017年3月23日)

二、模型、算术与否证

第二件工具是极简模型。他深知模型的限度——“极端化推演最适合于否证,但不能直接提供积极的指导方案”()——但在限度之内,他用得虎虎生风。朋友圈里流传“每天刷卡额度随机”的段子,他顺手解题:“假设在0到1之间随机决定了上限,那么我一天刷某个金额x的话,上限有(1-x)的可能超过x从而成功刷卡,不然就是0。所以我刷x元得到的期望是x(1-x),x=0.5时期望最高。”(2026年6月30日)

早在2013年,他就用批发零售的框架平息过一场流量计费之争:“包月费本身是一种促销手段,消费者也可以按流量计费嘛,但那就相当贵。……这就好比零售价必然比批发价贵,但你不能批发了30个然后说没用完退回去29个吧。你可以质疑他零售价太高,或者批发价也太高,但不能要求一定要以批发价零买吧。”(2013年7月15日)

历史类比也是他的常备模型。NFT狂热时人人喊郁金香泡沫,他偏要把这个比喻用出新意:“我开始玩NFT时,就看到NFT热与郁金香泡沫的相似性……郁金香泡沫并不是愚蠢和疯狂的产物,而是富豪对身份展示的需求遇到了新的育种技术和金融技术。郁金香泡沫的破灭既没有让荷兰人从此不爱郁金香,更没有否定票证交易这一新模式。”(2024年3月12日)同一个典故,别人拿来宣判死刑,他拿来解剖结构。

跨界发言的资格问题,他有过一次经典的自我辩护。2016年他质疑空管调度为何不更多交给计算机,被网友围攻数日:“我虽然对空管专业不熟,但我熟悉人的记忆以及电脑的工作方式啊。空管员又不是另一种生物,他们的脑回路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既然问题出在‘空管员遗忘…’,那么我的疑问就是,此处相关的记忆能否由电脑负责?如果能,为什么不用?”(2016年10月18日)专业可以不熟,但推理必须回应——这是他对“外行闭嘴”逻辑的一贯抵抗。

三、论辩的伦理

第三件工具,是对“怎么吵架”本身的自觉。2017年那双蓝黑白金裙式的鞋子刷屏时,有人急于找出谁对谁错,他说:“把这双鞋子看成绿的或粉的,都有合理性,而我看到你只想迅速找到正确答案,并迅速找到‘过错’的一方。这才是不好的态度。遇到分歧,重要的是追问分歧的由来,理解不同意见者的合理性,而不是迅速站队然后指责过错。谁对谁错从来不是关键问题。”(2017年10月14日)

辩论的胜负观,他用一个反直觉的模型刷新:“我们考虑A党和B党的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1%的A党转变为B,10%的B党转变为A,那么这场辩论的赢家是谁?你会发现如果A原本就比B多十倍以上,结果反而是B党增强了。考虑到中立者的话,更可能出现双赢的结果。所以说开放的言论环境虽然会让小众感到压迫,但也会保护小众的存活。”(2019年9月23日)

而论辩者的品格,他有一段2017年的文字,放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依然扎眼:

强者的骄傲与弱者的傲慢是很不一样的,强者愿意把对手描绘得强大而令人尊敬,如此自己与令人尊敬的对手之间的对等争斗及最终的胜利才是值得夸耀的。而弱者喜欢把对手描绘得丑陋下贱、愚蠢可笑,仿佛自己的胜利只是毫无悬念的碾压……但最后胜出的弱者依旧是弱者,逆袭的屌丝依旧是屌丝,和千百个蠢货较量哪怕全胜,也只能证明他堪与蠢货们物以类聚罢了。在古今中外无限丰富的世界中,如果除了自己和自己的祖宗,竟找不出一个值得尊重的他者,这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和狂妄。()

论辩的伦理还延伸到市场。有人说不公平的机制“自然会被用户抛弃”,何必敌视?他反问:

如果用户接收的信息是残缺的或歪曲的,他们怎么会自动放弃实质对他们有害的东西?举例来说,如果没有蕾切尔·卡森的奔走呼号,农药市场要在什么时候才能“自然”地抛弃DDT?冬虫夏草无益而有毒,但为什么至今也没有被用户抛弃?用户都是一个又一个像你我这样的人,我们根据不同的观念而看好或敌视不同的事物,市场无非是所有意志的集合。我们揭露真相、表达理想、诋毁对手……观念之争向来这个市场的一部分。()

同理,他最看不惯舆论场上颠倒的宽严:“普通用户遭黑,很可能就变成受害者有罪论,大家千方百计挑受害者的毛病,翻来覆去强调你都是自愿的市场是自由的出了事活该。但是当大佬被黑但没rug时,大家倒是开始载歌载舞歌功颂德起来。这个市场环境好不起来的一个因素就是韭菜们对大佬太宽容了,底线太低了……少给犯错者一点补偿,就是多给老实人一些奖赏。”(2025年2月)

有些流行概念,他劝人根本不要接招:“正负能量的概念是近十几年来最险恶的概念没有之一。进化本无方向,若非要说好坏,多样性才是好。正负能量这个单向度思维方式就是糟糕的。如果你被诱惑而去争论何谓正能量或容许多少负能量之类的议题,那就已经中计了。”(2018年10月7日)

四、做一“个人”

思与辩的终点不是赢,而是一种做人的分寸。代际差异的话题下,他辨析过“焦虑”与“要求”的界限:“我会因为自己一段时间没看手机信息而焦虑,但不会因为别的亲朋好友一段时间没看手机而焦虑。老一辈的问题是会把自己的焦虑别成对别人的要求,甚至冲别人发怒。造成这种差异的不只是所谓的匮乏记忆,还包括规训记忆。”(2025年11月26日)

2020年,有人问他:用举报对抗举报、用封禁报复封禁的时代,该怎么做才好?他的回答可以当作这一整本集子的座右铭:

做个人就好:不为虎作伥,不狐假虎威。一个人就是渺小的,别想着做正义的使者,别想着替天行道,别把个人好恶上升到大义,别借助公权力满足私愿,做一个人,做“一个”人,做一“个人”,就好。()

一句话拆成三种读法,还是在掰概念——但这一次,概念的手术刀落回了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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