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印刷机

1.古登堡的发明

继机械钟之后，下一台关键机械大概要数古登堡的印刷机了。

我们知道，雕版印刷术早在7世纪可能就在中国出现了，宋代的毕昇则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古登堡的发明或许受到了东方工匠的影响，但在欧洲是相对独立的。

另外，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欧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古登堡印刷机几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因此，在这里我们还是只讨论印刷机在欧洲的来龙去脉。

西方所谓的“中世纪”，一般是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灭亡为界，但1450年左右的古登堡印刷机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志，从此欧洲人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大量出版的古典文献推动了文化和学术的繁荣，最终激发了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

当然，欧洲不是从一片黑暗中突然醒来的，早在11-12世纪，西欧就开始了学术的复兴。当时长期被穆斯林占据的伊比利亚半岛被基督徒夺回，在西班牙地区大量通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把阿拉伯人保存和注释的古典文献引入欧洲，促进了“大学”的出现和经院科学的兴起。

在“大学”中，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科学广受尊崇，人们对古代文献兴趣日增。从12世纪起，西欧手抄书的产量一直在显著而持续地增长（图6.1）。1453年最后的孤城君士坦丁堡之沦陷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但在此之前上百年的战火中，许多拜占庭学者已经陆续带着书籍流亡西欧，这更激发了西欧人对书籍的渴求。在这个背景下，印刷机可谓应运而生，书籍产量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呈指数增加。（图6.2）

另外，虽然印刷术如何从东方向欧洲传播仍然存疑，但造纸术的传播路线是很明确的。造纸术自怛罗斯之战后传入阿拉伯世界，最后在1150年左右传至西班牙，到14世纪在意大利和德国出现造纸厂，古登堡所在的美因茨正是一个造纸中心。远比羊皮纸廉价的纸张为印刷书的普及做好了铺垫。

古登堡印刷机还包含了与东方不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是一架精密的机械。它的冲压机制可能得益于欧洲更早被葡萄酒酿造业采用的螺旋冲压机（图6.3）。金匠出身的古登堡自己发明了易铸且耐用的铅合金作为字模（这种“铅字”直到20世纪仍被使用），还发明了专用的印刷油墨（其实是一种油漆）。这一套设备使得整套印刷流程省力且高效。

在1440年代，古登堡完善了他的活字印刷工艺，1450年左右开办了第一家印刷厂（图6.4）。最初印制了一些短篇的文章或诗歌，直到1455年出版的《圣经》（图6.5）让他名著于世。

古登堡圣经据说印了180份，至今还有49本留存（其中19个完整版本），大部分使用纸张印刷，也有少量印在牛皮纸上。

古登堡圣经由每张42×60cm的纸张对开装订而成，这显然并不适合一般人捧在手里默读，这也是手抄本时代的特点，像圣经这样的经典著作多用于公开诵读的场合，一个人随身带着书捧在手上默默阅读的场景并不多。

古登堡曾尝试双色印刷但最后放弃了，不过他还是在印刷后的书籍上额外增加了人工修饰（图6.6）。在书籍中加入精美华丽的修饰也是手抄书时代的传统（图6.7），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手抄书时代每一本书都极其珍贵，价值连城，其收藏性往往大于实用性，自然就值得精心雕琢了。而批量生产的印刷书很快放弃了华丽的风格，走向朴素实用。

2.印刷的意义

印刷机的意义不只是让书籍变得平易近人，从而让知识加速传播。事实上，印刷书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看待知识或学问的态度。

设想你生活在1230年，偶得（这就非常困难）一部天文学著作（图6.8），其中描述了托勒密的行星模型。睿智的你发现这本书有毛病，比如基础数据或运算结果有错误。——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

现代科学家对待学问的态度是批判性的，他会对前人提出纠正，向同行发表新的见解。但对于一个抄本时代的学者而言，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首先会难以分辨我发现的错误究竟是该书原作者犯下的，还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一般而言，出于对前辈伟人的尊重和对向来讹误百出的传抄活动的警惕，我总会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发现的是传抄错误。于是我与其提出新的见解，不如想方设法去还原更准确的“原版”。就算我想要向其他学者发表我认为正确的观点，除了亲近的友人之外，若是还希望我的见解得到广泛传播，最好的策略就是托名古人写作，或者以注疏形式流传。否则谁会愿意帮我传抄呢？

事实上在中世纪晚期，手抄书已经商业化，抄本产业的规模不小，但即便如此手抄书都无法摆脱一些基本的限制。在手抄书时代，每一本书都是一笔一划抄写完成的，几乎没有两本一样的书，外行抄写员难以掌握专业细节，但内行学者又喜欢自由发挥地区订正。因此分歧、讹误和错漏是很常见的现象。只有那些最珍贵、最经典的作品，在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下，才可能得到可靠、有序的传抄。

因此，我们发现无论中西，古代学术的基本模式就是围绕经典文献展开的注释传统，只有少数经典文献，才能够成为天南海北学者们的共同知识背景，评价一个学者时，他的师承学统往往被特别重视，这也是因为只有好的学统才能保证文献传承有序。

印刷机让同一个人更容易拥有许多书籍（从而可以广泛对比和批评），许多同时代的人也有机会拥有“同一本”书，这使得同时代的学者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在古代学术交流总是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某个学院或学派，但现代人在印刷媒介中可以建立起公共即时的交流平台，“学术圈”和“热门的前沿领域”成为可能

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的“归纳法”象征着现代科学“实验方法”的自觉，但实验科学意味着让琐碎冗杂的实验数据成为公共知识，这在惜字如金的古代学术界也是不可能的。

在印刷时代之处，人们对古代学者的兴趣反而增加了，出版商们最热衷出版的就是各种古代经典文献。考订版本的文献学研究也成为显学。但当版本之间的分歧总是无法裁决该怎么办呢？于是，人们转而向“自然”寻求权威——既然古代圣贤本身是通过研究自然而得到真理，那么要判断各种讹误百出的抄本之间到底哪版的说法准确，我们重新研究自然不就好了？因此，在现代早期，许多学者心目中考订书本和研究自然都是追求真理的恰当方式，牛顿一边做实验研究，另一边又醉心于圣经年代学和版本考据的研究，这决不是精神分裂，而是那个时代常见的态度。

当然，随着印刷书的不断丰富，古代权威的意义越来越被淡化，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崇尚“新”东西。印刷书的帮助下，新的东西可以在最新鲜的时候就广为流传，学者们不再需要托名古人，反而是争相抢夺“优先权”。一旦做出震撼的新发现，古代学者往往愿意雪藏起来，作为自己门派的奥义秘密流传，而现代学者则争先恐后地赶紧公开发表。

从崇古到尚新，从注疏经典到探索前沿，从注重学统到开放的学术圈，从重视结论到重视实验，从秘传到公开……这些都是伴随印刷机而来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