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文字

1.两河流域

在两河流域兴起了最古老的王朝。所谓两河指的是主要位于今日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流，属于新月沃地的一部分，是人类最早发展起农业和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域。从公元前4100年起，以乌鲁克城（图3.1）为标志，最古老的城市文化也在这里兴起。

公元前29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繁荣的王朝，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记载的就是这一时代乌鲁克的国王（图3.2），

不过两河流域地理位置开放，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治久安，苏美尔人随后被阿卡德人取代，建立起强大的阿卡德帝国，之后又由亚摩利人建立了古巴比伦王朝（汉谟拉比法典就是此时颁布的），再之后又被亚述人、加喜特人、胡里安人、赫梯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轮番入主，可谓兵家必争之地，古代文化的熔炉。

两河文明很早就发展起奴隶制的社会体制。早年我们受到刻板的历史“阶段论”影响，认为奴隶制是所有文明的必经之路，其实现在看来未必如此。古埃及人并不依仗奴隶，考古学家现在认为埃及金字塔主要是依赖有薪酬的雇工完成的，古代中国有家奴制度，但并没有形成非常显著的奴隶阶层。只有像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由于多民族互相征伐的传统，形成了明显的奴隶阶层。

在当时，两河流域的土地非常肥沃，支撑起非常高的城市化程度，五千年前的乌鲁克附近大约就集中了八万人口，整个地区八成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中。

人口的聚合促进了人口的分化，苏美尔人已经发展出复杂的专业分工制度，包括专职的铁匠、木匠、石匠、陶工、皮匠等等，还有专职的军人。许多行业名字成为家族姓氏。许多手工业都有专门的作坊，工匠前往专门的地点而非在家里工作，一些工种要求长时间的学徒期才能胜任，如建筑工要学八年，纺织工要学五年。

当时的农业技术也非常发达，发展出来引水渠、等距点种（通过犁后安装的漏斗播种）等高端技术，据说收获能达到种子的76倍（中世纪欧洲农田的收获可能只有数倍）。乌鲁克城中的大型粮仓所储存的粮食可以供两万人吃六个月。

但也因为过度灌溉，没有休耕，造成了生态破坏，因为土壤盐碱化，苏美尔人后来只好把许多小麦田改换成更耐盐碱的大麦田，但还是拦不住不可逆转的盐碱化和荒漠化。

2.符物到楔形文字

我们之所以能了解到那么多细节，有赖于文字的发明。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是人类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系统。这些文字大多被刻在易于保存的泥板之上，因而我们现在能够阅读五千年前的文献。

在楔形文字之前，早在公元前8000年起，两河流域就出现了某种文字的前身，即符物（token）（图3.3），用泥团烧制后形成的各种形状的小物件，脱胎于当时的商业交换活动。不同形状的符物对应于不同的交易对象，如绵羊、山羊、十只绵羊、十只山羊等，都有对应形状的符物。

符物最初用于计数，之后发展为某种契约活动的记录物。交易双方把记录了交易内容的符物封存于一个大的空心容器里，直到发生争议时再请人拆封，认证当时的交易内容（如五只绵羊换七只山羊之类）。

在乌鲁克城兴起之初，符物系统日趋复杂化，因为作为封套的容器一般不会被打开，但这些容器本身又需要归类和辨认，于是人们又把代表内容符物的符号刻在容器表面。这些封套外壁的刻印符号，再之后又被直接刻印在平面的泥板上，形成了文字的雏形。同时，在泥板上出现了更多有意识地刻印诸多象形符号（图3.4）。

“数数”是一种神奇的能力，我们要能够“数羊”，意味着我们把握了“羊”的概念，我们会把大大小小明显不同的个体看作同一类事物（羊），从而与其它事物区分开来（如牛），但同时又保留对不同个体的分辨（不至于把同一只羊数两遍）。因此，数数不仅是单纯的算术技能，也蕴含了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当人们能够利用计数工具来数数时，概念化、符号化的能力就开始成熟了。

因此，用符物数数，体现出某种比单纯掰手指计数更加复杂的能力。在符号与对象之间建立了某种紧密关联。

楔形文字在苏美尔时期逐渐成熟（图3.5），形成一整套文字系统，而不只是指代个别事物。在这期间，楔形文字逐渐摆脱象形的束缚。到了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之后，阿卡德人借助苏美尔的文字表达阿卡德人的语音，就进一步淡化了文字中的象形元素，向表音文字发展。

现代西方的表音字母文字有另一条渊源，但发展过程也类似，在偏重象形的埃及文字传入西奈半岛后（有点像《出埃及记》记述的那样：走出埃及，通过西奈半岛，最终抵达迦南），人们尝试用埃及文字表达西奈人或迦南人的语音，就淡化了象形元素，把文字运用为表音的符号。

原始迦南文字发展为成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约公元前1500年），希腊字母、希伯来字母和阿拉伯字母都渊源于此。希腊字母（约公元前800年）发明了元音字母（之前的字母都只表辅音），从此之后书面的文字获得了独立性，单词可以与语境相剥离，书写符号本身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意义系统。希腊人崇尚理性和逻辑的哲学世界，就是这一书写技术的结晶。

当然，其它文明的文字系统各有特色，阿拉伯文字至今没有加入元音字母，中国的汉字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同时，各种文字系统下产生的思想世界也是各具特色的。文字与思想的具体关系还有待研究。但至少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无论何种文字，其流行都会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思想与记忆。

苏联心理学家鲁利亚曾经对原生口语社区（从未接触过书写）进行了经典的研究，揭示出口语人的思维往往很难理解三段论逻辑和分类的概念，例如他们把逻辑问题当做谜语，拒绝为事物下定义；不会使用“圆形”等抽象概念——他们把研究者向他们展示圆形图案叫做盘子、木桶、手表等；对铁锤、锯子、圆木和斧头四张卡片进行分类时，不能理解“只有圆木不是工具”这样的思路，而是坚持情景化的思维“它们都一样，锯子锯木头，斧头砍木头，如果要扔掉其中的一件东西，我就扔掉斧头，斧头干木工活不如锯子好”。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书面文化中很容易想象的分类列表和逻辑结构等图式化的概念整理方式，在口语文化中并不容易被接受。沃尔特·翁的研究给出了更多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