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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eat Blockchain of Being——这个时代的去中心化哲学(区块链哲学导论)

    Great Blockchain of Being——这个时代的去中心化哲学(区块链哲学导论)

    我正在构建我的「区块链哲学」——不是用哲学讨论区块链,而是用区块链来构建「普遍性」,就是说是否可能以一种去中心化(反绝对主义,反独断论)的方式追求普遍知识。普遍性是哲学的永恒追求,但在现代陷入迷茫,我认为区块链是一种回应方式。下面是我为《区块链哲学》写的前言,或许这本书也可能叫做《存在巨(块)链》、《借假修真》之类。这本书将汇聚我毕生所学所以比较难产,先把这段表达野心的前言贴出来再说吧……

    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乃至信息技术的延伸,是始于20世纪中叶的信息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去中心化”是区块链的意义,也是整个信息时代的精神内核。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风格。麦克卢汉说道:“海德格尔是踏着电子浪潮而来的,正如笛卡尔是乘着机械浪潮而起”(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p.248)。

    机械时代的哲学趋向于中心化(基础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化和普世化,而信息时代的哲学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趋向于去中心化、游牧化、地方化。笛卡尔哲学代表了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的兴起,也预示了机械化时代(工业革命)的开启。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否定了机械论的世界图景,提倡某种非对象化的存在论,世界不再被看作一个单一的和确定的实体,而是被看作每个人实际生活的环境,看作某种动态的“指引关联网络”。

    正如笛卡尔是工业革命的先声,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哲学看作电子时代(网络时代)的先声。而当机械化浪潮真正开启之后(以1770年代瓦特蒸汽机为标志),哲学也达到了一个伟大的高峰——德国古典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1781年出版,黑格尔在19世纪初活跃)是笛卡尔以来整个现代哲学的集大成。而万物电子化、网络化的浪潮大概在2010年代才正式开启,或许是时候迎来网络时代哲学的新高峰了。

    “中心化”是前电子时代的传统哲学的特征,我用“传统”笼统地指称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史主流形态,这难免是以简驭繁、有失偏颇,但是与电子时代的哲学潮流相比,传统的哲学确实有某些共性。我所说的中心化,首先是指某种“基础主义”的理论建构方式,传统哲学家们总喜欢找到某个坚实可靠的“中心”(或者是某种实体或概念,或者是某套公理或原则),从中出发构建出整个严丝合缝的哲学大厦,例如泰勒斯说万物皆“水”,柏拉图理念论,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传统哲学家总需要找到一个中心锚点,支撑起他的整套哲学体系,乃至说支撑起整个现实世界。

    而他们的哲学体系和整个世界一样,是秩序井然的,一环扣这一环构成严密的逻辑链条。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把世间万物的秩序称作“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这一链条的至高点是“不动的推动者”、“第一推动者”、“神”或“终极本体”,它是永恒不变而完美自足的,每一种存在者都向着链条上更高的目的存在着,植物供养动物,动物造福于人类,而人类追求永恒。

    正如洛夫乔伊在其观念史名著《存在巨链》中提示的:“存在之链”这一观念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专利,而是贯穿于从古希腊到19世纪,渗透在西方哲学、神学、科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之中

    在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达到鼎盛之后,哲学家们逐渐从旧体系中叛逆出来,最早的代表人物也许是马克思,他同时也试图反抗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不过他尚未遇到新的生产模式和技术环境,所以他只是“批判一切”却没有形成新的哲学范式。

    尼采是另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他用“上帝已死”宣告旧哲学的终结,并在虚无主义的新哲学中等待“超人”——这是信息时代的超人类主义的超前表达。不过他还在黑暗中摸索,并没有彻底走出旧的时代,因而也被海德格尔称作“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较早自觉和完整地表达出新哲学的面貌的代表人物或许就是海德格尔(影响了欧陆哲学),以及后期的维特根斯坦 (影响了英美分析哲学)。他们的哲学倾向于“去中心化”,不再寻求或许诺一个坚实的中心来为整个世界“背书”,而是让哲学的出发点回归到每一个个体,包括他的现实生活和肉体感官。

    但是反体系的哲学通常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比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几乎就是一部格言集,而不再许诺一个完整自洽的世界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我们的“后现代状况”,人们发现似乎“怎么都行”,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也难有共识。

    我们是否可能既反对中心化的基础主义,又还要寻求某种稳定的整体秩序呢?失去了“第一推动”的“存在巨链”还有可能维系世界的秩序吗?

    我相信哲学的趋势与时代的趋势是互相呼应的,所以接下来我不是纸堆中总结当代哲学,而是先去梳理网络时代技术环境的来龙去脉,我将不止是从哲学出发来讨论和总结互联网和区块链,而是相反,从互联网和区块链出发来讨论和总结一种网络时代的哲学。

    在去中心化的同时建立一条整体的共识之链,这正是区块链技术在互联网上达成的事情。而一种在区块链启发下的哲学,或许也可能做到类似的事情——传统的存在之链哲学被“存在之区块链”取代,我们或许可以在坚持去中心化的同时重建哲学的共识体系。

  • 网络国家及其技术基础

    网络国家及其技术基础

    这篇文章是我为视频录制写的底稿(最后一小部分没有写底稿,是即兴发挥然后把录音整理成文字的),视频已经在B站油管发布。

    视频其实在4月份就录了(当时特朗普把中国的关税加到104%),但我的工作室整理这5段视频陆陆续续整了快半年才全搞完(虽然他们主要有别的事在做但这个效率实在也说不过去了,所以我现在想要重新招募一些人马来帮我干活)。

    文字版本至今也没有整理好,所以我先把底稿发出来。之所以急着发出来,是因为本周末我将在未完成书店做一个新的对谈,聊“数字游民与主权个人”。这个话题与网络国家的概念有许多关联。

    这篇文字并没有提到“主权个人”的概念,其实最初我是想提一嘴的,但是讲下来思路没顺过去,就漏了。网络国家是从共同体的历史演变的思路来讲的,主权个人更多是自下而上的视角,等对谈完之后我看着再写一些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VKnzoEYh/?spm_id_from=333.1387.0.0&vd_source=03b5c8a7aa23df9a8cd4da6453f95522

    网络无国界vs.网络有主权

    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发起了关税战,通过关税的威胁逼迫世界各国和他谈判,屈从于他的各种条件。

    关税何以可能成为国际博弈的关键手段?因为现代的国际关系高度依赖于货物贸易,货物从一个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都要通过海关,通过海关的时候交税,这就是关税。哪怕零关税,货物还是要经过海关,海关是现代国家的门户,也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

    试想如果某个世界上有很多货物不需要货轮或飞机来运输,它们可以瞬间移动,可以无限复制,可以绕过任何一个关口而传输到任何地方,无法被扣留和销毁,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国际秩序又会如何建立呢?

    网络空间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当我们要在网络空间中生产或购买一个数码物时,情况和传统的工业或农业制品大不相同——它只是一段数据,这段数据可以无限复制,并通过多条线路加密传输,任何节点都无法“开箱验货”,也无法扣留不放,因为这段数据的其它复制可以通过其它线路传输到目的地。显然,关税制度很难用到网络空间的市场经济之中。

    在今天,网络空间逐渐侵占现实空间,正如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被上网所占据。那么当网络空间及其市场模式在当今世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立足于海关体系的国际秩序是否也必然会发生变革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个话题。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国家主权适用于网络空间,这是我国的官方说法。当然,在世界上,网络主权这个概念引起了许多争议,许多人认为网络空间中没有国界,自然也没有主权。

    但实践中,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也都在把主权延伸到互联网空间中,例如要求提供AI服务的网页进行IP验证,拒绝来自特定国家的网络访问。另一方面,由于税收和监管政策严苛,一些网站,特别是加密货币领域的项目,也会屏蔽来自美国的访问,拒绝美国人的参与。

    “网络无国界”事实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过时的印象,早期的互联网的确可以这么说,因为早期的互联网上除了言论,没有太多东西。西方人把言论自由、知识无国界等传统的启蒙理想延伸下来,自然就得出了网络无国界的概念。而中国政府向来把言论管控也视为主权的一部分,所以自然就认定主权能管到网上。

    但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关键在于,网络空间早已不止是一个言论空间了,网络上有庞大的产业和决定国运的技术装置(如AI),网络上有庞大的经济活动,网络上有海量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财产……

    美国人强调言论自由(Free speech)、思想自由(Free thought),但从来不追求免税(Free tax),所以当网络空间远远超出言论空间,变成遍地财富的新世界时,他们的主权也同样延伸过来了。美国向来是爱搞长臂管辖、虽远必税,互联网亦非税外之地。

    在互联网管制方面欧洲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名,在全球推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一个网站哪怕经营者不在欧洲,但只要它给欧洲居民提供服务,就必须遵守这一法律,否则要承担巨额罚款。要注意,GDPR的罚款是按照网站全球总营收的2%~4%计算的,但哪怕这家网站的用户中只有1%来自欧洲,欧盟也可以处罚它,并按照全球总额来罚款。

    主权的新形态

    总之,现在再谈网络无主权,确实有些不合实际了。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上的渗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家主权的观念和形态势必要随着网络空间的独特“地形”而做出改变。

    主权是最高的、独立的和排他的,就是说“这块地方”有A国行使主权,那么B国的主权就不能干涉。那么这就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把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搞清楚。

    古代国家其实是按人群而不是土地来分界的,当然一些定居点、堡垒和关隘有明确的权力归属,但其余的广阔土地上其实并没有清晰的国界概念。特别是,古代帝国的边缘部分往往是游牧部落,他们有时有明确的效忠对象,有时候首鼠两端,有时候独立自主。所以我们说,古代国家有一定的主权机制,但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部分。

    而由清晰明确的主权边界构成的国际秩序,是现代国家的产物,由印刷术和资本主义催生出来,并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殖民运动而推广至全球。

    而现代人用土地而不是人群来设定国家边界的做法并不总是成功的,我们看到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至今仍深受其害:因为当初的殖民者大手一挥直接在地球仪上划一条直线来划分地盘,不顾本地部族的实际分布情况,以至于等这些地方独立成一个个民族国家后,需要面对无止尽的边境纠纷和认同混乱。

    现代国家的秩序同时也意味着“游民”(包括游牧部落和更古老的狩猎采集者)的消失。古代的游牧民可以在草原上横跨整个亚欧草原,斯基泰人的活动范围从黑海到东亚,匈奴人很有可能从中国一路迁徙到欧洲。而随着现代国家秩序的成熟,同时也随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的巨大改造,这些旧的生活方式被替代或者边缘化。

    猎人和牧民是流动不居的,而农民和工人是定居的,现代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前两种生活方式被边缘化,而后两种生活方式成为主流。但是如果随着时代进一步发展,又出现了更新的生活方式呢?例如“网民”、“数字游民”、“AI智能体”这样的存在呢?如果新的生活方式,不再依赖于确定的土地来定居,而是重新变得流动不居呢?

    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在网络空间中的数字生活,我们都是流动的,甚至我们都变成了“流量”。我们有时确实会逗留于某一个网站之中,但网站本身建立在“云”上。

    我去访问一个现实世界中的景点或工作空间,我很容易确定这个地方属于哪个国家,从而根据该国的要求去进行签证和纳税。但是我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我进入了哪国的空间呢?网站背后的公司所在地吗?要知道,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京东、360、新浪等等诸多知名的“中国网站”,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股票上市可能是在香港或美国,大股东遍布全球各地,创始人可能也长期侨居海外。所以我们是怎么确定我们在上一个中国的网站的呢?

    大概是我国的官方逻辑是这样的:网站都有数据,数据都有现实的存储地点,那么按照数据的现实存储地点来确定国界就行了。但这种管理方式是中国的特色,所以中国会要求苹果公司必须把涉及中国用户的数据都放到“云上贵州”来,不把数据放在国内就直接给你断网。但这种管理模式显然不适合全球大部分国家,因为一方面,世界上有无数小国压根没有数据中心,那些国民日常访问的都是跨国的网络平台,比如卢森堡人要访问google,可能接入的是比利时或法国之类的地方的数据中心,不可能让google在每个小国都设立一个数据中心才能运营。如果都得按中国的方式管理,那么小国就没有任何网权,小国国民就访问不了几个网站了。

    从互联网诞生之初,打通国界、信息自由流动、数据分布式存储,都已经是其追求的方向了。许多大型平台现在也确实都采用分布式存储,在世界各地有多个镜像节点和数据库,比如google、微软等在全球数十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数据中心。它们既不可能在全世界只设立一个数据中心,也不可能在每个国家都设立数据中心。

    中国的做法事实上是通过行使某种“网络主权”,迫使网络公司把数据存在国界之内,而不是说因为数据在国界之内所以才确定了网络主权。数据的地理位置是网络主权的结果而非依据。

    所以说网络主权的依据其实还是人,是经营者和使用者。就是说有中国的用户要上的网站,而且老板要赚中国人的钱,那么就要被中国管。美国、欧盟其实也是这样。

    但这里就又有两个问题,一是管理的手段问题——凭借什么力量去管、管到什么程度;第二是管理的对象问题——管“谁”?怎么确定某件事情是某个“国民”干的?

    传统国家的管理手段,就是所谓的“暴力机器”,无非是警察和军队,当然也包括一整套治安和司法体系。

    有句俗话叫“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这句话被关联在“铁血首相”俾斯麦头上。我们不确定俾斯麦是不是真说过这句话,不过更早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倒是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他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道:“占据一块土地的权限伸展到多远?与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中的能力一样远。也就是说,和他想要将之据为己有时能够捍卫的范围一样远;就好像土地在说:如果你们不能保护我,你们也就不能对我发号施令。因此,关于海洋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其争论也必须据此来裁决:例如,在火炮的射程之内,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已经属于某个国家的陆地岸边从事捕鱼……” (见李秋零 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3页。)

    海域主权的概念确实起源于中世纪的火炮射程,直到今天的海洋法,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概念的延续。我们可以说“主权只在暴力的覆盖范围之”。至于“鞭长莫及”的领域,就是“公海”,所有国家都不能对之行使主权。后面我们要谈到,互联网上不仅应该有“公海”,甚至还有一整片新大陆或者说无主之地的存在。

    在网络空间中也有暴力手段吗,断网算是一种,但断网的强制力其实有限,因为互联网的本质是一个去中心化通讯网络,它的底层设计就是为了保证任何一个传输节点被切断时信息流动不受阻碍。除非像中国这样以举国之力设置屏蔽机制,那么确实可以用断网作为控制手段。

    但除了这种粗暴的手段之外,其实国家机器在互联网上的管理力量是很有限的。当然,警察可以直接去居民家中控制上网者,可以通过银行账户封锁涉案资金。但是要注意,这些管控手段都不是发生在网络空间,而是发生在线下的世界。这类似于说:你在公海上做的事情我管不到,但你回国靠岸之后就可以抓你了。但这种在陆地上施加控制的能力并不能证明主权的力量已经覆盖到公海了。

    第二个问题是管谁,本国公民在境外犯法,有时候也能被管到。但在网络空间中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哪国公民呢?早期互联网其实是很难判断的,因为人们上网之后通常不使用实名,他们自己起个名字,注册一个邮箱,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网络身份。

    互联网早期有个讽刺段子,说“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说的就是网络空间难以追究现实身份这个现象。既然追究不到国籍身份,主权管制自然也就无从着手了。

    但网络空间难以管理的状态在Web2.0时代改变了,这并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底层技术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人们在Web1.0的技术基础上叠上了一层2.0的应用环境。

    Web2.0时代,或者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标志有两个,第一阶段是巨型跨国社交媒介平台的崛起(以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第二步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取代电脑成为上网终端。这两步都有利于主权的力量重新掌控网络生活。

    我们知道在互联网的底层设计中,任何两点之间的联系都不依赖任何一个特定中介,A可以直接和B连接,也可以通过C和B通信,C断了也可以通过E、F等等来通信。任何一个节点拒绝让A联网都是没有用的,只要不是所有节点都把A封锁,A就总能连上网络。

    但是连上网络之后干什么呢?以前无非是收发Email,群聊也是用Email邮列来进行。然后泡泡BBS或论坛,BBS也都是匿名注册的,一个人弄几个马甲。还有就是下载软件、下载游戏、下载电影自己看。当然很多人也可以自己开一个个人网站,甚至架设一个BBS。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匿名的和去中心化的,不怕封锁。

    但是在Web2.0时代,我们有了大型社交平台。发Email落伍了,邮列更没人用了,BBS过时了,个人主页只有少数学者精英会弄。网络空间中的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都高度依赖巨型社交媒体平台。

    诸如Facebook这样的跨国网站都有过凌驾于国家主权的野心,扎克伯格甚至谋划过自己发行货币。但在现阶段,它们还没能独立,而它们的存在就可能成为国家主权管控互联网的“抓手”。中国的状况很明显,社交平台就是国家权力的直接延伸,可以对每个人的网络身份生杀予夺;国外其实也没好哪里去,所以马斯克号称为了言论自由去收购推特,但讽刺的是马斯克现在也成了政府权力的一部分。

    智能手机替代电脑更加强化了身份识别。早前各个网站上的网络身份是依靠自己设定一个用户名和密码来确立的,有时候需要邮箱注册,但邮箱也是由自己设定的密码控制的。无论我是谁,我在哪个国家,只要我使用这段密码,我就能访问我的邮箱,也能够操作我所有的网络身份。当然上网时我们需要选择一家ISP服务商,获得一个IP地址,但一旦我连入网络,我很容易伪装我自己成为任何国家的节点。当然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网站会进行IP地址跟踪。

    但是现在,在任何地方注册一个网络身份,甚至包括电子邮箱,经常需要通过手机号或者绑定手机号。而手机号无论是否实行实名制,至少说它有一个“国籍”,也就是说通过手机上网,在入口处就标识好了你的所属国家。

    资金的流动同样是国家管控的切入点,无论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用银行卡、信用卡,要在网络上交易就必须提供资金账户,而这些资金账户明显是有国别的。

    总之,通过社交中心(社媒平台)、身份注册(手机号)和资金流动(钱包账户)三个方面,国家的权力可以渗透到网络空间的方方面面。

    无主之地的新秩序

    但权力的渗透不是一件顺风顺水的事情,毕竟网络空间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和国界,所以在争夺网络空间的支配权时,有很多麻烦的地方,例如主权冲突和无主之地。

    这类争议地域在现实世界当然也存在,例如埃及和苏丹的领土之争:对哈拉伊卜三角区,两国都宣称主权,这类争议地域还有很多;而比尔泰维勒则是两国都不主张主权,是当今世界上罕见的一块“无主之地”。当然,西方殖民者认为曾经的北美洲和澳洲也都是无主之地。

    Tik Tok就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争议之地,因为其控制者是中国人,而使用者有大量美国人,美国希望清除中国的支配权,而中国并不愿意放手。这类情况其实是普遍的:也就是说某一家网站,或者某一个网络上的行为,同时受到多个国家的管辖。但更多情况下各国对网站提出的要求不那么高而且是可兼容的,所以并不构成某种排他性的主权要求,但是当国家的要求太高,以至于强令网站进行排他性的服从时,这就是一种网络空间的“主权”争议。

    至于“无主之地”,我们稍后就要讲,区块链技术在网络空间开辟出一块无主的新大陆。但在区块链之前,网络空间中也存在大量无主之地或者说传统国家的权力难以触及的地方。例如,“暗网”,利用Tor等匿名工具访问,使得网络行为难以被追踪定位。又如P2P技术搭建的分享空间,如电驴、BT下载等,由于不依赖中心化的服务器,哪怕资源的发布者断网,资源也可以继续传播;还有一些折中的模式,例如在管控较为宽松的国家甚至直接在公海或卫星上建立数据中心。至于利用VPN等虚拟化技术伪装IP以规避定位,那就是更常见的事情了。

    区块链技术并非凭空缔造出一块无主之地,而是把Web1.0时代或者说早期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征重新发掘出来。本质上说,区块链是一种网络协议,它仍然是建筑在TCP/IP协议之上的一个应用层。TCP/IP协议是互联网的底层协议,或者说就是互联网本身;而所谓应用层就是类似于http或ftp之类,接受同一协议的用户可以在网络上交互特定格式的信息。http的特色是提供可视化的网页,ftp的特色是文件传输,IMAP负责电子邮件,HLS是视频直播协议等等。区块链的特色则是负责去中心化的价值传输。

    价值传输本身不是难点,去中心化的价值传输才是难点。我们的网上银行账户、支付宝余额、微信红包等等,都是在网络上进行价值传输。我手指点一点,红包就发出去了,一秒钟就能到账,这本质上就是通过微信发送一条信息,类似于:“从我的账户中扣除100元,让张三的账户里多100元”。

    问题是这个信息的传递不是我和张三两个节点之间的事情,而是必须通过一个可信的中心(例如微信的服务器)进行审批才行。

    我们再来看互联网的基本原理。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思路来源于1962年巴兰(Paul Baran)提出的“分块交换”,现在一般叫数据包。好比说我们传输数据时是一个包裹一个包裹寄出去,包裹上标记有收信人和时间戳。

    这些包裹不需要寄给某一个中心机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接收我发出的包裹,它会帮我传递给下一个节点,下一个节点再传递给下一个节点,如此不断传递,直到传给收信人。不同的数据包可能沿着不同的路线传递,最终在收信人那里被汇总打开,按照时间戳的顺序来解读。这样的设计避免了单点故障,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参与信息的传播,但任何一个节点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因为市场追求效率,人们会设立一些数据中心来作为传输信息的枢纽,但这些数据中心无非也是节点的集群,每一个节点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都是可替代的。

    发送电子邮件、发送一篇文章、一部视频,原则上都可以在上述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中进行,我只要确定发件人和收件人即可发信息,而无需依赖任何一个确定的第三方作为中介。

    但是发送一个红包就并不是这样了。首先,形如“从我的账户中扣除100元,让张三的账户里多100元”这样的转账行为能够成功,前提是我的账户中确实有100元。然后最终张三的账户里多出了100元,意味着未来张三还有权把这100元发送给李四或王五等等所有可能的接收者。我可以无限重复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但我不可能无限重复地发送红包,因为钱不能无中生有。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的价值传递的参与者和潜在的参与者,都必须信任某一个唯一的账本,这个账本中记录了张三或李四各有多少钱,并且会根据交易的发生而实时变动每个人的余额。这个账本必须是所有参与者一致相信的。微信支付必须信任腾讯公司,支付宝支付必须信任阿里公司,阿里和腾讯之间进行交易又必须信任银行系统,银行系统最终由各国央行监管。

    这就导致,互联网上的价值传输仍然依附于传统形态的国家主权。信息传递原本是自由无界的,把一条信息发送到北京和发送到纽约的成本相差无几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把一笔数字形式的资金发送给中国人或美国人却仍然有不同的壁垒。把一件现实的货物从中国运送到美国需要经过运输和海关,由此产生更高的成本,这是合理的结果,但是把一段信息(改变钱包余额)从中国发送到美国,仍需要高昂的代价,甚至很多时候跨国转账比寄一个邮包都困难。价值信息化了,但并没有去中心化。

    区块链技术的意义就是设计出了这样一种技术,或者说这样一种网络协议,让遵守这个协议的用户可以无须信任地在互联网上传递价值(例如转账)。当然,我们仍需要相信互联网本身,但除此之外,我们不需要信任任何持有权威账本的第三方。

    区块链核心的技术是密码学,密码学主要有两方面应用,一是生成“私钥—公钥”对,公钥提供对外公开的“地址”,或者说“用户名”,以便收取转账;而控制私钥能够在不暴露私钥的前提下证明自己对“地址”的所有权。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转账被冒领的问题,比如我发出“从张三的账户中扣除100元,让李四的账户里多100元”这样的信息,不需要通过任何一个权威的机构来验证注册为“张三”的人是不是我,而是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平等地验证我是否有权以张三的名义来签发这笔交易。

    二是设计了一个算力竞争游戏(俗称挖矿),以保证交易的总“账本”不需要依托于任何权威中心机构,而是每个节点都可以平等地拥有一个账本,而且这些账本能够在没有任何固定的主导者的前提下保持同步一致的更新。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本来腾讯公司掌握一个账本就可以了,现在相当于每个节点都要记录和处理全套的账本,而且在算力竞争中也有大量的能源“浪费”了。那么它牺牲效率所换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让价值传输可以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无主之地中。

    比如我们随便来看一笔比特币网络上的转账,这笔交易从一个地址bc1q66vz2xds60slqn89npdl2hfvuheuqh6ph0kdh3发出,传输了0.3个比特币到7个地址,花了1,184 聪手续费(当时价值$0.97美元)。这笔交易发生在哪个国家呢?或者这笔交易究竟穿越了哪些国界呢?我们在交易中看不到任何国别信息,除非某个地址的所有者主动宣布自己的位置,否则我们不能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交易各方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管辖。

    在智能合约之后,区块链可以做到更复杂的价值交换,例如画家创作一系列数字艺术作品,通过区块链来售卖,画家甚至可以在卖出作品之后持续从作品的市场交易中获取版税,但我们有可能既不知道画家是哪国的,也不知道买家是哪国的。

    总之,区块链的关键意义就是,把网络空间内含的“去中心化”特征推广到了价值领域,使得数字化后的财富和财产都可以更容易地摆脱传统国家主权的势力范围,进入网络空间的无主之地。

    和殖民时代的“新大陆”一样,无主之地难免是残酷而混乱的,尔虞我诈、强盗横行。从早期的“丝绸之路”黑市,到现在的各种洗钱、灰产、传销,加密货币领域确实总是充满乱象。

    但是就和当年的新大陆开拓一样,混乱与革新往往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在无主之地酝酿的不总是灾难,也有可能是新的秩序。清教徒为了摆脱英国国教的管制而踏上新大陆,他们最终建立了新的国家,实行新的制度,反过来影响乃至支配旧大陆的秩序。

    事实上,与其说新大陆探索者们无法无天、拒绝任何监管和秩序,不如说他们摆脱的是不合时宜的制度和规则。传统的,依托于地理边界和实物商品运输而建立的各种税收制度、海关规则、监管模式,在网络空间中早已捉襟见肘,难以适用。就好比中世纪的封建地主制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样,在网络时代我们需要新的秩序,而新秩序并不会凭空出现,于是旧秩序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就成了探索和酝酿新秩序的策源地。例如率先打破旧的东西贸易秩序的是贸易路线最远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突破中世纪拉丁文化的是欧洲最边缘的英国,引领电力时代和全球化的是旧大陆之外的美国,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是几乎从零开始拔地而起的深圳和浦东……

    现在,探索网络空间中的无主之地,也并不是为了毁灭人类文明,破坏一切秩序,而是说,我们如何在其中建设出适应于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新秩序。就好比工业时代,传统的帝制国家纷纷瓦解,或通过君主立宪或通过暴力革命,否定了王权的秩序,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秩序。我们现在可能需要颠覆工业时代的秩序,建立“网络国家”的新秩序。

    接下来我分两大块来谈这件事:第一,为什么说工业时代的旧秩序过时了;第二,理想中的网络时代的新秩序(网络国家)可能有哪些特点。

    工业时代的“印刷资本主义”范式

    为什么说工业时代的旧秩序过时了,这里又可以分两点来谈,第一,这个秩序是如何应时而生的,第二,它所适应的时代环境发生了改变。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明确的国家主权概念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组织起来的现代国家秩序,诞生于现代,伴随着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的传播。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经常被看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起点,这份合约以领土为基础,强调国家在其领土之内的权威至高无上,本国内政不能被外国干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本身标志着一系列宗教战争的结束,而这些战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新教的崛起而爆发的。该合约的一大意义是排除了教会神权的普世效力,让每个国家有权决定其内部的宗教政策。

    新教的崛起有赖于印刷术的传播,印刷术让每个信徒都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从而削弱了神职人员的权威。另外,印刷术传播的其它各种新知识,特别是自然哲学和自然史,也都在削弱传统的神圣叙事。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和笛卡尔1637 年出版的《谈谈方法》都标志着现代怀疑论的兴起。现代的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人类的理性本身,而是怀疑一切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动摇同时发生于人们对知识和秩序的信念。

    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和洛克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标志着现代政治哲学的滥觞,这些现代政治哲学家都试图绕过古老的神圣叙事,从“自然”推演出人类共同体应有的秩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是论述现代民族国家起源的名著,他的理论也影响了赫拉利等更多通俗学者,《人类简史》可以说是《想象的共同体》的通俗应用。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作者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归因于“印刷资本主义”。他说道:

    “这些相互关联的确定性在经济变迁、‘新发现’(科学的和社会的)以及日益迅捷的通讯发展的影响下,缓慢而不均衡地——首先在西欧,然后延伸到其他地方——衰退下来。这个确定性的衰退过程,在宇宙论和历史之间划下了一道深刻的鸿沟。难怪后来人们会开始寻找一个能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联结起来的新方法。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刷资本主义更能加快这个追寻的脚步,并且使之获得更丰硕的成果了,因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想象的共同体》

    共同体是在共识基础上可能共事的群体。我的家庭、宗族,同学、亲友等等,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形成现实的共同体,因为我们的共识和共事是基于现实的共同生活而达成的。但是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总是有限的,按照“邓巴数”,一个由相互熟悉的共同生活构成的共同体顶多也就150人左右。要组建更大规模的共同体,把亿万人组织在一起,就必须依靠“想象”,或者说“叙事”。

    例如,一个村民,可能一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附近的镇子,他凭什么愿意接受来自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城市的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的统治呢?当然,这个人可能掌握了某些强权力量,例如军队和警察,但大部分人在实际被铁拳捶打之前就已经信服了,这当然都是依赖于“叙事”。

    更重要的是,一个公共的叙事有利于人们的团结协作。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为什么“同族”更容易“同心”呢?如果是同一个小家族,互相看着长大的,自然可以相互信任,但是如果你要和一个陌生人合作呢?我如何相信这个陌生人是与我类似的人呢?

    而公共生活保证了“熟悉的陌生人”得以可能。在公共的生活空间内,我们有相似的环境,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记忆,相似的知识来源和审美熏陶,所以我们是相似的人。只要我确定你和我位于相近的公共空间,我就天然地与你亲近,就可以达成合作,而省去了实际接触后冲突、试探和磨合的历程。

    生活空间越近,越是天然地亲近,所以为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为勾起回忆了。他们有更多“共同生活”的记忆,这种共同生活并不一定实际照面,而是共同生活在相同的公共环境之下,经历过相同的公共事件。

    “公共记忆”包含真实的和虚构的,或者说历史与神话。但无论是哪种记忆,都需要载体才能传播。在文字发明以前,记忆有赖于口耳相传,共同体的范围很难超出部族或酋邦的规模。在文字发明之后,各种叙事通过文本广泛传播,从而能够维系更大规模的共同体。

    不过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是昂贵而难得的,所以只有“经典”能够成为公共知识,而典籍和史书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沉淀下来并流传开来,所以在一个古代国家里,扮演陌生人之间的“共同记忆”的,不是虚构的人就是已死的人,如上帝、祖宗、先哲等等。这种秩序可以叫做神权国家,其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这些遥远的存在,统治者们也需要用神授、奉天、道统等方式确认正统性。

    现代国家主流的民主制是难以在古代实现的,除非像希腊城邦这样的地方,城邦提供给希腊人丰富的公共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广场、集市、剧场、浴室、体育场等,都是希腊人的公共空间,执政者可以直接向公众演说,公众可以参与到所有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但这样的公共生活维持一个数千人到数万人城邦国家已经是奇迹了,更大范围的凝聚和统合还是要依赖神圣叙事。

    印刷术是现代民主秩序的重要条件。首先是书籍,后来是报纸,使得当下的、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成为公共知识。“现代”这个概念本身伴随着印刷书而流行起来。印刷书所建立起的信息平台,相当于一个被无限扩大的古希腊广场,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都可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被共同关注。另一方面,超然于国家的传统神圣叙事的权威性被消解,这些都是使得共同体以新的秩序凝聚起来的诱因。美国这样的国家完全是建立在印刷文化之上的,可能还要加上铁路网和后来的电报网,如果没有通畅和迅捷的信息传播媒介,一个美国西海岸的公民如何可能投票选择一个美国东海岸的人来当总统呢?

    按照《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过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促进。资本主义孕育了大量自由而逐利的书商,为了扩大受众而强化了民族语言的写作。

    我认为资本主义和后来的工业化革命都是现代国家体系的基础,但在根本上说,资本主义也是孕育于新的技术环境。培根和马克思都看到了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对社会的冲击,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西方中世纪晚期繁荣的市民社会结合起来,促成了新的国家秩序,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滥觞。(在中国,其实印刷术和火药也促成了新的秩序,特别是明清两代,不过反而是往强化皇权的方向促进的)。

    资本取代了土地和人口成为主宰经济的主要资源,资本家和企业家取代了地主和贵族成为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于是整个现代国家体系都是围绕着“商品市场”组织起来的。

    现代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像“社会契约论”所宣称的:公民让渡自己权利交给政府,不是因为政府有神圣的地位或优秀的血脉,而是因为实际利益考虑。公民交出权利能够换来必要的保护,从而赢得更多利益,这是现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政府对公民的保护不仅体现在防御外敌和维护治安上,更体现在维持商品市场的秩序方面。

    货币和海关是现代国家的标配,哪怕弹丸小国往往也有自己发行的货币。而海关不止审查来往旅客,更要管理货物的流动。

    当然,后来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计划经济,抵制商品市场,即便如此,商品市场仍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它们对内需要用强权和计划去控制市场,而对外它们也需要通过货币和海关来抵御市场。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重视工业化生产,因而也需要监管各种资源和货物的大规模流动。

    现代国家的各种制度都是围绕货币和货物的流动而打造的,而在古代,除了威尼斯等少数小国以商人为核心之外,商贸活动并不占据国家事务的核心地位。

    哪怕是承担那些古代国家固有的使命,现代国家的应对方式也必须引入商品经济。例如维持军事力量。在古代,军事力量的核心是“人”,如何征募士兵、选拔将领、磨练武艺,这些是古代军事的主要课题。后勤固然重要,但主要也是粮食的生产和运输,而不涉及复杂和大规模的生产和贸易问题。而从火药开始,热兵器时代的逻辑变了,火器是决定军事力量的主要因素,而火器不是随时征募而来,而是需要一系列的生产线,包括火药的生产和相配套的钢铁枪炮的生产,再到最后的飞机坦克,都要求一整套成规模的生产体系。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在工业时代才成立的,在古代,科技先进、经济繁荣的国家反而容易挨打,随时冒出来一个野蛮的草原游牧民族就能把繁荣的农业国家打得节节败退、割地赔款。这是因为古代战争的主要问题是人员而非物资,所以那些养尊处优的文明人打不过全民皆兵的野蛮人。而在现代,游牧民再怎么全民皆兵,也打不过工业国家的钢铁洪流,而钢铁洪流则是与科技先进和经济繁荣正相关的。

    其它许多领域,包括科研、教育、卫生乃至宗教,都在顺应着商品市场的逻辑而发生演变。

    现代商品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速度“。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方式是不断加速进行资本增殖和生产力提升的循环。资本的意义是提升生产,而生产的意义是增加资本,现代市场如此循环往复,进入指数级增长的阶段。循环迭代的速度越快,一个经济体就越强大,而一旦你增长的速度落后了,就要挨打。

    科技创新的意义不在是追求真理,而是在于提供第一生产力;教育的意义不再是培养自由公民,而是在于生产人力资源;学者不再是为了传道,而是为了生产论文;环境保护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艺术创作变成了文化产业;各种娱乐、体育、服务等等活动都被归入“第三产业”。所有价值都变成了“资源”,所有领域都变成了“产业”,所有行动都变成了“生产”。这是工业时代的主题,是现代国家体系的底色。

    与“速度”的逻辑一体两面的,是“同化”的逻辑。道理很简单:只有拉到同一条跑道上,遵守同一套规则,才能够比拼速度。现代国家一方面通过同化而提速,一方面通过加速来趋同,两者互相成就。

    印刷术就是一种通过同化而提速的技术,手抄本每一本书都不一样,一笔一划都不一样,而活字印刷术通过标准化,让所有的字模可以相互替代,使得书籍可以批量生产。现代科学也是起源于同化,即数学化,把古代自然哲学中各种定性问题切换为现代科学的各种定量问题,把万物的质的差异理解为量的差异(笛卡尔的广延),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关键。工业革命更不用说,可更换零件、标准化流程、集中化工作、流水线生产,这些改进都遵循同化的逻辑,简化生产活动中所有模糊的、个性化的环节,而用可复制性指导一切。

    古代工匠讲究慢工出细活,讲究精益求精,讲究独门秘诀,品质和独特性要比速度重要。如果一个工匠的技艺不能提升,且又容易被模仿,这个工匠当然要受到鄙弃;但在现代的工业生产中,一个忽快忽慢,忽好忽坏,而且不容易被别人替代的工人,是没有一条流水线能接受的。你慢工出细活了,流水线的下一个位置怎么办?你的技艺独一无二了,你下班了谁来顶岗?难道流水线要为了你一个人随时调节速度,而且每转8小时要停16个小时吗?流水线需要的是平均而稳定,而不需要出类拔萃。

    除了工业生产之外,所有其它已经变成“产业”的领域都是如此,政治也好,教育也好,在越来越多的岗位上,现代国家需要的是你扮演好螺丝钉或齿轮,而不是需要你的自由意志和特立独行。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异化”是工业时代的大势,从人力资源到人矿,从螺丝钉到牛马,机器越来越智能,而人越来越像机器。

    从马克思以降,我们可以在无数哲人那里看到对这种现代性趋势的警醒和批判,但是我们又毫无办法,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你可以拒绝生产力至上的模式,但一旦你的迭代速度落后了,你就会“过时”,被边缘化,甚至被残酷的市场淘汰掉。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表示:现代人已经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因为理性已经被操作主义裹挟了。当我们批判的时候,理性的声音就会出来拷问我们: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找出办法,找出第一步该做什么,第二步该做什么,如果找不出具体的行动方案,那么我们的批判就只是单纯的抱怨,是非理性的发泄,毫无建设意义。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到可操作的方案呢?可操作性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工具箱中找材料,在现有的总体框架下做事情。越是顺应这些工具和环境的方案就越是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如果我想说就是现代秩序的这个总体框架或者说现代技术的底层逻辑出了毛病呢?但我也并不想把整个现代文明推倒重来,而且这也完全不可行,那么我如何可能提供一个有清晰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呢?结果就是,那些不满现代文明的人,要么只能发发牢骚,要么顶多只能避世隐居,被边缘化直至淘汰,没有别的办法。

    以批判现代技术著称的海德格尔给出的建议是“泰然任之”:既不拥抱,也不抵抗,而是坚持沉思,沉思的意义不是给出操作方案,而是帮助我们“认命”——认识我们必须经受的“天命”。我们通过沉思,认清了现代性是人类必须经受的命运,这一认识包含了如下洞见:我们无法通过预先计算好的一系列步骤完成自我拯救,我们只能等待新的命运的降临,海德格尔说道:“但一种存在天命之经受,每每总是随着另一种天命的到达而发生的,这另一种天命既不能通过逻辑—历史学的方式预先计算出来,也不能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之序列而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虚构出来。”(《同一与差异》)在晚年,在香港记者追问海德格尔如何提供解决方案时,海德格尔回应说“哲学变成控制论”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他的意思显然不是说自己信奉某种弥赛亚或末世论宗教,他的意思是你们不应该让哲学家来提供解决方案,哲学的任务是沉思而不是控制,至于制定一个方案来拯救全人类这件事情只有上帝做得到。

    但如果不能提供方案,沉思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意义就是帮助我们“等待”时机——当时代的命运发生新的转折之际,有所思考的人更容易把握到机会——这些机会无法预先计算出来,但是当它们实际来临之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蕴含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个可能帮助我们跳出工业时代的命运,带来新的可能性的新天命,在海德格尔生前就已经初露端倪,而在今天已经充分展露出来了。正如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救渡”。“控制论”既是现代性危机的顶峰,又预示着新的时代的到来。

    变革到来

    我们今天看到了,从控制论开启的信息时代,一方面许多现代性危机不断加剧;人类进一步异化,资源化、牛马化,世界进一步数学化、数值化、数据化;生产力至上主义和加速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但另一方面,信息时代正在颠覆工业时代的诸多底层逻辑,使得国际秩序、国家制度、市场形态、生产模式、思维定势、生活方式的全盘变革成为可能。

    首先变革的可能性是以某种破坏性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看到,互联网环境,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信息壁垒被抹平,但又形成了新形态的信息茧房。深度的讨论逐渐在公共空间被边缘化,低智的、煽动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造成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盛。而被放大的这种民众声音往往是反普世主义、反全球化的。一方面底层民众抱怨自己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益处(这种抱怨确有道理),另一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的愿望也会加强逆全球化运动。

    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终极扩大版。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国家,和在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员工的遭遇差不多:有的压根也没赚到多少钱,只是勉强维持温饱而已;有的赚到一些钱,但是陷入了精神危机,因为它的个体性或特殊性被剥夺了,变成了整个机器巨链的一部分。中国人以为中国文化正在被西方文化吞噬,而西方人也认为传统的基督教文化被异教或无神论侵蚀,中国人认为普世价值在破坏传统价值,西方人则在用DEI瓦解古典的普世价值。这种局面本质上不是任何一种价值传统的问题,而是“世界变平了”的结果,全球化的大刷子试图抹匀一切,所以每一方都会觉得被侵染了。

    我们之前说到,现代国家是围绕着商品市场,围绕着货币和货物的流通而运转的,追求的是资本—生产力循环迭代不断加速,一座流水线工厂是现代世界的模型范式。小到每个人,大到每个国家,都要成为一颗齿轮填进全球市场的生产—贸易链条之内。就好比流水线让每个工人专业化只干一件事才能效率最大化,全球化主义者甚至希望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像产业链上的工人那样各司其职,有的国家提供能源,有的国家负责制造业,这些国家的农业或其它产业不需要自给自足,向国外购买就可以了。集约化生产所节省的成本足够覆盖集装箱货轮远渡太平洋的成本。有个美国人2005年写了一本《世界是平的》,讲的就是全球化打通了世界上的各种壁垒,把差异和边界抹平了。

    21世纪初是全球化主义最鼎盛的时期,从2001年起——911事件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的绝望反扑,然而同年12月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全球化进程依然势不可挡,到2008年为止——当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展现了“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盛大愿景,全世界都沉浸在全球化壮丽图景之下,谁能想到张艺谋导演的乃是全球化时代的谢幕演出呢?而当年9月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化的盛世戛然而止。当然,很多人还没有从美梦中醒来,一直要到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或者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和英国脱欧,或者一直到2024年特朗普第二次当选,很多人才终于醒过神来:原来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落幕了。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愿醒来,以为特朗普只是一个偶然的异数。

    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化的问题,首先是这种过度依赖全球贸易的模式,让许多国家被动卷入危机,甚至无力自行摆脱;其次是很多人终于醒觉全球化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享受全球化好处的是那些金字塔尖的巨鳄们,哪怕金融危机之后,除了几个别的巨鳄破产之外,总体而言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全球化非但没有促成全球心连心,反而让本国的不同阶层都加剧了撕裂和敌对。底层人民并没有,或者至少说并没有充分感受到,全球化的好处。

    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全球化的自我颠覆运动的开始——之前的恐怖主义是来自尚未全球化的外部力量的反抗,而占领华尔街标志着全球化的“灯塔”美国内部出现的反叛力量。然而,这股运动很快就被奥巴马化解了。2013年掀起的黑命贵运动可谓是一场阳谋,它把阶级间的不平等问题转向了肤色和性向之间的矛盾,一举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和舆论的风向,最终让占领华尔街的诉求不了了之。

    所以与其说特朗普是异数,不如说奥巴马才是异数,他让08年就已经谢幕的全球化又加唱了十首安可(返场演出)。当然在地球另一边,四万亿也是给摇摇欲坠的全球化打了一针兴奋剂。。结果就是在08年之后的十余年中,全球化运动以一种更妖异的方式返场了,一边是房产兴国基建狂魔,另一边是黑命贵到LGBTQDEI。

    所以这一轮特朗普返场,祭出了关税大棒,要和欧洲和加拿大这些老相好都切割,彻底拒绝全球化而走向孤立主义。很多人以为特朗普是异数,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迟到的趋势,濒死的全球化被奥巴马和温家宝暂时抢救回来了,但一番回光返照之后还是终究要落幕了。

    所以说以英国脱欧、中国内循环、美国孤立主义等趋势为标志的逆全球化运动,多少是一个推翻重来的契机。当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工业时代的底层逻辑,改变生产和流通的既有模式,那么逆全球化当然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更重要的是信息时代对于新的秩序可能带来哪些建设性的支持。

    后工业时代的抽象需求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满足

    “建设性”这个词也容易引起误会,在工业时代的逻辑下,建设性往往等同于提升生产力,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恰恰是从生产力至上主义走出来。那么在生产之外,真正的建设性应该朝向什么呢?我们很难用一个线性单调的指标去衡量它,但是我们并非不能理解它,事实上,毋宁说这才是“建设”的本义——建设我们的家园。

    家园的建设并不总是以生产力为指标的,即便是工业时代下,“家”的意义已经急剧萎缩,几乎变成了一个“睡眠工具”之后,打工牛马们仍然愿意在家居装潢方面争取着或多或少着点缀一些个性。

    人类打工也好,创新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之所以说科技发展是好事,工业革命是好事,关键在于科技和生产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丰富。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反而以为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技术和提升生产力,这种态度把工具看作目的,而把人类看作工具。

    为了某个政治革命而牺牲小我,奉献出个人的生命,这种人是伟大的。但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牺牲了个人生活的丰富性,而换来了他人和后代的幸福生活——他相信革命或战斗成功之后,和平的未来将让更多人安居乐业。但是,为了科技革命而牺牲和风险,这种价值观是危险的。因为政治革命有目标有止境,而科技革命是永无休止的,所以当我们这一代牺牲了个人生活,当牛做马推动科技发展之后,下一代人呢?他们发现科技发展并没有“完成”,如果这一代的牺牲是正确的,那么下一代人要做正确的事,就还得继续牺牲,如此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最后科技不断革新、生产力不断提升,而每一代人仍然要牺牲生活,甚至都要牺牲更多才能跟上科技的步伐。这样一来,科技和生产不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那么我们为之奉献的整个目的,就不再是崇高的事情了,反而是要葬送全人类的幸福。

    所以说科技至上主义或生产力至上主义,可能像一种狂热的宗教那样,吸引一小波苦行僧投身其中,但它万万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观。如果科技让人类越活越卷,那么也只有拒绝生育才可能跳出这无尽的奉献了。

    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提升有利于生活的丰富,并不是永远必然的事情,因为生产的逻辑是多多益善,而生活的逻辑是止于至善——即“见好就收”。对于“资本—生产”循环而言,赚2块钱总比赚1块钱好,赚100块钱总比赚10块钱好; 1分钟生产10个面包,总比1分钟生产5个面包更好,追求是无止境的。但对一个人来说,一天吃3片面包比一天吃2片面包好,4片也许比3片好,但是一天吃40片面包呢?500片面包呢?那显然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对人的生活来说,除了钱之外的任何好的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数量的增加就未必是对生活的丰富了。

    当大部分人类连基本的温饱都达不到时,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让物质不断丰富,显然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所以说在工业革命的前中期,生产力提升和生活的丰富是一致的,生产力越高的国家,国民的生活也会越丰富、越幸福。

    但问题是当物质达到“极大丰富”时又如何呢?马克思说这时候资本主义就过时了,需要新的制度了。那么什么叫物质极大丰富?很多人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你如果把诸如金钱这样的抽象物排除出“物质”的范畴,而是回归到人类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的需求方面,那么很多方面的物质极大丰富并不遥远。比如就面包而言,每人每天吃5片面包其实就差不多了,那么10~20片面包就已经是“极大丰富”了,这样的生产力人类其实早就能达到了。今天的粮食生产就全人类而言已经极大丰富了,接下来关键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了。

    我们总是觉得物质是永远不可能极大丰富的,这就是我们中了资本主义的阳谋。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宣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另一方面,它会不断源源不断地生产那些抽象的产品——它不断地制造需求,虚拟的抽象的需求,附加在产品上面。

    资本家在生产欲望,而不是单纯地生产产品。比如什么?比如奢侈品就是这样。你本身并不是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去穿衣服,衣服早就够了,而且那衣服也不是很好。但是它因为附加了一个非物质的品牌价值——品牌价值是一个抽象概念,比如 LV 两个字母印上去,这个东西就值好多钱。这就像你写个 0,它的价值翻倍一样。这个价值,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虚构出来的。银行账户里多添一个 0,价值就翻番了。我们说,整个现代第一件被批量复制的商品——印刷书,其实它就是一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叠加的商品。虽然物质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量产的商品,但它的价值恰恰是精神性的,恰恰是非物质的。这里头的知识,并不会因为复制而消散。同样的知识,你一个人看,这个人学到了;另一个人看,另一个人也学到了;100 个人来看同一本书,这 100 个人都学到了这里头的知识,就是获得了这本书的价值。这和苹果是不一样的,和面包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要吃面包,他吃掉了,两个人来吃,每个人只能吃一半,100 个人来吃,每个人只能吃个渣渣。

    所以,面包之为面包,同样是复制品,同样是工业制品,同样是商品,它的价值是守恒的——你消耗了一点价值,它就减少了一点。而书本知识作为知识,它的价值是不守恒的——你一个人获得了价值,它的价值还在;两个人获得价值,它的价值也还在。维纳本人举的例子是艺术品,艺术品也是这样的典型:你一个人来看它,你获得了一份价值;两个人来看它,你就获得了两份价值。这个艺术品的价值不会因为看的人多而消耗殆尽,看的人越多,它的价值某种意义上就越深刻。这和面包、汽车、衣服这样的工业品是不一样的。那些工业品是守恒的,而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不守恒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工业时代,这种不守恒的价值是相对边缘的、少数的,不是主流的。而在信息时代,特别是那些数码物、数字模型上,按维纳的说法就不该有商品,因为它的形态不一样。它没有传统商品市场那种供需关系——我有几份商品,有几个人要,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

    数字物永远能够满足需求,因为复制是无限的。它更像艺术品和知识——一个人下载它也是一份,两个人下载它也是一人一份,它是不守恒的,是无限可复制的。这种事物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而且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追求的更高的价值。当我们的基础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的时候,人类还要进一步往上攀登、发展、丰富生活,依靠的就是那些虚拟化的需求。人类文明好像粮食生产越多越进步,但它也一定有个头。到一个阶段,大家都满足了,都能吃饱了,那么你一定是要去追求更高的需求。更高的需求往往就是虚拟化的需求,而这些虚拟化的需求,往往更容易在网络空间中得到满足。

    反抗效率至上主义,从生产回归生活

    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他们还能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来管理吗?还能对数字产品收关税吗?还能像过去那样去追踪它们的物流吗?还能用货币和货物之间的循环迭代去运行吗?维纳就说,我们需要呼唤一种新的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新的社会制度,来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新货物环境和市场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理想中的新的——我们称之为“网络国家”,或者一种新型的国家秩序、国际环境、生活世界。它可能会有哪些特征?

    首先,我们要走出工业时代的生产力至上主义,回归人的价值。也要走出以买卖为中心、以商品市场为中心的逻辑,走出货币和货物互相迭代循环的逻辑。要走向以人的价值为中心,避免工具与目标的颠倒。人是目的,人的生活是目的,生产和科技是手段,是为了促进人的美好生活。要避免人的原子化、云化、平均化,重新让每个人都能找回个性,建设独特性。这是网络时代应该有的趋势,当然是理想中的,事实上人们也在朝这个方向追求。为什么在制度规则、社会规则、经济制度方面,需要有所调整?因为如果用旧的生产模式、旧的资本迭代生产模式来理解和支配网络时代,它只是加剧工业时代的基本逻辑。

    如果我们只是说 AI 很好用,把 AI、算法这些工具充分利用起来,结果可能造成的是一个严苛的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在工位上让你变成螺丝钉,失去自我;在路上也是如此,比如外卖小哥,他虽然走街串巷,但他的生活、每一步脚印、每一个行动轨迹都在被算法支配。算法预先安排了你所有的走法、送达时间,把你逼成像机器一样的无情送货工具,没有任何个性被允许存在。甚至脑力劳动者、办公室白领,本来从事看似不那么枯燥、有创造性的工作,但随着科技发展,也可能像牛马一样。甚至科学家的很多工作,现在也被异化了。年轻的理科研究生,常常心理有落差,他们理想中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牛顿,谈论宇宙和自然的本质。但现实中,他们成天刷试管、盯数据、做图表、跑前跑后帮导师做杂活,像科研民工、像农民一样重复劳动。

    科技发展、信息时代、远程工作,让你在家也能工作,但你的工作形态可能变成随叫随到、时刻被时间控制、服从流水线式安排。包括我们常讲的信息茧房,看似你能自由选择,但其实你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定向投喂的环境,越来越难接受不同观点和异类,缺乏容忍。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新的模式、制度、秩序来应对信息时代的特征,反而是把旧模式进一步扩张了。旧模式扩张的顶峰,就是 Web 2.0。那些社交媒体平台、所谓科技公司,是最先进的互联网公司,但同时也是传统秩序的延伸——用相对传统的方式管理人类。要打破旧模式,必须认识到它本质上还是资本和货物不断迭代的资本主义运转逻辑。在互联网公司里,货物不再是工业流水线的产品,而变成了人的注意力、流量、点击率等。它们生产的是吸引注意力的东西、制造争议、制造对立,让我们去消费它们。

    这种逻辑延续了工业时代的“要不断刷新”,因为如果衣服能穿 20 年不坏,古代会觉得是好事,但现代没人会生产这种耐用品——不换新,工厂就要关。于是必须不断生产新产品、新款式、新一季时尚,让你频繁更换。现在这种逻辑衍生到数字产品,也是不断迭代、加速生产、填补欲望。这样带来的精神压力,就是表面丰富,实际上贫乏。真正的生活丰富性,有时需要深度,而不是频繁更换。有些人一辈子盘玩一个东西、研究一个收藏,那也是一种丰富,不是每天换一个新东西。科技产品、新闻、知识,表面在不断刷新,但这是一种走马观花的贫乏。短视频不断划过,信息虽多但没有沉淀;小说看一遍都嫌长,电影耐心也消失了。混沌不是丰富,单调不是丰富,真正的丰富是“知止适度,恰到好处”。要保证一种恰到好处的节奏,既要丰富,又要有界限,不能无限丰富。所谓“地球村”,麦克卢汉认为它可怕——如果你一辈子只认识一个人,是单调的;认识 3 个人,比 1 个人丰富;5 个人比 3 个人丰富。但如果有 5 万、5 亿、50 亿人时时刻刻在你身边,那就不是丰富,而是失去个性,变成人人人人人的单调噪声。

    丰富必须有边界。不要一下子接触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要有小圈子,慢慢接触、慢慢熟悉。不管是人还是物,都需要先慢慢琢磨、适应,这样才真正丰富。

    有趣味的生活,需要深度。旧工业体系和 Web 2.0 模式下,这种深度被剥夺了——深度阅读、思考、讨论被表面化、快餐化的信息取代。

    这是因为我们刷新得太快,没有边界地接受新产物,只能走马观花。避免这种情况,一个很大关键在于经济或金融模式——生产者的动机和盈利方式,会决定整个体系。现在的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资本迅速迭代,追求越赚钱越好。互联网中,这变成了货币与流量的互换:有流量就有钱,有钱买流量,流量生钱。于是产生了流量至上的逻辑,与传统的效率至上如出一辙。在流量逻辑下,博士生可能不如小学生值钱——因为转化率低;而小学生冲动、易被广告影响,转化率高。独特的人反而被边缘化——他们是少数,难以用一篇爆款去吸引。为什么要做只适合少数人的专业文章?不如做适合 95% 普通人的内容。AI 训练也类似,有“幻觉”问题:内容似是而非,但能唬住大多数人就算成功,专家意见反而次要。如果只追求吸引眼球和流量,互联网环境就会变成这样。

    如何避免效率至上主义?马尔库塞认为,一旦要找可行方案,就会选现有工具,而这会陷入现有框架。但现在有了新的工具,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能脱离单纯物质需求、追求自我的环境;区块链也是重要的新工具。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能帮助互联网逻辑和生态独立发展。如果互联网世界与传统工业世界之间没有边界,就会被传统体系吞并。Web 1.0 曾有个性化、去中心化趋势,但到 Web 2.0 因大众化被旧势力接管。

    Web 3.0、元宇宙等概念,本质上都是在争取互联网的独立经济秩序——互联网原生货币、原生平台、原生边界,摆脱现实国家机构的直接控制。这样才能建立相对隔离的新秩序,探索新的可能。互联网的独立空间不是为了无法无天,而是为了探索新秩序。区块链让小型经济自治体在互联网上成为可能,为从民族国家到网络国家、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型开辟了道路。

  • 科技馆在中国如何推陈出新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25-08-28 第3版 综合),标题改为“科技馆首批用户不应是青少年,而是学者”

    在即将结束的这个暑假,科技馆跻身众多旅游打卡地行列。对家长们而言,想让孩子参与一些寓教于乐的项目,科技馆显然是最佳选择之一。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技馆建设投入。据新华社消息,我国免费开放科技馆数量从2015年的92座增加到2024年的409座,年均增加科技馆35座。

    科技馆与国民科学文化素养之间遵循着“水涨船高”的规律。科技馆越发展壮大,对国民科学文化素养提出的要求就越高,这意味着我国科技馆建设必须不断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在路上”。

    先学习后创新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作为后起国家,许多领域的发展模式是先学习模仿国际先进经验或流行款式,再利用人口基数大规模“铺货”——此举虽难免同质化但能够以最低成本占领市场,然后在庞大市场的积极反馈之下进一步创新。

    我国科技馆的建设发展也是以这种模式起步,但需要重视的是,当科技馆初步普及后,如何巩固市场、推陈出新。

    在这方面,科技馆和其他商业领域有很大不同,因为像手机、汽车这类消费领域,中国总是有许多企业进行残酷的竞争。经过最初的模仿移植阶段培育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后,为了抢占这一市场、争夺日益挑剔的消费者,企业必须不断推陈出新。这种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中国在许多领域非常擅长各种“微创新”,特别是在用户体验方面,总能迅速做到全球领先。

    而在科技馆方面,中国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运作。各大科技馆基本上是免门票,靠政府资助维持运营,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压力,因而对市场需求和参观者的体验并不敏锐。对此,一种解决方案是逐步推进市场化,也可以像新能源汽车那样,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兼而有之。另一种方案是坚持非营利性,但增加对科技馆的评估维度。

    一方面,市场化是合理的,因为科技馆有广泛的市场基础,而且其类似课外教育机构、公共娱乐场所或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结合体,实际上,这些机构都有私营或收费的模式。另一方面,坚持免门票也有合理性,毕竟这样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科教需求。关键是怎样建立有效而长期的反馈机制,激励科技馆的维护和创新。

    引入商界、学界和民间组织

    在笔者看来,科技馆除对接政府、由政府支持外,还可以引入商界、学界和民间组织各路团体的参与。

    西方的科技馆通常有许多慈善基金会和商业公司提供赞助,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壳牌石油。科技馆获得了持续的资金注入,商业公司获得了品牌曝光的机会,而因为商业公司需要更多的受众,所以会激励科技馆不断改善展览,这对参观者是有益的。

    在中国,虽然也有商业公司赞助科技馆的案例,但总的来说没有形成常态机制。当然,引入商业赞助难免会引起争议,即使西方也是如此,但我们不必畏惧争议。如果有额外的机制能够监督科技馆的展陈保持中立,不因为赞助商的要求而传播偏见,那就更好了。

    额外的监督机制是指引入学术界。在西方,科技馆往往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或者善于会聚多个领域的研发人员。例如,科技馆界的领头羊——美国旧金山探索馆几乎所有展品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馆内有专门的展品车间,会聚了科学家、艺术家、设计师和工程师,甚至他们的开发过程也是对访客开放的。此外,旧金山探索馆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等科研机构以及各大院校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旧金山探索馆还经常发起艺术家驻地计划,吸引艺术家和科学家进行跨学科交流。

    在中国,科技馆展品背后往往并没有那么雄厚和多元的研发团队,很多时候是由工厂主导,借鉴国外一些展品进行批量制造。科技馆运营者直接向工厂订购全套展品,甚至连展厅的装修设计都可以一并批发定制,并没有复杂的研发过程。科技馆和科学家的合作当然有,基本是科技馆充当科学家进行科普活动的场所,而非科学家直接参与展馆和展品的设计过程,科技、人文和艺术跨学科合作的平台尚待形成。

    在笔者看来,科技馆的第一批“用户”不应是民众或青少年,而应首先向学者开放,形成科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共同交流和协作的平台。先能持续吸引这些“高端”参与者,然后才能为普通参观者提供不断更新、讲科学、有创意、易理解、尊重历史、有人文关怀的展览。

    融合两种模式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西方科技馆分为“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两种模式。前者以收藏品为主,如科学仪器、工业机器、科学家手稿、相关文物;后者以今天设计制作的互动展品为主。在西方,“科学中心”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后起之秀,“科学博物馆”的传统也并未中断。而在中国,“科学博物馆”非常少,只有一些私人的、专题性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可能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科学博物馆,这个方向是值得推广的。

    承载深厚历史的收藏品更容易激发参观者的情感共鸣,使参观者既体会到科学之路的伟大和厚重,也能产生对科学的亲切感——通过藏品,我们仿佛与当年的科学家同在。另外,以收藏品为中心,客观上强化了科技馆的独特性,能预防“众馆一面”的情况。

    或许在中国,“科学博物馆”与“科学中心”这两种模式可以融合起来。例如,一家科技馆可以收藏几件有厚重历史的科学藏品作为镇馆之宝,围绕这些藏品进行设计,开发出可以互动的复制品或相关场景,让参观者身临其境体验科学史上的故事。

  • 生命科学的语言学:从机械论类比到目的论类比——《生命传》中译本推荐序

    菲利普·鲍尔:《生命传》,王乔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

    很荣幸为这本书写了推荐序。正文部分其实我看得不细,主要是从一般的科学哲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此处贴我的原稿,实际刊印时可能有一定修改。

    科学与类比

    基因组是生命的“蓝图”,是生命的“说明书”,生命科学通过基因技术破译着生命的“密码”……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术。但菲利普·鲍尔在这部《生命传》正是要批判这些“类比”。

    除了“蓝图”、“密码”等经常用于公众宣传的宏大类比之外,在生命科学家内部交流中也经常使用各种类比语言,例如“细胞工厂”、“生物机器”、“神经通信”等等。正如鲍尔所说:依赖类比“这个现象在所有科学领域(实际上是所有语言,甚至所有思想中)都存在,但生物学或许比其他学科更需要比喻,原因正是生物学原理似乎难以掌握和阐释。“(009页)

    科学不仅包括各种数学符号的计算,更包括如何理解这些符号和公式。在计算的层面我们可以力求精确,但在理解的层面我们总是难免使用类比。

    物理学也不例外,例如,量子力学发端于普朗克方程,这个方程精确预测了黑体辐射的各种现象,但是其物理意义却有待理解。最终普朗克用“能量子”即能量存在最小单元来理解方程中的某个符号。然而,这个方程解释通了,量子的引入又造成了一系列更诡异的理解难题:例如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波粒二象性),一个粒子既在此处又在彼处(双缝干涉实验),猫既是死的又是活的(薛定谔的猫)等等。

    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给出了量子力学的标准解释,但哥本哈根解释究竟在说什么呢?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强调“类比的有限性”。

    玻尔说道:“我们人类从根本上依赖于什么?……我们依赖于我们的言词。……认为物理学的任务是去探求大自然是怎样的想法是错误的。物理学讨论的是我们对于大自然可能说些什么。”[1]海森堡则说:“人们能够谈论原子本身吗,这是一个物理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语言学问题。”[2]哥本哈根解释的要点就是破除了相信“我们能够描述世界的一部分而丝毫不用牵涉我们自己”这一经典物理学的“幻想”[3]

    换言之,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这一悖谬并不是电子或海森堡公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类比出了问题——我们压根就不该使用“粒子”或“波”这样的概念去想象基本粒子的样子。但问题是,我们所有熟悉的概念都来自于宏观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帮助我们理解微观量子世界的恰当概念。

    就科学公式而言,把粒子和波改成包子和粥,把牛顿力学改成马上爱学,其实都无关宏旨,它们只是一个称呼罢了。但是对于可怜的人类来说这有点太刺激了,为了保护我们的大脑不至过于混乱,我们仍然在使用粒子和波等概念讨论物理学,即便这些概念都或多或少也带点混乱。

    物理学是如此,生物学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不得不使用类比,但又必须小心警惕这些类比可能造成的误会,进而,我们还可以做某种“语言学”的工作,去审视和更新这些类比用法。这就是《生命传》的主题。

    事情没这么简单

    从量子力学的例子来看,即便科学的公式和测算是准确的,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对这些公式的类比理解是准确的,仍旧要去做“语言学”方面的反省。而在生命科学领域,问题更尖锐得多,因为生命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精确科学”,它提供的解释和预测并不总是通过数学公式,在更多的时候其理论和预言本身就是用含混歧义的类比语言写成的。所以当我们使用了不恰当的类比时,不止会影响我们对生命科学的理解,还有可能直接影响到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具体实践。

    本书第一章就从新冠疫情期间的医学实践为例展开。面对疫情,人们迫切需要科学的应对方式,需要生物学和医学提供指导方针。但理想和现实存在距离,我们发现生命科学给出的判断并不总是及时和有效,现实的情况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

    生命科学中主流的类比模式是还原论和机械论的,这种类比带来一种思维定势,就是总是倾向于把事物切割为小的组件,然后逐一确定各零件的“功能”,描绘各部分如何组织起来的清晰“蓝图”,进而能够控制整个“机器”的运转。

    这幅简单化和确定性的图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一个原因当然是生命科学还有待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或许我们根本就搞错了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一味追求还原论和决定论的世界图景,也许会让生命科学走入死胡同,

    科学总是在探求真理,但是自苏格拉底以来,“自知其无知”向来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有限性,敬畏自然的复杂性。在反省错误的类比语言之后,生命科学也未必能够对疫情等复杂现实给出更精确的断言,但是这至少能够避免人们过于傲慢,以至于做出许多糟糕的决策。

    不止是面对疫情这样的紧急状况,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工程的发展早已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人的生、老、病、死,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规划城市,如何制定法律,生命科学在诸多社会问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比如说,当基因工程可以修改基因以避免新生儿得遗传病时,是否允许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甚至说是否必须进行基因编辑,否则故意生下有缺陷的婴儿是不人道的?如果是为了改善智力缺陷乃至提升智力又怎么说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伦理学和法学,但更需要恰当地理解生物科学的内涵与边界:基因对一个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基因编辑究竟能做到什么?对生物而言究竟什么是“缺陷”?

    作者认为,用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态度看待基因,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个想法本身并不像优生学那样危害巨大,但如果不谨慎对待,那它与信奉优生学也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它同样有缺陷。”(035页)

    还原论的观点倾向于把许多问题简单化,最后这些争论似乎也被简化为进步派和保守派的非此即彼的矛盾。似乎我们要么不顾一切拥抱新科技,要么就只能当冥顽不灵的“玄学鬼”、宗教神学的卫道士。但这两种态度同样都是狂热的、不理智的。

    本书呼吁用一种更加“科学”的态度来理解科学,首先就是要警醒还原论的滥用,承认生命的复杂性。“对‘生命如何运作’这个问题,其中一个答案是:它很复杂!”(295页)

    顺便说一句,这也造成这本书并不是那么好读。通常而言,好的科普书的特点是化繁为简,把复杂的科学原理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这本书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其宗旨恰恰是要破解普通大众对于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的简单化理解,提示出生命的复杂性。所以想要快速把握原理要义的读者恐怕会读得一头雾水,因为作者在讲述每一条科学知识后,并不会让你产生”啊哈,原来如此!“的感受,而是不断地告诉你”但是,事情没这么简单……“。

    作者在介绍科学知识之余,融入了大量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内容。作者梳理的历史也并不是呈现一种知识构建的清晰脉络,而是重点展示各种新发现所遭遇的争议,许多时候顽固的偏见阻碍了知识的更新,许多问题至今也还悬而未决。

    好在作者对“类比“之道用力颇深,他在提醒读者不要刻板地看待任何类比的前提下,运用了更丰富的类比语言,把许多复杂的知识讲得生动形象,拯救了本书的可读性。

    两种类比语言

    是的,作者并不反对类比语言,甚至也不完全反对机械论的语言,这些语言或多或少是有效的。他反对的是对采用特定倾向的类比语言并缺乏自觉。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采纳了某一类类比,即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类比语言,如生命机器、“说明书”、“密码”等,而拒绝另一类类比,例如目的论的、拟人化的、价值论的类比语言。例如谈论细胞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单细胞生物的“认知“等等。同样是类比语言,前一些词汇被认为是科学的、客观的,而后一类词汇则被认为是玄学的、臆想的。作者引用说:“提出与机械比喻相反的观点反而会被视作不科学,别人会带着强烈的敌意认为你在试图将带回形而上学。”(011页)

    相比于机器和程序的类比,作者更偏爱“认知的语言“(327页),我们既然可以像谈论机器一样谈论生物的零件、功能和程序,那么我们也能像谈论一个认知主体那样谈论生物的语言、目的和意义。“是时候拥抱目的概念和能动性概念了——而且,这么做没什么好怕的。”(XVII)

    而后一类语言带来的倾向是反还原论的,一个机器的功能是什么,确实有可以通过精确研究拆解下来的每一个零件的结构来整理推演而得,但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无法通过拆解为每一个细胞再组合出来。意义总是在每一个更高的层级上重新涌现出来——细胞有其意义,器官有其意义,个体生命更有其意义,但每一层意义都不是更低层级的意义简单组合而成的。“就像我们‘解读’一本书甚至一个句子,永远不可能将其简化为或者还原至对单个词的解释一样,对生命运作机制的解释同样如此。生命过程的每一个层级都不完全由前一个层级定义或包含于其中。“(033)

    借助这套新的语言,作者对“生命是什么”这一古老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们可以认为生命是一种‘意义产生器’。你可以这么说,生命就是那些有能力赋予环境价值,进而找到其对宇宙来说的意义的实体。”(017)

    这种语言描绘的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图景。或许有人担心,这样谈论生命会让科学掺杂价值,而不再保持客观中立,因而是有害的。但问题是,原本的机械论世界图景从来就不是绝对中立的,它也蕴含某种价值观念和道德倾向。作者说道:“它在道德层面上也是失败的,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生命视为一个具有规范特征的计划,而现实总可能或多或少地偏离这个计划。事实恰恰相反,生命是一个过程,一个实实在在不断展开的过程。是时候摒弃那些旧观点了。”(263页)

    反对完美

    这里牵涉到的道德倾向,关键在于如何评估“完美”。著名哲学家桑德尔有一本讨论生命科技的著作叫做《反对完美》,大概也涉及到类似的问题。一架机器是有其“完美”状态的,当它的每一部分都遵循蓝图,精密无误、严丝合缝时,它就是完美无缺的。而现实中的机器运转总会遇到一些问题,要么是零件尺寸不够精确,要么是运转中遭遇意外情况,要么是哪里太紧或太松,甚至莫名其妙就缺一个零件或多一个零件……这些状况当然不再是完美的,于是我们总要去努力调试,减少误差,力求让机器接近完美。

    但在新的语言阐发下的生命科学却不再把上述的“完美”视作好的或积极的方向,恰恰相反,这种机器式的“完美”恰恰是“非生命”的意思,是否定性的和消极的概念;而传统意义上的“不完美”,恰恰是“生命”的本来面目,是肯定性的和积极的概念。对人类社会而言,更需要去追求和发扬的,不是机械化的完美,而是蓬勃的生命力。

    有些人想象着“基因工程手段创造的‘完美’社会”,但生命科学启示我们这种社会“有多么危险“(265页),抗拒基因工程的滥用并不意味着抗拒生命科学,相反,我们恰恰是在遵循生命科学的教导,因为这种精确控制的倾向才是”反生命“的。

    生命的不完美性发端于分子尺度,对一架机器我们能够还原到每一个零件而获得精确的认识,这是因为零件和整体机器总的来说还是处于同一尺度的东西,并不足以发生涌现现象——直到最近的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得益于新的类比语言(如“神经网络”),终于打开了局面,从而在人造机器的领域我们也或多或少营造出“涌现”的现象。而对生命来说,我们的“还原”是跨尺度的,尤其是在分子的尺度上,不确定性变得不可忽视。

    作者说道:“把生命类比成机器之所以会失效,一大关键在于,细胞在分子尺度上工作,而分子世界的情况与日常世界中大为不同。分子运动随机、不可预测、充斥着噪声,在这些混乱的特性面前,生命与其说是在努力维持秩序,不如说是在尝试充分利用这种特性。生命蓬勃发展的基础便是分子层面的噪声与多样性,是偶然出现的意外和波动。要是分子失去了这种混乱的特性,生命就无法运作。”(VIII页)

    简而言之,复杂性、混乱、多样性、意外,这些不是有待排除的消极因素,而是生命之为生命的积极特征。如果没有复杂性或负熵,生命就不存在;如果没有意外和变异,生命就不能演化;如果没有多样性,生命就难以共存。

    机器一旦发生故障,就难以持续运行,但是生命的生长和繁衍过程却充满了不确定性——“难道我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各个层级上看到,生命确实就是这样运作的吗?”(260页)

    当我们从“机器类比”的语言切换回“生命类比”的语言后,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之前提及的各种现实问题。例如,我们要不要用基因工程杜绝人类的各种先天缺陷?——如果说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蓝图”来决定何谓完美的人类,那么所谓的“缺陷”都是相对的:没有尾巴对猴子而言是缺陷,而对人类而言是优点,如果生命的繁衍永远完美无缺,不出现“缺陷”,那么生命的演化也将停滞不前。如果说生命不能被拆解为一个个功能明确各司其职的零件来讨论,那么即便我们的科技手段再怎么发达,也总是很难精确地修改某一个复杂性状,特别是那些人类珍视的能力,比如理性、情感、社交能力等等,也许一次基因编辑能够改善孩子的记忆力,但同时让他倾向于更加孤僻;一项改善相貌的操作也许会潜藏某种疾病的风险,诸如此类。

    这不是说我们要拒绝任何基因疗法,相反,作者当然相信生命科学和基因技术正在不断造福人类。关键是我们不能迷信科技的力量,把全知全能作为对科学的理想。科学总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但正如生命本身一样,“缺陷”恰恰证明了科学总是富有生命力的。


    [1] 转引于罗杰·G·牛顿:《何为科学真理》,武际可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

    [2] 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9-110页

    [3] 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22页

  • 数字时代,如何打赢“童年保卫战”

    数字时代,如何打赢“童年保卫战”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25-05-30 第4版 文化)。原稿题名“数字时代如何保卫童年”,此处转载发表版。

    6月1日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这个节日由苏联倡议,最初是为了悼念在1942年6月的利迪策屠杀中被迫害的儿童,后来成为“保护儿童国际日”,旨在保护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学习权,并反对招童工。

    要说生存权和保健权,成年人也都该有,儿童最特殊的地方其实是学习权或者说受教育权。成年人当然也可以终身学习,但是不再需要特别的保障了,而对儿童来说,学习的环境是需要整个社会予以保护的。现代社会要给儿童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并禁止童工和其他虐待行为。

    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经常被看作更有名的《娱乐至死》的姊妹篇)是研究现代儿童境遇的经典著作。波兹曼的洞见来源于他独到的思想史和媒介史的视角。他指出,“童年”是一个历史性观念,它是印刷时代的产物,古代并没有这样的概念,而在电子时代也即将消逝。

    工业时代的“童年保卫战”

    ——学校和工厂的撕扯

    波兹曼认为,印刷术造就了“童年”,因为印刷术塑造了一种特定的“学习”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是否经历过充分的读写训练使得儿童和成年人拉开了差距。波兹曼称之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

    当然,波兹曼的论述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他把“知识”看得过于狭隘了,只强调由印刷术承载的纸面知识,而忽略了知识的更多形态,例如身体技能和社会知识(礼仪、伦理等)。其实,在古代文化中,由身体能力和社会关系形成的广义知识差距同样会塑造相应的“儿童”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从远古部落到古代王朝,都有类似“成年礼”的仪式。

    不过,波兹曼对历史性的揭示是正确的,即便我们辩称古代文化中也有“童年”,但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学习模式的变迁,“童年”的观念和儿童的社会处境也在变迁。

    某种意义上说,拔高“纸面知识”、轻视身体技能,这种倾向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在古代,只会在中国这样的文官制度国家流行,当然这也有赖于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而在西方,古登堡印刷机的流行以及随后的科学革命大大提升了纸面知识的地位,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纸面知识被进一步强化,身体技能则贬值了,工厂车间不需要太多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反而需要大量适应傻瓜式操作的劳动力,妇女和儿童的身体差距在新兴的工业生产中不再显著。

    许多唯利是图的工厂老板宁可雇佣最廉价的童工,也不愿意雇佣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纺织工业约50%的工人是童工。童工薪水比成年男子低得多,最低时甚至只是成年人的1/6,但工作更辛苦,工作时长最长可达每天18小时,而且经常从事危险操作——例如凭借矮小的身材钻进运转着的纺织机中清理棉絮。讽刺的是,当时工厂老板将大量雇佣童工作为一项“社会公益”宣扬 ,因为没有这些“善意”,那些失业或贫困的家庭将无力维持生计。

    所以在工业时代,除了战争时期,和平时期也需要“保卫童年”,具体而言,童年的危机主要在于学校和工厂的撕扯。新的环境提升了学习难度,又降低了工作门槛,而社会恰恰要把儿童束缚在学校之内,以免他们过早进入成年人的世界。

    但很多孩子长大之后,还是要进入工厂,学校里苦读10余年学到的纸面知识大部分也都用不上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早日进入工厂,“少走弯路”呢?

    一个理由在于我们试图尽可能公平地保护儿童的“可能性”。如果不强制推行义务教育,那么穷人家庭总是更倾向于把孩子尽早送去工作——正如工业革命初期那样,但这样一来,工人的孩子永远是工人,社会必将趋于固化。

    学习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性。当然,许多可能性都会在浅尝辄止后被放弃,这正是为什么童年的学习总是显得“无用”的原因,但如果不曾有机会接触这些知识,又如何能确定自己不适合走这些道路呢?所以每个人在懂得放弃之前先要学会读懂人生的选项,这就是义务教育的最高使命——培养每个孩子决定自己人生选择的视野和能力。

    电子时代的“童年保卫战”

    ——学校和电视的争夺

    而到了波兹曼笔下的“电子时代”,童年的危机变了。义务教育早已深入人心,至少在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童工已经不再是普遍的问题。但在波兹曼看来,童年反而摇摇欲坠,因为新的敌人更加强大——童年的危机从学校和工厂之争,变成了学校和电视之争。

    波兹曼认为,电视正在取代学校成为孩子的“第一课堂”,但与秩序井然、层次分明的学校教育不同,电视是不分年级的,电视节目总是尽可能适应男女老少的全体观众。而且更重要的是,与讲究逻辑和条理的纸面知识不同,电视所传达的信息是碎片化的、情绪化的。波兹曼说道:“在学校里,两种强大的技术毫不妥协地竞争,以求控制学生的大脑。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在目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

    不过在这里,波兹曼的态度仍然值得商榷,因为他把感性化视为灾难。但对于健全的人格而言,抽象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纪律与散漫、理性与情感,这些对立的要素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应该是相辅相成、保持平衡的。如果说电视把孩子从过度理性化的学校生活中解救出来,这未必是坏事。

    而且,电视适合男女老少的特点使其取代了壁炉,成为家庭生活的“焦点”。对孩子来说,看电视经常是一项家庭社交活动,通过电视,孩子找到了与亲人或朋友之间的共同话题,丰富了孩子的交际空间。

    当然,重点在于“平衡”,这或许也是波兹曼本人的关切点。波兹曼在早年的成名作《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1969年)中,恰恰在提倡教育者更积极地拥抱新媒介。而在10年后的《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1979年)中,波兹曼显著转向,提倡教育者对抗新媒介的侵蚀。在该书中他引入了生态学视角,提出应当“在创新的环境下保护传统,并在被传统束缚的社会中促进创新”。

    所以在电子时代,并不是说电视带来的世俗化、娱乐化和情绪化本身是坏的,而是说它打破了平衡,削弱了学校的力量。所以自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教育体系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不断作出新的应对。

    数字时代的“童年保卫战”

    ——学校难以抵抗网络

    到了今天,时代环境又发生了剧变,电视已然成为过时的媒介,那么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主宰的数字时代新环境中,童年又有什么新的危机?

    首先,波兹曼所警惕的电视媒介的诸多特性,在当今的网络媒介上并未消失,反而犹有过之——例如碎片化、情绪化、低智化。而且借助智能手机,新媒介的影响见缝插针,更加难以被家长和学校控制。

    其次,互联网经济模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也消除了儿童参与的门槛。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数字童工”这种新现象,即孩子从出生起就有可能成为“自媒体”的主演。例如美国男孩瑞安·卡吉在9岁时就可以通过自媒体频道年入过亿,但更糟糕的是许多底层儿童,虽然赚不到太多钱,也被父母带入了自媒体平台。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可以发现无数营利性的儿童账号,其中不少甚至以软色情作为卖点。

    而且,智能手机不再像电视一样是家庭生活的焦点,在数字时代,家庭生活早已失去了任何焦点。夫妻不需要抢遥控器,而是可以“同床异梦”各刷各的手机;每一个孩子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庞杂而定制化的媒体信息难以形成共同记忆,反而加剧了社会撕裂。如果说电视媒介的情绪化特征主要是引起共鸣,那么互联网媒介的情绪化则偏向于挑起对立。

    另外,AI的发展正在颠覆“学习”的意义,因为AI已经学会了“学习”。不仅人类的身体技能贬值了,纸面知识也在迅速贬值。许多脑力工作正在被机器取代,反而是身体技能和社会关系更难被机器替代。人们发现学校教育并不总是能够增加自己的选择余地,毕业即失业日益普遍。

    在学校和工厂的对抗中,学校胜出了;在学校和电视的对抗中,大致能保持平衡;而在学校和网络的对抗中,学校正在溃败。

    保卫童年,就是保卫人类的可能性

    但我相信,说“童年已死”言之尚早。

    一方面,学校教育正在改革,当谋生求职不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时,教育反而能够回归本真,即回归培养饱满和健康的身体与心灵这一目标。学校教育未必只能以纸面知识为核心,未必只能靠逻辑和纪律取胜,相反,情感教育也可以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陶冶情操、涵养性情、培育人格——这些任务可以由家庭和学校共同承担。

    波兹曼认为,在印刷时代“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学校是反社会的,孩子在学校就意味着暂缓进入社会。电视、家庭、社会等各种情感化的领域捆绑在一起,与理性化的学校相对立。但在数字世界,对立发生了变化——学校和社会的对立,变成了生活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对立,或者说生命与算法的对立。所以,在新的环境中,我们或许需要新的结盟——学校可以和家庭与社会结盟,合力与数字世界形成平衡。

    在波兹曼看来,儿童是作为成人的欠缺定义的,儿童就是“未-成年”,是“非-理性”,是因为他们读写能力、逻辑能力和知识的缺失,而成为儿童。早就有学者批判波兹曼这种“男权主义”式的傲慢,例如大卫·帕金翰在他专门批评波兹曼的著作《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中,强调 “儿童和年轻人在当前电子媒介发展中都处于‘先锋’的位置”。

    与印刷时代的“知识差距”不同,在数字时代,儿童与成人的“数字差距”(digital gap,或称数字代沟)是一种逆向差距,也就是说在适应数字技术方面儿童比成人更有优势。因为成年人的生活模式趋于稳定,他们更倾向于把新科技当作有用的工具看待,但难以把新技术看作丰富生活趣味的玩具,来探索它们蕴含的可能性。

    数字技术固然有让人陷入信息茧房和虚幻世界的风险,但是,与典型的工业技术相比,数字技术更有机会让人们从单调乏味、刻板重复的机械化劳作中解放出来,重新发现世界的丰富性。

    在工业时代,正如马克思等学者所批判的,人类面临异化的危机,健全的理性被异化为“工具理性”,人变成了“牛马”“资源”“齿轮”。每个人成年之后仿佛就被定型了,被放置到社会机器中的一个工位,沿着确定的轨道运转,不断输出劳动力。如果没有电子媒介的调剂,这种高度理性、抽象化和秩序井然的生活早就把人逼疯了。

    而儿童的视角天然带有超功利性,他们用玩具而非工具的态度对待技术,向着可能性而非确定性敞开。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能够让儿童更加积极地参与科技发展的先锋实践,或许人类的未来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另外,儿童既亲和科技,又亲和自然,我们在儿童身上总能看到最鲜活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同于“牛马”的劳动力,而是表现为对整个世界的兴趣和热情。

    AI也许能替代人做各种工作,但唯独不能替代人类享受生活。要享受生活,我们既需要学习知识,以辨认生活的可能性,也需要饱满的情感力量,从而能够被各种美好事物所感动。许多被社会“毒打”后的成年人失去了“感动”的能力,甚至连玩游戏都提不起兴致,但是当他们开始养育孩子,或者只是看着孩子们玩耍,对生活的热情很可能被重新点燃。

    总之,我相信和期望:在数字时代,童年非但不会消逝,反而会成为应对时代危机的关键力量——保卫童年,就是保卫人类的可能性。

  • 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

    中国科学报》的约稿,公众号文章改名为《从“缪斯宫”“奇珍室”走出的博物馆,在数字时代何去何从》,应该有润色,我这里贴原始稿。

    何谓“博物馆”?追溯历史,博物馆的概念和其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迁。过去如此,未来更是如此,博物馆正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涌现新的意义。

    博物馆(museum)一词源自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最初是指一座供奉缪斯女神(Muses)的神庙,或许称之为“缪斯宫”更为贴切。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托勒密王室热爱知识,甚至发出了“收集世间所有知识”的宏愿。为此,在王室的赞助之下,围绕缪斯神庙建设了一系列学术设施,包括图书馆、解剖室、动物园、植物园、天文台、大讲堂、长廊、餐厅等,并长期供养数十名学者于此自由交流、研究、演讲。阿基米德、欧几里得等知名学者都曾在缪斯宫访学或常驻。

    缪斯宫在体制上更接近于后世的大学或研究院,而非博物馆,但它所象征的“求知圣地”确实是“博物馆”的精神来源。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者对希腊学者的自由和博学心向往之,因而沿用museum一词来命名他们的知识荟萃之所。

    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欧洲出现了现代博物馆的直接前身,即“奇珍室”。奇珍室叫做“好奇心柜子”(Cabinets of curiosities),许多奇珍室也会以“缪斯宫”命名。与古代常见的私人藏宝库不同,奇珍室不以财富的数量或华丽取胜,而是追求藏品的多样性和珍奇性。藏品大多借助航海,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以好奇心的名义,收藏家和观赏者更关注藏品蕴含的知识而非价值。这些奇珍室最初仅向亲朋好友开放,但是很快就具有一定公共性,甚至许多收藏家会印刷小册子来宣传自己的展室,吸引公众来参观和研讨。

    有些奇珍室的主人去世时,不舍得自己的藏品被子孙分割和糟蹋,于是把藏品捐赠给大学或其它公共机构,以供学术研究和公开展出。伟大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最初都是起源于私人捐赠。

    奇珍室和博物馆中日益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藏品,反过来刺激了博物学,特别是分类学的发展,从私人的奇珍室走向公共的博物馆,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公共的、科学的分类体系,而不满足于按照颜色或材质胡乱码放藏品。最伟大的分类学家林奈正是以来收藏品(标本)来进行分类学研究的,他认为自己的收藏品乃是“世界博物馆”(world museum)的微缩版。世界博物馆“分成了三座大厅(植物、动物、矿物),展出了上帝的杰作”。

    到了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仪器和实验表演加入到博物馆之中。早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演示性远高于发现性,例如马德堡半球实验之类,都是盛大的公共表演,而博物馆就是进行科学互动展演的固定场所。泰勒博物馆那个著名的椭圆大厅,最初并不是展柜,而是实验台,电学实验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教育制度逐渐确立,博物馆开始在教育体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例如法国国立工艺学院一方面收集了大量科学院的仪器和藏品,另一方面也承担教育职能,至今保持着大学与博物馆的联体运作。

    然而随着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演化,各门科学的前沿领域变得越来越专业,难以直观地吸引普通公众。而随着藏品种类的激增,博物馆的管理和布置也变得日益复杂。于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博物馆开始走向专业化,科学研究和博物馆展陈分离成两个领域。各国开始建立博物馆协会,专门研究和协调博物馆的运营。另外,许多管理者提倡要让博物馆有所分工,不同的博物馆侧重于不同的内容。

    另一方面,1851年开始的世界博览会也给博物馆带来的新的风格。从此之后博览会与博物馆总是互相借鉴。博览会类似于博物馆的临时展厅,而博物馆类似于永久的博览会。许多大型博览会之后留下的遗产直接形成了博物馆群,例如后来的南肯辛顿博物馆可以追溯到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的遗产。南肯辛顿博物馆在1893分裂为科学馆和美术馆各自独立运营,这也是现代科学博物馆独立的标志之一。

    博物馆的观众最初局限于少数精英贵族,到科学革命时期主要是科学研究者和知识分子,在工业革命之后逐渐扩展到普通大众,而到了20世纪,儿童也开始成为博物馆,特别是科学博物馆的主要参观者。

    博览会的风格同样在变化,从1940年代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逐渐从展示工业力量,转向促进文化交流。这也是因为新的社会环境变化。一方面,原子科技和太空科技的发展最引人瞩目,但它们的原理更复杂,难以直接向公众传达,只能通过戏剧化和娱乐化的形式来展现,电影和电视的兴起也强化了大众的娱乐文化。另一方面,二战后的婴儿潮导致六七十年代青少年数量显著,交通的便利和旅游业的兴起也促进了家庭度假式的旅游需求非常旺盛,所以博物馆和新兴的“科学中心”开始承担了旅游景点乃至娱乐场所的职能。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博物馆具有的各种职能,包括研究、收藏、展示、社交、科普、教育、旅游、娱乐等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同时,博物馆的一些特征,例如研究与展陈分离、科学与美术分离、与公民教育结合、对儿童友好等等,也都是适应相应社会变化的产物。因此,在迎接社会的新变化之际,博物馆也不会故步自封,而是有可能发展出崭新的姿态来。

    当今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数字化,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无论求知还是娱乐,我们都在手机上解决问题。在这一环境下,博物馆又将何去何从呢?

    也许博物馆正在面临新的分化,例如分裂为实体的和数字的部分。博物馆的大众科普的职能或许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数字平台所取代,但传统的实体藏品也不会完全过时,相反,在数字时代,许多大众陷入浮躁和空虚,而这些凝聚着厚重历史的实物更能激发观赏者的真实感和敬畏心。就知识获取而言,观看一个虚拟藏品也许比观看实物更加有效,但是从情感共鸣而言,实物藏品及其展陈空间仍是不可取代的。因此数字时代的实物展馆或许会朝着更加侧重情感激发和氛围营造的方向发展。

    也许博物馆也将迎来新的整合,例如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与艺术馆的分裂可能会重新融合起来。一方面现代人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科技的历史,另一方面诸如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展现出对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冲击。在新的环境下,关注科技同时也是关注历史和艺术,所以打通边界的展陈方式或许会成为新的趋势。

    除了迎接变化,我们也需要守住遗产。回顾博物馆在历史中形成的诸多特性,许多表象是在不断变迁,但许多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缪斯宫的“自由求知”的精神,奇珍室的“好奇心”,现代博物馆的公益性,科学中心的互动性……这些精神内涵不会轻易过时。也许未来,博物馆在坚持上述传统精神之外,还会有新的使命,例如弥合社会撕裂、彰显多元文化等等。无论如何,相信在不断变化的未来中,博物馆始终能找到独特的社会角色。

  • 加密飞行 Vol.11 | 出走的清华人会梦见比特币本位世界吗?胡翌霖访谈

    最近一次长篇访谈。感谢uncommons

    @fulihang2009 ,聊得很尽兴,内容很丰富,整理得也很好。 摘要版https://mp.weixin.qq.com/s/2ZQVRTshnxU7tlT5fCESYQ 完整版https://blog.uncommons.cc/cryptoflight-v

    Reporter’s note/访者记

    如果要数华语区 crypto 的思想者和比特币资深玩家,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科技哲学的胡翌霖是绕不开的名字。和胡老师初次见到是在去年三月新加坡的比特币峰会上,随后我们在一个暴晒的下午约在芽笼暴走,找了家咖啡馆天南海北聊了两小时。但无论是比特币还是更广义的 crypto 都在一日千里的迭代着,那次的访谈错过发表时机之后也一直未见天日。

    后来得知,正是那一次在新加坡的考察,坚定了胡老师离开清华大学教职,全家移居过来的决心。当去年十二月胡老师移居南洋的消息传来时,在圈内颇引发了一番议论。正值 crypto 外部环境剧变,机遇与挑战凸显的历史关头,我和社区小伙伴 935决定是时候再飞赴新加坡拜访。我们在二月中旬与胡老师分两次共深度访谈了六小时,把视线从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币价行情拉开,从胡老师下南洋的人生抉择开启,聊到离散华人在新一轮(去)全球化时代的出路,追问比特币本位主义的理想,回溯背后的科技哲学。胡老师对于通常问题的见解,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第一次访谈前,我们邀请胡老师吃了一顿新加坡本地特色的肉骨茶,第二次访谈前,胡老师回请了我们一顿中国风情的田鸡粥,两次聚餐的中新美食在舌尖交合,与两次访谈的精神激荡一起,让我们回味无穷。

    时隔一个多月,crypto 的行情又已经是天地之别,诸多叙事陨落,曾被奉为神的行业领袖被打落凡间,但回看整理出来的访谈,胡老师这些基于最底层逻辑的思考,让我们重拾信仰的力量。

    About

    胡翌霖
    曾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现为自由学者,CNDAO发起人,TIANYU ARTech工作室创始人。

    Flytoufu
    Uncommons 社区成员。
    Member of Uncommons.

    935
    心在20世纪,身在21世纪,思绪在22世纪的加密运动与技术哲学研究者。
    Mind in the 20th century, body in the 21st century, spirit in the 22nd century crypto movement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researcher.

    新加坡的在地节奏

    Flytofu:

    胡老师去年十二月正式移居过来,目前在新加坡是什么生活状态?

    胡翌霖:

    现在已经找到属于新加坡的节奏了。每天早上送小孩上幼儿园,上午休闲一下,下午或者干点正事,晚上接孩子、陪吃饭、去游乐场,然后洗澡哄睡。谢天谢地她(孩子)比较适应。每天其实时间过于悠闲,不过现在稍微要开始进入正轨,重新开读书会,每周日晚上线下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我比较擅长讲的。还会线上领读斯蒂格勒的《象征的贫困》,第一部讲电影,第二部讲艺术。所谓象征的贫困就是说工作上的无产阶级,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贫困,斯蒂格勒思想上是无产化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里精神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化,某种意义上是批评资本主义。

    Flytofu: 

    为什么当时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选择了新加坡?

    胡翌霖:

    上海封城这个节点,让人觉得国内整体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增加了。虽然我对国内整体发展还算乐观——我相信还是能度过各种危机的——有了孩子后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我还是想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更稳定更可预期的环境。新加坡没别的好处,就是稳定——就像这里的气候一年四季都热得很均匀。这种可预期性对创新未必有利,但养孩子正需要这种”无聊的安稳”。

    香港去了几次,城市景观的体验不太好,走在街上感觉被高楼压得喘不过气,中环那些地方转个弯还是玻璃幕墙,大白天连片完整的天空都看不见。这种环境会不会影响小孩子的成长?从小在逼仄的空间里长大,性格会不会也变得压抑?新加坡就不一样,整体更加开放宽阔,更有生机和生命力,“花园城市”名不虚传,到处都是绿色,市中心能一眼望到地平线。再繁忙的地方也有高大的树、草坪和公园,自然保护区,楼宇间半空中都种着绿植。我在香港的时候,在店里总感觉服务员板着脸,好像谁都欠他钱。新加坡这边哪怕我结结巴巴说英语,店员也会主动切换华语热情招呼。当然这可能是我运气好,当时连着两次来新加坡体验都不错。但这也许就是缘分。

    Flytofu:

    这一代的海外华人通过中国的APP,可以更频繁地跟国内继续保持联系,或者用小红书搜索攻略,您觉得这种是一种优势吗?会因此而同新加坡的本土环境产生隔阂吗?

    胡翌霖: 

    我爱人会用,我一般就没有攻略,跑到哪儿先逛,然后随便吃吃玩玩。生活里不需要太刻意去找什么东西。我小时候在上海也是街头随便找一找东西,新加坡这里街头食阁里的东西就不错。要真的挑一点不适应,就是确实感觉到这边的人很安逸。新加坡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但就是有时候有点笨拙。有时候有点木木的感觉,不像国内环境残酷竞争出来的那种聪明精明的感觉。国内顾客多,各种方面也挑剔,相对应的服务就会到位一点。像这边家政服务,装修,约时间上门都拖好几天。但只要你自己也融入这个氛围,别太着急就行了。

    总体来说是好的,隔阂本身是保持多样性的一种条件。现在既通又隔,你跟国内也不是完全通,也有点隔阂,跟外国人也一样,能维持一种相对独特的文化独立性。技术手段恰恰是前提条件。我们用微信或者用小红书,有点类似于老乡见老乡。我们那代人说老乡,是说有共同的回忆和经历,比如上海人说起外白渡桥,东方明珠,弄堂生活,都知道苏州河以前很臭。现在你是玩微信长大的,我也是玩微信的,某种意义上是互联网时代的新老乡。现在社会越来越缺乏隔阂的条件,新上海人和新北京人住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交流的方式也一样,怎么区分我们不同?所以墙也不是完全坏的,它使得大陆有一个完全独立的生态,能在内部先相对独立地生长,再到国际上去竞争。我们需要一些限制性的东西,让地域风格能建立起来。

    Flytofu:

    您怎么看这个时代华人在全世界更趋于流动的趋势?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离散华人崛起的时代。 

    胡翌霖:

    我做华文DAO也是这个用意,在海外甚至物质世界之外复兴中华文化,礼失求诸野。大陆的中国文化反而处在封闭和趋于保守。文化本质上都是交融,现在的西方文化以前就是大杂烩的产物,希腊罗马,昂萨,日耳曼,再加上阿拉伯,印度的文化,包括中国也传过去各种技术,才塑造了现在所谓的西方文明。海纳百川是保持文化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现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不是指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传统文化的再生,不是简单的回归。这需要有一种国际视野,先肯定西方文化,然后吸收,这才是复兴。我之前就说新加坡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文化交融但又保持着华人文化特色。各美其美,什么人都有,有西式生活也有中国传统生活。

    现在的华人也是这样,海外华人不是说非得要融入到本地社会,而是给美国的肤色谱系增加了一种肤色,但是文化谱系没有增加。如果没有把更多元的文化带入到美国,那你对美国也是没有贡献的。真正的多样性,包容性、独特性等等这些应该是文化上的,不是人类作为动物的多样性

    一种哲学的开始和继续

    Flytofu: 

    胡老师应该写一本海德格尔读本之类的书。以前听很多人说新加坡是文化沙漠,《存在与时间》这么艰深的哲学原典,新加坡这边听众的接受情况怎么样?

    胡翌霖:

    读本没有太强意义,哲学书就是要读原本。读本就像把嚼完的口香糖给你,没有味道了。读哲学,自己嚼的过程中才会有乐趣。把原来一本看起来比较艰深的书读通了是很有成就感的,这也会为你进入哲学增加勇气。很多人畏难,觉得哲学书深奥所以追求那些介绍性的书籍,这种方式完全错失了思维过程,类似吃甘蔗只吃渣,我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哲学书的结论是整本书最乏味的部分。对我来说第一本真正哲学启蒙的书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懂了气顺了,你会知道为什么要那么晦涩,读进去以后终于理解它真正关切的是什么东西。

    我读书会实际上的读者参与者也不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基本上还是留学生或者是从中国过来闯荡的。而且这种哲学书其实是零基础的,不需要有很多前提的知识,经典的哲学书都是从最基础的人的处境出发的生命经验,去解答你自己的问题。每一个人只要他有生死的困惑,有生命的体验,有生活的经验,就应该能够进入到哲学的思想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相对很纯粹,直接讨论所谓”存在”问题,这对初学者反而更容易进入。

    难点在首先要抛掉一些你被固化了的思维定式。现代人被已被理性化、被科技或环境重新塑造过,会不自觉按照工具主义和被规训过的方式思考问题。这种思维定式有很强的指向性,说“你该自由”“你该本真”,很多人听不懂,因为思维模式是线程化的,必须看得见摸得着才能理解。但其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比如生命和死亡,恰恰是非线程化的。你可以指着咽气的人说这是死亡,但这和你自己恐惧的死亡不是一回事——外在对象化的死亡,和你真正面对的死亡不一样。你的生命体验——比如内在感受地活着,比外在对象更亲切直接。因为平时的话语体系都围绕外在事物运转,所以切换不到内省思维,于是觉得晦涩。

    第二个难度是语言上的。为了帮读者跳出思维定式,哲学家必须重新玩语言游戏。传统词汇会让你陷入固有思维,所以要发明新说法,给你个新工具。智能手机刚上手时无从着手,但用熟后发现它更好用。哲学的新语言工具也是如此。

    Flytofu: 

    我之前一直以为胡老师专注在科学哲学,但好像您对整个哲学都是很有涉猎、很有研究的。 

    胡翌霖: 

    我一直认为哲学没有分科,也不应该有分科,哲学面对的问题——我前面讲的生死问题、存在问题——你的存在永远是“一”。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哲学就是”认识你自己”,而”自己”不像机器那样能拆解成流水线零件:第一个环节生产车轮,第二个生产车架,第三个造方向盘、第四个组装发动机、第五个安装座椅……最后组装成汽车。但人不是这样的——当你说要反省社会中的科技问题、政治问题时,或许可以对象化地分科,就像让一拨人研究科技问题,另一拨研究政治问题、再一拨研究伦理问题……仿佛最后能拼出完整的哲学。但哲学最终的产物不是拼装出来的产品,而是你自己。你觉得你能把自己拼出来吗?

    科技、政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元素。你要理解自己,就必须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思维定式从哪来?我的生活状态和方式如何?这些问题必然触及你所处的时代,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工业时代,电气时代还是信息时代?科技本身就是定义我们的一部分,是一个无法拆解的环境,而不是组成零件。伦理学、美学等其他领域最终也汇聚于“你自己”这个统一的人格。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拆分的。科技哲学、政治哲学、社会问题、艺术哲学、语言哲学……最终都汇入你这个”一”。

    哲学追求的,就是这种统一性。它的对象始终是”存在之为存在”这个唯一问题。“科技哲学”只是外在的学科标签,以前我不得不在学术工业体系里找个工位,要写论文评职称申请基金,就像流水线上占个位置,于是贴上”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的标签,但我作为自由人没有标签,面对的只是最一般的哲学问题。

    Flytofu:

    似乎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弃清华教职这个让人羡慕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是勇敢的纵身一跃?是不是想追求一种更完整自洽的一种生命?

    胡翌霖: 

    首先这是个比较个人化的生活选择,没那么多宏大意义。过去我一直强调知行合一,现在也是一种自洽。我目前物质条件上没有那么多需求,按现在的欲望水平可以不犯愁饭碗,那就变成,当不去考虑生计和赚钱的时候,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在AI时代,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像乐观主义者想象的那样,AI逐渐取代人类的劳动,帮助人类减轻生计负担,把生产力提升到大家都能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的那个水平,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要干什么。是变成猪一样,躺那儿等待投喂,稀里糊涂过一辈子就完事了,还是说要搞点事业,选择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不考虑赚钱时,清华这个教职对我帮助就没那么大,只是一个头衔。有了这个头衔好像别人更尊重我,但如果只看头衔来尊重我的人,我也就不值得尊重他了——这也算一种筛选。没有头衔之后,该做的交流还是可以做,搞读书会还是能搞,上课还是能上。我准备开网络课程,把我以前在清华的课陆续重新录一遍。

    Flytofu:

    你要离开清华,吴国盛老师有挽留吗?

    胡翌霖: 

    吴老师不挽留。他的理念向来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把学生当成个体,从来没有觉得学生是给老师当牛做马的。其他老师给你派课题派任务,让你给他做这事那事,吴老师完全不这样,甚至没有和学生共同署名的文章,都是各写各的。我跟他说,他也没有挽留,因为他相信我肯定已经自己想好了,那他就尊重。当然他也会发愁我走了以后,技术哲学这块要招谁来顶一顶。

    935:

    我想知道您是在什么节点,开始把内心驱动的真正想要去完成的那些事情,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结合起来?

    胡翌霖:

    有几个关键节点。一来是高中阶段。我当时读的是全国理科班,只要进了高中就有保送资格。所以高一就知道自己不用高考了,于是整个高中其实过的有点散漫,倒让我发展了很多课外兴趣。那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一推动丛书》,比如《时间简史》,又看了基普·索恩更厚的《黑洞与时间的弯曲》之类的,还有各种量子力学科普。看这些书看得多了,兴趣就转向了那些大问题,就像刚才提到的本体论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很多哲学随笔,还自称是”论文”什么的。这种”不务正业”确实影响了竞赛成绩。我最初坚持要报数学系或物理系,结果老师说你这竞赛水平够不上物理系要求。又说那哲学系要不要?我想了想哲学系也算是个出路,那时候已经开始转向人文领域,阴差阳错就进了北大哲学系。这算是第一个转折点。

    真正让我感受到哲学魅力的两个阶段,一是听中国哲学老师的课,像杨立华、张祥龙这些先生,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当代儒者,有从古籍里走出来的气质。虽然我完全不认同他们的观点——我骨子里是比较西化的自由派——但他们的魅力在于人格的坚定性。你能感觉到他们是真心实意相信自己讲的东西,又确实能自圆其说。他们没把我”拐跑”,我现在依然更倾向自由主义,但开始懂得同情儒家。现在很多人活一辈子都没遇到过”不认同但尊重”的对象,这些课教会我思想差异本身可以是珍贵的。现在被污名化的”公共知识分子”本该做的不就是这个吗?应该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而不是随大流附和。这让我真切感受到学者这个身份的价值。

    另一个重要的节点是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学校里的老师个个高山仰止,但和历史上那些顶级哲学家相比还是有差距。康德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类思想能达到怎样的深度——当时读他的感觉,就像看《海贼王》里罗杰说”我把所有宝藏都放在那里了”,他在告诉你:”伟大航路就在那儿,去找吧!”。哲学家的思想宝藏不能直接变成你的答案,但证明了生命获得最高自我理解是可能的。他展示了这种思想完满的可能性,哪怕我不完全认同他的体系。海德格尔算是过渡环节,之前那些老师我很尊重却不认同,而海德格尔的思路更对我的胃口,让我能顺着他的框架继续思考,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哲学风格。

    再后来是在研究生阶段,当时正在写媒介哲学的博士论文,刚好看到比特币暴跌的新闻,于是想用媒介哲学来理解货币到底是什么。主流观点诟病虚拟货币没有实物保证和背书。但货币本身就是虚拟的中介物,中介物所承载的交易行为才是真实的,我认为这才是货币真正的意义所在。比特币虽然是虚拟的、没有实体的货币,但以交易媒介来看它是完全真实的。某种意义上,比特币比起美元更有确定性。当时就考虑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虚拟货币?美元才是虚拟货币,因为法币总值到底有多少美元是说不清的,是靠货币乘数变出来,一个个叠加上去。美联储需要钱就随时印钱发钱,发出来的钱随时又会湮灭掉蒸发,如梦幻泡影,这样看美元才是虚拟的吧?美联储嘴一张嘴一闭,利率上换一个小数点,小数点上加一位,整个市场上的美元数量就会发生变化,这才是虚拟的梦幻泡沫吧?

    这段思考成了我深入研究比特币和区块链的起点。后来逐渐把密码学运动与现代性批判结合起来——比如现代社会人的异化问题、技术统治困境,都能在加密技术中找到回应。这算是后续研究的主线。

    再一转折是博士后出站找工作。准备去上海师大教书,结果我导师吴国盛教授从北大跳槽到清华,他直接喊住我,就这么机缘巧合进了清华科学史系。虽然名义上转到科技史领域,本质上还是延续着技术哲学。其实搞科技史和海德格尔哲学一脉相承,海德格尔强调人的”实际性”,认识自我必然要回到历史语境。就像他说:人不是悬浮在真空中的抽象存在,而是扎根在具体历史土壤里的。所以研究科技史反而让我更贴近哲学本真:你要理解技术,就得先理解它如何在历史中生成。

    加密现实的政治化

    935: 

    说到历史中的技术,我们来聊聊加密吧。如果把视野转向技术早期,民用密码学诞生并开始发展的70、80年代,当时其实是非常务实的、纯技术性的事情。但它是不是在某个阶段政治化了?

    胡翌霖: 

    这其实不是技术的政治化,而是现实世界的政治化,随着数字货币——不是指密码学家理想的数字货币,而是指支付宝,数字银行,电子信用卡,货币的数字化大势所开始的政治化。90年代的证券交易所还不是数字化的,大家都要看盘。90年代末交易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过程中原本作为担忧的趋势成为了现实。80年代它确实不是政治运动,只存在理想和担忧,预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的隐私可能被剥夺,需要未雨绸缪的准备,让信息技术能够兼容个人隐私。将来社会数字化了,还想坚持个人隐私的保障,就应该能够采用准备好的工具,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政治服务的。

    935:

    这个阶段会不会更多只是想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呢?

    胡翌霖:

    之所以想解决技术问题就是因为有政治理想。如果认为社会应该全景监控,受到国家保障和中心化监督,就不会觉得有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这是一种政治态度。后来政治理想落空,现实世界的政治走向他们的反面,但他们的理想没有变,还是去中心化的,自由的,隐私的交易,于是理想就变成了现实的政治诉求。

    935:

    但这个过程中好像有一些突变的节点,让他们的政治态度突然转变得很激进。六七十年代最早研究非对称加密的密码学家们更多是工程师的实用主义思维,研究如何让密码学被民间商业化地使用,到八十年代末,民用密码学被拔高到捍卫言论自由权的高度,甚至演变成对任何中心式大集体的强烈抵触。

    胡翌霖:

    整个互联网的历史一直都是政治化的。阿帕网产生于冷战的背景,为对抗苏联的科技要进行由国家支持的研发,但早期的互联网缔造者恰恰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拿军方的钱,但是反对控制,强调信息的自由流通。他们从观念上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技术浪漫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者和控制者。所以技术环境一定是去中心化、知识共享的。

    后来比尔盖茨站出来,说程序员要为自己的程序收钱,这是违反当时整个黑客文化的。在当时敢这么说也算很英勇,因为主流强调信息就是要自由的,免费的、 共享的,不能够垄断,大量的开发者、 工程师、 参与者全都反对比尔盖茨。程序不作为人类共享的知识财富,却作为个人所有物拿去卖,让早期的互联网黑客从业者哗然,凭什么可以把信息看作是自己的私有物?互联网从一开始就在不断争斗。互联网TCP/IP协议标准的普及,也是靠着开源运动。当时还有一些别的以不同的身份提出的竞争协议,基本都是由公司推动,比如英国协议是邮政公司,法国是国家支持的机构,苏联是由中央控制,而TCP/IP协议是开放的。因为直接开源,所有人都可以用才成为主流。阿帕网的构想来自某一任的高等研究所主席在备忘录写的星际网络,未来通过计算机传递信息,要达到一个共享的,超国界的社会。理想一开始就在这儿,互联网没有国界,没有中心,是大家都平等地享受知识的空间。这种互联网历史当中的思潮绝对是政治理想。

    935:

    在加密运动里,技术结构和人的思想欲望的互动形成了现在的技术想象。我认为现在的信息密码学技术依附在整个信息技术下,就像密码朋克运动也是依附互联网文化运动。最早冷战时期的集中式计算机,人们对于它的印象完全负面,是大型官僚式压制个性的象征。这也是反文化想要反对的东西。后来微型处理器使个人电脑成为可能,计算机才突然变成可以赋权个人,主张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工具。

    互联网的结构也带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被理想化为扁平化、去中心化、节点间平等的载体,另一方面分布式网络结构也是权力渗透的最佳载体,可能成为渗透权力毛细血管的”全景监狱”。所以技术架构本身,是否必然导向特定权力形态?

    胡翌霖:

    一方面,技术不是中性的,另一方面人可能通过不同的选择来决定技术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如果不在美国而是在苏联发展,可能会变成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成更好地实现计划经济的实时调控系统。我们幸运的是互联网一开始是由那些相对自由的人来推动。

    935:

    就像是智利的阿连德想实施的赛博社会主义。所以网络本身是有两面性的结构,既可以高度集中化,也可以是高度自由的象征,主要是看被什么样意志的人选择,促成什么样的文化?

    胡翌霖:

    技术有不同的可能性。计算机最早期的产品看起来都是庞大的,独占的,很难个人化的,分散的,但是它的技术内涵还是趋向于自由的。图灵最基本的贡献,就是提出了通用计算的思想。计算机是对人的计算的抽象化模拟,人怎么计算,计算机也这么计算。而且计算机的计算是能标准化定义的,所有的图灵机都一样,只是算力不同,原则上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从这个观念上设计的计算机器是没有秘密的。原子弹的秘密是封闭的,但是图灵,冯诺伊曼那些早期计算机的论文,包括维纳,都是公开的。一开始就在强调不垄断,先有条件的人可以先造,其他人有条件也可以随时可以造,技术本身就有去中心化的倾向。哪怕是作为庞然大物的计算机,仍然是有去中心化、民主化倾向的技术。

    五十年代前的计算机很多都是特色化专攻设计,如果当时计算机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那未来可能变成美国政府有一台计算机,技术参数不公开,其他人只需要把终端连到美国政府提供的服务里提供信息。但你不能造自己的计算机。幸运的是美国文化本身带有自由主义偏向,不能说早期一定是自由主义,但整个信息技术和自由主义是相辅相成,互相支持的。

    加密新大陆:区块链的多元解

    935:

    单从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去看自由主义对技术的选择,能感到这种市场充分自由竞争的,开放的精神态度确实让我们享受到了自由主义主持下技术普适的好处。但从纯商品经济市场来看,也感觉到由纯粹新自由主义选择的世界好像扭曲了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当下我们虽然处在技术和经济高度繁荣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是一个精神和文化相对荒漠的时期。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呢?

    胡翌霖:

    文化荒漠化、扁平化、肤浅化不是自由主义的锅,是整个现代性的问题,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专制主义都会造成这个问题。现在西方自由主义和右派基本划等号,右派又和保守主义划等号。保守主义要强调的反而是要保护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希望文化上的扁平,原子或者普世。出现文化扁平化,说明自由主义还不够,因为不仅仅市场是自由的,思想也要是自由的。思想自由和市场自由都认为市场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市场存在的前提是我们有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才会流通,否则没有交易行为的可能性。文化多元性,地方市场独立性,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者理想中的一部分,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对抗扁平化的趋势。自由主义应该是多个维度市场。

    935:

    所以说目前出现扁平化现象,不是因为我们过于市场,而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但市场本身可能就只能带有唯一维度,比如最大化收益和效率,这种逻辑导致了扁平化的发生。

    胡翌霖:

    市场区分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市场就是以货币为锚定的商品市场。广义来说还有其他市场,比如思想市场,观念市场。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不是市场而是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实际上形成的也是文化的多样化,像新教运动打破单一叙事,每个人都可以信自己的神,所以教会可以有不同的信仰,在整个信仰市场上博弈。商品的自由流通只是这些自由中的一部分。

    趋同化问题主在于资本主义的马太效应。追求资本增值的目标会造成强者恒强,越集中生产效率越高,效率越高越能更快扩大规模,又集中更多的资源。最后只能通过标准化生产出一样的东西。我们要想办法在大趋势下重新塑造多元化的风格,这也是我想做的,关于区块链为什么能成为一种多元化的解。

    935:

    当我们身处此刻,任何新秩序和想法都逃不出当下世界的现状。技术要在这个时间有实在意义,肯定也是要去面对当下的问题。前面聊到并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本意选择造成了现在的问题,问题可能源于技术本身的结构。充分自由的风气本应该促生多元,但现在至少从商品市场上来说我们落入了一种非常单一的价值观处境,并且好像也由此决定了单一的文化。区块链有办法破解这个技术结构上的难题吗?

    胡翌霖:

    没法直接破解,但还是能有几层解法能对抗。

    第一层是从透支转向储蓄,本身有利于文化多样性。文化需要底蕴和积累,才会催生某种多元性,迅速迭代的东西没有办法形成多元性。如果市场竞争是看谁能透支更多,不看过去和积累,只看讲故事的能力,还是透支导向的市场。相反如果是储蓄导向的市场,有多大本钱才能干多大事,单靠新的想法不那么容易借到钱,靠找有积淀的人投资才能推进,这样不会被迅速的打垮。

    现在市场均一化,某种意义上是融资模式造成的。新的模式一旦跑通立刻有数之不尽的投资,大量融资使之迅速扩张,速度之快使得竞争对手反应过来之前,它就已经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了。如果融资没那么快,虽然会使整个世界的进步速度被拖慢一点,另一方面它会更多元化,你必须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扩张,这样其他人也会跟上。当然还是要有专利保护,其他人要跟上就要差异化,不能够完全拷贝。这种模式下,市场被占领的速度没那么快,形成一种割据的、 多元化的市场。以前大家觉得扩张得慢是犯罪,能扩张那么快还不让扩张, 不是拖累人类进步的步伐吗?但如果不透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人类的进步水平没有变,透支的钱最终也要还的。

    第二是通过区块链多元的代币体系,来构成多样性。原本世界的多样性是通过国界来维护,国家民族之间的不同,也不容易克服,这种边界感是传统世界的阻隔方式。现在互联网世界很多阻隔被打破,Web2.0时代网络文化变成大型公共社交平台,上面也有马太效应,例如网红。互联网上没有地形,没有国界,没有隔阂,甚至语言上的隔阂也少了,因为它是英语为主导的。传统世界中能够形成隔阂和多样化边界的东西,在互联网中消失了,于是变成这个扁平的地球村。

    在地球村里怎么人为地塑造隔阂感呢?一来推进相对去中心化的模式,现在社交媒介平台都是资本推动,造成迅速地扩张,很难有我们自己的自留地。BBS论坛相对还是有地方性的,但都慢慢消解掉,传统平台的经济模式没有办法支持。这和监管也有关系,中国的论坛完全干不下去,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再者是金融模式,在大资本推动的流量经济,网红经济看来,研究生比不上小学生,因为消费能力更强,更容易被忽悠,看广告的点击率更多,那就是一个更好的流量。用这个商业模式制作的平台也会趋向扁平化,不仅是流通信息,人的水平也是扁平的,要吸引更多流量就要照顾大多数人,而不是特定的一小撮。

    935:

    这种扩张的强迫,是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的惯性?为了维持大机器大工厂运转的成本,机器必须日夜开机,人需要日夜上班,不停转的结果就是大生产,出现大生产就必须匹配大消费,不断开辟新市场。拥有机器和技术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困在技术带来的惯性里了?

    胡翌霖:

    这就是效率至上主义,一切都为了资本增值,效率的提升,生产力提升,作为所有生产行为的主要目的。为什么说区块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从概念上说,Web3是什么的定义还是不清楚的,但最基本的就是它提供了无许可、去中心化、个人完全支配的身份体系。最直观体验的就是钱包登录,不需要注册ID账号,只要用钱包就能生成自己的身份,而且可以去中心化的控制。它能帮助我们回归个人,而不是以社会效率为中心来思考问题。流水线的本质就是人不动,要按机器的节奏。人更像机器,机器更像人,机器自动运转,而人进行机械化操作,这个模式把人抽象化。工人在机器旁边不是完整的人,而是拧螺丝的手,是劳动力的提供者。在互联网平台上就是流量,也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点击率的提供者,和在工厂是一样的。人不是作为完整的个人自我参与这个市场,而是作为可替换的出口。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自我定义的权利收归自身。不在工厂打螺丝我干嘛?总要找个活儿干,找个活干就会面临这个问题。服从大秩序才能找到活干,不然怎么办?如果这工作不可替代,非常个性化,那就没人会招你,因为招聘机器不可能按照你的个性来设计,肯定是通用的。你说你是个性的,给你定制一个流水线,不可能的,你下班流水线就关了。怎么跳脱出去呢?第一是互联网上的生产提供新模式,比如数字游民某种意义上跳出了传统边界。传统模式里每人都是确定好的位置,现在个人有更高支配权,看起来又回到打零工的模式,但又是回归人性的。哪怕就微观来说还是相对机械化,但你个人保持了相对完整的独立性。

    数字游民算一种模式,区块链不能说完全和它绑定,但对它是一个很强的支持——首先能帮你跨国界收钱收工资,突破了传统的地域。再来是Web3的个人身份能自我控制。传统社交媒体之所以有垄断地位,一个原因就是个人身份依附于它,所有积累都是受别人控制的。个人的积淀被平台控制,平台又喜欢不断刷新,这是一个矛盾,它会否定你的个性,把你当做不断榨取的流量。问题是怎么把积淀从平台那里夺回。社交平台本身还是需要存在,它应该负责即时,当下交流的空间,但是线上交流之后我们的那些积累,要能由自己控制。Web3有可能提供这样一种技术条件,平台只是提供即时交流、大量信息流动的空间,在平台上的关注不是账号而是我在区块链的身份,哪怕退出推特,你和我的联系没有割断。

    935:

    就是你的电子关系所有权在你。

    胡翌霖:

    人和人之间能自己决定他们的关系,而不是平台决定。平台把你号封了,不光是被封号者受到剥夺,关注者也受到剥夺,平台把联系割断了。为什么我们很少用小众的一些平台,因为小众的平台可能起不来, 可能随时倒闭。很多早期BBS上的东西都找不到了,除非你自己把它搬运出来。人际关系也很难迁移,如果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肯定还是选择在大平台上吊死。现在个体是分裂的,平台是统一的。我们要重构网络社交的关系,倒逼改变大平台的环境,使那些多样化的小平台也有生存的空间。

    第三是网络国家的建立。传统国家首先有地理区隔,其次可以依靠关税。香港澳门从地理上没那么强差异性,但通过海关系统能促成在市场上的独立性。为什么弹丸小国也是要有自己的货币,因为有经济独立性的要求。有自己的货币就能避免被别人裹挟。以前不可能做到,有区块链之后是有可能的。区块链形成一个个小经济体,每人发个币,可以构成一套相对内在自主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可以由我说了算。网红经济,粉丝经济就自有一套他们的经济逻辑。总是要用一种效率的模式,计算清楚得失。用效率至上主义,工具主义来计算的话,就一定会趋同,什么东西效率更高,什么东西就会胜出,那就会造成多样性的丧失。平台经济的弊端在于完全依附大平台,你给网红打的榜80%都是要进平台,而且不透明,每年选秀节目都有争议,节目组是不是暗箱操作,是不是有剧本,因为不透明所以被怀疑。但区块链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小撮人不按效率逻辑,就按情绪或者狂热的东西来组织,可以不依附于大平台,搞我们爱怎么玩怎么玩的经济体系,而且还是公开透明的,还能附带自己的社群文化。

    935: 

    回归社区和社群好像是这几年大家的共识,越来越多人强调回小的社区,回到在地和附近,由熟悉或理念相似的人组织成小圈子,去实现类似礼物经济的尝试,也在这种集体中回归有更多日常人情的生活。

    胡翌霖:

    这种社群趋势不是区块链的趋势,应该说本来就有这个趋势,在普世化运动中,人还是有想要追求独特和个性的愿望。这是一种反扑,区块链能够巩固它,至少在电子世界里面能延伸这种趋势。

    935:

    把加密当作破除市场逻辑的解决思路之一,这种思路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有成熟的条件去实施吗?

    胡翌霖:

    我常用新大陆作为比方来解释。第一阶段是数字世界的新大陆出现,大概在八九十年代,随着互联网出现,人类在默默地塑造一个独立的数字世界。第二阶段是区块链诞生,中本聪发现了新大陆的实在性,发现它是真金白银的,它不再是一个虚幻构想或者故事,而是一个有真实独立财富的地方。再之后就是淘金热,大家都跑到新大陆去挖掘资源,然后回旧大陆生存。富人要回到旧大陆消费,但也会在新大陆淘金,享受狂野的,无法无天的快感,因为新大陆没有秩序,对于投机者来说是很好的天地。

    现在第二阶段过去了,到第三阶段——殖民阶段。一条线是旧大陆的人派管理者过来,另一条是新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慢慢扎根那里,他开始不满于旧秩序,要建立新的秩序,这时候新大陆不再是完全无政府状态。这两条线都是新秩序的建立,只是有搏斗,一种是要把旧秩序延伸过去,一种是要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的。现在我们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斗争刚开始显明,有人希望把旧模式套用到区块链世界,有人想在区块链世界走自己的路。下一个阶段就是独立运动。新大陆要摆脱旧大陆的控制,发表自己的独立宣言。我们处于淘金阶段和独立宣言之间,各种秩序还在冲突斗争的时代。

    与其说富有资源,不如说新大陆是作为一个无主之地而被趋之若鹜。因为无主,可以重新圈地,重新建立秩序。互联网也是无主之地,原本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同样也有两个趋势,一是要管起来,互联网也是有国界的,越来越多的网店要做IP审查。作为我们老派互联网黑客文化的倾慕者来说简直不可接受。但这也是用传统关税模式来管理互联网。另一种是以区块链为代表,要巩固互联网的自由。监管方说要关税,那我就不用法币,用互联网上原生货币来交易。区块链使互联网无主之地的属性得到巩固。

    935: 

    现在引领技术发展的主舵手有发生变化吗?好像基本上还是以自由主义为主。

    胡翌霖: 

    当然有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确实是自由主义为主,但这是马后炮,因为自由主义最后成功,所以追溯回去看觉得是自由主义为主。生物学上有个现象叫遗传漂变,在一个相对大的一个生态群落里,遗传变异的方向是随机和相对稳定的。只有最适应环境的胜出。如果新环境是相对隔绝和独立的,只有一小撮种群进入新环境,产生的变异在大环境群落中未必是更有竞争力和主流的。但它进入新环境比较早或相对占了某种优势,在整个新环境中顺利地繁衍,就会扩大特定的遗传信息。

    我们觉得美国是个清教徒国家,五月花号也算象征清教徒的载体。但清教徒文化在整个美洲大陆的占据不完全是因为人去的多,即便是五月花号上,也有一小半的人不是清教徒,更不用说这个时间点前后有大量的其他人进入美国。所以可能就是一个巧合主导文化的发展,后来这个优势被放大,并且慢慢稳固。自由主义者可能在一个比较好的关口进去,比特币的成长基本上都是由自由主义者推动。它底层相对来说更符合自由主义的想象,这是一个优势,不能一劳永逸地成为决定性的东西。

    最后的意识形态一定是新的融合,就像美国虽然是清教徒主导,但最后不是清教文化,而是独立的、世俗化的美国文化,是杂糅。最后区块链的理想也不会是纯奥派或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是他们作为早期影响,在先发后能保持惯性,使这个方向得到巩固,但最后还是妥协和融合。

    储值隐退时代的拨乱反正

    935: 

    我阅读过您早期关于比特币的文章,很认同货币是工具主义的,也是实在论的。在工具主义视角下,无关媒介和实体,符合一定要求的任何形式和媒介都可以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实在论视角下我也认同比特币这种供量有限的通缩性货币有储值功能。

    我想回顾一下在最早的比特币白皮书中,中本聪提供的方案本质上解决了哪些问题?历史地来看这项技术,回到白皮书发布的时间场景,中本聪在创世区块上讽刺现有金融环境里法币不断地贬值,金融危机不断重复,这两个问题里货币贬值的部分比较好解决,弄一个像比特币这样的通缩货币就可以,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根源在于生产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跟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做货币,本身可能没那么大关系。

    所以就算我们把流通手段换成比特币,是不是依然无法阻止经济危机复现?

    胡翌霖:

    你说金融危机和货币没关,这恰是传统法币支持者不同意的。凯恩斯主义就诞生于经济危机,是作为解决经济危机的一个手段而备受尊重的。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者把解决金融危机作为法币的功劳之一? 因为法币能够进行调控。通货紧缩的时候可以放水,通货膨胀的时候又可以紧缩。货币政策的目的是调控市场,使得它趋于稳定,不要速生速死。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长期来看市场会趋于平衡,觉得不要调控。等市场自发趋于平衡,那得等多少年?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凯恩斯的回应之一就是说,等我们死了市场再平衡,来不及,我们要赶紧在市场失衡的时候拉他一把。所以要承认法币的意义,就要承认货币对调控经济是有意义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周期,这是法币的理论,并不是比特币的理论。

    比特币某种意义上要强调的,或者我们货币自由主义者要强调的,恰恰是金融危机和货币没有关系。但比特币是反璞归真,它的作用是拨乱反正。美联储的政策为什么总要看失业率,看物价指数,然后调节?政策让货币过多地涉入经济和整个自由市场,使得经济不健康。现在反过来通过回归到一种更本位和本源的货币来去毒,刮骨疗伤。当然这也是在改变经济市场,但因为市场已经被毒化,驱毒的过程当然是干预市场的行为,但不是驱完毒后变成一种新的调控,而是使市场能和货币脱钩。

    935:

    所以比特币并不是想以一种新的货币身份加入金融调控,而是希望成为更有效的价值存储标的物?

    胡翌霖: 

    这么说不够完整,比特币是尊重市场的。货币就是一种商品,所有商品都是市场内在的部分,它对市场的影响,和猪肉、房地产等任何一种商品都是一样。OPEC控制石油的产量也是在调节市场,甚至能操控美国,或作为博弈的砝码。只不过货币这种商品非常特殊,因为它是最中性的商品,所以才能够作为货币。OPEC基本上能控制石油产量,所以石油虽然也能有货币属性,可以做媒介,但不适合做本位货币。黄金就稍微好一点,在全世界各地各国都有分布,中国产的黄金和美国产的黄金是一样的,区分不出来也没办法分辨,不会被某一个工业或者机构部门影响。现在法币更像是被垄断起来的商品,而不像是通用的中性货币。完整地来讲比特币回归的,不仅是作为整个商品市场的一部分,而且是作为最中立的,最中性的商品流通。它有资格成为更好的货币。

    935:

    您提到我们现在的系统是一种人口不断增长,货币不断贬值的模式。作为一种强调储值的货币,比特币能带我们走入一种人口下降,货币增值的模式。这是怎么运作的?

    胡翌霖:

    法币模式不适合于未来人口下降的场景,并不代表人口上升的时代就必须按照法币模式来。人口上升的时代也应该有储值文化。中国人应该最懂这个,喜欢存钱,省吃俭用一辈子,为了子女能够过更好的生活,或是为了养儿防老,老了可以享受年轻时存下来的血汗钱。人之为人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就是有未来观念,能知道留存备用,会未雨绸缪。总要有些储值的东西,不是存货币,那也是存粮,“广积粮,缓称王”;或是囤黄金,像守财奴存黄金;或是存储一些弓箭,准备造反或者以备不时之需。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很多本来可以储值的商品不再有储值功能,原本知识分子但凡有一本书都可以传家,可以当作一笔财富。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保存这些东西所需要的成本都不如买新的,最后好像只剩下房地产,但依然很难通过一个相对没有垄断,没有监管,不会被剥夺购买机会的自由商品储值。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所以大背景是,人的本性需要储存价值,但找不到合适的储值手段,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一种方式是把储值的东西金融化,房地产,股票,证券这些东西好像是能传代的;另一种方式是把黄金和货币作为能够储存价值的东西。所以它不是新模式而是回归。比特币把人的储值天性又给重新喊回来。

    而且之前科技发展太快,整个世界都处于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就觉得这个世界反正未来一定是越变越好的,现在给子孙存下来的东西后来可能就看不上了。现在进步主义的信仰,或者幻觉,开始被动摇了。未来也不是一定会越变越好,贫富差距在扩大,各种危机层出不穷。后疫情时代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疫情的时候很多富人家庭都深受打击,他们不是缺钱,是没准备。平时觉得有钱要吃面包吃大米随时都能买,第二天送货上门。以前到冬天东西不好买,家里会存一地窖大白菜,现在商品经济发达,觉得不用存,但真到了危机时刻发现还是要存点,什么都不存的话,突然管控几天就没东西吃。不确定性的增加使人们回想起,我们还是需要未雨绸缪。货币只是一种储备的手段,只是人的观念从不操心未来到需要操心未来。

    Flytofu:

    但是币圈,或者说比特币生态是很不稳定的。

    胡翌霖:

    恰恰相反,比特币是最稳定保守的投资,因为它是不会变化的。鲍威尔嘴一张一闭,美元的总量都会大变。别说百年,十年前后的美元都不再是同一个东西,但一个比特币就是一个,捏在手里天荒地老就是一个,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它就是稳定的,是对未来的长期预期。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因为科技一直在发展——当然这也是一种观念,从长远角度说世界上真正稳定增长的只有科技,其他都不稳定,政治会反复,文化会变化。只要科技上升,社会经济总量就会上升,固定总量的货币就升值。假如在比特币本位的未来社会,它会按照和经济总量增长相匹配的增值一直涨。

    现在法币支持者的一大理由,就是金本位货币没办法跟上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交易需求,货币数量不增长会通货紧缩,要应对就必须让政府调控法币贬值,去适配经济的增长速度。法币长远来说必定是贬值的,因为它就是为了贬值而设计的。但比特币支持者认为这种调控思路是错的。让货币升值,经济并不会崩溃,这是自由主义、奥派的理论。世界还没真的经历过比特币本位,所以这个理论还没有实证。以比特币为本位的世界会更好,这种想法现在更多是一种信仰。

    Flytofu:

    相对于黄金来说,比特币的优势在哪里?

    胡翌霖:

    第一,黄金不算总量非常可预期稳定的货币,开采技术和速度的变化是不确定的。第二,黄金作为货币是低效,不方便携带,检验和分割也有限。无限分割的理论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拿很薄的金箔到市场上去交易,别人没法马上收,要拿去检验才知道是真还是假。材质的特点使黄金更适合中心化储存,所以金本位必须要有纸币作为代币。但用代币兑换黄金又很困难。德国想把黄金从美国兑回来,要举国之力开运输船去,进行各种外交努力,甚至威胁。这种中心化储存的方式很容易信用崩溃。

    比特币相对灵活,可以无限分割。当然交易有成本,分割还是有限度,所以广泛采用就跟黄金一样,也是用类似法币那样的代币,或是L2,闪电网络之类的,用不在主网交易的方式。它和黄金的区别就在于,这种交易方式的兑换更简单。你可以去中心化地、自主地做到。比特币可以有相对中心化的、一种能加速传播的媒介或代币形式,来满足日常交易所需,但不会出现把黄金存在美国央行,但需要的时候要不回来的情况。

    Flytofu:

    您认为比特币的本质是价值储存、价值标杆,还是支付手段?

    胡翌霖:

    货币的本质既是价值储存,又是支付手段,不是矛盾的。比特币就是一种货币。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时候有媒介,让很多人混淆了媒介和媒介承载的东西。一百块纸币的面值代表的价值,由纸这个媒介承载,但这个价值也可以被纸做的支票,塑料的银行卡,或者完全没有实体的支付宝账户承载。说人民币是支付手段,指的是通过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手段,传递以人民币计价的账本。支付宝、或那张纸才是支付手段,人民币是跨越支付手段的,所有这些都用人民币本位计价。

    我们说比特币的时候容易混淆概念,这个词代表很多意思,钱包程序,协议,区块链,货币单位,账本本身也叫比特币。它也有各种支付手段,包括主网,闪电网络,侧链L2,中心化交易所,以后发行的锚定货币等等,比特币是这些支付手段的计价单位,本身不能作为支付手段,主网的吞吐量很低,太低效,所以不能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所以我期盼的比特币本位的世界,就是把各种支付手段里的人民币计价单位换成比特币。

    Flytofu:

    但也有人说比特币总量固定,所以不适合作为货币。

    胡翌霖:

    金本位崩溃后,美国甩锅说超发货币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市场在进步,黄金供应量不够,要维持货币稳定就要超发。但这本质上就是失信。如果大家都不能超发货币,那就有钱就打没钱别打,世界就和平了。

    Flytofu:

    如果不超发的话,这样一个单位的比特币所对应的实物价值不是会越来越高吗?这是不是一种不稳定?

    胡翌霖:

    科技的发展本身是稳定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能体会,商品科技化程度越高贬值速度就越快,手机每年都在贬值。相反比较迟钝的东西像房产、能源、土地,那些传统既得利益者的财富载体会升值。科技产品本身就是贬值的,这不会影响市场本身的自由交换,只会影响科技含量比较低的传统资源型产品和商品,这是那些老钱们关注的东西。他们为了让你相信货币贬值对你好而设计出一个谎言。他们往往是靠透支发家,要不断地借新还旧,未来的钱比过去的钱便宜,所以他们借钱越多就越富。养老金制度就是要后代来打工还前代的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穷人借不到钱。穷人一分一分地存钱,存了一辈子的家当,最后都贬值了,什么都留不下来。

    现在这种模式遇到人口萎缩问题,旁氏骗局玩不下去了。这是一套建立在货币贬值和人口增值逻辑上的经济体系,原来四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变成四个老人靠一个年轻人养。之前整个世界膨胀,而钱是贬值的,现在崩溃了,就算没有比特币搅局它自己也会玩不下去。以前老人们炒的那些房产,茅台,为什么要年轻人来接盘?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想接盘,你们能够坐吃山不空,不断享受利息,现在我们年轻人打工一辈子,往后都没有后代了。所以现在反过来,人口萎缩就让货币升值,这是未来的玩法,比特币能够适应。

    Flytofu:

    大家也担心,比特币现在被有点被美国收编的感觉。像ETF,对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胡翌霖:

    是比特币收编了美国,不是美国收编了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没有变,是美国变了。美国要改变立法才能够收编比特币,但比特币的协议和程序没有为了美国人,为了特朗普做一个特别更新。反而比特币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美元,美国把比特币当做美元的蓄水池,我们在朝着比特币本位的方向走。

    而且在购买币这件事上所有人是平等的。相比于普通人,在OTC上美国只有劣势,没有优势,因为程序更复杂。在比特币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一百块和一万块买币的难度是一样的。美元通过贷款的方式输出货币,靠近上层社会1%金字塔尖的那些人借钱和你借钱的难度不一样。离水龙头最近的人更容易借钱,更容易资本增值,赚到钱生钱的利息。但比特币是平等的,它没有利息,所有人买的时候是一样的,个人甚至更有优势。

    Flytofu:

    现在人们也会担心,像央行或者大企业把比特币存起来,不放出来交易,而每次区块奖励都在减半,矿工得到的交易费和奖励就会一直变少。之后矿工可能就没有激励来维持这个网络,你有没有这个担忧?

    胡翌霖: 

    如果比特币本位没成功,那会有这个危险。如果成功就没有这个问题,大量日常交易的结算需求,是通过例如支付宝的第三方中心化机构来提供。那些机构本身也要结算,不然他的钱是不真实的。比特币本位会打破这个金融秩序,但新的金融秩序里还是会有层级。不是央行而是主网变成那个最可靠的东西,底下还有分支平台,闪电网络,交易媒介,支付宝,中心化交易所等第三方平台,大量的日常消费发生在这里。普通人就算不消费也需要把比特币从平台取出来,机构之间会有结算需求。2017年那波大家争论的比特币再这样下去太拥堵了,要赶紧扩容,现在争论变成比特币太冷清了。现在整个比特币市场不成熟,不稳定,自然会波动。有时候满,有时候空,还没有形成很好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整个生态系统不够健全。那些大机构虽然囤币,他们囤的币难道就说没有交易吗?普通人也一样。

    比特币“本位”,这个词是最准确的。在比特币本位底下,可能有很多厉害的其他代币,证券或者项目。它们可能更引人注目,但比特币是他们的背景,这才是所谓的比特币本位。比特币本位不是说是比特币最至高无上的,但它是最基础,最稳定的。

    币圈百态:Memecoin,川普币,AI

    Flytofu:

    去年我们聊的时候,比特币生态还方兴未艾。一年过去后,会不会感觉有点失望?

    胡翌霖:

    整个圈子需要乱世,当时以太坊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好像一个革命家刚占了一个水泊梁山,就开始想列土封王,马上搞长治久安那些东西,想搞环保。以太坊改POS就是最愚蠢的,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变成这个世界的领袖,开始考虑未来和环保。像比特币自己分叉,最后厮杀,大家都投票。最后没有领袖人物一槌定音,都是市场决定的。如果市场真的最后需要POS,那你就等市场最后分叉。但V神好像就是有种责任感,他这个人坏就坏在太好了,坏就坏在他是个明君,但明君还是君。这个圈子现在还处于陈胜吴广的时代,虽然大概有刘邦项羽出来了,但还在乱战,还没到说要考虑百年基业的事。真正百年基业的事也是靠市场最后厮杀出来,不是靠你现在拍脑门自上而下先决定好。看以太坊的那些动作就是觉得肯定不行,目前币圈的逻辑,或者说整个生态和玩法,并没有真正的成熟。它还需要乱世,比特币生态也是乱世的一部分。

    但必然性上讲,Solana确实更符合快进快出的市场热情。我最近其实比较维护Solana的生态,它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要敬畏市场。虽然我觉得比特币生态好,赌错了还是要认,大家的需求和热情还是在这些东西上。Meme币某种意义上也有意义。

    Flytofu:

    您觉得Meme币的意义在哪里,它的正当性在哪里?

    胡翌霖:

    Meme币就是赛博游行。革命的整体状态是很混乱且残暴的,革命游行中,很多人都是非理性的状态,乱杀乱打一通或砸毁机器。整个近代历史上西方这种事尤其多。现代资本主义那些看起来很稳固的体制,比如民主制、海洋法系都已经趋于稳定,但回顾变革时期,可以看到是两部分力量在同时作用。

    一部分是精英主义,包括卢梭,休谟,孟德斯鸠等等,他们有乌托邦构想和实操建议,也有实际的努力,是理想主义者和builder的角色。但还有一部分是大众的力量,是很非理性,暴动的。有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了,于是暴动一下,甚至去打砸抢,其实也没有真正理解要追求什么,要怎么样,也没有什么长期主义的想法。这种力量和上层的精英主义力量共同作用才能够推翻旧世界。只有精英没有底层运动行不通,只有底层,没有精英对方向的指引,也行不通。即便不说要互相尊重,两种力量也要互相承认。

    935:

    这项技术本来应该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工具,要反抗过去我们遭受的那些诸如被过分工具理性的、过分量化的、唯技术中心、唯科学中心的现代性特征,但是我们现在运用这项技术的底层哲学观却好像是回归现代性的,例如‘Code is law’, 将信用完全寄托于数学和代码。说所有人在购买比特币这件事上有完全平等的购买机会,我们怎么保证在未来,社会的权力系统不会渗透到购买比特币这件事上呢?权力和等级的系统会不会渗透进来改变协议?

    胡翌霖:

    现代性的问题在哪儿?把科技作为唯一的准则是有问题,不代表说科技是准确的就错了。科技的问题是太准确,以至于把其他不准确的价值抹掉,这是现代性的问题。但反思现代性不是说反科学,我们还是相信科技。我经常举拍照片的例子,我拍你一张照片,照片是准确的,能准确传达对你这个人的印象,但不能把这张照片当做你。照片是刻画你的媒介,你蕴含着比照片更丰富且更动态的信息。我们相信科技是准确的照片,但不能认为科技是唯一的认识。

    在比特币中,我们需要信赖科技和数学,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是共同生活中默认的稳定性。开猪肉店的前提是相信大家会吃猪肉,你相信不会突然有一天全世界都不吃猪肉。这不是数学也不是科学,而是对人类社会的默认理解。比特币也有这样的“人”的机制在。比特币可不可以增加上限?或是可不可以被关掉?可以。只要大家一致约定,那就可以发生。我们说它稳定不是纯数学意义上的绝对稳定,这种稳定一方面源于数学,另一方面源于人对它的信仰,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相对预期。

    Flytofu:

    您怎么理解川普发币的事情?

    胡翌霖:

    川普是真会玩,果然是老商人,一个老无赖也没啥顾忌了。对信仰自由主义的人来说也可以是一件好事。我们都信仰哈耶克说《货币的非国家化》,提倡私人和公司也能发币,市场经济本就应该这样,货币只是商品的一种,不应该被任何个人或机构垄断独占发币权。既然允许任何人发币,那这个人当然也可以是特朗普。这种示范效应告诉大家人人都可以发,回归这种自由主义。短期内会影响这个市场,所有人都来割韭菜,那么点韭菜割完了,市场确实也好不起来。但长期来看可以算自由主义的进步。用一种很贱的方式发币,对发币这件事祛魅,也算一种思想解放。

    935:

    但只有这些币真的被作为一种等价流通交易的货币,才算是符合哈耶克想象中,或类似“自由银行”时期的非国家货币吧?现在这些所谓的“币”更像一次性消费品。

    胡翌霖: 

    流通有大有小,也分在什么范围内流通。类似现在的网红经济,一小撮人追着一个主播打榜,送平台上的token,即便排名很高也赚不到钱。货币也是商品的一种,有些商品流通范围长,有些很窄,有些三五天热闹就没了,有些三年五年。金本位和美元也不过热闹了三五十年。这种名人币,网红币,都是速朽的网红经济。

    过去的想象是局限的。那时候货币和代币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用法。现在不再通过开银行的方式发币,做网红可以发币,咖啡店平时发的代金券,某种意义上不也是token吗?只是现在用区块链的方式来发,更加公开透明。它的流通性也更好,原本你只能回来喝咖啡,如果有市场可以随时交易,那就不是原来狭义的作为唯一的价值度量衡的货币,而是变成更广义的token。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很多人觉得时代潮流本身就不对,很崩坏,但现在就是娱乐至死,互联网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

    今天金融走下神坛,炒币的也和华尔街玩金融的没区别。这是一种去中心化、透明的金融,一切都可交易、可买卖。如果没法处置也不能从中得到分红,具体跟个人有什么关系?能金融化的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个人支配的东西。网红经济就是情绪经济,但情绪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在哪,现在通过这种代币把情绪变得一种可交易的东西。

    Flytofu:

    Crypto 对 AI 的意义,以及 AI对crypto 的意义在哪里?

    胡翌霖:

    现在的AI是白左那种精英主义式的说法,说AI很危险不能公开。好像他们要自己小心翼翼地掌控它的价值观,让那个AI不要走错。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技术发展本来就很难被你控制。另一方面这也是自大的。凭什么你们这一小撮人的价值观能代表全人类的价值观?你们这一小撮人自己都摆不平,说要AI和人对齐,你们自己对齐了没有?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未来的模式一定是开放的,并且需要一种金融模式支持。AI烧钱同时也能赚钱,资金的流动本身需要管理。我们不反对有一种相对结构化的AI治理模式,还是要有一个小团体,小社区,或者是国家,社区,机构来训练属于我们的AI。当我们有权训练我们的AI,怎么融资,投资,从AI的效益中分红都很重要,不应该用过于全球化大资本导向的模式。不然卷到最后强者恒强,还是中心化的。

    能对抗大机构的始终是去中心化,开源。但开源的问题在于赚不了钱,像Linux时代的开源社区,为爱发电赚不了多少钱但觉得没关系,有黑客精神驱动程序员去维护。但是AI不行,耗能投入很大,产出也很大,能带来很丰富的社会利益和价值,需要有去中心化的金融体系,去支持开源AI生态。区块链的开放合约体系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

    Flytofu:

    这个场景已经接近科幻了。

    胡翌霖:

    更科幻的比如像AI智能体觉醒了,它们用什么货币?AI需要能源,创造出来的东西也需要交易,那它们用什么货币,难道受美联储的管辖吗?所以可能就是用加密货币,特别是比特币之类作为很基础的货币。

    近一点的,还是如何建立AI训练的多样性。实际上左派右派都支持世界需要多样性,反全球化,反普世主义和回到多元是一种趋势。互联网时代的问题,是怎样在一个信息过于流通和自由的一个环境当中维持多元化。麦克卢汉在70年代预言电子时代的时候地球会变成一个村子,在他看来是很可怕的概念,这么多人涌到一个村子里会非常的拥挤,嘈杂,混乱,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原本的界限是天然存在的,维护着文化的多样性。在互联网世界,这个地域消失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大城市看起来都一样,地域特色越来越淡化了,家乡的方言也都慢慢的淡忘。推平一切的普世主义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复辟回到一种多元主义的世界。但另一方面多元化的世界很难固定,所以西方白左走向了用肤色来固定多元化的道路。地域,文化,民族的界限都冲破了,最后只能变成肤色的界限。毕竟你还不能够随便染色,于是变成强调肤色,强调性向,以此来见不同。但这个方法是很狭隘的,把人像动物一样来区分。

    根本上还是要回到小型共同体如何共同生活的道路上。在大市场里,我们需要有自留地,而且边界必须是要有隔阂的。货币和经济体系也是一种相对的隔阂。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些隔阂,使一个小共同体能够维持它的独立性。在互联网时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过时了,取而代之的肯定是一种带着新型想象的共同体叙事,它的边界手段可能就是区块链。一开始我也反感,每次搞一个DAO搞一个群体就要发一个币,但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要发个币以后才能建立起缓冲,让你有自决权,在自我内部有一个小生态。Web2时代的互联网是完全扁平化,没有边界的生态,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回归到一种相对有边界的生态中。

    技术史上有很多例子,如果一个东西流通太快,它和其他近似品就会互相取代。比如古罗马发明玻璃,喝水吃饭都用玻璃做,而中国主要用陶器和瓷器。一开始这两个文化相对隔阂,没有迅速打通。打通后发现玻璃可以被瓷器取代,开始用瓷杯瓷碗,玻璃就用不上了。如果从最开始两个世界接触太过紧密,可能因为瓷器太发达,玻璃还没什么用武之地就失传了。有相对隔阂,不同地方可以各自发展技术路线,不同的技术路线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汇合起来,才是多样性。如果一开始就汇合,那可能整个玻璃的科技树都没机会点出来,望远镜和显微镜就全都没了。反过来如果玻璃把瓷器吞并,那很多美好的文化艺术品也都没了。AI的发展也是这样。如果用生产力至上主义来理解AI,就会陷入到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AI的发展也都向效率趋同。但如果用社区文化来选择AI,根据每个社区不同的偏好去训练各自的AI,可能会就好得多。

    Flytoufu:

    您著述的《技术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不能指望以个人之力去控制总体技术的发展趋势。但是个人一直面对个别技术时,却始终是有产生影响的余地。” 从个体来说,我们每个微弱的个体怎么去影响 crypto 这个技术前进的方向?

    胡翌霖:

    囤币就是最直接的影响,你囤什么币就是支持什么币,我囤的比特币,就是支持比特币,囤美金就是支持美金,要和你的理想一致。第二就是试用新技术,体验插件钱包,NFT,体验区块链构建出来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做数字游民。所有的事情都蕴含着你的政治观念,程序员开发一个小的具体的技术功能,也蕴含着你的政治观念。现代社会造成一种麻木性,每个人不再关注做的事情的影响是什么,只服从上级的命令,完成份内的职责,甚至生产绞死自己的绳子。所以我们要跳出这种现代性,首先就是自我觉醒,去反思每一件事的理想和观念,做这件事情最后是为了什么?提供了什么?为谁做了贡献,可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每个人都值得去思考,这才是自由。

    Flytoufu:
    这本书里同时也说,“人类的自由不仅体现在可以在米饭还是面条之间选择,而是在于随时能够超拔出来的反省能力。” 这段话非常让我鼓舞。

    Uncommons
    Reporter: Flytofu&935
    Translator: 935
    Edit:0614

  • 阅读:通往未来的桥梁

    中国科学报的约稿《中国科学报》 (2025-03-23 第4版 综合) 此处贴原稿

    2025年世界读书日的主题为 “阅读:通往未来的桥梁” (Reading: A Bridge to the Future)。

    仔细想来,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未来总是会到来,无论我们做什么,时间总会流逝,我们总会走向未来。而相反,阅读总是在触及“过去”,成为书籍的东西总是在过去产生并沉淀下来的。

    或许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桥梁”——我们总会进入未来,但是究竟是从桥上昂首挺胸、闲庭信步地迈向未来,还是被时代的巨浪裹挟着稀里糊涂地冲进未来,还是在时间长河中历经沉浮最后筋疲力尽地游向未来,这是不同的结局。

    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的到来感到茫然失措,我们感觉到时代不断加速更迭,但是我们越来越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只能随波逐流。

    AI的发展加剧了这种无力感,甚至有极端者开始怀疑人类 “没有未来” 了。人工智能的领军者OpenAI曾在官网主页上贴出论文,渲染人类的危机: “超级智能的巨大力量也可能变得非常危险,导致人类失去权力乃至灭绝。” 该文甚至说人类灭绝的危机可能在十年内到来。当然,OpenAI宣称可以通过对齐主义的工作避免人类灭绝的危机,但讽刺的是他们连自己的董事会都“对不齐”,上演了各种“宫斗”戏码。

    乐观的加速主义者相信未来是美好的,但他们同样认为人类做不了什么事情,只需要放任技术的发展就行了。乐观者和悲观者在人类的无力感方面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人类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随波逐流,区别只是一方认为人类最终被巨浪抛入的地方是乐园,另一方认为终点是地狱。

    “桥梁”被冲毁了,我们直接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失去了和过去与未来的联结感,失去了走走停停的闲适感,失去了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感。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特别是阅读历史,阅读过去的经典,并不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加速冲向未来,反而是为了能够闲步漫游乃至驻足片刻,确认我们所处的位置,重新瞄准我们正在迈向的方位。

    阅读过去不仅是文人墨客的趣味,哪怕是那些在时代的前沿开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偶尔驻足片刻,阅读那些似乎过时的文献,也是有意义的。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其实并不需要阅读,他们只需要快速检索最新文献就行了。但是伟大的科学突破往往会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入阅读上。

    当代诸多科学进步都是重审历史的结果,例如数学家们重新审查欧几里得的公理体系,发展出非欧几何;数学家们重新审视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发起了数学基础之争;物理学家重新审视牛顿的绝对空间,回到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然后爱因斯坦又通过阅读法拉第的场论,重新诠释物质和力,用光速不变原理重新发扬麦克斯韦方程。

    对于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而言,麦克斯韦的工作是法拉第的升级版,甚至麦克斯韦的文献也不必看,只需要牢记麦克斯韦方程组就够了。但是对爱因斯坦来说,他在法拉第身上找到了更多共鸣,对麦克斯韦方程的意义也作出了新的阐发。更不用说在爱因斯坦之前,马赫、庞加莱等科学家已经在物理学的思想史中建立桥梁了。

    人工智能的历史也是某种对经典的回归——人工智能曾经在符号主义的逻辑和语义学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陷入了瓶颈而难以推进。于是开始有人回归20世纪50年代的控制论思想,在诺伯特·维纳那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机器学习”的概念,看到了把进化论结合进机器训练的构思,看到了“神经网络”的类比。于是,当命题逻辑的方向陷入困局时,像维纳那样拥抱不确定性的进化论模式取得了突破。

    维纳本人也受益于广博的阅读。他7岁就熟读达尔文和柏拉图,后来也阅读了大量哲学和社会科学读物,研究领域涵盖科学哲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维纳不仅提出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的控制论思想,也对自动机器未来对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冲击有所遇见,他在1950年就预见了自动化带来的失业危机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在今天更值得我们阅读。

    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写了一本书叫《自然与希腊人》,他呼吁科学家去阅读两千年前的思想,他认为他之所以阅读古希腊哲学,并非处于偶然或个人兴趣,而是出于这个时代的要求。

    薛定谔说道:“如果你生活得较为舒适和安全,并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一般模式,而且你相信,由于必然的进步,它将传播开来成为普遍的模式,那么你似乎没有任何哲学观点也能活得很好……但如今情况已经令人悲哀地改变了。”薛定谔认为,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去阅读古代,“人类的持续进步,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当人类开始怀疑未来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过去。薛定谔认为,阅读过去的意义并不只是说要去古人那里寻求智慧,在许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古人那里发现“偏见”——“一种偏见,倘若表现为最初产生时的那种朴素的原始形式,则比后来容易沦为的那种复杂而僵化的教条更易察觉。”

    面对时代的浪潮,我们可能感到渺小无力,但是如果回到这滔滔大河的源头,我们将会更容易看清这些潮流的本来面目,我们更容易发现时代的“惯性”对我们的作用,从而更有机会摆脱这些惯性,亦或顺势而为。 当然,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我们或许做不到像爱因斯坦、维纳、薛定谔他们那样,通过阅读最终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但是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阅读至少帮助每一个渺小的个人建立起与整个人类文明的某种联结,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锚点,确认对自身的处境,从而找到迎接未来的恰当姿态。

  • 聊特朗普

    美国什么时候最伟大

    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究竟在历史的哪个时期的美国最伟大呢?这个历史问题其实决定了对当下政策和各自国际情势的判断。

    一个标准答案是冷战后,这个时候美国独领风骚,一枝独秀,成为唯一霸主、世界警察,不可一世。但其实就工业能力和GDP总量而言,这个时期的美国也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差不多。

    GDP占比最高的应该是在二战结束时,这时候全世界都被打废了,就美国没有消耗反而发了战争财,这个时候美国的GDP应该是超过全球一半以上。

    但美国能发战争财也不是偶然,确实在二战之前,美国的国力已经达到鼎盛了。美国在19世纪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可更换零件的普及、富尔顿的汽船、摩尔斯的电报、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电灯、特斯拉的电机、莱特兄弟的飞机和福特的汽车,还有第一批商业化开采石油,这一系列推动工业革命进入新一阶段(电力时代)的重要发明都是发生于美国或者最先在美国成功商业化的。如果说英国是第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动机,美国就是第二轮工业革命的引领者。

    福特流水线把工业化生产提升到新的台阶,福特工厂和水电站的结合让美国的制造业独领风骚。

    在工业力量方面也只有有能力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能够一比,德国的西门子和奔驰也和爱迪生和福特有得一比。但在工业力量的大规模普及方面远远比不上美国。更不用说资源丰富的问题了。

    从福特流水线(一战前夕)到二战前夕的这20多年内美国国力其实就空前鼎盛了。在二战之前美国的GDP可能达到世界的三成或三分之一(因历史差距导致不能准确估算,但总之不弱于冷战后的水平)。中间有个大萧条,但欧洲也没好哪儿去。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二战之前的这20年,恰好就是美国采取“孤立主义”国策的二十年。闷声大发财。

    你说美国靠发二战的战争财发达的?这么想也可以,那么为了捞战争财,第一就是攒好工业底子,关键时候能开足马力量产战机,别把工业力量交给别人;第二就是别管东管西,人家打起世界大战不是更好嘛?

    所以,如果你认为美国在20-30年代最“伟大”,那么,恰好就是孤立主义。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二战结束时最伟大,那么,先孤立主义,攒好家底等待第三那次世界大战吧。——我感觉这就是特朗普的做法,只是不知道他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无论如何,他并不认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是最伟大的时期。

    泽连斯基的误判

    唉要么硬到底,现在服软说明当时是进退失据了。当时特朗普显然是无礼的。但特朗普是个什么尿性大家早该知道了啊,真心要争取他支持肯定只能顺毛撸。当时泽连斯基这个态度我认为就是本来就不想签来这儿破釜沉舟演一出,那我觉得是个策略。但现在看来是真的演砸了啊。难道是真想用大义唬着特朗普啊

    很悲凉。服软也是一种勇气吧……特朗普的姿态其实是很清晰的,孤立主义、只谈利益不谈大义,非常自洽。但废物欧盟其实是不自洽的,嘴上喊得响,实际支持毛毛雨,你说你军事不行那多给点钱呗?钱都不给足,整个欧盟加起来抵不上美国,那还喊啥?

    价值观同盟的瓦解

    包括关税政策之类问题的也是,我觉得欧洲整体还是对特朗普误判,没想到他是认真要和欧洲切割。说起来欧洲和美国为什么是天然的盟友?中国人都知道:因为西方价值观,因为“自由世界”的一致认同。

    现在特朗普一方面是商人逻辑,注重实利免疫嘴炮,所以不在乎这些虚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代表的是保守主义的回潮。

    西方价值观包含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包括基督教文化和古典自由主义。问题是这两样东西被很多西方人自己抛弃了。所以现在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保守派看来,欧美的价值观同盟已然被瓦解了。欧洲其实已经是无神论+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了,英国的无神论人口已经超过基督徒了,伊斯兰教人口也在加速繁衍,所以万斯当时说英国是第一个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应该不完全是开玩笑,能够代表特朗普集团的心态。

    绿教扩张连我都觉得是大问题,那些基督教保守阵营怎么会无动于衷?所以现在就是文明冲突的主题从 「民主vs专制」转向「耶稣vs异教&无神论」 。在新的尺度下东正教和犹太教是可以拉来做盟友的,西欧也是心腹之患,某无神论东方大国是终极大敌。但是中式无神论又没有LGBT流派那样亵渎,所以短期内又是可以拉拢的。其它原本是异教的地区一时半会也改变不了。所以当务之急反而就变成了欧洲和加拿大这些可以抢救的地方。这样看似乎能解释特朗普集团的方针。

    某个群里的说法是“特朗普要抢在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纪念之前达成和平”,仔细琢磨还真有一点道理。天主教教皇和东正教普世牧首早就约好了今年共襄盛举,特朗普绝不会放弃这个真正千载难逢(1700年)的做再世君士坦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