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 我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高中时的文章)

    缘起

    今天的历史课提到了中国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在读过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后,我也正在思考这一类的问题,而在稍后拜读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时,更发现我的部分观点得到了支持,于是想将这些初步的看法写成文字。

    还是先来谈“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以我的观点,中国明、清时期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一,“资本主义”一词为舶来品,中国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且当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资本主义形成期的情势完全不同,就难以肯定说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中国所处客观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了中国极难独立地产生资本主义,而将明末清初那一些新现象称为“萌芽”,似乎给人以后来是被某某人“扼杀”的似的,而事实是中国和西方从未有主动的去“打压”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客观上资本主义就缺乏其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下文将论及),既是先天不足、注定了无法发育,又何必称作“萌芽”呢?

    资本主义的含义(参考)

    在准备写作时,首先使我困惑的便是如何来理解“资本主义”一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我们平时所接触的“资本主义”概念,多是以“社会主义对立面”出现,难免产生认识上的干扰,况且在“社会主义”一词亦常是以“资本主义对立面”出现,故难以得出确切的定义。事实上,“资本主义”一词在出现过程中本含糊不清,据说马克思也不曾使用这一名目(代之以“资本家时代”、“资本家的生产方式”等)[子],而20世纪初纪德、康瓦斯、马歇尔、西利格门、卡萨尔等径济学家长期地拒绝使用,直至二战后才在政治争辩中作为社会主义的反面而被广泛接受[丑]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这种解释是极其低效的:因为在解释一个概念时又引出了“资本家”、“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这一堆新的概念。

    在这里,我仍然引用黄仁宇的定义来作为参考,最终如何理解则各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寅]”这里需注意的是,其中资本主义先是作为“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其次再延伸到政治范畴,这一点与《现代汉语词典》之类我们通常认知的不全相同。

    关于定义的具体讨论过于复杂,黄仁宇是在第四章,过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之后方敢于下此结论,我就直接延用他的观点了,建议对此话题有想法的读者参看《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

    一、农业与道德

    资本主义的形成首先必须有充实的农业基础,若温饱都无落实,则工业、商业皆无从谈起。所以,虽说不是问题之关键,我也应先对中西之农业基础作一比较。

    现今之中国以全球7%之耕地养活五分之一的人口尚有粮食过剩,农业之效率(不按人均算)是非常高的了;而古代之中国,在世界范围的人口比重还高得多,推想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必无人可及。

    考虑中国农业强盛的原因,重农主义当然是一个因素,但主要还得关注客观条件的作用:在饮食习惯上,中国南方之稻米无论以每亩或每株计,其热值比西方之麦类要高得多;北方之小麦在加工上以蒸、煮为主,比西方面包之烘、烤,外加牛奶、黄油显然更为省工、省钱。在地理条件上,中国大部分属季风气候,湿润多雨、河网密布,极宜耕种。

    但农业之强盛并不代表能产生富余劳动力,相反,中国农业强大的生产力也意味着其巨大的不稳定性。正是季风、多雨、多河带来了灾难频发,粮食产量剧减带来饥荒,而何时何地发生饥荒不可预测,持续的减产则须战争来打掉人口,而由于人口基数如此,一旦粮食生产恢复平稳,人口的缺口可迅速补足。这样,中国农业的生产与需求始终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中[卯],使得中国从上至下的全部注意力不得不长期围绕农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整套政治和道德体系。

    西方虽在农业生产能力上远不及中国,但却从不会为此担忧。本来,西欧民族源自日耳曼蛮族,只有游牧和战争的传统,没有农业的习惯。到他们侵入西罗马帝国后,自然也不会重视农业,从事农业的通常是被征服的本地人和被击败的其它日耳曼部落。由于是起源即是游牧民族侵占农业民族,即使到西欧形成封建等级社会时,农民仍不可能受到重视。

    考察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过程——圈地运动和血腥立法:14-15世纪,英国的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毛纺织业成为“民族工业”,作为原料的羊毛价格猛涨,对掌握土地的旧贵族而言,从事农业至少要一年才完成一个生产周期,速度慢,周期长,货币地租收入少。而中小地主贵族看到养羊业雇工少、周期短、利润高的优点,于是把农民赶走,围起土地,只雇佣少量牧人。这样的养羊业很快遍及英国大部分地区,即为英国之“圈地运动”,始于15世纪末,经历三百余年。

    在圈地运动中被暴力赶出土地的农民丧失了生活来源——即《乌托邦》所称“羊吃人”。针对大批“自由人”,到16世纪30年代,都铎王朝开始颁布严厉惩处流浪汉的立法:1530年法令规定:除老年人和丧矢劳动力的人由国家授予“乞食特许证”外,其他流浪者一律逮捕,鞭挞至写出志愿劳动的誓言并遣返原籍;1536年进一步规定:第二次违令被捕者要割掉半个耳朵,第三次被捕则处死刑;1547年更进一步:凡“拒绝劳动者”,一经告发,就判为告发者的奴隶……正是这一系列的“血腥立法”,迫使流浪者不得不接受手工工场微薄的工资去成为雇佣工人。

    据记载,亨利八世时期(1509~1547年),被绞死的流浪汉即约七万二千人,到伊丽莎白女王时期(1558~1603年),每年也都有三四百人被送上绞刑架,这些法令延续到18世纪仍然有效。[辰]

    在讲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中国,这些事情是无法想像的。

    社会发展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虽从现在讲是剥削社会,愚昧、落后,但比起生于蛮族的西欧而言是文明得多了。而正是道德起点空白,西欧才有机会重构出一套崭新的社会体制来;而中国要形成资本主义新体制,要么从外界接受已形成的体制,要么就得有一个道德的大倒退——如春秋之“礼乐崩坏”,而后者显然很难实现。

    二、商业与法制

    资本主义的形成,商业是最重要的一环。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不仅是“原始积累”,且持续地支持和推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商人”这一称谓早在周朝便已产生,但其产生的原因,便是由于被周民族击败而失去土地的商民不得已才从事物品交换之活动,所以打一开始商人就受到藐视。同时由于客观因素,中国的商人也很少有获取暴利的机会,难以形成新的有势力的阶层。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欧资本主义的形成恰恰也要得益于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之前的数千年里,西方对东方的贸易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欧洲人需要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等奢侈品,但他们长期以来却拿不出一件让东方人感兴趣的玩意儿,因此只好用金、银来交换。于是在东西方的交流中,西方是消费地而中国是生产地,我们知道,买卖越接近生产地则越有选择余地从而利润愈小,而一旦贩卖至遥远的消费地则越能形成垄断从而将价格抬高,故而有机会获取暴利的只有欧洲的商人,相反在中国这头则只消注重生产,商人是可有可无的。

    正是东西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驱动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同时,西方大量金、银的涌入却使中国的货币制度产生倒退——中国本身金、银储量很少,自古就形成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货币体系:贱金属货币(铜)。与贵金属货币不同,其货币本身的价值要低于其使用时的价值,更接近于现代信用化的符号货币。但明朝起大量金、银的流入却直接使铜币的地位下降,间接加速了纸币(交子)的消亡,成为了主要的流通货币,造成了体制的倒退。

    说“体制倒退”较为笼统,白银取代铜钱的一个显见的影响便是“妨碍流通”。虽然表面上价值相同时白银显然更易携带,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其更易贮藏——财产再多的人也不会在地窖里藏上十亿文铜钱,更不会埋掉这么多的纸币,但很多人却可能将成千上万两白银埋入地下,事实上,1580年的一份奏章确透露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巳]。另外,也不能忽视不断地变成首饰、器皿、工艺品的金、银退出了流通。虽然白银价值长期的相对稳定减轻了通货膨胀,但正是其价值和品质的稳定性使富人更安心地让它们长眠地下而不是用以经营投资。

    另外,商业的发展须借律法的支持。资本主义的一大要点即为“贷款经营”,无论是借贷行为和贸易行为,没有法制的约束都将陷入混乱和无序。

     “信”为“五常”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为注重诚信的;相比之下,欧洲文化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蛮族窃取后的次生文化,带有游牧部族的特性,本来是不讲道德的,更毋谈诚信。另外,原来之罗马帝国亦缺乏文化之凝聚力,向来是靠武力和刑罚来维系稳定。

    然而,正是诚信被中国人视为平常、约定俗成的,故而长期以来,中国的信用制度多只凭“道德”来维系;而恰是由于信用难以被中世纪欧洲人所自觉遵守,使得欧洲人选择了以严苛的“法律”来维系信用!

    明末模范官僚海瑞有云:“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午]”相比于《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欧洲法庭,容易看出显著的差别——在中国,不仅仅信用得靠道德维系,且整个社会秩序似也是仰仗道德来维持,而西方之保证整个社会不致崩溃则通常须且仅须严苛的法律维持。

    道德代替法律的作用,虽然说明中国人自律自省能力强,且增加了整个社会之内聚力,却成为中国要形成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

    三、锁国的影响

    许多人把中国没能产生资本主义归因于清朝之“闭关锁国”,我以为不然。

    固然,以锁国之动机言,可能是当时统治阶层出于保护自身地位的行为,以及中国人盲目自大的体现,但就技术角度分析,我以为,当时之锁国未尝不是无奈之举。

    试想,当时中国若实行开放政策又将怎样?像日本那样地崛起?

    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通常习惯性地拿日本作比较,而事实上,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一点也不相似:至少从性格上言,中国是大陆性格而日本原即海洋性格,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资本却早已在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粗具的低层机构上。我们不审查这特殊的情形,则以为日本能如此,其他国家都应如此。[未]

    为何不看看印度呢?同样的文明古国和大陆文明:

    近代之印度不可谓不开放,西方之开辟新航路即为了寻找与印度直接贸易的途径,其后西方各国可以在其整个海岸线进行贸易。这种开放带来了什么?在考察英国为何如此快地征服整个印度的原因时,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便是其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些人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在孟加拉等贸易中心,富裕的土著商人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变得愈来愈不安分,譬如其中一个叫活跃的塞斯的人,收买了那些想来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长官)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失去65人,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不是一场战斗”。[申]

    此外,全面的开放使得在贸易中西方的优势更为加强:他们可以货比三家,以最低价购进所需商品获取暴利,而本地商人虽得到扶植而富裕,但与西方人相比,其利润不过九牛一毛。而在初期,西方少有商品向东方输入,稍后,随着英国在印度本土立足,西方以压倒性技术优势生产的纺织品等涌入印度市场:由于工业革命使工时成百上千倍地缩短,故而比起本地的手工品而言,西方商品可以兼顾暴利与低价,任何民族工业皆无法与之抗衡,进一步扼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甘地之不合作运动首先即为号召人民抵制英货。

    可见,开放未必就是好事,我们看到开放给唐朝带来空前繁荣、开放使新中国充满活力的同时,不应忽略时代背景之差异——在唐朝,与中国交流的主要是西亚的萨珊波斯与阿拔斯帝国及南亚的笈多王朝等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中国与这些国家各有特长,文化和贸易上的交流是双赢的,而日本等稍落后的国家与中国交流时,也常是由日本、朝鲜主动进入中国学习;而在清朝,东西方实力差距过于悬殊的,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这样的交往通常只有西方“单赢”。一个直观些的说法:汉、唐盛世及新中国的“开放”,是外国“人”可以走进来同时中国“人”亦可走出去(伴随“人”的是商品、科技和文化),而明清时期,只有西方可以涌入中国而中国则无法触及西方,无论是商业、科技还是文化的交流,西方都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此时若门户大开,则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必然要被西方全盘掌控。

    所以,以我的观点,是“落后”导致“锁国”而绝非“锁国”导致“落后”。

    据说将一只青蛙直接投入沸水,它能立刻跳走;而将它放在水里缓缓加热,则起初它会很舒服地享受温暖,而到了它察觉危险之时,早已无力跳跃了。中国这只“井底之蛙”也是如此:如果当时实行了充分的开放政策,中国很可能在西方强势的经济、文化力量的缓缓渗透中被麻痹,最终被分裂和摧垮;而闭关锁国则使中国在列强入侵前始终能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而能够产生抵御外敌的团结和斗志。不谈日本,封闭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黑非、拉美相比,能够在西方压倒性的优势之下,顽强地保持主权独立、民族统一、文化传承,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一点不能说与清朝之闭关锁国毫无联系。

    总结

    本文的旨在说明的主要观点为:古代中国不曾有过自发地形成资本主义的趋势,即中国没有孕育资本主义的自身条件。即便说明清时期产生了诸如“外放分工”等新现象,也只能说是“变化”而不存在“变革”, 与西欧的“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酉]”的“成套的”[戍]变革有本质的差别。

    很多人费劲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无非想找一点心理安慰:中国人本来也有机会自发地形成资本主义、有机会在欧洲崛起之前腾飞而不至被赶超。这样又会给人以错觉:之所以中国没把握机会是因为朝廷无能、因为某某昏君、因为某某阉狗,甚或把责任推给外族、外国。这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其实,即使我们承认古代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大可不必感到失落,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除地形、人口要素外,一者有赖于其源于日耳曼部落的蛮族传统;二者得益于东西贸易中富庶的东方之财富的吸引;三者须凭借血腥的掠夺和奴役来实现。可以说,正是由于过分强大和早熟才使中国止步,也正是由于最初的落后和愚昧才使西欧产生骤然的突破。“盛极必衰”,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即己识破个中之规律,今人又何苦懊丧呢?

    落后更容易蕴育变革,社会主义的成功变革亦皆源自弱国,当然这之中有成有败,但落后方更有产生飞跃的机会却是一定的,被赶超了不要紧,有朝一日社会主义中国仍会回到浪尖。但是,称雄世界并不是我们的追求,因为即使你有朝一日夺回领先,也难免再有朝一日被另一些对手赶超:我们的爱国热情不应执着于孰强孰弱的争夺上,我们所值得自豪的,不应是中国古代如何如何强盛或中国即将如何强大;而应该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不曾间断,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平谦善、忠孝恳实、心胸博大……这些特点,无论是中国领先的时代,还是被西方赶超之后,都始终保持着,现今之中国人最该把这些优良传统坚持下去,比起争强斗胜而言,这样做才是给子孙后代、给地球文明留下最宝贵的财富!

    后记

    写完此文给同学看过,被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关白银对商业的影响,我的观点缺少说服力和佐证,后来查寻资料时发现,由于铜钱的制作工艺复杂,而白银有大半为外界流入,不需开采,又不需铸造,所以事实上,制造铜钱的成本相对白银本身的价值还高!这也是白银能够迅速取代铜钱的一大原因。当然,虽没有证明我的观点,也并没有推翻它。因为,在当时全球的白银流转中,中国所处的位置是完全被动的,即白银之输入及流出全不在本国所能控制。关于白银的大量流入是利大还是弊大这一问题,似乎在专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姑且把这个问题放一下,这并不影响我整个的论述。

    关于第三节,还是有许多争议的,毕竟从感情上,我们已习惯于为“闭关锁国”扼腕痛惜。我的目的也绝非为闭关锁国叫好,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进程多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永远不会被一个或一撮人所左右。对比同时代的彼得与康熙,你或许要说:彼得改变了俄国的命运而康熙没能,个人的力量能够左右整个国家的历史。但是试想,即便是康熙也去西欧留过学,甚或请彼得到中国来当皇帝,面对着官僚制度根生蒂固、天灾人祸连连、内忧外患不断的中国,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即使文化和制度可能改变,对地理的环境是无能为力的:彼得打通波罗的海和黑海,使俄国从内陆国家变为海洋国家,而中国终不可能改变其大陆性国家的性格……

    我认为,历史仍然是大众创造的,虽然个人的力量有时至关重要,但所起到的,往往是“催化剂”的作用,即可能加快和减缓某些历史时刻的到来,却不可能超越客观条件,左右历史的大方向。经历了盛唐的辉煌之后,中国注定要走向低谷,衰弱迟早要到来,任何人的努力只是加速或减缓这一进程。还是那句话——盛极必衰,无论是苏美尔、古埃及、马其顿、古罗马、中国、欧洲或是美国,没有人能永远处在极盛的地位。作为中国人,我们应感叹的和应努力的,不是称雄、称霸,那只是过眼的云烟,我们所着眼而应是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在品读历史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地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带着这种干扰,即便是各民族的发展方式千差万别,也总是想按照欧洲既成的规律去套用。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在当时即便是博学如马克思、汤因比等也难避免。而现今在中国的历史学,更是过多地受到一些传统教条的束缚。最明显的例子是“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把自汉朝就废除封建制的两千年的中国官僚制体称作“封建社会”,而真正实行封建制度的夏商周却被唤作“奴隶制”——而事实上即便在中国“奴隶制”最鼎盛时,使用奴隶之规模也难与西方之罗马等国并论。这样子在名词定义上的小小混淆,使得中国历史发展路线“听上去”与西方近了许多,而事实却不尽然。我以为,历史之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规律,然而却非简单的几句话所能概括。除去了教条主义的框框,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中国并不可能,也不需要依循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事实上,中国也确没有经历西方资本主义诸如“萌芽”、扩张、垄断等等必要之步骤。如马克思的说法,中国是借以西方的侵略为代价,跳跃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经受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亥])。——我以为,中国的社会体制巨变必然须借由外力影响,而不可能自发产生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正如西方资本主义之形成也是在东西方的交流贸易的背景下才能产生一样。

     

    尾注


    [子]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3;《放宽历史的视界》P95

    [丑]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3

    [寅]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191

    [卯] 中国自西汉至清初,人口数始终在6000万以下起落,达到5000万之上的高峰期(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元、明及清初)多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高峰,又往往是历史发生重大变故的前夜。——见何新《中国历史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

    [辰] 山东教育出版社《世界史简编》P296~P297

    [巳]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P95——周玄暐《泾林续纪》2,5

    [午]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24

    [未]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P129

    [申] [美]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P439

    [酉]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22

    [戍]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P129“(李约瑟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

    [亥] 马克思原话指的是俄罗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P129,转引于衣俊卿主编《哲学之路(第一辑)》P77,

  • 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形态浅谈

    目录

    导论… 1

    草原文化… 1

    政治、法律… 2

    商业… 3

    农业、科技、宗教… 3

    结语… 3

    参考书目… 4

    导论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特点的时期:其存在时间虽然极短,但对于中国及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推动。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蒙古人的征服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原有秩序彻底打破,使得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①];而被联结起来的欧亚大陆,大大促进了宗教、科技、人口和货物的流动,自此以后,整个世界史才真正地从各个平行而独立地发展的文明史汇集在一道,形成了一个整体并再难以被割裂开。

    对于中国来说,元朝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

    我们常以“安史之乱”作为古代中国由盛转衰的标志点。笔者认为,若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角度来全面地考量盛或衰,是不可能仅用一个简单的时间点作划分的。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应是到宋朝达到了其极致,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极盛期或许也要到宋代甚至更晚时才到来。而元朝,显然是这种转折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它推倒并重建了唐、宋延续下来的种种习惯,而随后的明、清两代的政治理念应该说更多地是承袭了元代而非唐、宋。因此,要更清楚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我们也需要来关注元朝所产生的影响。

    笔者的能力十分有限,在下文中,笔者只是将蒙元帝国各方面的特点作一个大略的评述。

    草原文化

    元朝的特点,首先即在于它是历史上首个征服并统治整个中国的游牧民族政权。容易想见,草原文化的影响渗透在整个元朝社会之中。

    农业文化是静态的,它千方百计要守住祖宗的经验;而草原文化则是动态的[②],它要求并且带来变化的因素。动与静的交织构成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

    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融合史[③]。但可以看出,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与众不同的。相比于鲜卑、契丹、女真或满洲人,蒙古人的汉化程度是最低的,直到元朝被推翻时仍未被完全融入到汉文化中。而正因如此,蒙古人的草原文化特征表现得才尤为突出。

    另外,最早的蒙古人还并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而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山民[④]。蒙古诸部分成了两种经济形态:狩猎和游牧[⑤]。显然,在军事战术方面,蒙古人的确是“继承了猎人的狡猾[⑥]”,猎人和牧民的结合使得他们比任何其它的游牧蛮族更具进攻力、更难以抵御。

    一般来说,森林部落的人比游牧部落的人更加野蛮,更加远离人类文明[⑦]。蒙古人一方面总是会迅速地被当地的文明同化,却在另一方面始终拒绝将自身进一步地溶入到那些农业文明中去,落后且疏远于农业文明这一点,或许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草原文化的影响,在元朝的法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笔者将在下面的几节中论及。

    政治、法律

    宋朝的那套完备、严密、繁琐、复杂的官僚政治系统,对于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金、元政权是难以接受的。于是金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延续唐、宋发展,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简化;元的制度则是在金朝制度的框架上,糅合进了大量的草原旧制,显得比较混乱。但元朝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是极其重要的,其后的明清制度正是通过对元制的整理、改革形成的[⑧]

    元朝的政治是贵族政治的复归,原先形成的皇室与官僚互相约束的状态被打破了:“家天下”色彩浓重,官僚机构对皇权的约束和限制明显减少[⑨]。此时开始的皇权的膨胀,一直延续至明、清两朝。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游牧民族政权,蒙元政权是十分重视法律的——这也是草原文化的表征之一:原始社会是依靠习惯法进行管理的社会,牧业社会继承了这个传统;它并不强调建立宝塔式的权力系统,而是强调依习惯法管理社会。当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时,他们就要建立法典[⑩]

    蒙古人的确在一开始就建立了其严苛的法典——《大札撒》。这部法典经过后来的修订,最终成为一部完整而严肃的法律,并确实有效地维系了整个蒙古帝国的秩序。严格的纪律使得从北京到里海,商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护[11]。而在中国,纸币的全面流通也只有在严明的律法保障下才成可能。这种“成吉思汗式的和平”是任何农业文明的中原政权不可能达到的。

    商业

    牧业文化继承了原始文化的精髓,商业文化又继承了牧业文化的精髓[12]。商人与牧人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居无定所的流动性等。因此相比于农业文化,来自草原文化的蒙元帝国更乐于接受商业;同时,商业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作为保障,而蒙元的律法恰好满足了这项条件。因此,中国的商业在元朝得到了充分的扶持和开放。

    如柏杨所说:蒙古帝国对外不断战争,并没有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自然增长。又因整个欧亚地区处于大汗一人统治之下,交通和贸易都有重大的发展。都市蓬勃,更超过八世纪唐王朝时代。[13]应当看到,蒙古人对定居文明的摧残和破坏主要是发生在金元之际的征服时期,这种残暴是落后的草原游牧政权能够在农业区立足所必需的;而一旦其政权确立下来,动态的草原文化并不抵触社会的发展;进一步说,征服对静态的农业文明的“推倒重建”,常常还会带来一些活力和创新的因素。因而我们可以发现:一旦从蒙古征服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中国文化就在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14]。这种发展的延续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农业、科技等许多地方也有体现。

    农业、科技、宗教

    与许多人想像的有所不同,元朝的农业并非停滞甚或遭到毁灭性的摧残。事实上,元朝农民虽地位低下,但农业并没有被忽视。我们看到:得益于忽必烈的重农政策,元代初期,江淮流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南方保持宋代的发展水平,一些边远地区得到开发,农业生产显著发展[15]。不仅如此,在立足中原后,元朝统治者转而采取了兴办水利,劝课农桑,刊刻传布农书等措施,所以元朝建国虽然不到一百年,但在农学上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16]。这些事实也在某种角度上体现了草原文化的特色:它本身是动态的,并不拘泥于任何祖制成规。当然,也是由于草原文化带来的一些先天不足,使得元后期农业走向衰敝,而政治日益靡烂等等。

    草原文化的开放性还使得蒙元时期的科技、宗教的发展都别具特色。一方面,欧亚大陆的打通为科技和宗教迅速地在世界范围传播提供了条件,而蒙古人对各种思想和文化皆不排斥的态度进一步推动了这种传播。譬如札撒规定:对于各种宗教,不舍此取彼,不尊此抑彼,一视同仁,不分彼此[17]。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少见的!

    结语

    从各方面看,蒙元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形态是极具特点的。造成这些特点的主要因素在于:蒙古人是一支草原民族,而且是兴起自远离定居文明的草原文化。当他们从极其落后的野蛮状态迅速膨胀而成为世界的主宰者时,他们草原文化的特性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他们摧毁了被其征服的文明,却从未形成自己的文化,于是不得不循着被征服者的文化来重新建构。不过由于自身过于落后以及其特殊的个性,蒙古人又难以真正地融入到任何一个文明之中。如此便产生了这样的特点:蒙古人没有固定的立场,而是对任何文化都不加以绝对的排斥,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乐于接纳。这使得蒙元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日耳曼蛮族在罗马的征服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起于原始部落的阿拉伯人在西亚的征服缔造了穆斯林世界;而蒙古人在中国的征服,也一定给中国历史的发展轨道施加了无法忽略的影响。

    参考书目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孟驰北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田继周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史纲》柏杨著 98年修订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亚洲史》[美]罗兹•墨菲著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 第八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第390页

    [②]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孟驰北 上卷 第5页

    [③] 同上 第25页

    [④]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 第158页

    [⑤] 《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田继周等 第227页

    [⑥]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 第188页

    [⑦] 同上 第159页

    [⑧]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主编 第289页

    [⑨] 同上 第309页

    [⑩]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孟驰北 上卷 第7页

    [11]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 第216页

    [12]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孟驰北 上卷 第6页

    [13] 《中国人史纲》柏杨 下卷 第221页

    [14] 《亚洲史》[美]罗兹·墨菲 第213页

    [15]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 第八卷(13)第699页

    [16] 同上 第711页

    [17] 同上 第1013页

    2004年12月28日 

    若非注明,均为古雴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转载自随轩。或参考版权声明

    本文链接地址:https://yilinhut.net/2005/07/31/33.html

  • 2002年暑假随笔

    暑期随笔

    缘起

    趁着暑假机会难得,除了要抓紧学习和娱乐外,我也有了充裕而连贯的空闲时间来读书和思考,到了开学就要更忙。于是,我便把这段时间的思想记录下来,一是供自己日后回味;二是可以备下来以后当随笔交作业;三是可以作为一种“思想汇报”让党组织对我更多地了解。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绝不保守做作、刻意修饰。

    一、 乞丐

    上学期有一个英语作业为“看图写作”,情节大致如下:两个小孩在街上遇见一个衣杉褴褛的乞丐,一个孩子没有理会而另一个给了钱,一转身乞丐摘下了化妆,原来是位演员;两个孩子都被请进了演播室,没给钱的孩子一脸不好意思,给钱的孩子受到嘉奖。

    这个要我们写的故事似乎显示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给乞丐钱就是有同情心、有爱心,是好孩子。

    我并没有按照出题人的思路去写作,因为我并不认同那样一种价值取向。

    自孙志刚一案激起全社会激烈反响之后,施行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终被废止。虽然这项改革显得有些被动,却不失为亡羊补牢,表现了新一届政府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方面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决心。但我在网上听人说:“办法”废止后,上海街头的乞丐变多了。

    没有实践去感受,原是不大相信的。且不说上学时乘地铁约十分一的概率会遇到一次,且以我几天前出去买书为例:我从浦东心灵电脑城转到东方书城,再由对马路转到第一八佰伴,再回头穿过张杨路到对面车站,这样兜了一圈,没有走重复的路,路程大概和绕二附中内环线一圈差不多。就这样一段路上,我竟遇上老少男女各式乞丐十四人次之多!

    这些人中,女的披头散发,口中呜哩呜啦地念着苦经冲你伸着手;男的横趴在路边浑身哆嗦,身旁放着破碗;小男孩追着行人拉拉扯扯;小女孩动不动给你下跪……

    我知道,别看他们样子可怜,可赚钱的本事可大了。7月14日《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说上海乞丐运气好的能“每天进账二百元”!这并不是天方夜谭的:看看八佰伴附近如此高的人流量,只要一百人中有-两个肯给钱,一天下来少说也能有几十块了,难怪这芝麻大的一小块地方就能吸引了十多个乞丐!

    行乞对乞丐来说是一个新的、稳赚不赔的谋生方式甚至赚钱手段?对路人而言是对你爱心的一种检验?对上海来讲是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不对,行乞对乞丐来说是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来换取不劳而获的可耻行为;对路人来说是对其心情和食欲的一种考验;对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而言乃是令人头痛的一大顽疾。

    外地旅客、海外游客来到上海,我们上海犯罪率是多少;黄、赌、毒抓得如何;反腐倡廉做得怎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不能直接地感受到的,但你们城市社会救济工作的好坏则是到大街上走走就能有深刻印象。且乞丐这一“职业”与一般的非法职业不同,不但不怕“见光”,反而专找游人众多的地方“工作”。因此,行乞虽算不上违法犯罪,但其对城市形象的损害是尤为严重的!

    当然,虽说有许多乞丐是徒有健全的双手而懒于劳动,靠演技和出卖尊严来作为以逸待劳的生财之道的,但毕竟也是有真正迫于生存压力,迫不得已才流落街头的。对乞丐泛滥的现象不能全怪到乞丐头上,关键还是社会的问题:

    首先是政府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和采取妥当的办法,制定“收容遣送办法”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废止原“办法”、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对流浪乞讨人员,首先是不能放任不管,而要管制与救济相结合:管制太严,孙志刚的惨剧可能不断重演,而救济过多可能形成“花钱养懒汉”的局势。具体把握的度当然是政府相关机构的事情了。

    同时,乞丐问题难以解决更和整个社会群众的态度有关。回到开头,从英语书上这个看图作文可以看出这种有害的价值取向——给乞丐钱是行善积德,不给钱是冷漠无情。但要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与万恶的旧社会不同,党和政府不会坐视流浪者饿死街头,虽然有些政策还不完善,但国家毕竟制定了许多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的办法。我们应该相信政府,政府有能力安置那些乞丐——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条件安置流浪者,而是大多数流浪者不愿放下行乞这少劳多得的职业。

    据我从媒体上的了解,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改造完成的救助站中,收留的绝大部分都是衣冠整齐、体格健全的青壮年求业者,几乎没有一个乞讨人员;而据专家解释,“职业”的乞讨者若“生活有着”也并不属于救助的对象。

    我看到现在许多人也都公开地呼吁大家不要施舍乞丐,配合政府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救济政策的改革尝试,这与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乞丐只有讨不到钱时才会“生活无着”,才会主动去寻求“救助”。有同情心固然是好,但若是把爱心给予真正需要关怀的人,用在对他人、对国家真正有益的地方,那就更好了。

    二、 “三个代表”

    最近,关于党史、党建、理论方面的书籍看了不少,如《十六大以后——关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中共党史读本》、《2003“两会”文件汇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若干问题》、《论“三个代表”》、《十六大修改党章》等。当然,这么多书我并不是逐字逐句全都读的,其中第一本是非常耐读的,但其余确是挺枯燥的,其中有几本是作为我读历史书籍间隙时通读的,另一些是作为我用以理论求证的工具书,有选择地读了部分篇目。

    首先要说,我向来都是党和政府最坚定的拥护者,对目前党和政府在国际国内各类事务上的作为我都是由衷地赞同和欣赏的。不过我以为,越是疏远的人越会互相赞美和恭维,只有亲近的人才会去向对方指出问题。在国际上我们要大力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群众中我们要坚决维护党的威信,但若仅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间内部交流的话,就没必要写太多赞美的话了。

    1.“重要”

    “三个代表”思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她的提出,正逢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就是返璞归真,巩固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立党执政的基石,以使党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仍始终立于不败。“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就是“务实”。

    但在“三个代表”思想的宣传、贯彻方面还是渗入一股很浓的浮夸之风。

    几年前看到一个故事,令我至今难忘:周总理一次视察某报社,见修订中的报纸头版标题“……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周总理马上要求删去“重要”二字,讲了一番令人深思的道理。由于过了太长时间,故事的具体细节我都忘了,大致意思是不会错的。很简单的道理:讲话便是讲话,重不重要是看讲话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看讲话的人是谁,内容重要的,看的人自然会重视。如果自总理来作榜样,动不动就加上“重要”,上行下效,条条都“重要”,不但突不出“重要”,反而造成自上而下一片浮气。

    而现在呢?翻一翻报纸,听一听新闻,那些个讲话、批示、文件、报告、指示……又有哪一个前头没有加上“重要”两字呢?

    我并没有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起初也没有——他提的是“三个代表”“要求”——我考查的是《论“三个代表”》中从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到“三个代表”到2001年7月1日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时的讲话,其中只是提“三个代表”的“要求”而未提到“思想”,但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已改称“重要思想”了。现在见诸报刊、书籍的,是铺天盖地的“重要”思想。

    这还算不上什么问题,毕竟是用于宣传嘛,多些强调也是应该的,不过,最令人遗憾的是:“重要”终于进了《党章》: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二自然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老祖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理论源泉,马克思突破了之前所有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而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并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等第一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者唤醒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的成就不只是建立了第一社会主义政权,在理论方面,列宁摆脱“第二国际”的教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反对依赖“和平演变”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在建立政权后解决了马克思尚未涉及的诸多具体实践上的困难,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列宁等一代人将国际共运推上了高潮,将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推至实践的新阶段。

    毛泽东是带领中华民族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在夺取政权的革命中,他并没有照搬苏联革命的理论模式,反对苏联“老大哥”只依靠城市工人的革命方法,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策略,成功地解放了旧中国。建国后,他不仅敢与“美帝”对立,也敢于反对“苏修”,在两强鼎立的冷战时期仍然坚持独立自主,不作大国的附庸。毛泽东思想是中国自主自立的保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腾飞,邓小平等新一代党的领导人拨乱反正,重新阐明社会主义的意义,及时转移了党的工作中心,理论上解放思想,实践中改革开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综上可见,无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其共同的特点便是:该理论或思想的诞生不仅是之前理论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飞跃式的、革命性的,总是突破了当时原有理论的某些局限,因此这几条理论和思想的形成都可称作“划时代”的创新。

    而为什么不称马克思列宁“重要主义”、毛泽东“重要思想”、邓小平“重要理论”,而“三个代表”却得加上“重要”,想必也不仅仅只有对语言通顺方面的考量吧。

    我以为,与前几位的主义、思想、理论相比,“三个代表”思想只能算“继承、发展”而不能算“创新、革命”;只能算“理论巩固,追本溯源”而不能算“理论升华、标新立异”。“三个代表”并不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共产党人所首创的:“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嘛,自然是在立党与执政之初就存在着的,只是当时的党在新生之初,活力无限,“三个代表“是自然而然的,并不需要去强调、去要求。直到现在,当党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环境时,当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受党内某些腐败分子干扰和党外一些保守人士的质疑时,为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始终站在时代的浪尖,江泽民同志才会强调这“三个代表”的要求。因此说,三个代表是理论巩固而非理论创新。

    因此,虽然就目前来说,“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最能反应“与时俱进”的特点的,但《党章》是会传给后人的,我想,以后马克思主义还会不断地发展,现在的我们还是应该谦虚一点好。

    2.我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反对“三个代表”思想本身,我是很赞同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的,我只是不想看到显得过度自信的“重要”一词。

    读了那么些书,不能只停留在被动认知的阶段,我想,无论对与不对,我应该对“三个代表”有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理解才好。

    我的观点是与其说“‘三个代表’思想”,不妨说“‘三个代表’要求”更加贴切。我考查了《论“三个代表”》中从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到“三个代表”到2001年7月1日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时的讲话,其中反复提“三个代表”的“要求”而未提“思想”,直到近两年才有了“重要思想”的称法。也就是说,“三个代表”最初被提出时是作为一项“要求”的,提得多了才晋升为“思想”的。虽然一个“思想”比起一个“要求”而言,在内容上是大大地丰富了,但我依然认为,称“要求”更加明确地、鲜明地展现其原来意义,更能起到强调作用。

    “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突出了由“实践”得出的“系统”的“结论”。“理论”与“思想”比较,前者略偏于强调客观性,后者稍偏于主观性;而“主义”则表示更系统化的“理论”,并还带有着“信仰”的涵义在。由此可见,之所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不是马列理论、毛泽东主义、邓小平思想等等,当中是藏着道理的:

    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的理论环环相扣,构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某种意义下已形成了一种信仰,故而才称得上“主义”;列宁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在实践中得到的发展,并非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的一个新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补充和完善的新版本,因此也称得上“主义”但往往是与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的,故而总是要合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从革命到治国,遇到了一系列中国国情所特有的新问题,面对这些,他独立思考,勇敢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但是,他的思想虽然丰富,但尚没有形成严密完整、环环呼应的理论体系,而且毕竟他在实践中也犯下过一些严重的错误,没有达到形成“理论”所需的完整性和相对的真理性,称作“思想”无疑最为贴切;而“邓小平理论”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故可称之为“理论”。

    “三个代表”称作“思想”是讲得通的,那样就包涵了“三个代表”的为何提出、如何阐明到怎样贯彻这一系列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和思考路线。但是,既称“三个代表”思想,就要同“江泽民思想”区别开来,这听来容易但实际操作是很难的:我读过许多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发现在论证“三个代表”思想的产生背景和其重要性时,似乎都是完全将其当作“江泽民思想”来讲的,其实江泽民同志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很多很多,绝不是一个“三个代表”思想就能囊括得了的。

    我以为说“‘三个代表’要求”要比“‘三个代表’思想”更加贴切和实用,不仅仅是因为“要求”同“主义”、“思想”、“理论”放在一道不会显得重复和累赘,更是出于追本溯源,体现其最简单、最精确的本质意义。

    真正把“三个代表”作为思想时,会发现其理论体系的范围是很小的:马列主义面对的是哲学、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时的各种问题。而“三个代表”思想——我已经说过,并不是“江泽民思想”——的针对面是较为明确和单一的:党的“人心向背”问题。也就是说,“三个代表”关系到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不是“揭示社会的本质规律”或“兴国安邦的路线方针”。“三个代表”要求针对的是党内问题。

    江泽民同志最初提“三个代表”时就是将其作为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来提的——从2000年2月25日至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的一十二份包含“三个代表”的讲稿中,每一次都是联系到从严治党、拒腐防变、改进作风等思想建设问题而提到“三个代表”的,出现的语句只有“坚持‘做到’‘三个代表’”、“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等等,而没有出现过“学习”、“贯彻”和“思想”等字眼。当然,到近两年,所有的措辞都变了,但即使升华到了“思想”,甚或如学校布置的暑期作业的说法已然形成了“理论”,但其核心始终就是一项“要求”绝不会改变。

    人人都能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不限于共产党内部,因为那些都称得上一门博大精深的知识,如果把“三个代表”作为“思想”,那应该亦是如此。但事实是,“三个代表”是对党本身和对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要求,要求我们努力提高自身水平、心系广大群众,要求我们严于律己、服务人民,保持党的先进性、树立形象、争取民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员要作人民的公仆,“三个代表”就是要求党员多为人民作实事、在生产和文化上多作榜样,而现在有些地方的情势颠倒了过来:成了党员干部在要求群众去学习“三个代表”了,岂不怪哉。

    究其原因,恐怕是对“三个代表”的界定不够明确,如果改称为“要求”,想必意思就更容易理解,精神也更容易贯彻了。

    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了一个字也是要反复推敲的,我关于要不要“重要”;是“思想”好还是“要求”好的思考,想来也还不算过分吧。虽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胡乱想一想总比什么不想一股脑硬吞下去要好吧。

    三、 责任

    这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突发感慨,写一篇小短文吧。

    今天稍凉爽了一些,我便出门转一转透透气。回家的路上,突然留意了一块原不起眼的绿化地(一块几平方的草坪),见里面竖着一块灰蒙蒙脏兮兮的牌子,本想是“爱护绿化”之类,走近看却原是“××小学护绿责任地”。

    这里是住宅区,周围只有个幼儿园,这所小学恐怕在较远的地方,这“责任地”飞得倒远;即使学校就在旁边,恐怕孩子们也不会经常有机会到这里来;即使孩子们可能常来这里,一群小学生能做的恐怕无非是浇水、捡垃圾之类,“养护”是谈不上的;即使他们能够做养护工作,来的时候不会只有两三人,一群小孩子七手八脚的干起活来恐怕不会认真……再回过头看看那块“年久失修”的绿地,心中真有些惋惜:

    本来,学校想出“责任地”之类的方法,无非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吧。的确,责任心的缺乏是现在青少年德育的一大问题,但这样的“责任地”,“责任”到底体现在哪儿呢?这样的责任地,不但孩子们从中看不出“责任”来,而且这样的活动若是多了、繁了,孩子们怕会疲了,那原先的天真的热心会被渐渐被冲淡吧。

    培养责任心是件大事,但这样为了“作秀”的表面文章还是少搞为好啊。

    四、 历史

    历史类书籍是我最近看得较多的,几个月前先读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和《世界史简编》,但到了期中考试碰到要写关于建筑的作文时仍觉得知识匮乏,于是又去买了《全球通史》和《世界文明史》这两部美国人的著作及一本《世界上下五千年》,从不同的视角来了解历史,读每一遍的感触都不相同。

    看得多了,反而更难归纳出自己的想法来,大论点是摆不出的,写几条小观点吧:

    1. 扩张

    这是在我上学期的随笔中提到的观点:我认为文明的进步总是带来某种向外扩张的趋势,而只有这种向外扩张的愿望得以满足时才会给予文明以飞跃式的前进:

    中国文明之所以在诸多古文明中后起直追,一枝独秀,一定程度上就是仰赖于发展早期那充裕的扩张空间——气候适宜、地势平坦、土地富饶的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一旦帝国扩张到这样大的疆域,用管理些许小城邦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就远远不够了,于是版图的扩张就必然促使统治者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如果统治者不愿主动变革,那么这一超越其统治能力极限的帝国必定要崩裂成碎片,直到由其中一个发生变革的国家重新地统一起来——正如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最早地进入封建主义社会。相比之下,那些更早的文明——古埃及人被沙漠包围;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人夹在广阔的沙漠和满是蛮族的高山之间;达罗毗荼人被夹在帕米尔高原和炎热的德干当中。——这些“施展不开”的文明只得在初时的辉煌过后便止步不前。

    之后,随者技术发展带给陆地、海洋交通工具的进步,原先那些扩张的阻碍,如高山、荒漠、海洋等,变得可以逾越了,西方的文明才渐渐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尤其是西欧,采用了远洋航行这一全新方式进行扩张,突破了版图必须连续的限制,这种新型的扩张无疑推动其体制的改革,使西欧最早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之下,俄罗斯受到西欧影响最大,又凭借着在东、北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扩张,使其革新速度仅次于西欧;奥斯曼和莫卧儿安于现状,没有进一步前进的动力;而中国则由于东边有无边无际的太平详、西南有不可逾越的青藏高原、西北有帕米尔高原和凶猛的游牧民、北面有贫瘠的西伯利亚,早在唐朝时就达到了扩张的顶峰,而唐朝恰恰正是中国封建文明由盛渐衰的分界线。

    到了现代,所有可以扩张的土地都被占领了,但文明仍在发展,这时,促进社会前进的不再是版图扩张这种简单的平面形式,而是另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新“扩张”:它包括人口的扩张(人口爆炸)、认知的扩张(科技革命)、交流的扩张(信息革命)等等,这些方面的“扩张”仍然在迫使现代文明对各种固有的机制发起革新。

    2. 分裂

    有扩张就会有分裂,一旦帝国的扩张超越了社会体制的限度,就必然会有不可逆转的分裂的趋势。不幸的是中国封建时期的疆域和认知虽未达主动进行自我革新的条件,对原有的政体而言却是过大,于是封建中国才会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注意到夏到商、商到周的奴隶制中国的改朝并不经历“分”的过程)。

    分裂又分两种,一种是原帝国本就为被征服多个不同文化所组合,如果这些文化没能融合起来,是迟早会分裂的;另一种是由一个统一文明所产生的割据政权,这样的分裂总会有分而复合的趋势。

    这样的分裂也是有好处的:统一的统一文明促进物质积累,即有利于生产;而分裂的统一文明促进精神进步,即有利于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因为统一能更好地整合生产资源,减少因内部冲突所产生的无谓消耗;而分裂和动荡的乱世更能孕育英雄与智者,且各割据单位间的竞争也更能使科技、文化的优势得以体现与发挥。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中国的百家争鸣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古印度的《吠陀》诞生于摩揭陀等小国林立的时期,而后来的北印度割据争霸的列国时期则诞生了佛陀和大雄;阿拉伯尚未统一的氏族斗争时期诞生了穆圣;古希腊数百个大小城邦从未统一,却创造了影响着整个欧洲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和哲学;文艺复兴发源于城国、公国林立的意大利;1871年普鲁士之前德国从未统一,而德国的古典哲学却异常耀眼……

    但分裂只能是短暂的,只有融合才会有真正进步,比如印度历史上的短暂的统一所间隔着的长期的分裂是没有好处的,中国循环往复的分分合合的效益到后来也不甚大。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明的国家分裂恐怕不会再发生,而文明间的交流与竞争便成了科技、文化的推动力。

    3. 文字

    作为中国人,在回顾历史时,往往会感兴趣:为何我们中华文明能在历史长河中历经风雨而不倒?

    这里有许多因素,有人说是所处地形的巧妙,有人说源自对原始社会炎、黄二帝的统一认同,有人说是由于儒家思想,还有人归因于中国人“能生”等等,但这些往往难以解释中国的民族和国家为什么数千年来竟如此统一。相比之下,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有着统一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甚至可以与阿拉伯文明一同追溯到米诺斯文明,且宗教信仰也十分一致:但戴克里二分罗马、查理曼三分法兰克,西方的几乎每一次分裂都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以至国家越来越多,民族愈分愈细。举例且不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的日耳曼人的演化,就是在6世纪前的一种斯拉夫人,短短几百年间先是分为西、南、东三支,再分化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俄罗斯人、哥萨克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等等众多民族。西方的民族发展,往往较先进的A民族进入B土著民族的土地,或A民族受到B迁徙民族的侵入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被消灭和吸收,而往往是混居之后凭空诞生一个C民族,而时光流逝,不同地域的C民族又可能分化出D、E、F,以此类推。那中国的民族凝聚力有何过人之处呢?

    在我读的书籍和文章中,很少有人提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的作用。而我认为,中国那独一无二的方形二维图形文字是一大关键。

    除了中国的汉字外,再除去日本、朝鲜的夹杂汉字的拼音文字外,所有有影响的文字都是纯粹的字母体系。图形字不是用“拼”的,写法与读法无直接对应,且单音节的“分析型”语言的单词量是收敛的;而拼音文字写法(常叫拼法)与读法关系极密,且讲究语法的多音节“屈折型”语言词汇“发散”。正是这两点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民族发展方式的截然不同。

    语言的形成总是大大早于书写的发明,越是原始的地区,语言就越多:如美洲印第安语的数目在1000种以上,非洲的语言接近1000种,新几内亚一个岛屿上就有700多种语言。中国文明形成之初和西方文明形成之时的外部情况大概也是如此。无论是中国那样在奴隶社会不断对外扩张和在封建社会不断受蛮族侵略,还是西欧那样在奴隶社会不断遭蛮族侵入和在封建社会不断向外进攻,只要是落后的民族遇到先进的民族,总会要把先进的文化学过来。而文字是文化之始祖,是首要需学习的:

    腓尼基人使用了字母表,这是一个方便至极的发明。凭借着字母表,各个民族都能轻易地将本来只能读的语言词汇刻录为文字,于是落后的民族只要把先进民族的字母表搬来改为拼写自己的文字就行了,这也就使得同样的一套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能衍生出数十种语言来;而汉字可没那么便捷了,它绝难让落后民族在保持原语言时吸收为文字,但书写的优势又是如此明显,使原始的民族不得不采纳下来,这样,再加上通婚等融合手段,各原始民族便可以悄无痕迹地为中华民族所吸收了。

    除了促进民族融合之外,汉字还能有效地防止民族分化:

    在古典时期,各个地域之间缺少交流,一种语言形成诸多方言是难免的,长期统一的中国有八大方言,小小的朝鲜半岛也有七种方言,西方也是如此。而一不小心,方言便成了新一种语言了。这是由于字母文字词汇发散,在不断产生新事物及与当地其它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会有新词产生,而老词由于习惯的改变有些会被废弃、有些会强化、有些会简化等等,而地域间缺乏交流,这些改进常常是各管各的,要不了几百年,相互间就难以沟通了。

    斯拉夫语的例子已经提过,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荷兰殖民者进入南非仅仅三百余年,就早已形成了(英国人来的时候就形成了吧)一种新的语言——阿非利卡语(又称南非荷兰语),就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阿非利卡人(旧称布尔人)。

    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用各自的语言交谈,可以互通,但通常人们把他们的语言看作是三种不同的语言;而汉语的某些方言之间很难互通,我们却认为它们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这正是有赖于我们始终十分统一的汉字起到了阻止方言进一步分化,也就有效地避免了民族的异化与分化。

    五、 宗教

    最近从我的电子信箱中收到好几封“法轮功”宣传报,其内容紧密结合时政,笔法巧妙老炼、叙述头头是道,说得仿佛江泽民对李洪志就是周瑜对诸葛亮那般“嫉妒到疯了”,令人哭笑。当然喽,这些小伎俩想来诱惑我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头脑,还太嫩了啦。

    对垃圾邮件虽然是一笑了之,但留下的感触很多。

    联想到在前一章没有提及的一种文明的重要部分——宗教。考察历史时不可能忽视宗教,自原始文明直到现代文明,宗教往往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社会从政治体制、伦理道德到生活起居的各个方面。

    究竟“宗教”的定义是什么?词典上讲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这恐怕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因为有一个为古今中外多数学者所共识,称其为“教”(“教”作名词只有一个意思)的“儒教”就是个例外:它往往是反对虚幻的现世主义,对鬼神不置可否,因而没有神灵和天国,尊崇孔子等偶像通常也只是一种礼仪而非祭神……看来要把“儒教”之类的例外包含进来,就非得大大地改变原先的定义吧。

    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宗教太多,特点各异:锡克教崇尚平等而婆罗门教等级严苛;佛教要求六根清净而伊斯兰教可以一夫四妻;道教讲究超然脱世而儒教要求积极入世;穆斯林大热天也得缠头巾而耆那教徒始终是一丝不挂……

    看一看包括儒教在内的这些宗教的共同点:第一,通常有崇拜的偶像,可以是古时的圣人、现世的祭司或权威、自然界的某种事物或想像中的神灵等,例外如小乘佛教和犹太教规定禁拜偶像(当然,这里只是指狭义的“偶像”);第二,一般都有成文的经典,如圣经、可兰经、吠陀等,也有如佛、道、儒等宗教具有众多典籍,但所有的原始宗教却是例外;第三是都会有特定的礼仪和修行方法,如朝拜、打坐、念经以及言行、饮食、衣着等方面的规定,儒教也是有一系列特别礼仪的;第四是系统的教义,教义除了规定礼仪和修行方法这些行为外,也同时规范着教徒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过,以上四条中前两条存在例外,后两条也不足以与某些普通社会团体相区分,因此这些只能算作宗教的一般特点来看。

    至于广义宗教的定义问题,我看来要从“信仰”入手:

    所谓“信仰”就是对某事物极度的相信,但非常相信客观规律往往并不被称为信仰,因为那些你不得不信,“信仰”通常针对的是特定时期的实践无法确证的“形而上”。宗教都有信仰,不同的宗教必然有不同的信仰;而一个人杂乱的信仰构不成宗教,但某一种系统化、条约化的信仰在某些人的工作下形成并向更多人传播,即当有组织的一群人都具有一种特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必需大到能改变你的三观和生活方式)时,便形成了宗教。我自己认为,这样的定义恰好能把包括儒教在内的任何宗教吸收进来。

    我花了近千字来改进宗教的定义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因为改进后的定义不仅可以包涵儒教,还可以吸收我的信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但按照宗教的广义定义,这一点毫无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宗教除了诞生之初会给社会带来强烈的变革以外,之后通常便马上就会变为现有政治体制、科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革新的强有力的障碍。但宗教的好处同样显而易见:填补老百姓精神上的空虚和茫然,赋予生活和工作特定的意义,规范和引导大众的行为、大大增强国民在精神的快乐和团结。将宗教比作精神鸦片是就其负面效应而言的,进一步,我把宗教比作是“酒”,它可以迷乱人性,有时让人陶醉迷恋,有时使人狂躁冲动,但同时也有营养丰富的啤酒、健身强体的补酒、辅助治病的药酒等等,其好处与坏处是辩证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宗教能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使短暂的生命可能具有永恒的意义。

    中国的宗教情况总是与众不同:古代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从未存在过祭司阶级的文明,在中国传播过的宗教种类之多为世界罕见,但从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政府与教会或不同宗教教派间的冲突:一个迷信的中国老百姓并不十分在意是佛教的观音、道教的老君、儒教的孔圣、民间崇拜的关帝还是传统神话的灶王,见到哪个拜哪个,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情形几乎完全是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现世主义的功劳,也正是由于太过现实,儒教与政治体制完全地结合,故而当数千的封建体制被推翻的同时,也宣告了儒教的终结。

    现在的中国仍是个多宗教的国家:拥有各类宗教信徒一亿以上,但相对于十三亿的总人口而言仅仅为7%~8%而已,并且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因此要在你我周围发现一个宗教信徒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形况完全相反:据我查阅了新版《各国概况》所作的统计,朝鲜、古巴没有详细说明、日本影响甚大的神道教没有明确人数统计、拉脱维亚238万人中近100万信奉各主要宗教、韩国宗教人口仅约50%、荷兰52%为天主教或新教徒,除了这些特例以外,德国35%的非宗教人口算是非常多的了。一般的信教率大都在90%上下。也就是讲,在国外要找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教的人与在中国找一个宗教信徒差不多困难!

    为什么在科技和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中,人们也迟迟没有丢弃那些荒谬的宗教信仰呢?这还是由于信仰给人们带来的那种无可替代的充实感吧。现在我们周围的孩子和大人常常会抱怨生命的空虚,迷失了在社会中的价值。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忍受社会的不公,为什么而存在着,关于这些,宗教往往会给予你满意的解答。

    中国摆脱了宗教固然是好事,但迷失了统一的信仰就不好了,恐怕正是信仰的缺失使得“法轮功”之流才得以乘虚而入吧。

    为了寻找精神的寄托和人生道路的灯塔,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确可以作为宗教的很好的替代品,或者说是新的形式。

    在以前我关于“形而上学”的论文中我曾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信条来膜拜,这与现在说的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哲学和科学三者的融合:宗教讲信仰和尊崇、哲学要思考和怀疑、科学需探求并实践。以前的论文我强调的是“质疑”,因而突出了“哲学”这一面,而现在要讲“信仰”,就可以突出其“宗教”那一面了。许多人一定要说马克思主义为彻头彻尾的科学,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相对论、弦理论一样,尚不是彻底的科学:共产主义并没有出现,你怎能说她必然出现呢?这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形而上学大概正是广义的宗教了。

    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读到了[美]咸廉•麦克高希的《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书,在第3章“人格与信仰”中,作者创造性地按自己对文明的划分(过去的四个阶段和正在到来的第五阶段)将宗教划分为从文明前的原始宗教开始的六个阶段。在这六小节之前的第一节为“广义上的宗教”,但我没有读出作者对广义宗教的确切定义,只是文中的一句话说得挺有意思:“宗教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价值核心”,这句话比我写的深刻许多。在他对宗教的过于广义的理解中,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古希腊哲学直至现代的新闻与娱乐模式都在宗教的范畴中,美苏冷战更被比作文明第三阶段最后时期的宗教斗争。

    无论如何,宗教是一种凝聚力,儒教和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往往过于强调了其真理性,宣称其为深刻至极的科学理论,但这样一来,广大的老百姓往往更加迷惑或厌烦,就像佛教徒不一定非做和尚、基督徒不一定非做教士,信仰宗教不一定非得无私地把毕生都奉献,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应只在党员中发展,若是能减少些枯燥难懂的理论论证,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放在“文化”的范畴去诠释,才能让这一信仰更加深入人心。

    后记

    这次写作断断续续也用了十天,总共花费了1500多分钟,但多数时间只是把电脑开着做其他事情而已。篇幅超过了13000字,应该是不错的了。因时间有限,也为了保持最初的想法,我并不打算作进一步的修订了。

    参考书目

    《十六大以后——关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

    《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出版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十六大修改党章》中国方正出版社

    《世界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美]威廉•麦克高希/新华出版社

    《中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上下五千年》京华出版社

    《(新版)各国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小百科全书》青苹果电子图书

  • 哲学大统一(高中时的文章)截选和说明

    有人说哲学到黑格尔就己经终结了,马克思主义最终消灭了哲学,这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在社会实践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等方面有所突破,开创一个新时代,但马克思主义还缺少很多,很多。
    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以人的解放为追求,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大统一哲学”,从而真正地“消灭”哲学。
    我当然没有能力建立那样一套“大统一哲学”,但我希望从我的论文中能揭示一些中国正统哲学所缺乏的东西,并展望哲学大统一发展的方向。
    那么马克思主义到底还缺少些什么呢?现在我先来简略地归纳一下:
    1. 自然哲学
    在自然哲学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一百年前的阶段,或许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打算包含自然哲学:马克思虽然汲取了当时最新的科学成果,但他对自然、宇宙的思考和研究还是比较肤浅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并不成功,他们在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上的成果与突破甚至难与康德、贝克莱、马赫等唯心主义大师相提并论。在20世纪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远远地落后了。
    2. 精神哲学
    马克思等人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和演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却缺乏对于精神现象、意识本质、心理分析、人性、爱欲等方面的探讨,只会按部就班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就当然不把这些领域当回事了。而自从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以来,这些领域恰恰是哲学界内十分热门的。
    3. 美学
    从古至今,美学始终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许多大科学家也常常把“美”挂在嘴边、津津乐道。但马克思主义似乎没有在美学上有什么见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关注和揭露社会的丑恶:矛盾、冲突、压迫、剥削、斗争、暴力……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美被赋予了强烈的阶级色彩。但这绝不是一切,美也是普遍存在的是具有全人类性的,美学应该是一个完整哲学的必要部分!
    4. 逻辑学
    数理逻辑作为独立的学科已渐渐从哲学分化出来,但是逻辑学始终是贯穿于哲学的所有部分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是哲学的支柱,一旦支柱不稳,整座哲学大厦难免倾塌!而逻辑上的严密性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你不妨翻一翻高中一年级政治课本,其中循环论证、自相矛盾与“定义”论证比比皆是,我不知道专业教材如何,但这起码说明了中国哲学界对逻辑学的忽视!
    5. 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以人为核心的,但传到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在强调什么物质第一、铁的规律、绝对必然性等等,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和人的创造本性越来越被忽视,这就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和宗旨。
    如何改善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足之处呢?除了自我发展外,主动吸取各种哲学流派的现成成果是最快捷省力的方法了,各种哲学流派无论古代现代、唯物唯心、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对于这些理论,我们不仅要会批判,更要会接受!
    批判是一种理论思想武器,它使我们善于发现谬误。但是物极必反,批判任何理论都应把持一个度,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错误的理论也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在自己的理论还不完善甚至有漏洞的时候还忙着大肆批判别人必将影响自身理论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经济、教育等方面都开始与世界接轨,但是中国的哲学发展仍处在“停步不前”的状态,并且几乎与外界隔离,究其原因乃是中国哲学界的“闭关锁国”而致。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步步地走向堕落吗? (* 如果你是搞哲学的,可能会觉得我这些话太过危言耸听了,因为现在的中国理论界应该说已是比较开放了。但我以一个中学生的视角看,我们的理论界仍是非常落后的,那些新的、反正统的理论并不能由课堂、书本、传媒等渠道传给我们,我们所接触的“哲学”非常政治化,枯燥、陈旧、不严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给那些正在逐步建立世界观的学生们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不言而喻,学生们往往对哲学表现出厌烦情绪,这样中国的哲学就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了。)
    我一点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之类的意思,而我却和许多官方人士(如教材的编写者)不同,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接受。我看到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种信仰来崇拜,马克思主义简直成了中国的“国教”,这种崇拜往往是盲目的!我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需要用“发展”的观点:在一百年前,现在,和有限的未来,人类都无法穷尽对自然的认识,而以世界观为基础的“哲学”当然也不可能达到终极,所以任何的哲学理论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对那些西方的哲学理论,我们需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在马克思之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似乎是水火不容的,而马克思等一代伟大的哲学家统一了它们,开创了划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 (*许多人这样说我也就这样写了,其实是有争议的。在后面你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可能并非唯物主义。马克思开创了“实践哲学”才是最重要的!)。而现在,某些哲学思想(如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似乎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但相对立就不能统一吗?那些把“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得一无是处的同志显然把“对立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给忘了。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精神,但有些同志曲解了“解放思想”的涵义,提出了“统一思想才能解放思想”的观点,其实“统一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我认为统一思想是解放思想的目的,为了统一思想,绝不能靠教条主义,更不能靠“封杀”其它思想,而是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吸收并发展其它理论中的合理部分,使自己的理论成为最完善的理论,成为“大统一理论”,这样人们自然而然会统一思想了。而解放思想,广开思路,正是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途径。
    我向往“大统一哲学”,但绝不能急于求成!哲学上的“大统一”比物理学上的“大统一”更为艰难。人类现在认知的范围还太小,另外,认知的越多可能会越发觉自己的无知,因此建立任何“大统一”理论都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不要在任何时候自以为得到了某种大统一的东西,这样反而会阻碍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一阶段就是把自己抬高到“大统一”的“凌驾”地位,自认为终结了一切旧哲学,结果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应该把“大统一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把哲学“大统一”作为始终不懈的努力。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过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完成“哲学大统一”的一天,但这并不重要,哲学的意义在于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体制的发展从而推动人类的进化与解放,一旦真的实现了“大统一哲学”,意味着哲学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就将渐渐走向衰亡,而哲学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正是在“哲学大统一”的进程中体现出来。
    我正是本着“解放思想”的精神,和对哲学理论的大统一的追求而做的这次研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及写作时间仓促,本文难免会有缺漏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另外,希望本文是“抛砖引玉”,能引发更多的人共同关注和追求哲学的“大统一”。

    《哲学大统一》之 形而上学的意义

    EPR 发表于 2005-07-31 14:50:36

    形而上学的意义

    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孤立、静止、片面的世界观!这是政治课上学的。
    高中的哲学课(政治课)把形而上学描绘成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与唯心主义并列的“垃圾桶”哲学,即是说可以把所有错误的、偏极的甚至幼稚的哲学思想统统归咎于它们——有时候甚至连“垃圾分类”也懒得做。于是形而上学似乎包含着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谬误。
    简直是幼稚可笑到极点了——刚接触到形而上学时我这样评价它。但随着老师和教材把越来越多“垃圾”塞向形而上学时,我开始反思:这样差的理论竟有许多哲学家去研究它?竟然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寻找形而上学的真实涵义:我发现形而上学完全被教材曲解了——它把古今中外各门各派的形而上学的各种缺点捆在一道,却忽略了形而上学的任何优点,甚至忽略了其原意而把其谬误作为定义,形而上学被撕得破碎不堪!
    哲学发展的动力是争论,而当今哲学界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物质第一或精神第一?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几百年前已达到高潮,而现在,提起它们的人越来越少了:在中国,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控制着思想界,唯心主义早已被攻击到无还手之力,谈不上什么争论了;西方现代哲学分成两大思潮即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其中科学主义推斥形而上学,而唯物与唯心是不能实证的,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科学主义者并不争论唯物和唯心,而人本主义以人为核心试图重建形而上学,他们往往持主客体统一的观点,并不关心唯物和唯心。因此,现代哲学的争论核心早已经转移,概括起来就是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的问题。
    真金不怕火炼,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已经是完美无暇,真的可以丢弃形而上学,那是不怕让他人了解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意义的,完全没有必要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那就不妨多听一些正面反面的意见了。这便是笔者要写本文的源起。

    导论
    在新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逐步地与国际接轨,跟上时代的步伐。但相比之下,在哲学方面的进展还慢了半拍。
    中国的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曾繁荣鼎盛了很长时间,但后来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枝独秀,鹤立鸡群。虽然后来儒学也有过很大的发展,并且形成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复出现,几千年来总是儒学在统治着中国思想界,缺少争斗难免会故步自封,终究由盛传衰,止步不前。再加上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缺乏交流、缺乏创新使中国哲学远远落在了西方哲学之后。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国哲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好景不长,自新中国诞生至文革这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思想界又回到了“闭关锁国”,只不过“独尊儒术”换成了“独尊‘马’术”。直至今天这片阴影还没有散去,阻碍着中国哲学的进步。
    在一百年前,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人类都无法穷尽对自然的认识,而以世界观为基础的“哲学”当然也不可能达到终极,所以任何的哲学理论同科学理论一样,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归纳和接收其它理论的优点是自我升华的捷径。
    批判比赞美要好:你若是听到一百个人赞美你,哪怕他们说得全部客观、全是事实,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只会令你沾沾自喜、忘乎所以;而若有一百个人批评你,哪怕其中九十九个都是虚造的、不客观的,只要有一个人切中你的要害,指出了你未曾发觉的缺点,而你又接受了他并予以改进,这就是你的一次飞跃。于是,善意地批判别人是好事,这使你更能分辩是非,而对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双方都会进步。但若是一味地攻击别人却从不批判自己,居高凌下、自高自大,那就是太“无私”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我们还应该不停地赞美马克思主义吗?
    盲目地抬高一种理论的地位,尤其是对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学生,并不会起到思想统治的目的,反倒可能激发逆反心理。
    笔者绝无“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之类的意思,只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接受。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种信仰来崇拜,马克思主义简直成了中国的国教,这种崇拜往往是盲目的!难道现在人类的智慧已经达到至高境界了吗?一切理论都不是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非常不完善的!但笔者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最优秀的。写本文的目的并非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希望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断完善,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智慧之学”。
    我不指望我的每一个论点都正确,就像前面说的,如果读者在论文中找到一两句话能够引发你的思考,觉得有点意思,我就很满足了。

    一、形而上学的由来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之后》一书的称呼。亚里士多德写了一部关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时间、空间等问题的著作,讲的是具体事物的道理,叫做《物理学》。同时,他又写了一部关于世界的本质、属性和要素等基本原理的著作,讲的是世界最高原则的抽象道理,但没有书名。亚里士多德死后,他的学生在编纂这部著作时,把它放在《物理学》著作的后面,故定名为《物理学之后》。
    而中国的“形而上学”源于《周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意思是,在有形体的东西之上的,凭感官不能感知的东西叫做“道”;有形体的、凭感官可感知的东西叫做“器”。关于“道”,老子有了更深刻的阐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为‘道’。”又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看出,老子以为“道”是万物的本源,“道”产生了万物并永远周而复始,独立不改。而且,老子以为“道可道”,即自然是可以被认识的,规律是可以被运用的。
    从中西两个“形而上学”的起源来看,“形而上学”研究的是“现实世界”中种种现象和规律背后的本质,即探索“本质世界”——这里的“本质”并非把表象综合、归纳出的“本质”,而是指在感官经验之上的超经验和非实证的本质。
    形而上学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古至今始终是哲学的核心,又称“纯粹哲学”。
    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被赋以了新涵义:“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否认发展的学说的总称”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形而上学下了更准确的定义——“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其特点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彼此孤立,永远不变;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 现在教科书上的“形而上学”即是这个定义。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只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理解,而并不是创造了一个新定义。而且马克思只是说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对立,并不是说它们水火不容,不能统一。其实,“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能够、并实际上经常处于转化之中。” 但是,现实中,凡是与唯物辩证法对立的思想都可以套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开始模糊——似乎唯心主义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唯心主义 ,这样,就没有人去关心形而上学的真正意义了。
    笔者以为,马克思的理解(孤立、静止、片面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与原来(探索本质世界的超经验学科)的本质是相通的:既是“本质”,就应是独立的,不受外界事物和表象变化的制约,因此是“孤立”;本质的,当然是不受时间、地域和表面形态所制约的,静态地观察有助于排除干扰,看清本质,因此是“静止”;探索非实证的“本质世界”,当然只能是先验地推测,事实到底如何有待于后世的检验;形而上学只是给予启发和接近真理而不是给予真理,因此形而上学必定是“片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是垃圾,这些特点中既是形而上学的缺陷,又是它的优点,因而形而上学体现出对形而下学的促进作用和与辩证法的互补关系,这下面会具体论述。
    黑格尔后的欧洲,形而上学同唯物论结合起来,使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带有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并取代朴素辩证法,在人们的头脑中居于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看待社会历史现象,否认了社会矛盾,否认了发展和否定了社会革命的作用,把资本主义世界视为永世长存的东西。因此反动阶级总是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于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家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批判。但是须注意到的是,其实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者们并不懂真正的“形而上学”,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曲解,并且走了极端。就像苏联解体和中国的文革时期一样:由于政府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走了极端,但如果因为某一个阶段走了弯路就说马克思主义行不通,那就是以偏概全了!对“形而上学”也是一样,应该全面地去认识,还它应有的地位。

    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辩证法号称“联系、发展、全面”,而形而上学号称“孤立、静止、片面”。且不论这样讲是否贴切,总之许多人试图以此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可惜他们没有学好辩证法,没有领悟“对立统一”的道理:长处在某些场合可能会成为缺陷,短处在某些场合成为优势,对立双方可能互补,没有互不相容的矛盾!辩证法或形而上学都是观察世界、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法——哲学本身也是方法论,它只是带给人们智慧,启迪人们的思维,起着指导和启示的作用。——而不像科学真理。真理只有一种形式而思维方法却可以五花八门。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像以不同的镜片看事物:你有近视镜、放大镜、太阳镜、望远镜、显微镜等等,聪明的你当然不会坚持只用一种镜片,你会根据地域、环境和观察对象的不同而更换镜片。各种镜片各有长处和短处,都存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哲学也是同样,至今没有什么哲学是无所不包的,那为什么不多了解一些,从多个角度思考不是更好吗。
    笔者认为,辨证的本质是“在对立意见的论辩中把握真理”,她是一种把握真理的方法而不是真理本身,形而上学是另外一种方法,即使在许多时候不如辩证法好使,但并不代表必须被消灭了。好比是隧道与轮渡都是到达对岸的方法,隧道当然比轮渡更先进、更快捷,但没有人造了隧道就砸了轮渡的,因为隧道和轮渡各有其优缺点和适合的范围:如隧道造价高、易塞车,轮渡成本低、不会堵车,机动车适用隧道,行人和自行车适用轮渡等。同样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并不冲突,而是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完全可以同时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并不会引起冲突。任何一个不完善的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正如量子力学适用于微观世界而经典力学适用于宏观世界那样,笔者认为研究社会问题时应该侧重辩证法,而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时应侧重形而上学。
    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正是科学研究所常用的:虽然任一对象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和静止的,联系和发展必然存在。但在对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言必然要是孤立的,因为研究者是能动的,因此可以把与对象相联系的外界因素降到最低并最终忽略这些因素,而一旦另一事物与研究对象的联系无法忽略时,只有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研究对象必然是在孤立状态的。而所谓“静止”,是指一切事物内部总是存在着永远不变的东西,前一章写过《小百科全书》对形而上学的解释:“……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这正是形而上学的特点——认为事物的表象虽然变化、发展,但最本质的东西是不变的、静止的。这正是科学研究所必备的最基本的信念——守恒!比如说三态的变化,本质上是原子间距的增减;化学变化,本质上是原子和电子场所的变更;基本粒子的变化本质上是夸克场所的变更……而事物变化有内因和外因,内因决定事物能否发生某种变化,而外因才是使事物何时何地何种方式发生何种变化的直接原因 ,因此说“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然而,对于研究对象,无论从其内部或外部而言,总有着许多无法控制和预知的因素,科学研究不能强求“面面俱到”,只有相对的“全面”,一切理论总是有片面性的,做科学研究就要正视现有理论的片面性,才会不断突破和创新。
    当然,辩证法更是一种好的思维方法,尤其是当研究社会问题或是思考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时,往往更需要有辩证的头脑。因为人类社会虽然是生于“自然”,但意义与“自然”完全不同:人类就像“自然”母亲怀中呀呀学语的婴儿,虽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却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自然”的差异性:比如说,熵增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规律,即自然界总体总是向越来越无序的方向发展,而人类社会恰恰相反,难道能说人类社会总是趋于混乱吗?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自然规律照搬到人类社会上应用。在自然界,矛盾的两方所呈现的总是和谐的对称美,而在人类社会,因为有了善与恶、好与坏的概念因而矛盾的两方往往呈现的是对立、冲突和斗争等等不和谐;另外,在自然科学中,矛盾往往是事物运动的表象而非本质,比如正电与负电、引力与斥力、物质与反物质、裂变与聚变、分解与化合等等,这些“矛盾”在本质上是对称的、平等的或是互逆的,只是某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形式而已,谈不上互相斗争;而人类社会中,“矛盾”往往是事物发展的本质的推动力,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等,这些矛盾往往是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并且存在着冲突和斗争,从而在斗争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比起自然科学,人类社会中的矛盾更需重视,这便是辩证法更适于社会科学的原因。
    当然,这个适用范围只是说什么时候该侧重什么,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它们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或宗教,不需要争个你死我活。无论是科学研究、社会研究还是日常生活,完全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对立而互补的思维方法。

    三、科学与形而上学
    前一章所指的“形而上学”只是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法,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同时,从“形而上学”的字面上看,可以将其理解为“研究‘形而上’的‘学’问”,这样,“形而上学”便成了一个学科或是一种研究领域,这便是广义的理解。此时,与“形而上学”对应的不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下学”。
    形而下学是实证地研究有形体的,可以感知的实体;而形而上学是先验地探求实体内部无法直接感知的本质。形而下学在古时便是“物理学”,到了今天,发展成物理、化学、生物等一切实证科学的统称。形而上学又是本体论,或是纯粹哲学,在很长时间一直是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很多时候是哲学的代名词。
    在古代,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是同时诞生的,它们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思维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正是因为人类对大自然的无知,才产生了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研究的是实证的规律,即是可以感知和验证的事物,但由于技术的局限,人类所能感知和实证的终是有限的,而思维却可以不受技术的制约。于是,哲人们用思维(而不是实验)来探索表象内部的本质,经验之上的超经验,这便是形而上学。
    到了今天,这种形而上学甚至是哲学本身正开始受到质疑,例如中国的“科玄之争” 中的“科学派”;及西方两大新思潮(科学与人本)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还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新思潮纷纷将矛头指向古老的形而上学,主张科学万能和消灭形而上学甚至消灭哲学。
    这些思潮的产生与其时代背景大有关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好是科学发展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化学有了元素周期表;生物有了进化论;地理有了大陆漂移论;科学的基石,物理学也“仅剩两朵乌云”。科学的进步给人类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于是,许多人开始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将解决包括自然、社会、人生在内的一切疑难,从而推斥形而上学。笔者认为,他们没有正确把握科学与哲学(形而上学)的关系,而不能理解哲学(形而上学)的意义。
    传统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体系认为:科学与哲学的区别在于,哲学以世界整体作为对象,科学以世界的局部为对象:哲学试图把握的是世界一切现象的最普遍的规律,科学所研究的则是特殊领域和特殊形式中的规律,因此,哲学和科学的差异在于整体和局部、普遍和特殊的差别,而两者的联系在于,哲学是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对各具体科学的研究又有指导意义。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很有道理,却仍有缺陷。因为这只是说明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却没有释明其各自独有的特点。在传统教科书看来,哲学与科学的区分仅仅在于其研究领域的大小广狭,而事实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与科学相比,哲学和宗教、文学、道德、政治更像,除了理性外,更是一种意识、一种文化,比如中国的“佛、道、儒”,不仅是三个传统的哲学流派,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支柱。这种意识和文化不会像科学那样,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却是文明进步所不能缺少的。
    从方法上讲,科学与哲学也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客观的、实证的 ,需要排除主观因素,研究的结论不被研究者的主观意向左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规律;而哲学研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论与研究者本身的文化、信仰有密切联系,哲学理论是思维方法或实践指导,不是法则,只要其科学基础正确,就没有对错正谬之分。比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许多人认为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误,笔者也相信这点,但这只能是一种信仰,唯物与唯心主义并不是科学,而是哲学,是不能实证的——虽然许多事实都“证明”了唯物主义,但这需要事先假定这些事实是客观的,即要假定唯物主义是正确的才行,如果先假定唯心主义是对的,那么“物由心生”,那些“证据”亦是自心而生的,不是客观的,又怎能证明唯物主义呢?
    对于某种形而上学,可以认为其正确或荒谬,但不能证明其正确或荒谬。一旦一种形而上学被证谬,那就是“过时”了;一旦被实证,那就与科学没有区别了。事实上,形而上学向科学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科技与文明的发展:最早的是古人对世界本元的思考,如“火”说(赫拉克利特)、“水”说(泰利斯)、“原子”说(德谟克利特)、“四元素”说、“五行”说(《尚书•洪范》)、“端”说(墨子)、“道”说(老子)等等。这些理论在当时都是有理无据,但它们却启迪了古人探索万物本原的思维。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说法大都被淘汰,而原子说被验证而成为科学(老子的“道”仍是形而上学);又有光的粒子说(牛顿)和波动说(惠更斯),两者都有一定依据却都有缺陷,数百年来斗争不断,此起彼伏不分上下,最终发现两者都是对的;还有近代物理中的马赫原理、高维宇宙理论、弦理论及量子色动力学、哥本哈根解释、隐变量解释、多世界解释等等理论,由于带有大量目前无法验证的假设,因有都带着形而上学,是超经验非实证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们之中有一部分将被淘汰,一部分将被验证而转入实证科学范畴,也会有一些理论可能永远无法检验。而不管是验证还是淘汰还是无法检验,大部分形而上学思想在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中是起着启发和推动作用的,形象地说,形而上学是形而下学的“催化剂”。
    那些实证主义者不会同意笔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被实验检验的、不能创造实际价值的理论和思想是没有用的,只有从实践中得到的和可以创造实际价值的理论才是有用的。其实从上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证主义者的目光短浅,就像某位科学家说过的一句名言——“争论一个问题而没能解决它,比解决了一个问题而没有争论它要好!”(约瑟夫•朱伯特 )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历程看,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往往都热衷于形而上学的讨论,而他们的争论确实推动了近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理论和弦理论)的飞速发展,这些理论虽然在目前还尚未创造出多大的实际价值,但是它们会像电的发现、计算机的发明那样,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
    曾有人问笔者“争论的目标不是解决问题吗?难道是为了争论而争论?”其实,争论的目标当是要解决问题,但并不是说没有解决问题就是没有得到成果,做一件事的价值不仅在做成这件事,更是体现在做这件事本身。打个比方说,争论好比是攀登珠峰,目标当然是峰顶——谁是冲着半山腰去的?但登峰的价值在“登”而不在峰,只要努力去攀登,哪怕登不上峰顶,你还是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离目标才一步之遥,在路上我交了许多朋友、见识了不少自然奇观、勇气和体能得到了锻炼等等;但若是你乘飞机上了珠峰,那你得到了什么呢?又如数学中的三大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四色猜想、费马大定理、连续统假设等等问题,其结论本身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追求她们的过程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新方法及新分支。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如此,无论有没有、能不能得到结果,其争论本身就会带来很大的价值!把目的与价值等同起来正是那些实证主义(实利主义)者的想法。
    综上所述,科学与文化是形而上学基础,而形而上学又推动着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虽然现在的科学比起古代已经非常发达了,但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十分无知的,而且,科学的发达在丰足人类物质生活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们精神和信仰上的空虚:当人们以科学理性的思维看待社会时,便变得愈来愈实利和机械,人本身之存在的意义也正被理性冲淡,因此,形而上学仍有着存在的意义。

    结语
    终于写完了!自我感觉本文缺点是缺乏连贯性和流畅感、缺少“引经据典”;优点是完全独立思考,独立写作,有诚意。其实哲学是人人都能研究和思考的,因为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法,别人的哲学只能拿来启发和借鉴,不必被书本所局限。
    总结一下,其实我的观点也很简单:
    一、 我欣赏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本质的、精髓的东西,但我认为现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具体化的理论存在着许多缺陷,与西方现代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落后及不完善,改善这不完善的方法是吸取西方哲学的经验以及开展内部争论。
    二、 哲学是一门关于思维方法的学科,她以一切人类思考的对象为研究对象,但她并不会得到真理,她的结论是思维方法。经常地,哲学会用新的思维方法来反思旧的思维方法从而归纳出更新的思维方法,哲学的发展是人类智慧和思维深度的发展,她与文化和科学互相影响并互相促进。
    三、 辩证法的实质是“在对立意见的论辩中把握真理”,而不是真理本身。形而上学也是一种把握真理的方法,同样地还有系统论、还原论等等,就像是观察世界用的各种镜片一样,你买了高精度的显微镜也不必扔了放大镜,有了天体望远镜也不必砸了普通望远镜。同样,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没有“你死我活”的必要。
    四、 形而上学是一个以未知的本体为对象,试图先验地得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永远不变的本质,她所得出的同样是思维而非真理,她可以超越技术上的局限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她对科学的发展通常有启发作用。只要人类依然无知,形而上学就一定存在并有着存在的意义。
    还是那句话,我并不指望读者能接受我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只要有一句话让你觉得有点意思,可以引发你的思考,我就很满足了。

    参考书目
    《中国小百科全书》

    • 当然是电子版,比起《大百科全书》来要小许多,优点是简略,程序编得极差,需要用Acrobat Reader读,还会有乱码。

    《寻找薛定谔的猫》约翰•格利宾

    • 难得的一部以量子理论为主题的科普著作,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科普大师,这可能是目前最生动、最详细、最深入、最通俗的量子理论的普及读物,非常值得一读!

    《皇帝新脑》罗杰•彭罗斯

    • 罗杰•彭罗斯是非常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本书力图形而上学地解答人类如何思考及人工智能会不会有意识等问题,涉及到数学、计算机、物理学、哲学等多方位的知识。

    《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衣俊卿、丁立群、李小娟、王晓东

    • 这本书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52万字的容量对20世纪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作了全面、客观的介绍和评述,这些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重要的帮助,非常值得一读!

    《高中一年级政治》

    • 虽然论证极不严密,语句破绽百出,并有“愚”民之嫌,但其中的观点大多数还是好的、积极的。

    《哲学与科学》杨向奎

    • 既有复杂的公式运算,也有古哲人的之乎者也,感觉怪怪的,有一点启发。

    《形上之思》朱德生

    • 很不错的书!只看了两章便对我有很大启发,作者的观点与笔者类似,正在阅读中。

    《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郁振华

    • 有对“科玄之争”的论述,重点是中国近现代哲学,试图解释科学时代是否需要形上学和如何形上学。很好的书,正在阅读中。

    《哲学大统一》之 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

    EPR 发表于 2005-07-31 14:56:14

    (*新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很杂,就算是写一册书也难以理清——事实上有那么一本很好的书,我在参考书目中已列出。但这些书往往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作一些介绍,而自已没有明确的观点与立场。我希望以自已的理解来把握和统一那些新马克思主义,但这实在太困难,加上写这一章的时间是最少的,因此这一章写得有些仓促,并没有把我个人的某些观点表述出来,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我的理论核心,我希望读者不要跳过本章,先将就着看吧。)
    1.引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流行着一种十分有影响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终结了一切旧哲学,并使得在它之后产生的一切新哲学都不可能具有创造性和进步性,而只能具有保守、落后、腐朽、反动的本质。(这样的说法在许多老一些的教材中找得到)于是,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穷尽了一切真理的封闭的理论体系。即使在现在,这样的保守思想仍在相当一部分同志心里根深蒂固!
    以史为鉴:历史上每一个划时代的理论诞生之后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类似的思想,这些人往往成为理论发展的障碍。
    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不过是哲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罢了,前面的路很长很长!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的,但并不是说革命一次就够了,而是要始终坚持革命!而且,革命不能肤浅地理解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更重要的是在政冶、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革命,不然,马克思主义者们将从敢于创新,勇于战斗的“革命派”变成思想沉旧,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保守派”!
    为了不使马克思主义“变质”,我们就要解放思想,善于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而那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已为我们开拓了道路: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和分化: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外,在欧洲也产生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些学派都是以马克思的学说为基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和实现人类解放。但由于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不同,他们的学说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互不相容。这些新学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被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视作异端的,直到现在,中国的理论界才开始较为公证地对待这些新学说。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指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占正统地位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经前苏联哲学界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通常又被称作“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主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必然性为主要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即经典唯物史观,却不了解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即不了解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由于其没有全面和深入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在发展过程,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和造成几次重大的历史失误。
    “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过分强调,忽视人的主体性,忽略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实际情况的差异性,把自已的理论看成放之四海皆准的“铁的规律”,容易造成诸如前苏联“肃反运动”、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些极端性的错误。而且从前苏联和中国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直到最近的中国才稍有改观),“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和革命道路的多样性,否认人类思维的多元性,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行动称作“唯一正确的”,把一切不同观点斥为“反动”,极其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同其它理论和文化的交流,造成了现在“自我封闭”的后果。
    “正统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曾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批判,其中也包括本是同根生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从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理论界渐渐地反思“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漏洞与局限,这些原来被视作“异端”的理论开始引起中国理论界的关注。让我对那些理论简略地向大家作一下介绍:

    2.概念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正统教材告诉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这是不准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基础,我前文已有提及,他把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简单地等同起来,作为自然哲学而言是不成功的;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把历史进程机械化,过分强调客观性和必然性,并没有重视人这一社会和历史的主体,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理解成铁的规律,其实就陷入了历史决定论,也是不完善的。
    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有很多,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指出:有四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最有影响:一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科学社会主义及经济决定论表述;第二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第二种是在前一种解释中加入了哲学维度。彼得洛维奇指出,这两种解释都是源自恩格斯的见解。第三种是拉布里奥拉、葛兰西、布洛赫、青年卢卡奇、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哥德曼和科西克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哲学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解释;第四种是实践派在前一种解释的基础上发展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的人道主义,革命在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变革,而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后两种解释是直接源自马克思本人的。这四种解释中,第一种是主张消灭哲学的,第二种即是现在的正统解释,而后两种属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新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不止这些,每个人的见解都是不同的,其中最有影响的如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布达佩斯学派的激进哲学、科拉科夫斯基的意识形态批判、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德拉-沃尔佩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我当然不可能一一归纳,下面我从整体上来对这些理论作一些整理:

    3.发展历史
    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哲学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兴起于20世纪初期,在20世纪中后期达到顶峰,在20世纪末期走向了衰亡。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站在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诞生的,却又不同于以列宁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有青年卢卡奇、布洛赫、科尔施与葛兰西 。由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悲惨命运,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诠释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属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都反对机械的唯物史观与自然辩证法;持主客体统一的观点;认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及发扬人的主体性;重新审视无产阶级革命,指出由于东西方的差异,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仅仅是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而是“全方位”的革命……
    二次大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受迫的自我变革,西方各体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对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没有意义。但是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完美,现代人在物质享受的同时,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迷失了自我。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扬弃异化和人的解改,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指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达到了顶峰。其分支较多,主要代表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等,他们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及布洛赫的直接影响或指导,并以青年马克思作为理论依据。他们注重对社会全方面的批判及异化理论。当然,这也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但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远不及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不太能我引起共鸣,因此不做探讨了。
    20世纪末,随着老一代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租继去世,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已经消亡,剩下的只是像哈贝马斯等一些以个人为单位的零星的活动而已。
    有些人认为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由盛转衰证明了其理论体系存在缺陷,这有一定道理,但若由此便否认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价值是不可取的。没有任何理论是没有缺陷的,只要有一点是你所不具备的优点,哪怕其它都是缺点,它也是有很大价值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确有许多极端或偏激的地方,但总体上看,他们的尝试着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条条崭新的道路,在新时期,我们要让马克思主义继续保持先进性,新马克思主义是一座现成的理论宝库。

    《哲学大统一》之 五、唯物与唯心

    EPR 发表于 2005-07-31 14:58:43

    1.引言
    上一章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强调“唯物主义”,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后人及恩格斯的一种理解。反而,青年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 这句话促使我思考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 的世界观的局限(*现在的教科书还这样告诉我们:哲学界有两大基本阵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其实这是不对的,其实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情势。20世纪以来,纯粹的唯心主义者在减少,把唯物唯心挂在嘴边的人也减少了,更多的哲学家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如果要找现在哲学界的两大阵营的话,似乎以“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更加贴切,其中“人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了。),我意识到主观与客观也可以并需要统一;主体与客体并没有某一方是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而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人(主体)对自然(客体)并非仅仅是无能的所谓“反作用”,“能动反映”:
    牛顿第三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对的,它们地位平等,同时产生与消失,并没有因果、先后和主次之分。人与自然的关系亦是如此,自然在人意识中的反映与人对自然的影响是平等的“作用与反作用”,自然在人意识中的反映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同时对自然的发展起着影响!下面我将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论证主客体统一 的必要性。(*其实“主客体统一”早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号称主客体统一时往往仍是把客体摆在凌驾地位,因此历史上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时常常导致偏差。我所要说的是更进了一步,即主客体“平等”,这才是真正的“主客体统一”。)

    2.自然规律中的主客体统一
    这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无法预见的。在十九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牛顿力学,在那时,自然界的一切基本规律似乎都已揭晓,在那时的人们眼里,自然界是机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一切都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现在不同了,人们意识到:人不可能跳出自然来观察自然,我们所感知的只能是“人化自然”,而脱离人的自然是不可知的,没有意义的。
    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建立带来了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对人类传统思维的冲击将绝不亚于日心说、进化论或潜意识的发现。
    传统观点认为,自然是“自在”的,无论人是否观测到,自然界所发生事不会改变,自然界当然是“客观”的。但现在,这种观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粒子同一个时刻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一个粒子可能是波或者粒子,取决于是否对它观测……
    在双孔衍射实验中,波通过双孔时双孔形成相干波源,在屏上形成衍射图样,这是一束波分成两束相干波的结果。而每次用单个量子作实验,每一个量子通过双孔后在屏上形成一个斑点,将N次实验的结果叠加起来,得到的也是衍射图样而不是两束波的简单叠加,这说明粒子在通过双孔时分成两半然后自己与自已发生干涉!但若是想考察粒子通过双孔的具体状态,比如在孔上装一个观测器时,你将发现粒子并不会分成两半,而是或者由这个孔,或者由那个孔通过,而同时屏上的衍射图样消失了,你只能得到两束波简单叠加的结果。也就是说粒子的表现行为取决于观测与否!事情还没那么简单,因为波的传播是有速度的,似乎可以在波被发出之后才决定观测与否,也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事也可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决定!而据说这样的实验现在已经做到了!这样的神秘现象在量子世界很普遍,我不一一列举了。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观察自然时并不能跳出自然,以完全客观的角度去看事物,在观测时不可能排除掉对自然的影响,因此谈论自然时不可能把人排除在外,一个没有观察者的系统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无法脱离自然,同时自然失去了人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失去主体的客观将进入混乱的、不可知的、无意义的状态。所以说不能隔离地去谈主体与客体,必须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考虑!这便有必要超越传统的唯物、唯心二元对立的哲学了。
    贝克莱一句“存在即是被感知”广受唯物主义者们抨击,其实仅从这句话来看,说得不无道理: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存在”一词的界定上,如果说是“自在”的存在,当然不依赖“感知”与否,但就像前面说的,人在“感知”的时候必定要对对象产生作用,因此所有被“感知”的事物都不可能是“自在”的了,而只有“人化”的事物才是“被感知”的。那些所谓“自在”的东西既然不能被“感知”,那又如何断定其存在与否呢。或许它们可以通过更表面的事物向我们展露一些它存在的蛛丝马迹,但毕竟没有被直接地感知,此时说它们“存在”只能是依靠形而上学先验地推测,也即是说所谓不被感知的“存在”只能是形而上的。因而,如果“存在”被界定为通俗意义上的(形而下的)“存在”的话,“存在即是被感知”不无道理!

    3.社会发展中的主客体统一
    在英语中唯物主义与实利主义、物质享乐主义是一个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同样地,唯心主义走了极端也会表现出意志决定论等有害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这里唯物主义并不显得高人一等:一般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并不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多大影响而一旦走了极端,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拌脚石。
    或许对一位哲学家及有识之士、知识分子而言,不应该有唯心主义的念头,因为这不符合客观事实也影响科学研究;但是对于那些广大的无知的老百姓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并不会带来好处——既然客观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不会由于人的努力而变化;精神会同肉体一同死亡;没有天堂与地狱没有永生连宇宙都将毁灭……这一切或许不会影响哲学家的价值观,但对于一个淳朴无知的老百姓而言,这些极有可能让他失落生活的意义,迷失生命的寄托,从而追求“及时行乐”。雷锋同志算是高尚了,他把有限的生命寄托在“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上,但若是告诉他没有什么是无限的,宇宙时空都终将灭亡,他会怎么想呢?相反,一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特别是宗教神学,反倒有助于老百姓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使可能是以带来不正确的世界观为前提。
    这其实是科学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后遗症——科学上的知识越多,越是会迷失人的本质。这也是发达的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人们普遍面临的“异化”问题的一种表现。当人们发现自已的劳动对象、实践对象已经自已自足而且有着一尘不变的规律时,他便渐渐失去了创造力和主体性,只好被迫地机械地工作,成为客体的奴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并没有引起重视,他们仍持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不肯放下彻底唯物主义的架子。而人本主义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
    当然,社会哲学中的主客体统一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符合社会的规律:固然,人的肉体与精神都是物质构成的,这是客观 的存在,但人的行为不可能用自然界的规律去描述,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人,而不是客观的物质,因此在考查社会规律时,不能简单地用物质第一性来解释,更需要重视人的多元创造性。社会存在是社会的物质条件,社会意识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唯物史观认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过分地抬高了物质的地位。社会意识虽然受制于社会的物质条件及“经济基础”,但是社会的物质条件与经济基础同样受到社会意识的制约,因为作为社会物质条件的存在必然是“人化”的,即是由人开掘或创造出来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社会意识的不同,社会存在也会随之改变。因而社会意识和和社会存在是相互制约的,而且其发展皆是渐进的。如果非得排出个主次先后,争出个“谁决定谁”的话,就像是要搞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既得不出结论,又没有意义。
    综上,无论是讨论自然还是社会,主体与客体都应该是平等的,而“实践”将它们紧紧联系在一道。在历史上,最早的哲学分不清(或者说不注重)唯物唯心的;而后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裂到它们的冲突、斗争给哲学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而现在,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这两大哲学阵营又将统一在一起,这是自然而然的。

    《哲学大统一》之 结语——哲学的目的和归宿

    EPR 发表于 2005-07-31 14:49:18

    结语——哲学的目的和归宿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哲学究竟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学哲学而为什么有人研究哲学?在许多人眼里,哲学是一门枯燥乏味而又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科目,这与目前中国哲学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我所受到的哲学教育只是要求你死记硬背,到时候会套用原理就行了,这种形式化、教条化的教育方法使得一门最需要智慧和创造力的“智慧之学”变成了最不需要灵活思维和丰富想像的学科,丧失了哲学的本来面目。而且,哲学的政治化也是一大败笔,这使得成长时期的学生们在厌烦哲学的同时也对祖国的政治产生了逆反心理。
    其实,在历史进程中,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前面说过,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现在进一步说:哲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便是一种“催化”作用。在古代,哲学是无所不包的智慧之学,古代哲人对宇宙及人类社会的思考直接促进了人类自愚昧迈入文明。到了后来,随着学科的细化,哲学的作用被其它许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步取代,但这并没有改变哲学的本质——智慧之学,它只是退居二线,以推动科学与人文的发展来间接地推动人类的发展。哲学家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以使得其思维和洞见总能够超越常人一步,引领着历史的发展。
    到了现在,似乎哲学有了重新越居第一线的势头,使哲学重获青春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得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历来哲学家们的第一要务,但这并不足够,如果哲学不把目标定在改变世界上,仅仅停留在关于本原的争论上,那它必将日益脱离实际,远离民众,于是,马克思开创性地在传统学院式哲学模式中加入了“实践”,注入了革命的精神,使哲学重新登上时代的浪尖!其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值得一提的是,对现存的批判还是社会哲学的核心,尤其是作为实践哲学。这里批判不是说对他人的,异已的东西狂轰滥炸,更重要的是自我批判!你听到一百句批评的话,哪怕其中九十九句是不客观的、片面的,只要有一句切中了你的要害而你接受了它并加以改进,就是一次自我超越;而你听到一百句赞扬的话,即使全都是客观的、公正的,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帮助,只会令你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作为哲学,赞扬现存社会,为现存辩护没有任何好处,只有批判的哲学才是有意义的!社会哲学的任务在三个方面——分析过去、批判现存、展望未来。赞美现存社会是政治家或统治者的工作,政治家们当然要让所有人相信现存的制度是最佳的,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但是利用哲学作为意识形态来维护现存社会的手段是可耻的,社会哲学家的工作是批判现存!
    我说的并不与序言矛盾:我曾说批判要把持一个度,这是针对他人的非正统的理论而言的,每一个理论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对于他人的理论,善于接受和统一比忙于批判要好许多;但对自己的理论,自己所处的社会而言,只有批判才会促进其发展、帮助其完善,过多的赞美只会成为绊脚石。而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把两者弄倒了!
    那么,我所谓的“哲学大统一”又有什么作用呢?我已经提过,结果(大统一哲学)并不重要,关键的是过程(哲学大统一)。或许大统一哲学是乌托邦,但追求她的过程却会对人类产生巨大作用——就像物理学中的大统一理论,数学中的三大难题、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连续统假设等,虽然是难以达到的或者达到了也没什么用处的理论,但在人们试图攻破她们的奋斗过程中,人们创造和发现了许许多多有用的理论及思维方法。哲学大统一也是如此,在各种思想的融合中,各种理论的统一中,在思想的不断完善中,人们的思维会不断地创新和改革,人类的智慧在不断地超越,这就是哲学大统一的作用。
    当然,大统一不是大杂烩,把各种理论简单叠加没有任何好处,大统一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争论中融合;在批判中接受是哲学大统一的必要途径。事实上,哲学的大统一是循序渐进的波浪运动,哲学及许多学科的发展总是沿着统一、分化、再统一、再分化的进程向着最终的大统一迈进的——譬如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等等,都是在原本统一的情况下经历了分化,成了相对立的阵营,但它们正在并必将走向统一。每一次分化而统一过程都是哲学发展的一次升华。
    假设真的有一天完成了真正的大统一哲学(这应该是不可能的),那时哲学将走向何处呢?我说过,垄断会造成自我封闭,阻碍发展和完善。的确,真正的大统一哲学已经不需要完善了,她已经完成了哲学的使命,即将走向衰亡了,这种衰亡是自然而然的,失去了作用的东西必将逐渐被淡忘,就像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到了那时候国家将消失,阶级将被消灭,包括缔造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完成了使命,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有人怀疑这种社会是否可能存在,其实这是不重要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大统一哲学相似,会不会达到并不重要,关健在追求和奋斗的过程!

    “大统一”非“大一统”也

    EPR 发表于 2005-12-12 13:30:50

      高中里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起名“哲学大统一”,有人偏要读作“哲学大一统”,其实意味是完全不同的。“大统一”取意“大统一理论”(统一场论、GUT),虽然偶尔也有人读成“大一统理论”,但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写做“大统一理论”,这是物理学的专有名词。
    大统一理论就是要把强作用力与弱-电磁作用力相统一(电力和磁力早就统一了,电磁力与弱力的统一也已经被证实),如果是在爱因斯坦意义上讲的话,就是要把包括引力的四大基本力都统一起来,那是更困难的了,目前的弦、超弦、M理论等等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大统一理论是极难验证的,把引力接纳进来则更难实验(因为要求的能量太大),因此也是某种信念的东西——坚信“宇宙根本秩序是和谐而简单的的”,四大基本力的表现形式如此不同,比如弱核力只在微观尺度上的极短力程上负责弱衰变,电磁力则看起来截然不同,但它们已经被证明在本源上是统一的。那么,我们的各种哲学流派和主张、哲学与各种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表现形式也是如此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各异乃至冲突,然而我也相信这些在本源和归宿上也是统一的,我的“大统一”正是要探索这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之道。
    虽然中学时的文章现在读来确实幼稚,然而我说过,“大统一”那狂傲的精神和信仰仍是延续着。

    大统一理论
    grand unified theory

       统一描述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温伯格 – 萨拉姆的电弱统一理论取得成功,鼓舞物理学家探索将强作用、电磁作用和弱作用统一起来的新尝试。已经提出多种理论方案,其中以SU( 5 )模型最具有代表性,其基础是强作用的量子色动力学和电弱统一模型。按照这一模型,当粒子能量超过1015吉电子伏特(GeV)时,强作用、电磁作用和弱作用是统一的,有统一的耦合常数,夸克和轻子处于同等地位,传递相互作用的规范粒子共有24种。随着能量降低,对称性分阶段自发破缺。在第一阶段24种胶子中的12种获得质量,称为超重胶子,质量比质子重 1014倍。剩下的12种胶子第二阶段自发破缺,其中三种成为获得质量的W±和Z粒子,其余9种为光子和 8 种色胶子。大统一理论能够说明电弱统一理论不能说明的问题。存在超重胶子是大统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会引起夸克和轻子之间的转化,导致重子数和轻子数不守恒,一个重要后果是质子可发生衰变,p→π0+e+,衰变寿命为 1031年 。实验测量的结果,质子寿命大于1032 年。大统一理论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探索和研究。 (金山大百科全书)

    最新评论


    chong
    2005-12-13 12:22:02 [回复]
    我就是"有人",哈哈..


  • 《文明与环境导论》期中试题

    一, 列述全新世早期中国先民在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等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依据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几次阶段性跃进,试论证何以人类社会自此呈现加速度发展之势?

    中国全新世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遍布全国,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的旱地农业、长江中下游的水田农业,还有分布全国的狩猎采集区。中国是粟、黍、水稻等作物的农业起源地。

    中国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众多,但较为有代表性的是黄河流域以嵩山为中心的裴李冈文化。

    裴李冈文化发现于河南新郑,距今年代9000~7000年。主要的文化内涵是:磨制精美的石器,种类繁多的陶器。尤其是在墓葬中发现了殉葬的龟甲,上面刻划有符号,虽然还谈不上文字的形成也足以证明其文化进步的程度。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用猛禽腿骨制作的骨笛,其制作之精巧与音色之准确另今人惊叹。

    全新世是地质时代的最新阶段,第四纪二分的第二个世,开始于约1万年之前,末次冰期结束,地球温度迅速提高,大地回春,万木复苏,昔日的冰天雪地到处出现潺潺流水。在洞穴中生活数百万年的人类开始走向开阔的平原,自此,人类的再生产和人类的物质再生产开始进入加速度的发展阶段。

    从旧石期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从新石期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从青铜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从铁器时代发展到机械时代,从机械时代发展到电子时代。这就使全新世人类的五次阶段性跃进。

    人类社会之所以在全新世呈现加速度发展之势,有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身体和智能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为产生飞跃积累的足够的内部条件;而同时,末次冰期的结束使大堤回春,万物繁盛,给人类走出山洞、变革生产力带来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环境因素和内部因素互相促成,使全新世早期人类如水到渠成般在世界的各个地区几乎同时开始了飞跃式的发展。一旦产生了突破,人类飞速发展的势头便难停止,而同时兴起的不同的人类文化的遭遇以及他们的互相交流,更使得全新世中期和后期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简单谈谈你对这一论断的认识和体会。

    同样是马克思所说:“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真实部分,是从自然到人的转化过程的真实过程。但是,自然科学以后将包括人文科学,正如人文科学将包含自然科学一样。”不可能排除自然,孤立地考察人类社会,同样,忽视了人的影响来孤立地分析自然也是片面的,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总是交织在一起。按照著名的社会、心理、人类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在《反自然的社会》中所指出的:“我们依赖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造就了它,它也造就了我们。”

    马克思从人类出发,得出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结论;有趣的是,近代物理从自然出发,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说:“如果不了解量子革命的含义,人们会觉得这场革命并不凶恶,因为在这一领域,研究和认知的对象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类对自然的探寻。……我们通过各种理论了解到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我们同自然的关系。”我们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物理科学的殊途同归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个道理——人与自然彼此作用、密切相联。

    今天,进入了新的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在发生着改变——人类不再是面对自然手足无措、听天由命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的思考更加不能再割裂人与自然,如大卫•伯姆的话:“整个世界,无论社会还是自然界,显然也是通过我们意识中的包含性与我们的思维过程有着内在联系的。”——千万不要一看到意识或思维就愚蠢地将这位理论物理学家的话斥作唯心主义,相反,那些盲目迷信科学,狂妄地企图征服自然的人才是更危险的,再借哈贝马斯所说的:“自在的自然界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抽象物,但是,我们始终只是在人类历史形成过程的视野中看待自然界的。”最恰当的世界观和科学态度一定必须包含把人类与环境、社会与自然视做统一的整体的世界观。

    备注:本题引用语句参见: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反自然的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三联书店

    三, 为什么说中国早期文明呈现为“多元一体化”?并从社会和自然背景两方面论证为什么只有中原文明能够经久不衰?

    中国早期文化遍布全国,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的旱地农业、长江中下游的水田农业,还有分布全国的狩猎采集区。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生态丰富,南北跨越多个气候带、东西跨越三级地理梯度,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早期文化萌生与中国大陆的各处,如西辽河流域、甘青地区、环岱海地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四川盆地、江汉地区、环太湖地区等生态过渡带区域,都出现过独特的早期农业文明。然而,“多元”而又“一体”,中国文明从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延续至今,虽然经历了数十个朝代,被诸多不同民族所统治,但文化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而中原地区适中的位置、独特的地貌、肥沃的黄土、相对稳定的气候、多样的景观、丰富的水源为中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文明由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成长起来后便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傲立不倒,首先是源于其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即以中原黄河地区为文化中心,不断地融合各种文化,最终从“中原”而成“中国”,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认同。而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融合多种文化而成一统,又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的主要文明起源地都集中在东部第二阶梯以下的地区,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平原较多,自然阻隔较少,客观上不利于文化割据的存在;而各地早期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衰弱而中原黄河文化一枝独秀的内在条件与地理条件相配合,最终促成了文化一体化的形成。进一步,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后,中国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保证了中华文明相对安全的成长——东方、南方的大洋、西方的沙漠和高原、北方的西伯利亚冻原,把辽阔富饶的中国大地保围在一种相对孤立地环境中,使得中国在文明成长的早期较少地受到外族入侵的威胁。另外,由于中国独特的农业环境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习惯和知足常乐、顺服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也从另一方面增加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

    四, 国际社会为什么发起“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lobal Change Study)?为什么这一计划强调演变过程和人文因素?

    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始于1987年,是迄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之一,涉及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环境科学、数学和物理学、天体科学和遥感技术、极地科学、社会科学、数据库与网络化技术应用等众多的学科领域。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强调跨学科、交叉学科和跨部门、多国参与研究,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区域尺度和全球模式研究。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全球变化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体系,它由四个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分计划组成,即: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和生物多样性计划。

    我认为,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是应危机而生的,所谓危机,一方面是自然的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的危机:随着近代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兴起,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的日益增强,整个自然的和谐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地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在危机下,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征服自然同时是征服人类自己、破坏自然同时是破坏人类自己。而“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正是人们对以往机械的、孤立的科学进行反思后促成的。传统的科学强调专业化、孤立地和还原论地分析问题,有意地疏远和打断整体与部分的联系、学科与学科间的联系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而现在,随着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三大革命——相对论、量子论和混沌学,随着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兴起,随着社会和人文科学不断深入的反思,强调专业化的、孤立化和还原论的科学观正逐渐被学科的交叉和渗透、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科学观所取代;科学与人文、自然与社会的复归统一是必须的,也是大势所趋。“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追求。

    备注:本题引用资料参见:http://www.br.gov.cn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网

    六, 简述你对“生态过渡带”生态脆弱性的理解,并提出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应如何协调这些地区的人地关系?

    生态过渡带,以我国学者牛文元的定义即是“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之间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性’空间域。”

    按地理植物学家Beechar在1942的发现,边缘效应是生态过渡带的显著特征之一,即在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境的物种于此共生,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也相应较高。

    然而,生态过渡带出了有“食物链长,生物多样性增加,种群密度提高”这样的好处以外,由于“系统内部物种与群落之间竞争激烈,彼此消长的频率高,幅度大”,使生态过渡带“抗干扰能力差,界面易发生变异,且系统恢复的周期长”等特点。“自然波动与人为干扰若相互叠加,易使系统承载力超越临界阈值,导致系统的紊乱乃至崩溃。”

    总的来说,生态过渡带一方面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促进人类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又给人类社会的延续造成着威胁。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自然环境的不稳定,对人类社会能够向前发展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莫斯科维奇的观点:“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只有打乱了自然的平衡,才能使自己得到进化和发展。”在一个变化极其剧烈的环境中人类无法立足,但在一个波澜不惊的环境下人类也难以进步。

    我又想到了属于自然、社会、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反熵增”现象——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孤立系统总是不可逆转地趋向热平衡,即总是从有序趋向无序、从复杂趋向单一;而生命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它们总是竭力地从环境中汲取负熵以使自己向复杂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这样的与整体趋向相逆一个负熵的湍流类似于普利高津所研究的“耗散结构”,即当一个系统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时便可能依靠从环境汲取负熵而使自身有序化,这些条件是:一、一定的开放性;二、适宜的涨落;三,处于远离平衡态;四、发生内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把这四个条件用于一个“人-自然”系统是多么惊人的贴切啊!人类社会的健康发胀,正是需要开放性、波动性、远离平衡以及相互间的复杂联系。而“生态过渡带”正是恰好提供了“涨落”和“远离平衡态”这两项条件,也增加了“开放性”及“相互作用”,可见,生态过渡带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备注:本题参考:

    宋老师的《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一文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反自然的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

    郭华庆《大自然的智慧——现代目的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年4月15日 

  • 入党转正申请书

    敬爱的党组织:

    我于去年4月30日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到2005年4月30日预备期满,现郑重地向党组织申请转为正式党员。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从上海来到北京,从高中生变为大学生,经历了许多事情,也有了许多成长和成熟。
    然而,我对党的信仰和热情始终没有变化。
    从高中到大学,阅历在丰富、经验在增长、情感在成熟、知识在提高……这一些,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有时候我们似乎对“进步”过于看重了,每天的思想都在“进步”啊“进步”,总是在不断地克服以往的所谓“幼稚”和“无知”;今天比昨天进步、明天要比今天进步……这种东西,难道真的那么值得津津乐道吗?我们总是喜欢大谈进步,为什么就是有些人,从最初的热血青年,进着进着就进了班房,到头来成为腐败分子了呢?
    回忆着我的中学、小学直至童年时光,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随着年龄的成长而进步的。比如童年时的纯真、少年时的认真、青年时的热情……这些东西不仅不会天天向上,反而会随着我们的成长而逝去,被逐渐地淡忘。
    我感觉,在很多时候,比起“进步”和“提高”而言,“恒”才是更可贵的,更值得一提的!
    在去年的入党申请书中我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入党是人生旅途的一个起点,在走过很长一段路以后,回过头想一想:当我刚刚踏上这漫漫旅程之时的那份对前途的憧憬和向往、对目标的执著和坚定、迈开大步向前走时的那满腔热情……那一切,如今还在不在了?
    走过这一年的旅程,我回首自问:我可以充满信心地回答,我没有忘掉当时的执著和坚定,我的热情没有消逝。我也希望,在十年、二十年、直至我走完生命的旅程时,我还能有这样的自信。
    套用20世纪最高尚的人之一,阿尔贝特•史怀泽的一段话:成年人太喜欢在七可怜的境况中卖弄,以使青年人明白: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今天极为珍视的一切的绝大部分东西看作只是幻想。但是,深沉的生活体验对青年人说的则是另一番华。它恳请青年人,在整个生命重要坚持鼓舞他们的思想,人在青年理想主义中觉察到真理,由此他拥有一笔无价之宝。我们每个人必须对此做好准备,生活要夺取我们对善和真的信仰以及对它们的热忱。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听它摆布。付诸实施的理想,通常为事实所扼杀,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从一开始就应该屈服于事实,而只是我们的理想不够坚定,理想不够坚定的原因在于它在我们心中不纯粹,不坚定。
    我们现在谈“保持先进性”,也是同样:关键之处并不在“先进”,而在“保持”二字。
    当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以后……没有什么应该变化的,我需要始终努力的,正是“保持”。

    申请人:***
    2005年4月15日

  •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马哲期中论文)

    和许多人一样,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高中的政治课本上。当然,那时的印象不怎么好。那种“马克思主义”将所谓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及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等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统贬得一钱不值,而这正是首先令我怀疑的地方:我设想,那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们也不会都是傻冒,作为名留史册的思想家,怎么说总要比我聪明得多,他们为什么要搞那些一钱不值、一捅就破的理论来?我隐约地感觉,所谓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类,即便有问题,也不至于如此简单。另一方面,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也令人不能接受,理论逻辑的不严谨和前后矛盾的破绽甚至连我都能随手指出一堆……好在我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归到马克思头上,因为我也设想,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名垂千古的伟人,无论怎么说,总是比我高明得多,他们的理论当然也不会如此简单。

    非马克思主义不会这样简单,马克思主义更不会这样简单——带着这两个设想,我开始寻找一些课外读物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记得当时看的第一本相关书籍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其后在高一阶段又陆续读了十多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或关于哲学的书籍,结果当然容易想象,我的设想被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哲学也并不简单。

    下面我就简要地谈一谈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印象:

    按照沿苏联教科书体系传下来的观念,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不过随着旧教条的打破,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另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这种观念也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哲学,是一门怎样的哲学,这是一个必须首先弄明白的问题。正如 张立波 老师所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这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却随着社会场景的变化,一而再,再而三地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①]

    在我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下面四个特点:现实性、丰富性、深刻性和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首先是其现实性,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前的哲学相比,差别正在于它不满足于单纯地“解释世界”,更致力于“改变世界”。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立足于现实的,马克思的立足点是“人”,他以人的自由和人类的全面解放作为其终极目标。马克思也说过“消灭哲学”,我认为,他所反对的,正是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本身的空幻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始终围绕着人、围绕着实践展开的。进入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仍是如此:“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发展马克思”,都是一个阐释和理解的过程,重要的是立足于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促成理论、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②]

    丰富性是很显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仅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等诸多学科都有涉猎和研究,单就哲学来说,马克思的哲学广泛涉及并探讨了古今各门各派的哲学思想,在哲学的各种领域和范畴中也都有所建树。不过,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丰富、包罗万象,但并不应当被视作一个自足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是环环相扣的,却并没有试图去搭建一套完全的体系出来。苏联教科书模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其实是把马克思主义自我封闭和自我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应当是被视作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各种的思潮和流派,面对各样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时,都可以到这座宝库中寻找根基、汲取养分、得到启发,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性的意义所在。

    关于深刻性,是有必要加以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没有因为其现实性和实践化而变得庸俗,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是平易近人的,因为它永远是紧紧地围绕着人展开的。但是,这绝不影响其理论的深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和深邃的见地建设起了一门深刻的理论,不可因为通俗化和大众化就忘记它内涵的深刻性,通俗化不等于简单化,更不同于庸俗化!大众化是“深入浅出”,是必须以对理论内涵有着深刻理解和运用才可能实现的,其困难程度常常比做学术研究更高,但现实中中国的哲学普及水准令人不敢恭维,这正是由于没有把握和协调好通俗化和深刻性的平衡关系所致。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发展性”:“众所周知,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学院式的学术理论,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实践理论由于其对任职存在的终极关切和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自觉介入而不可能使自身封闭在纯理念的学术王国中,不可能远离时代的文化精神冲突而自足地发展,它必然以开放的理论视野与同时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学说相交汇或交锋,并且影响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前提下,也经历着自身的改变、分化或进展。”[③]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了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其之所以不可超越,是因为它从来不会达到最终完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始终在发展着。

    2005年5月8日


     

    [①] 张立波/著 《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 民族出版社 2002年1月 第283页

    [②] 张立波/著 前引文献 第9页

    [③] 衣俊卿 丁立群 李小娟 王晓东/著 《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4月 第8页

  • 雨水情结

    下雨了。

    细细的雨:若有若无。我放慢脚步,感受着那温柔地浸入肌肤的点点清凉,还有那由心而生的阵阵暖意……

    二十年前,据说,我父母在桂林蜜月的时候,恰赶上了连日的雨——而作为受精卵的我,正是在那霖雨中来到了这个世界。于是,我的名字总要带上“雨”字;我的情感,也往往要为雨萦绕。

    十年前,常常趴在阁楼上窗前的木栏上凝望着外面的世界——窗外的世界很小,仅仅能望到弄堂对面的屋顶罢了,而这已足够。下雨时,看雨水击打着那灰色的瓦,激起那白色的水花;看雨水顺着瓦缝、沿着屋檐,汇聚成线:如帘、如瀑……窗外的空气,在雨的洗涤之下,变得既朦胧,却又更清新;车辆的行驶声、行人的脚步声……在雨中,听来都觉得柔和了许多。

    老家早已拆迁,那阁楼、灰瓦、屋檐都已化成了灰,而那雨景、雨情,始终留在我的内心深处。

    人们常常把雨和“女姓”、“幽怨”、“多愁善感”等等联系起来,我不完全认同——显然,我并不属于以上各条,而我仍然把“雨”、“水”当作我性格的象征。

    雨象征着“宁静”——不仅仅是“润物细无声”的小雨会给人以宁静感,大雨也不例外:因为那“雨声”,仿佛能掩盖那尘世的嘈杂喧嚣;那来自天空的雨水,仿佛是沟通了天与地,给人整个世界混然如一的奇妙感觉;雨象征着“清澈”——当然,雨水并不干净,说雨“清”,并非由于它不染尘埃,而恰相反,雨包融着尘埃!这种境界,与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有所不同:不仅是超然脱俗、独善其身,雨更能以其清透之心胸,来包容和溶解尘杂,还将其转化为滋润大地的养分……

    不知不觉中,我已骑上了车,在未名湖边漫行着……看雨水飘落在湖面上——平静的水面泛起了奇妙的波纹。

    雨即是水。

    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淡泊”是水的特点——我们常说“人往高处走”,但是“水往低处流”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品格呢?水往低处流,不是为了退缩,其目的是要将润泽带往更远、更广的土地去!当然,并不是说人不要往高处走、不要去攀登高峰了,水往低处流的前提是,其出发点就在高处——而水的可贵之处在:即便身处高处也并不迷失,心中永远装着那片广阔的天地!

    水有着“顺应自然”的柔和性情,没有固定的形体,却可以循着环境来变化出任何形体。这正体现了水可以应对各种变化的适应力与其“顺自然而不争”的品格。

    当然,“不争”不代表无欲无求——在柔顺的表面下,水更藏着坚韧、执着的品质,只看这象征水的“坎”卦(六九六),正是外阴内阳、柔内藏刚的形态:所谓“水滴石穿”、“奔流到海不复回”——可见水对于目标与理想,总是会永不动摇地坚持着,一点一滴地努力着,从不放弃!

    最后,还是“包容”:水承载着万物、滋润着万物——一切的动物植物矿物、一切的善恶美丑,正是在水的包容之下,才得以和谐共存……

    夜已深,雨也早已停了,深吸一口充满了雨后清新的空气,我抬头与星空告别——虽然只见着两颗星,却足以令我感动……回屋睡觉去也。

    2004年12月11日 

    最新评论

    依芜 2007-04-01 01:49:32 [回复]

    没发现你早前还写过如此的文章呢,前面是不错的散文…后面就又开始议论了….不过总体是…………难得,不错的散文.

    古雴 2007-04-01 10:27:31 [回复]

    散文,现在,写不出来了。

    这种文章,故意写是写不出的,不像议论文,给我个题目我就能写,散文,需要心情。心情,找不回来了。

    依芜 2007-04-01 22:47:03 [回复]

    心情就是这样的.

    正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曾经拥有,就好

    若非注明,均为古雴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转载自随轩。或参考版权声明

    本文链接地址:https://yilinhut.net/2005/07/31/17.html

  • 星空哲学

    即便说整个宇宙的99%已为黑暗充斥,而我仰望夜空,眼中依旧是那一片灿烂星空!——以感恩之心去对待善与美;用宽容之胸来接纳恶与丑——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很好……

    我立身处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