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农业

1.新石器时代

在大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从石器的形制上看一目了然，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图2.1）.转变为磨制石器（图2.2），但更关键的界限无疑是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的出现使得全新的定居生活成为可能。

大约在11700年前，地球气候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即“全新世”（图2.3），表现为冰川消退、气温回暖。气候变迁可能是促使人类改变生活方式的诱因之一，但也不宜高估其影响，因为除了在新月沃地之外，农业在其它地方的独立起源都要更晚一些。并不是说新的气候一定会导致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但反过来说，“风调雨顺”的气候环境的确更加适宜稳定的定居生活。

顺便说两句，从漫长的地球气候史来看（图2.4），全球气温升高或降低个好几度都不算啥，但是仅就人类文明兴起的短短一万年来看，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都适应于这个相对稳定、温和的全新世，一旦气候再次发生剧变，对人类文明而言也许就是灭顶之灾了。

农业最初在西亚的新月沃地发端（11000年前），在中国（9000年前），新几内亚（9000-6000年前），墨西哥（5000-4000年前），南美（5000-4000年前）、撒哈拉以南（5000-4000年前） 、北美（4000-3000年前）等地区的先民也先后独立地驯化了各种动植物（图2.5），进入了农业时代。

小麦、大麦、豌豆、亚麻、橄榄、绵羊、山羊等在新月沃地驯化，而中国先民则驯化了水稻、小米、黍、大豆、猪、蚕等。

所谓“驯化”，并不只是像马戏团那样把野生动物圈养起来就算，而是要通过一代一代的选种育种，改变动植物的遗传性状，使得它们满足于人类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人类才能繁衍。当然，同样地，被驯化的动植物其实也在反过来“驯化”着人类，改变了人类的习性和需求。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个人来说未必是好事，首先，农民比采集者反而增加了劳动量，但食谱反而更单调了。相比于原始人可以食用数百种野果、昆虫和小动物，高度依赖少数主粮的食谱提供的营养不全，更容易造成营养不良，而且生活更易受天灾影响，干旱与洪水可能造成严重的饥荒。另外，猪、禽等动物的畜养滋生了大量寄生虫和传染病。这一切导致在农业时代早期，农人的生活压力更大，但平均寿命反而降低了。

不过农业给人类的“群体”带来了显著的优势，首先是人口密度增加了，同样的土地面积下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其次是农业使得人类可以摆脱季节性迁徙，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使得人类的技术与文化更容易传承，也使得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可能。

当然，农业与定居究竟孰先孰后，恐怕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定居点”，人类可能是先有了“家园”的概念，才逐渐想到驯化植物的。因为驯化植物需要有意识的播种和收获的行为，而且需要年复一年地重复播种，筛选种子。如果没有在土地旁边有相对稳定的定居点，农业是不可能兴起的。但农业兴起之后，又将进一步促进定居生活。

最早的农作物未必是出于食用的目的被栽培的，特别是小麦、玉米等主粮，其野生的祖先看起来都很不起眼（图2.6、图2.7），可食用的部分很小，且需要精细加工才可能变得好吃。人们是怎么会想到一代又一代地去种植它们呢？

技术史家芒福德认为，花园先于农田，推动人们驯化植物的更多是审美需求而非食物需求。的确，在许多古代文明中，花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图2.8、图2.9、图2.10），而且现在认为最早被人工驯化的植物是无花果（12000年前）（图2.11、图2.12），这可能就是被作为园林植物而被有意栽培的。

芒福德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农人并非完全替代狩猎者，原始的猎人部落与农人混居，可能构成了一种原始的社会分层和技术分工，猎人的武装力量不再用来觅食，而是成为专职的军人。在“城市”兴起之后，阶级分化和专业分工进一步强化。

2.城市文明的兴起

在各大农业发源地附近，古老的定居者继而发展出了各自的城市文明，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就是指的这些城市文明的发祥地。

所谓“文明”（civilization）一词，词根就是城市（city）或市民（citizen），在16世纪形成了教化、教养（civilized）的意思，18世纪有了与野蛮相对立的“人类文明”概念，到20世纪才形成了复数形式的“各大文明”的概念。可见，城市、文明与“教养”这三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提出了“城市革命”的概念，列举了城市的10个特征，简单来说包括：

规模比定居点更大更密集

专业化（工匠、商人、官员、祭司……）

生产者的盈余向神或国王缴税

宏大的公共建筑（宫殿、纪念碑、金字塔……）

统治阶级的形成（祭司阶层、军事首领等）

书写

精确科学的出现（算术、几何、天文）

复杂而深刻的艺术风格

与遥远的“外国”展开贸易

社会组织关系更依赖于居住地而不是血缘

除了第1条之外，其它特征大致可以归入两个层面：传承的物化（4、6、7、8）；人群的分化（2、3、5、9、10）。而这两方面也互为表里，恰好就是技术发展的特征。

技术的发展总是趋于物化，固定的技术器物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分化。当人类开始定居之后，这些物化的器物不断在生活环境中沉淀下来，成为进一步演化的基础，这就使得分化和专门化进一步发展。

城市是农业的产物，但城市人口通常不事农业，而需要周围农村供养，那么这种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一部分人心甘情愿居住在拥挤的城墙内，而另一部分人则又心甘情愿地为城里人供应粮食呢？

关于城市的起源，有不少说法，例如，农业发展形成过剩的粮食；防御工事建立起人为的隔离；贸易活动形成市场中心；祭祀活动形成典礼中心。这几种说法并不互斥，它们可能是共同作用，也可能不同地域的城市有不同的缘起。

在土耳其南部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定居点之一，但恐怕还算不上“城市”。公元前7500年到5700年一直有人定居于此，规模最大时约1万人口，但是并没有形成街区的分划，也没有形成专业分工。密集的泥砖房屋层层叠叠聚在一起，没有胡同或走道（但墙壁各自独立紧挨着修建），人们从屋顶上开洞钻进钻出（图2.13）。废弃的房屋被埋在地下，人们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不断在旧房子上盖新房子，叠到20米高。

加泰土丘的居民仍然从事农业，肥沃的土地可以供养日益密集的人口，密集的人口构成了城市的前提。但绵延千余年的加泰土丘也证明了，仅仅是密集居住，并不一定会自动催生出城市文明来，城市不只是定居点的集合，而是要形成某种有机的结构，有中心、有边界。

城市的边界由防御工事构成，而城市的中心往往是大型的宫殿或纪念碑。芒福德指出，早期城市往往是以神圣活动为中心组织起来的。

除了古埃及（图2.14），全球各地都有类似“金字塔”的建筑（图2.15、图2.16），特别是南美的卡拉尔古城（图2.17），印加人的祖先在公元前26世纪修建了宏伟的建筑，几乎与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同时期。整个古城遗址中没有发现城墙、武器、受伤的尸体等与战争有关的痕迹。

全球各地不约而同地修建金字塔型建筑，显然不是因为什么外星人或神秘现象，但也并非偶然。道理很简单，因为从建筑技术的角度说，古代人若要把建筑修建得尽可能高，尽可能雄伟，就势必要采取类似金字塔的造型，总不能指望他们建造摩天大楼吧。

但为什么要修建尽可能高耸雄伟的建筑呢？各文明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显然都是出于各种“神圣”的需求。大型建筑或是与典礼有关，或是与葬礼有关，总而言之，它们并不是出于世俗的、实用的目的而修建的。

金字塔毫不实用，浪费大量劳动力却无法收获一点粮食。但它的神圣性维度构成了城市的向心力，也构成了早期“帝国”的向心力，使得更庞大和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得以可能。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些最接近神圣力量的人，如国王或祭司阶层，拥有了统治他人的权威，庞大的国家因而组织起来了。按照芒福德的说法，这种无形的“巨技术”支配着有形的技术活动，有形的金字塔之所以能建立起来，依赖的正是社会阶层结构这个无形的“金字塔”，少数人成为统治者，而大量人口作为劳工被统一调配，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地投入在那些此世看不到产出的工作之中。

这种社会制度一方面是严酷的、压迫的，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技术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各具特色的文明古国把人类历史带入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