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晚，新一轮阿伦特《人的境况》读书会开读。胡翌霖领读，文本用王寅丽译本（第二版）。这一晚从阿伦特自己写的前言读起，读了前言十二段中的前九段：从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一直读到“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讨论大致围绕三个问题：人为什么想要“摆脱地球”？科技能做的事越来越多，为什么反倒成了政治问题？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后，人还能做什么？
以下由claude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我修订。引文出自王寅丽译本，主讲人为胡翌霖，其它参与者不具名。
开场：慢慢读，在现场读
我的读书会在新加坡未完成书店已经办了快两年（从北京算起已经12年了），此前读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读得七七八八了，第二轮换成《人的境况》。起初想用新出的仲树译本，后来仲树出了剽窃丑闻，店长有点“精神洁癖”，决定还是用王寅丽译本，我们用2021年修订的第二版。
我让AI分析过这两个译本：都译得不错，没有大问题，但零零碎碎的错误也不少。其实未来直接用AI译本就好了，现在AI译得已经比大多数译本好了，不过有些关键概念仍要人来把关，比如condition到底该译“境况”还是“条件”。我已经先请AI准备了一份读书稿，把王译的明显错误标了出来。
读法沿用老规矩：逐段朗读，读得很慢，每读一段就停下来，我吐槽、讲解，大家随时插话，不用举手。我自己在家试过直接跟AI讨论，还是不太行，现场慢读的感受和氛围，至少目前还取代不了；读书会也有直播和录播，但比不上现场的参与感。
我的读书会欢迎读者随时加入，我尽量每周都来，但你们偶尔来也没关系。因为大家不是以专业学者的身份读书，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和感受，读的是感受、联想和启发，偶尔来一次也会有收获。
至于为什么选这本书，一是我向来喜欢阿伦特，二是这本书对科技发展、AI爆发的今天非常有现实意义。
一本“反哲学”的哲学书
我们不读序言和导言，直接从阿伦特自己写的前言开始。不过开读之前，我简单交代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阿伦特做过多年难民，辗转流亡到美国，后来加入美国国籍，用英文写成此书。仲树译本依据的是她后来亲自写的德文本，她认为德文本更好，因为德语是阿伦特的母语，英语是她在德语、法语之后才学的第三语言。这有一定道理，不过英文本是原始版本，学术地位更重要。
这本书有个讽刺之处：它被当作阿伦特这位“最伟大的女哲学家”的代表作，可按她自己的看法，这是一本“反哲学”的书。在她看来，哲学的路走歪了，过分强调沉思生活，忘了人的现实行动；这其实是一本政治书，要从沉思回到政治行动。当然，真正经典的哲学书往往都反哲学，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都在反对之前的哲学。
阿伦特的思想源泉有三层。一是苏格拉底式的城邦政治。在阿伦特眼里，苏格拉底不是沉思者，而是行动者，最后因政治问题被迫害致死；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走向了沉思之路，也许是苏格拉底之死带来的“创伤应激”，柏拉图反对城邦政治、追求哲学王——其实是某种反政治的治理方式；而柏拉图之后，整个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也就一路走歪了。二是马克思：马克思同样反哲学，批评以往的哲学“头足倒立”，强调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这是阿伦特继承的，不过阿伦特批评马克思把劳动和工作弄混了。三是海德格尔：阿伦特是他的学生兼情人，得了他的真传，也反叛他。海德格尔虽然号称要把形而上学从歪路上引回实际性，但格调上仍偏重沉思，没有看到真正的实际性是政治的。
当然这些背景说了半天，其实没必要了解。伟大的哲学著作自成世界，不需要先读海德格尔或马克思才能读阿伦特；哲学家真正拷问的是自己的时代和境况。阿伦特写于1950年代，离今天七十多年，我们的境况与她仍有相通之处，所以就能直接读进去。
一位参与者说，自己很关心AI影响下人们的工作：有人改变工作方式，有人失业，有人在学新东西，所以觉得这个主题很适合现代社会。我说这正是我选这本书的原因，事实上，按阿伦特的分类，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工作”，招聘市场上招的其实不是工作者，而是劳动者。阿伦特区分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在她看来，包括马克思在内，整个现代性都把劳动和工作混在了一起。这是全书的主题，也是一个争议点。
人造卫星：人造物登上“神的位置”
与其说这本书是政治哲学，我倒宁愿说它是在讲科技哲学。前言从一件科技史上的事写起：1957年，一个人造物体被发射上天，绕着地球运行，和日月星辰遵循同一套重力规律。阿伦特说，它当然不是月亮或星星，但在一段时间里，它在天体近旁栖息和运行，
这个人造卫星既不是月亮或星星，也不是沿圆周轨道运行的天体，后者对我们受地球寿命所限的凡人来说，是永恒存在下去的东西。不过，在一段时间里，这个人造卫星……仿佛已被暂时地允许加入它们的高贵行列。
王寅丽这句“受地球寿命所限的凡人”译得不太准确，AI建议译成“受尘世时间束缚”（earthly time）。Earthly是尘世的意思，不过其实之所以earthly是尘世的意思，也确实是因为它首先是“地球”的意思，这里有一个西方思想史的背景：古代人把世界分成月下天和月上天，月下天或者说在地球上，是有朽的尘世，月球之上的事物则是不朽的。阿伦特这里讲的正是，脱离“地球”人造卫星隐喻着对“尘世”的超越，获得了某种不朽性或者说神性了。在整个传统思想里，天空是不朽者、神的领域，地上是有朽者的领域；人造卫星上天，意味着人通过自己的权柄，把自己的造物送上了神的位置。
阿伦特接着说，这件事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事件，连原子裂变也不例外；若不是伴随着令人不快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它本该得到毫无保留的欢呼。
但奇怪的是，人们的欢呼并非胜利的喜悦，也不是在面对人力掌控自然的巨大力量时，充盈于心中的骄傲和敬畏之情（现在当他们从地球上仰望天空时，就能观看到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在事件发生的一瞬间，直接的反应是大松一口气，人类总算“朝着摆脱地球对人的束缚迈出了第一步”。
她指出，这句话恰好重复了刻在一位俄国伟大科学家墓碑上的话：“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
阿伦特在敬畏之情后面加了个括号说“仰望星空”，其实就是在联想康德：康德有句名言说让我们深深敬畏的，一是头顶的星空，一是内心的道德律。而如今头顶的星空里，除了星星，还多了一颗人造卫星，这件事情甚至改变了“敬畏”这种情绪。
阿伦特不是反对人造卫星上天，也不认为人类应该为此欢呼。她的槽点在于欢呼的情绪很怪：不是喜悦、骄傲和敬畏，而是仿佛逃难成功：“摆脱地球对人的束缚”，仿佛地球是一个囚笼，类似于出去闯荡是为了逃离原生家庭的味道。
地球是一座监狱吗？
阿伦特接着说，这种情绪一段时间以来已很常见，很早之前这种情绪就埋在科幻小说里了，但就人类思想史来说，这种情绪还是比较新的。之前基督教也把尘世看作是最终要摆脱的此岸，哲学家也把身体看作是灵魂的监狱，“但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人把地球本身看作人类身体的监狱，或表现出如此急切地想从地球上移居到月球上的渴望”。她问道：始于背离“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现代解放和世俗化，难道要终结于对地球，也就是对“天空下所有生物之母”的背弃吗？
柏拉图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囚笼，要跳出身体才能看到真理；基督教认为尘世是束缚，灵魂的家在彼岸。如今这种对身体的鄙视、对尘世的抛弃，变成了科技新闻里对科技发展的追捧，根子上仍是一种宗教式的信念，而且是放大版：从前地球还是盖亚、生命之母，如今连地球都成了束缚。
现代的自由解放运动曾经和神权、王权、等级制斗争，斗天斗地最后发现要对抗的竟然是地球，解放全人类的叙事走向了怪诞的结局。
有参与者提出疑问：比起某个地区局部的斗争和解放，马斯克说的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感觉是更大的解放，地球的束缚似乎大过那些局部的束缚。
我的回应是：阿伦特或我不是在否定人造卫星或火星计划。人们完全可以为人类掌控自然的力量感到骄傲和敬畏，把登月、殖民火星看作开辟新天地的喜悦；问题在于把地球说成牢笼这个逻辑有问题——如果你连地球上都活不下去了，你到火星上又能怎样呢？解放了什么呢？以前殖民的逻辑还说得通：地球很好，但是资源有限，人口不断增长，地球上住满了，只能往外扩张。但现在这个逻辑讲不通了，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在萎缩，大家都不生小孩了，都人口危机了，再送人出去图什么？地球如此适宜居住，你还嫌束缚，那么火星上你就能自由吗？火星上你甚至连呼吸都不自由啊。
参与者追问：原本人去不了火星、在那里不能呼吸，这是束缚；如果有一天技术让人做到了，为什么不能算是对束缚的解放或突破？
我的回应是：当然环境限制可以说是一种束缚，这正是后面要讲的“人的条件”。但开辟新的环境，是开拓、进取，而不一定是越狱。开拓不是对旧的家园的否定：旧的家园恰恰是开拓的条件，它让你成长起来，你才有机会去开拓呀。打比方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家独立闯荡，走父母没走过的路，这是好事；可如果孩子说“我要脱离父母的束缚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原生家庭肯定有问题。成长和逃脱是两回事，微妙之处就在“脱离地球的束缚”这个说法上。
参与者又问：如果原来的家庭已经满足不了孩子继续成长的需要，能不能把这种“不能满足”称为束缚？
我说，这正是“条件”的问题。他联系之前读海德格尔得到的结论：“自由不是一种权利，自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背负，你背负的就是你的有限性。”人的能力恰恰来自有限性，所有条件都是有限的，只有承认并背负自己的有限性，才能往前走、拓宽边界。他再次强调，阿伦特不是在反对马斯克，而是提醒我们推敲自己讲的文明叙事：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上天？
补充说一句，目前的火星计划之类的叙事，真的是因为地球满足不了人类继续发展的需要了吗？究竟是什么需要无法在地球上满足？是水不够喝了还是粮食不够吃了还是石油挖完了？但这些火星上也没有啊。
另一位参与者举了马斯克的一个说法：把文明等级和能利用的能源多少挂钩，能源用得越多，文明越高级。他觉得这是对文明很单一、甚至“降级”的理解。
我附和这一说法：怎样理解人的生活，正是这本书的主题。如果把线性扩张当成进步，人的生活却没有变化，本来你在地球上当牛做马，现在你到火星上去当牛做马，这有什么变化呢？解放的叙事原本是人可以不当牛做马，摆脱集权者的控制；如今却变成不断离开旧的环境、进入新的环境，好比这家工厂待不下去就换一家工厂，这真的是解放吗？如果这家工厂永远没办法改革，你又怎么确信下一家工厂能更好呢？
真正的解放是有更广阔的空间、更多的选择余地和生存的可能性。这牵涉到阿伦特的一个关键概念：王寅丽译作“复数性”，仲树译作“多元性”，后者有意译成分，但也算贴切。地球有地球的生活方式，火星有火星的生活方式，这家工厂是这样的制度，那家工厂是另一种制度，那么你能够拓宽新的选择空间，这才是进步；而如果地球上是一个牛马工厂，火星上再建一个血汗工厂，那不叫进步。所以说人类为什么要开拓？是因为我们需要容纳更多的人的复数性、人的多元性。如果只是想让同一套生活方式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那么这和殖民主义甚至希特勒的思想一脉相承了。
“条件”还是“境况”？
接着，阿伦特写道：
地球是人类条件的集中体现……世界上的人造物把人类存在与一切纯粹的动物环境区分开来，但是生命本身是外在于这个人造世界的。而现在大量的科学投入却致力于让生命也成为“人工的”，切断这一让人属于自然母亲怀抱的最后纽带。
她举的例子有在试管里创造生命、冷冻“能力显著的人”的精子来制造超人；她还猜想，让人的寿命远远突破百岁极限的期望背后，也是摆脱人类条件的心愿。
这些今天都不过时。当时有优生学的背景，世界各国都搞过；后来不搞了，也不是真认识到它错了，只是认为执行上有问题，摆脱束缚的追求一直都在：生命本身被看作束缚。
“地球是人类条件的集中体现”——王寅丽修订版把正文里的“境况”基本改回了“条件”，书名约定俗成，仍作“境况”；仲树则认为“境况”更好。我认为各有道理。condition在英文里常译作“条件”，但这本书指的不是逻辑学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之类；它有环境、状况的意思，但也还带着“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前提”的意思，就像我们说一个人家庭条件、身体条件好，找对象的时候尤其会这么说。“境况”则更接近环境、处境。这几层意思都有，所以译作“条件”不错，译作“境况”也能接受。
刚才追问火星的那位参与者又问：家庭条件、身体条件有好有坏，可以比较；可“人类条件”指什么？难道一些人类条件比另一些更好吗？还是说它属于全人类，无法比较？
我回答，人类条件也可以比较。你认为殖民火星之后人类的条件变好了，本身就是在比较；说我们比中世纪更好，也是说我们的境况、条件更好。条件可大可小：对具体的人，家园、技术、生活的社区都是条件；对人类来说，地球是集中意义上的条件。条件有历史性，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类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条件、突破有限性。
科技能做的事太多，就成了政治问题
阿伦特说，
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可以生产出的未来人类，似乎拥有一种反抗人类被给定的存在的能力，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给自己换上他造出来的任何东西。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实现这种自由交换的能力，正如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当今有能力破坏地球上的所有有机生命。问题仅仅在于，是否我们真的想在这一方向上使用我们的新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这个问题不能由科学手段来决定，它是首要的政治问题，从而也不能留给专门科学家和专门政治家来回答。
这些说法非常有预见性：阿伦特说“不到一百年”，她写于五十年代，如今差不多就到了，AI又在加速。赛博格、脑机接口、基因编辑，这些技术确实都接近成熟了，想要什么样的身体就要什么样的身体，装翅膀、长三只眼都行；还可以决定消灭什么动物，比如把蚊子灭绝掉。可问题随之而来：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装翅膀、装第三只眼？哪些人有权装，哪些人有权不装？能把蚊子灭绝，要不要灭？要不要顺便把苍蝇也灭了？当我们能够这样生杀予夺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有人想灭蚊子，有人不想；你装了翅膀我不装，就有公不公平的问题。这些冲突不能交给科学家和专家来决定。
今天的AI也是如此：AI是全能的，能够做到的事情太多了。达里奥、奥特曼这些AI界人物也在把问题变成治理问题：谁有权限制AI做什么、不做什么，甚至要找神学家、找教皇来背书。因为科技能做的事太多了，需要的是约束和商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谁来限制，谁来处罚……阿伦特在二战后看到原子弹、卫星和军备竞赛，表面是科技之争，实质已是政治问题——怎样造出原子弹，这是科学技术的问题，要不要造、谁能造、造完之后谁来管，这些都是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今天更迫切，我们现在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些推动科技加速发展的科技专家，而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政治——政治运动、政治商谈。
“知道如何”的奴隶
第六段，阿伦特写到自然科学内部的危机：现代科学的“真理”可以用数学公式演示、在技术上证明，却无法再用日常的言说和思想来表达，薛定谔拿“三角形的圆”和“长翅膀的狮子”来比喻这类陈述。她担心，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也就是无法思考和谈论我们能够做的事：
如果真的证明了知识（在现代意义上是“知道—如何”）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
一个既是波又是粒子的东西，普通人听来就像“三角形的圆”，科学已经进展到普通人听不懂的地步。
这个问题现在也更加严峻了。当年是科学专家生产的知识普通人读不懂，如今AI生产的知识连科学专家都读不懂了，问题的结构是一样的。政治需要人的判断，有分歧，就要商谈、妥协；可如果普通人读不懂科技做了什么、有什么后果和副作用，又怎么商谈？阿伦特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少数科学精英读得懂，但不能取代普通人的政治参与。现在问题更严重，连数学家都读不过来数学论文了。读不懂，人就会放弃，交给技术，让它一直跑下去，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
这背后是日益加深的专业化，传统的政治问题也不例外。过去的货币政策不过是几克金兑几克银，一枚硬币含多少银，哪怕是牛顿来制定，普通人多少能理解；如今的货币政策，什么M0、M1、M2，普通人读不懂，可关税、货币政策本来就是关乎人怎么生活的政治问题。于是政治也成了专家的事，普通人只好交给科学家，所谓经济学家，最终交给职业政客。
补充一下，哈耶克获得“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获奖致辞里，反对银行业设立这个奖项，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会把经济学权威化、科学化，把一个原本充满政治争论的领域包装成客观而专业的科学研究，让人相信复杂的社会治理可以有一个科学的结论。但这可能正是央行们之所以冒用诺贝尔之名增设这个奖项的“阳谋”，如此包装之后，使得央行坚持某种政治中立的立场看起来合理甚至正义——央行本来和总统和议会一样，制定着与民众的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但央行却不需要选举，跳出党派之争，很多环节都不再公开透明，理由是它需要专业性。
“大棋党”的态度也是类似：普通人哪懂那么多，人家下的是一盘大棋，只能信任他们。胡锡进有这类说法，表示自己经常根据风向改变态度是合理的，因为他相信顶层的智慧一定看得比他更深，一旦顶层发声就一定要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是万里挑一的专家，掌握最全面的数据。
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很快兴起觉醒运动、黑命贵，因为男女之争、少数族裔、黑人权益这些问题好懂，普通人都能发声；而华尔街和货币政策却把普通人挡在了门外，政治就成了很直白、很单调的争论，美国人怪中国，中国人怪美国。
补充一下，当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口号是“我们是99%”，抨击1%的权贵精英操控了一切，造成了金融危机，却免遭惩罚，甚至继续扩大贫富差距。这些口号其实也很好懂，所以一度掀起了波澜，但是该运动为什么最后趋于沉寂了呢？搜索一下，看到的第一条原因就是“缺乏清晰的政治诉求”，还有就是缺乏领导、舆论分化等等。其实就是：他们提出不满，然后舆论说“你行你上啊，给出具体操作方案来”，结果真没人能上，最后就作鸟兽散了。
现代政治变成了一系列复杂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乃至工程问题，唯独不再是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难以进入公共的商谈空间，除非简化为最直白最朴素的极端版本——这正是这些年来的世界政治走向，人们欢迎像特朗普那样用小学知识水平表达的各种政治主张，而另一派也极化为类似社会主义、打土豪均贫富之类的口号，公共空间中充满了立场之争，但仍然缺乏商谈。
随着AI的发展，这个趋势会更明显：你问AI，我也问AI，最后变成“AI治国”。可AI取代不了人切身的判断。什么是好，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多元的问题；连好坏的争议也交给机器，人还有什么判断和自由？
一位参与者问：阿伦特说“知识（在现代意义上是‘知道—如何’）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这里好像涉及三样东西，古代意义上的知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和思想，它们分别是什么？
我解释“知道如何”就是“know how”，与“know why”相对。古代科学追问为什么：世界的根据、原因和本质；现代人要的是“怎样”、“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像微波炉，一按，两分钟就烤好了，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能烤熟。而“思想”是更广义的东西：不仅知道how，也知道why，能理解前因后果。阿伦特说的是“知道如何”的奴隶。奴隶只需知道主人让他几点做什么，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工厂流水线就是典型：每个人只管拧自己那颗螺丝，不知道上下工位在干什么、整条线在生产什么，甚至不用知道这颗螺丝有什么用，这就是没有思想，我只是知道我“如何干活”。
先前追问火星的那位参与者说起自己为什么来读阿伦特：是从二战的历史接触到她的“平庸之恶”，也就是不思考，或者把思考代理出去。刚才听得最有感触的是，从前人还能选择思考或不思考，现在却好像越来越陷入一种没法思考的状态。“这问题有解吗？”
我说，可能没有解。阿伦特呼唤的是某种城邦政治的复兴，但其实不是一个告诉你怎么做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我们可以know why，知道我们的处境为什么是某种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很重要。一心要找解法，本身就是know how的逻辑，等于说“你让我know how to跳出know how”，这是个讽刺。我们要承认没有统一的、科学的、客观的解法，阿伦特强调的是多样性：不是追求一个统一的解法，而是每个人都追求做自己，这个社会才可能好一些；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中场休息时，话题还停在“平庸之恶”上。有参与者感到，在今天的分工里，自己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卷在其中。我说，在现代社会，这多多少少是逃避不了的。用海德格尔的思路说，你得先认罪才能自由：先承认自己的处境，再在这个处境之下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事、自己的创造，给世界留下一些你认为积极的东西，而不是否定这个世界、彻底逃出去。这其实就是阿伦特讲的工作和行动：工作是在世界上留下你的东西，行动是在他人那里留下你的影响。另一位参与者感叹，还是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
话说“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写完这本书后、参加艾希曼审判之后才提出的，她之前的成名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平庸之恶”一直有争议，有人说她在为恶人开脱；我认为她并不是否认首恶，而是说这台机器能运转起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机器在配合。《极权主义的起源》也讲过，极权主义是空心的，整个机制围着一个中心转，这个中心甚至不需要是哪个具体的人。
言谈失去力量的地方
阿伦特继续强调政治的意义：
凡言谈遭遇危险之处，事情就在本质上变成了政治的，因为言谈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假如我们遵照如此频繁地催促着我们的建议，即让我们的文化态度也去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地位，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一种让言谈不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被迫采取了一种数学符号“语言”，虽然这种符号语言最初只不过用作口头陈述的一种省略形式，但它现在包含的陈述再也不能转译回口头言说。为什么说不信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越言谈的真理，或许这些真理对单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即他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是一个政治的存在。但复数的人（就生活和行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而言）能够体验到意义，仅仅因为他们能够互相交谈，能够听懂彼此和让自己也弄明白。
互相交谈是政治活动的本质，前提是彼此听得懂，而科学家如今已经远离了政治。奥本海默、爱因斯坦当初积极推动美国研制原子弹，原子弹爆炸后又觉得不对，晚年都投身政治活动，奥本海默还遭到了政治迫害；但原子弹造出来之后，政治家就不听他们的了。当然他们当年还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之后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到疯牛病之类的案例中，科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为“不会人传人”背书，这种政治表演堪称丑陋。阿伦特指出这个趋势不只是个别科学家的人品问题或偶尔天真，而根源是这个时代科学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已经分道扬镳，他们在数学符号的语言里是专家，在政治语言里却是幼稚的。
古代不是这样。哪怕讲究沉思的柏拉图也卷入政治，要到叙拉古去寻找他的哲学王；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墨子研究小孔成像，像个科学家，同时又讲兼爱非攻。那时知识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是相通的。如今语言虽然不通了，现代科技和政治的关系实质上却更紧密。算法、抖音、云计算、监控、GFW，都是影响我们生活的关键政治因素，可背后的开发者和程序员在政治领域说不上话，也没人认真听他们说话。
一位参与者说，这里有个结构性的问题：你不开发GFW，也会有别人开发。我说，这当然是“平庸之恶”的问题，但程序员并非没有“功劳”。没有方滨兴，GFW也会有，但不会那么快、那么有效；没有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原子弹即便造得出来，也许日本早已投降。早几年晚几年、朝哪个方向实现，影响大不一样。互联网本身也有政治张力，它完全可能长成苏联模式那种强化中央监控的“老大哥”；美国模式胜出，也有那些程序员和开发者的功劳。无论积极还是消极，他们其实都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是没有话语权，他们的言谈不再能进入政治活动。
另一位参与者提出一种可能：墨子之所以能一边做科学、一边搞政治，是因为那时科学和政治都没那么复杂；后来分工越来越细，学科越来越复杂，一个人不可能兼顾。
我说这就是专业化。古代工匠一个人管一整摊子事，如今只有工人，各管眼前一个工位。整体效率提高了，代价是彼此没有了共同语言：我只能说我拧了几个螺丝，隔壁工位可能是打铁皮的，那跟我就没有共同语言。这是现代人的境况，我们先不用说它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它就是如此。
又有参与者问：现在很多人相信，只要把技术发展好，就能改变世界，把社会治理的问题都解决，这种想法从何而来？
我说，这就是“机器的奴隶”的心态。历史上推动解放奴隶的主力，其实不是奴隶，而是文化人、中产阶级、接受了启蒙的人；奴隶可能觉得每天有吃有喝就行。习惯了当奴隶，就会觉得把人类的方向交给机器有何不可。所以这是一个重新启蒙的问题：阿伦特想让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是不能放任的，人的可贵就在这里。不过他也说，我们不必预先判定对错，也不必抨击主张放任技术加速发展的“加速主义者”，先把现代人的处境聊清楚，再看阿伦特能不能说服我们。
有参与者说，加速主义者认定技术发展必然带来大家生活的变化，可这中间跳过了太多环节，他们是不愿把逻辑想清楚，或者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说，加速主义者会说历史一向如此，可他们忽略了历史上除了技术发展，也有斗争、政治运动和人的商谈。但加速主义面对的处境是真实的：我们的商谈跟不上了。启蒙运动时已经开始专业化，但大家的语言还相通，编百科全书的理想就是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到所有知识；现代教育体系和工厂体系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技术迭代越来越快，而公共言谈反而越来越慢，因为还需要把各个专业领域打穿才能变成公共商谈，一个学者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一篇政治或伦理论文，审稿周期就要一两年，更不用说什么时候能转化为公共议题了。所以加速主义说，跟不上就别跟，乱跟只是扯后腿，这有它的道理。
我们读哲学不必急着下裁判，之前读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也会承认他批判的东西有其正确性。阿伦特点明专业化和语言脱节的处境，并不是抨击这不对，专业化也不是说逆转就能逆转；关键是意识到它对人的政治活动和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再去设想新的政治形态。前言只是开场白，讲我们身处什么样的时代、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而阿伦特是从科技和政治的裂隙切入的。
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
第八段，阿伦特写到另一个更迫近的事件：自动化。自动化会在几十年里让工厂变得空空荡荡，把人类从最古老、最自然的重负，也就是劳动和必需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劳动的愿望和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摆脱劳动的自由也不新鲜，过去是少数人最牢固的特权；如今科技似乎只是实现了以往所有时代都梦想过、却没人能实现的东西。
注意这里王寅丽译本有错误，译成了“在几十年里就使工厂变得空空荡荡”，译成了过去时，实际应是将来时，是阿伦特的一个预言，自动化在四五十年代才兴起。不过从今天看，她说的将来时对我们已经是过去时：这几十年来，自动化确实似乎正在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古代的贵族、自由民不用劳动，让奴隶和仆人去干；自动化，特别是AI，有可能让人人都成为贵族、成为自由民，这是遥远梦想的实现。
但阿伦特接着说，“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
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政治的或精神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得以保存和更新；连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自己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份差事，知识分子当中只剩孤独的个人还把自己做的事当成创作，而不是谋生。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劳动）也没有了，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我们作为一个劳动者社会，要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怎么可能呢？最后一句王寅丽译本也有些不准确，最糟的不是“留给人的只有劳动”，而是劳动作为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也没有了，被自动化替代掉了。糟糕就糟糕在，我们终于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却不知道除了劳动，人还能做什么。古代贵族吃饱了饭，搞政治，也搞科学、搞创作；有的工匠做一座雕塑，不是因为接了工程要赚钱，而是因为就想做。这些更高的追求，在现代的劳动者社会里被当作贵族制、等级制的余孽，一道破除了。劳动成了最光荣、也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人的价值就在于作为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如果真的摆脱了劳动，我工作不是为了赚钱，那我还工作吗？整个社会的运转体系、价值观和文化习俗，都以劳动为价值尺度，对这样的社会说“我们终于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并不是好消息。
他把这联系到今天：AI取代了这些工作之后，人干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作为资源的价值已经低于算力了，人力不再是资源了该成为什么？人可能就变成沙发土豆，躺着刷抖音。阿伦特后面会说，劳动者社会又变成了消费者社会，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在他看来，这样的消费者没有更高的追求，无非“混吃等死”。自动化貌似在解放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被解放，因为束缚着我们的，其实不是那个实际的劳动，而是那个作为观念、作为尺度的劳动。
前言还剩最后三段，我决定留个尾巴，下次再读，转入讨论。
讨论：创作者社会会自动到来吗？
一位参与者问：阿伦特写了这本书之后，人的境况变好了吗？
我说，首先，人的境况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因为好坏的价值尺度本身就是人的境况的一部分；阿伦特也不是在道德说教、感叹世道不好了，而是在讲一种宿命、一种持续的趋势。按我自己的价值尺度来看，总的来说没有变得更好。但有些方面确实更好了：现代性不断把人从动物性的劳动、从“牛马的宿命”中解放出来，饥荒少了，战争相对来说好像也好了一些，像纳粹集中营那样严重的事件，至少这几十年没有再发生。阿伦特本人做过难民，差点进集中营，颠沛流离。而我们身处相对安稳的环境，非要说我们的处境更坏了，倒也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矫情。
不过“变坏”事实上也是阿伦特本人的预言。阿伦特强调的恰恰不在这些温饱和安全之类的方面。她也预期自动化会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无论按古代还是现代的尺度都是好消息；但她要强调的是，在这件好事背后，关键问题从来没有解决。今天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和组织方式，仍然没有摆脱劳动者社会的范式；阿伦特批判的那些工业时代的危机好像仍然存在，而AI又带来了新的困境，前有狼后有虎，处境也许更严峻、更危险了，所以这是“变坏”的意思。当然，“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危险也是建立新的人类组织形态的机会。
解决了温饱、解决了必需性当然是好事，但阿伦特要讨论的是，在这之后，人类社会何去何从？
这位参与者不同意，认为这是阿伦特的“局限性”：她看不到从劳动者社会转型为“创作者社会”所需的条件，所以担忧未来。等AI释放了我们的产能、时间和思想，人均产值上去，每个人自然会开始更多地创作，比如今天这样的小型讨论会，也可能产生不错的东西。她是不是因为没看见，才担忧？
我说，不是没看见，而是判断不同。阿伦特认为这样的世界不会自动到来，即便到来，也要靠政治活动；当代很多有识之士和政治运动的方向，本身就受了阿伦特那一代思想家的影响。“从劳动者社会到创作者社会”这个提法，也可以追溯到阿伦特：她区分劳动和工作，她讲的工作就类似创作。而把这句话说出来，比如“我们要进入一个创作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动，是有力量的：听到了，人们才会往这个方向去做，去支持、尊重创作者。不光阿伦特，任何人说出这样的话，都是在为这个转折做贡献；如果没人把创作和劳动的区别讲清楚，社会不会自动变化。
而该参与者反对“我们要思考到它，然后才会去尊重它”。她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越来越多人解决了温饱，就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也自然会尊重创作者。
事实已经证明不是这样：劳动者社会到了所谓更高的阶段，变成的是消费者社会，而不是创作者社会，人们的需求成了躺在沙发上刷抖音、看电视。而这些东西未来可能都是AI自动生成的。即便是马斯洛，也没说满足了低级需求，就会自动去追求更高的需求；更高的需求也有不同的满足方式和社会结构。所谓自我实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城邦政治就是让自我在世界上彰显，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光彩。怎样让社会更适合每个人去自我实现，是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问题，是交往的问题、政治的问题。
另一位参与者举例：AI出来之前，Instagram上已经有很多content creator，他们算是创作者社会，还是只是娱乐？先前那位提问的参与者接过话头说，我们还没进入创作者社会，很多人在抖音上当网红也是为了谋生；而且正如胡翌霖所说，社会生产水平上去以后，也可能走向消费者社会而不是创作者社会，所以面前有多种选择，问题是在这个岔路口，我们能否进入一个更有意义的社会。
我说，阿伦特是在呼吁行动，反对只坐在书斋里想象、沉思。“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哪怕主张加速主义，或者主张社会会自动变成创作者社会，也是一种政治主张：有人认为要鼓励、要推动，有人认为放任就行，哪怕你认为我们放任就行，我们坐在家里等待就行，等待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一种政治主张。没有一种政治主张会自动成立，就像朝鲜不会自动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阿伦特要复兴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主张，而是整个政治生活：首先要主张的恰恰是“讨论这些问题本身是有意义的。”
另一位参与者追问：“说一说真的有用吗？”如果说了也影响不了什么，最后会不会变成“我要赚足够多的钱，用钱去影响别人”，也就是有效利他主义那一套？在这位参与者看来，那一套也很有问题。
我说，阿伦特的关键是回到希腊的城邦生活：搞政治不是因为有用，而是因为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从来不是一个悬浮在宇宙虚空中、与他人无关的灵魂，而是社会的、历史的、活的存在；实现自己，就是去行动、去言谈、去表达。表达本身就是意义；能否成功、能否改变政策，那是外在的标尺。首先改变的是其他人：你说了，别人听到了，就在世界上留下了你的话语，在别人那里激起了涟漪，哪怕别人反对你。当我们都相信言谈是有力量的时候呢，言谈就真的会有力量。
这位参与者又问：这像不像一种退让，追求不到结果，就把过程本身定义为有意义？
我说：你也可以这么说嘛，那看你的心态了。但希腊人就是这样：城邦之间打仗为的是荣誉，不是掠夺，打赢了就回去，并不吞并对方；荷马史诗里最高的荣誉，是凭自己的双手双脚胜过他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实效、不是占有资源，而是自我实现，是荣誉。你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吃不到葡萄”、阿Q精神，我也没办法反驳，因为今天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非常强、非常霸道，这也可以看成是在逃避功利主义的叙事。
讨论：从面包工厂到“贫乏的多样性”
我们可能设想，生产力极大丰富之后就会自然转向创作者社会，可什么叫足够丰富？温饱在发达国家早就不成问题，饥荒是分配问题，不是生产问题；某种意义上，温饱在五六十年代就差不多实现了，今天的粮食工业体系更是过剩了，少数地区的饥荒都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
不光阿伦特，斯蒂格勒也讲过，劳动者社会是按生产力的逻辑组织起来的，而不是按照满足必要需求的逻辑组织起来的。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一天吃一个面包比半个好，吃两个比一个好，但如果给你一天吃二十个面包，就未必比两个好了，你吃不下了。可生产者的欲望是无限的：面包工厂生产两百个，一定比二十个好。市场饱和了，就去生产更高级的面包，去创造需求：时尚让你一年换十套、二十套衣服，不是因为你保暖的需求没得到满足，而是因为你不换就“老土了”“过气了”；一台手机完全可以用十年，但新版本一出，你就得换。所有的创造力都用在了创造新的需求上。当然这也是一种工作、一种创造、一种自我实现，却是“走歪了的自我实现”：这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创造，还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无止境循环？
一位参与者补充：生产者能照顾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到了互联网时代，几个人的团队做视频就能面向大量观众；就算把生产算作创造，创造也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更多的人只是在消费。
我同意，正是如此。哪怕是创造新需求的人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在流水线上。创造新需求，其实就是创造新的流水线，好让失业的劳动者有活干，让他们去下一个工厂，而不是让他们“不用劳动了，去创造吧”。所以创造永远是极少数人的游戏，甚至是它逐渐要被AI取代，而劳动仍然是人的宿命。生产力换钱，钱换生产力，这种惯性是无止境的，所以社会不会自动变好。
这位参与者接着问：那么，不需要消费者的创造，是不是本身仍然值得追求？
我说，人人都能创造，创造应当有独立的意义。现在衡量创造看的是生产力和财富效应，创新创业变成了创造市值。这种单向的创造永无止境，反而在不断加固劳动者社会，因为当老板的创业者毕竟是少数，他们提供的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岗位。
另一位参与者提出疑问：创造总是社会性的，需要有人接收，可能是别人的时间、注意力或财力。如果人人都去创造，谁来接收？这也不一定是个好社会。
我回答：当然可以互相接收，这就是阿伦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复数性、多元性：你创造的我创造不了，我创造的你创造不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差异，我们就可以交换，可以互相欣赏、互相尊重。如果只是比拼市值，大家就是同质的、单调的；如果追求的是让世界更丰富，那么越多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特点和风格去创造越好，人可以互相接收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东西。
有参与者顺着说，这就是不再追求某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更火、更大更强，而是追求自己的独特性。接着有人追问：可是阿伦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创造的概念被那么多人“消费”，我们今天也在这里消费阿伦特；抛开消费者，又怎么判断她的创造是重要的？
我说，这里的“消费”已是引申义，我们在这里是在阅读、讨论，而竟然用“消费”来命名这些活动，这本身是消费者社会如此霸道的结果。我们接受阿伦特的观念，不是为了流量，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成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读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叫消费哈姆雷特吗？这其实是交流，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是人类的言谈。
一位参与者问：近几年AI兴起、大厂裁员，大家对生活、对技术的反思好像更多了；以他这些年的观察，是不是这样？AI的发展会不会让人对技术反思更多？
我说，这肯定是一个契机。技术哲学家早就在谈这些问题，只是一直很小众、很边缘；现在连AI大厂都在招哲学家、和神学家交流，哪怕有点哗众取宠，也反映出这个时代确实在关切这些问题，因为技术对我们的冲击太大了。
另一位参与者说，也有人讲“我现在已经进入一种纯过日子时代，不再关心生活的意义”。我说，大部分人一向如此，古代也没那么多哲学家；现在关注哲学的人肯定比过去多。况且“过日子时代”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洞见，是对时代的无奈、对处境的一种表达。躺平是一种哲学，躺平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啊，不然为什么被封杀呢？
有参与者接着说，真能做到好好过日子，也是在创作自己的意义，不也是一种创作者社会吗？胡翌霖说关键在于说出来：一个人默默躺着，不是政治活动；把“我们就躺平了”“我们只能过日子”表达出来，这个表达本身才是政治性的。
最后，一位参与者回到前面讲过的话题：现在的政治运动偏于简单化，比如“黑命贵”，阿伦特会怎么看这种简单化的政治运动？这是不是一种消费主义？
胡翌霖说，某种意义上，政治是被变成了消费主义，被扁平化了。阿伦特不会直接讲这个问题，但道理相通：政治的核心是人的多样性。黑命贵、DEI讲的也是多样性，这首先是一个积极的证明：即便在这个时代，人们仍然关切政治，关切多样性。消极之处在于，这种多样性是相对贫乏的。阿伦特关注的是人类面对科技的命运；真正的多样性，是使用科技时多样的生活方式、多样的观点和观念、多样的创作形态和审美。而如今强调的多样性落在了肤色等区分上，这类区分在动物身上也可以做，是一种“贫乏的多样性”。
讨论到这里，已是晚上十点。第一期阿伦特读书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