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词获得了敏感尔敏感奖，无论如何值得庆祝，可惜中国似乎还是没有一个“公民”获得敏感尔奖。
校内上许多同学又找出去年圣诞节前夕敏感词先生的“最后陈述”来分享，题目叫“我没有敌人”，当然，相关的信息很快都被和谐掉了。
我本该转帖这篇文章，不过为了我博客的安全起见，还是作罢。为了表达纪念与尊敬，我至少在这里引一句话来贴，出处就不注明了，反正任何转帖此文的网址都随时可能消失：“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流感词先生确实是一个仁者，不愧获得敏感奖。许多所谓的异见人士恐怕并没有这样的心胸。用充满仇恨之心去反对政权，不会把社会带向光明。无论如何，我们不仇恨当权者，也不仇恨暴力机器，即便心中怨恨难消，也不要让敌意来引导我们的行动，更不要用怨恨来塑造自己的理想。要爱，不要恨——这是随轩始终高悬顶端的星空哲学的要义，不熟悉相关立场的朋友可以去回顾“谈情——说爱”文件夹中的文章。
“无敌”并不意味着“以德报怨”，更不意味着对所有人施以无差别的普世之爱。这是儒家与耶教的分别。儒家所宣扬的爱是有差等的。但儒家主张的当然还是爱，而不是要恨，不能“以怨报怨”。但是也不可“以德报怨”，所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儒家主张“以直报怨”，要正直地、公正地对待仇敌，既不要虚情假意地去施爱，也不要被怨恨情绪主宰，而是理性地、客观地去对待仇敌。相应地，对待亲人和仁者，就不是“直”了，而是带着私情地相处，所以儒家主张“亲亲”，而不是西方人那样一律客观理性平等对待的方式。我的主张与此相近——人与人的相处总是充满情感的羁绊，而不是完全理性的、客观的关系。但如果要让情感来引导人与人的相待，那么“要爱，不要恨”。
爱是情感而不是理论，不可能是平等的。我所宣扬的“爱一切事物”，并不是主张一种平等的博爱，那样的一种爱只能是某种抽象虚幻的东西，你不可能地把一个杀父仇人和自己的母亲同等看待，如果你把这二者等量齐观，那么与其说是充满博爱，不如说是完全麻木不仁。但是你还是可以去爱你的仇人，关键在于，所谓的“爱”并不是指向着某一个抽象的客观的“对象”，而是指引向你与他的关系。比如说我爱蛋糕，往往是指我爱吃蛋糕，而不是指我爱把蛋糕抹脸上；而如果说我爱某某化妆品，往往是指我爱把它抹脸上，而不是指爱吃它。当我说“我爱A”的时候，总是隐含着“我——如何作——A”这样的一个关系结构，任何的“爱”都意指某一种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把我与对象按某种特定的方式关联起来。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没有一种不包含任何结构（媒介）的抽象的关系：“我——A”。关系总是媒介性的（所以媒介哲学是我当年所说关系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如果我既不吃蛋糕，也不涂抹蛋糕，也不制作蛋糕，也不设计蛋糕，也不贩卖蛋糕……总之，我与蛋糕之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那么说“我爱蛋糕”就是完全空洞的，没有任何意义。
“人”这种对象比起一般的对象而言有所不同，人并不是拿来用的，人的意义在于自由（详见当年的“征mm”文）。但所谓“自由”，也是现实的东西，而不是某种抽象的空洞的标签。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人们和社会打交道的方式各有不同，每个他人与我打交道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有母亲、有亲戚、有同学、有伴侣，有外向的朋友，有内向的朋友，有至交的朋友，也有半生不熟的朋友，有我所敬重的人，也有我看不顺眼的人，还有压迫着我的人，有伤害过我的人，等等等等。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不同的，我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关联着。当我说“爱他人”的时候，并不能抹掉所有这些千差万别的关系，而上升到某种平等的普世之爱，之所以说爱所有人，恰恰是指要去承认和领受所有这些现实的关系，并且怀着积极的感情，去筹划和改进这些关系。比如我爱蛋糕，就是说我享受着“我—吃—蛋糕”这样的关系结构，但我还会进一步去筹划：究竟是如何去吃它，是分几次吃呢，还是一口气吃；是和他人分享呢，还是自己独吞；是冰镇地吃呢，还是温热地吃；是隔三差五吃呢，还是几个月才吃一次，等等等等。当我和某事物的关系是由“爱”所引导时，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就简单明晰地确定下来了，关系始终还是动态的，不断地变化、调整的。通过关系的调整，爱可能会变淡漠，也可能不断深入。当我说我爱某某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我和它的现存的关系是最恰当的，恰恰相反，我很可能是想要调整我们的关系，比如我几个月都吃不到一次蛋糕时，我说我爱蛋糕，意思可能是我要增加吃蛋糕的频率了。当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经常正是想从此改变与你的关系。当然，当我说我爱而不恨这个政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觉得现状是令人满意的。当我说我爱我的仇人，乃至迫害着我的人的时候，既不意味着我能够像爱老婆那样爱他，也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曾经的和现存的关系感到满意，而是意味着我满怀希望地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相处方式。
偏题很远了。最后回到今天的正题上来，我要翻出两年前的一篇旧文来晾晒：“关于言论自由的一篇随笔”。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去搞多党制或者普选制，而是法制建设的问题。而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取消“因言治罪”。该说的我都说过了，这里只是重提起来以表纪念，不多说了。
2010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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