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时而想起在《哲学的邀请》中的一段，还是把它摘录下来吧：
第113页 ……责任是自由的必然产物，是自由的对立面，或许就像休谟所指出的，责任还是对自由的要求的依据本身：行为必须是自由的，才有可能每个行为都有人来负责。主体有实施某个行为的自由，但却没有从相应的后果中脱身的自由。 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都喜欢讲一种“有过错”的自由，这可不是出于耸人听闻的个人品味，而是因为当自由令我们向往而责任令我们害怕时，又或者当我们面临一种诱惑时，自由和责任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为明显。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理论都在试图将我们从责任的重担中解脱出来，而独享自由。对这些理论，我们都已经感到腻烦了：我的行为的积极成果只是我自己的，我的过错则可以找到很多人来共同承担，比如父母、基因、所受的教育、所处的历史背景、经济体制，以及其他任何不受我控制的环境因素。我们所有人都要为所有过错负责，结果就是没有人能对任何过错负起主要责任。在我的伦理学课上，我通常都会举下面这个例子，它是根据一个让我深受启发的实际案例改编的：有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出了远门，于是她就利用丈夫不在的机会与一个情人私会。有一天，多疑的丈夫突然宣布回来，并让他的妻子去机场接他。要去机场，这位妇女必须穿越一片森林，而据说那里躲藏着一位可怕的杀人犯，这位妇女感到害怕，便让她的情人陪她一起去，但是她的情人拒绝了，因为他不想遇见她的丈夫。这位妇女又请求镇上唯一的保安护送她过去，但是保安也说他不能陪她一起去，因为她必须留下来保障镇上其他公民的安全。这位妇女又找了好几个邻居，有女邻居，也有男邻居，但是他们也都拒绝了，有些是出于害怕，有些则是为了避嫌。最后这位妇女独自出门，结果被森林中的罪犯杀死了。这里我们要问：谁应为她的死负责？我得到过各式各样的回答，根据被提问者个性的不同，答案也各不相同，有人谴责丈夫的不妥协和不宽容，有人谴责情人的懦弱，有人谴责保安的专业素质太差，有人谴责社会的安全机制运转不足，有人谴责邻居缺乏同情心和互助心，甚至有人谴责这位被杀害的妇女自己缺心眼——就是很少有人能够回答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凶杀案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杀害这位妇女的凶手本身。不错，在每一个行为的责任中都会涉及众多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弱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淡化该行为本身的责任，但是这些因素永远不足以完全“免去”故意实施这个行为的主体的相关责任。考虑到一个行为所有方面的情况，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谅解它，但却永远不可能完全抹去自由主体的责任。否则，它就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场致命的意外了。然而，自由对于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类来说，不正是一场致命的意外吗？
以前我也在说，现在的环境伦理学讨论什么自然的“内在价值”问题，技术哲学在讨论工具和技术的“价值负载”问题，看上去很高明，但实则是陷入了现代伦理学的圈套——它悄悄地转移了伦理学的关注中心。以“规范”和“价值”为主题的现代伦理学不仅是把“德性”抛开了，甚至把“责任”的问题也撇开了，亦即把“自由”，总之是把“人”撇开了。
当然，我们可以也应当去谈论“体制”、“技术”之类东西的好坏，就像我们可以讨论一把锤子的优劣那样，但是如果这把锤子很劣质，也不是这锤子本身能够为其劣质承担责任的，锻造它的那位铁匠才能够为锤子的粗劣“负责”。或者当这锤子是在张三的五金店里买得的，那么张三也该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是你拜托李四帮你去买的，那么李四或许也要负一点儿责任——这里先不去讨论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可能为此“负责”的主体，都是“人”。只有自由的主体才能够担负责任。
在前一集的“只言片语”中我提到一段：“就根本来讲，社会和文化的问题总是体制性的，在体制之下，每一个螺丝钉都是身不由己。但是，如果只是这么说，只是说：哎呀大家都是身不由己啊，没办法啊，一人之力无关大局啊……还有谁来承担历史？大家都把责任往体制上推，还有谁来承担历史？……体制的错误也好，文化的弊病也好，体制、文化、时代，它们本身都不是能够‘负责任’的主体。只有人才能够负责，能够担负。”也是有这个意思。
最新评论
- butian
2007-11-18 17:41:21 匿名 124.17.17.238
写得真不错！
甲：这是马！乙：这是鹿。甲把乙的家人丙杀了。问：谁害了丙？丁看到丙被杀，继续说：这是鹿。问：丁是不是罪大恶极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看到乙丙丁等人的遭遇后，每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人是否都该把“这是马”当作不容置疑的？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就不理解自由何以是一种重担。“追求真理，承担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