茗子要我评论一下这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u/4836a351010002id#comment，看到“张维迎”+“改革”这两个关键词，实在是勾起了许多很久以前的心绪。
摘录评论如下：
我不想做多少评论，因为我自没进北大起第一个鄙视的北大教授就是张维迎，在此强烈的特殊情绪下，我不能保证我有冷静的判断。
北大不是渣，但再好的地方里面也会有渣，张维迎是渣。
我经济学不太懂，我“认识”张维迎，是在高三决定保送前了解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时知道的，他正是“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的头，他写的那引起争议的“改革的十四点说明”，我读过这个以及一系列批评的文章，主要批评者中我认得的包括有甘阳、章启群、武际可。
许校长提倡改革，“改革”本身很不错，许多批评者也支持改革，但是到了具体提出操作方案的张维迎那里，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真的非常愚蠢！某些人被经济学冲昏了头脑，将教授当成商品处理！
北大或许出了点问题，但某些人把问题全推到教师水平不高上面，以为引入了教师的市场竞争淘汰机制就能解决问题！“市场万能”——这就是某些经济学家最愚蠢的思维方式！
北大留不住人，留不住自己的学生、留不住对自己感情深厚的老师——许多老师谈话时都会这样感慨，记得那天阿G也如此说，这是个事实，张维迎们试图把北大校园搞成了一个市场，而且是以一种糟糕的逻辑设计出来的市场，以画虎不似反类犬的方式拙劣模仿西方大学建造的一个糟糕的地方，这样一来，即便能够通过淘汰“提高”了教师的“水平”，也不见得能提高教学质量，因为我们都知道，教学质量的好坏不单是老师的论文数量决定的，也是老师敬业爱校的感情所决定的。即便改革成功了，北大的论文数量提高了，那又怎么样呢？张维迎的思路中衡量大学一流的标准只是论文，但我们知道不是那样的。何况这种改革究竟能否有效提高北大的论文数也很成问题。人事改革如果落实，教师们成天心悬着是升职、是搞课题、发论文，否则就要下岗，哪有闲功夫管教学？像YLH、SXG那些平时写论文比较少的优秀教师，过不了三五年就得卷铺盖走人！这种制度引进过来的新教师，也不可能是YLH那样的了。改革方案的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这些本科学生！为什么竟有许多学生无知地追捧？
“改革”一词听起来非常地好，许多人一听到这个词就热血沸腾，张维迎无论在北大的人事制度还是在中国的经济学，都喊“改革”，劲头很足，冷静下来吧！！改革可能是好事，但更多的可能是危险，“改革”不是“革命”，不是大刀阔斧向前冲就能解决问题的，更多地需要经常停下脚步想一想、回过头去看一看，现在的人们其实并不缺乏改革的“闯劲”，而更缺乏的是在这日新月异充满变革的社会中的那份头脑冷静。
2006年3月18日
转贴一篇当时的文章，过了那么久，现在这篇文章在网上已经流传得不多了，然而北大人事改革似乎还并没有被否决和取消：这篇文章还可供一读：
荒唐透顶的北大改革：舍本逐末，伤筋动骨
（作者：猫一鸣）
北大教师人事改革第一稿出台的时候，我本来没有打算说什么，我以为这么荒唐的东西，怎么可能上得了北大的台面呢？现在又出了第二稿了，看来张维迎教授们是铁了心了。我感到不解，也有点愤怒。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我得说几句。
我之所以要说几句，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点资格。张教授说“英雄不问来路”，我不是英雄，所以还得通报一声来路，免得引起误会，以为我是不相干的人来捣乱。但是，我也留了一手，隐藏了身份，免得被人算计。
我好歹算个老北大，在北大上学，后来又在北大工作，前后加起来也有十六七年。前两年刚混上副教授。我爱我学习生活多年的北大，我对北大是有感情的，我觉得我有资格说话，为了北大，也不得不说。我主张改革，北大也需要改革。但北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以为决不是张维迎式的改革，决不是借改革的堂皇混淆视听，干着败家的勾当。
以张维迎教授的观点，北大地位受到挑战，SCI论文数量少于清华，国家985计划拨款收效甚微的责任，显然应该是由教师水平不高来负了。乍看起来，说得有理啊，难道不是吗？且住！先别忙叫好。我毫不隐晦北大有少数教授水平低下，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甚至会有张教授所说的“啊猫啊狗”（张维迎：关于北大的吸引力问题）——相信张教授一定有足够的证据将自己排除在外。然而真的就象张教授断言的那样，这就是阻碍北大创建世界一流的罪魁祸首了吗？我以为不！
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来还是来算一笔帐吧。
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在北大任何官方资料上是查不到的，恐怕属于保密之列：
北大在编的教职工人数有多少？8000多名，而教师编制的人数是多少？精确数字为2235人（文科1175人，理科1060人），其中至少有100多人的处长教授、书记教授，我们姑且不论其人数多少，全算他是真教授，那么我校的师生比例为1:16，（而职工学生比例则为约1:4）。这个数字，至少在2003年2月份是精确的，因为这是在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动员会上，由科研部透露的。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问题？
首先，北大全部的课程教学是由这2235人来完成的，所有的研究生是由这2235人来培养的，这些人每年还为北大争取到数亿元的科研经费，北大的学术地位是由这2235人创造的。而一个铁的事实是，这2235人只占全校教职工的四分之一。同时还意味着国家对北大教工涨工资也好，涨津贴也罢，理论上顶多只有四分之一是涨在了“教师”的头上。而国家每年的投资实际上只有1/12落实在“教师”的岗位津贴上。张教授所指的某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们，再怎么装嫩，也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吧。那么985的钱到底都哪里去了？另外2/3的“其他职工”的津贴自然不必说了。剩下的又有多少落实到了科研工作的实处呢？这一点张教授心里恐怕比谁都清楚。我去过北大的人事、教务、房产等部门办事，有幸目睹了北大办公部门的豪华。官员和办事员们使用着教授们科研都舍不得买的高档微机，清一色的17寸液晶显示屏，连一个打字员小姐都独自享用一间高档装修的办公室，真为北大长脸。我曾经亲眼看见一只苍蝇在某办公室的光亮如镜的地板上摔了一跤，半天翻不过身来。而我们的教授们呢？大多数实验室不但得不到一分钱的国家投资，还要交纳学校的房租、水电费，负担学生的劳务费，连研究生使用的计算机、
桌椅板凳都要导师自己买。其次，张维迎教授认为北大SCI论文数少于清华是由于北大教授副教授的水平低下造成的。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再来算一笔帐：
按北大科技部统计，2001年北大本部SCI论文数是1240篇，按每年增长约200篇计，2003年应该大约可以达到1600篇左右。这些论文是多少人完成的呢？，北大理科的教师总数为1060人，如果忽略讲师和助教的SCI论文数，那么也可以这么说：这1600篇SCI论文实际上是由仅仅约700人（±100人吧）生产的，人均达到2篇多。这个水平，恐怕在张维迎言必称之的哈佛、芝加哥大学也不算差吧？
更何况，这700人2002年为北大争取的科研经费达到29594万元（科研部数据），人均达到40余万元。除此之外，这700人还要承担几乎全部的科研任务，理科2/3以上（上千门）的课程。还要带研究生，完成社会工作量，够得上十项全能了吧。
由于教授大批退休，北大很多原先实力很强的专业，已经零落到只剩下一两个副教授勉强支撑的局面，而张教授居然可以公然不顾这样的事实，说什么“现在副教授岗位人数过多…位子填满后，学校不可能不断增加岗位。…将副教授暂时定为非终身职位，有利于腾出一些岗位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更快的完成吐故纳新。”(张维迎：关于终身教职从哪一级开始的问题)。在张教授眼里，有着八、九千教职工的北大，七、八百人的副教授已经多到人满为患的地步了。只有靠腾出位子，才能拿来吸引“更优秀人才”了。
症结之所在，张教授心里清楚，只是不肯说，也不敢说而已。如果不信，那就看看对于北大的行政后勤，张教授是怎么说的吧。
“许多教员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北大的行政管理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适应建设一流大学的要求，也需要改革，也一定会改的。事实上，1999年处级干部就地卧倒重新聘任就是一次重要改革；后勤系统的改革也已经大大推进了，大部分人已不是铁饭碗了。那么，这次改革为什么只动教师而不动其他行政人员？有三个原因：第一，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稳住一头动一头震动小一些，容易起步，也容易成功；如果两头都动，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甚至生活秩序就可能被打乱。第二，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张维迎：关于改革的配套问题）
我真佩服张维迎教授此时语言之委婉曲折，措辞之煞费苦心。
更为令人叹服的是张裁判的一句话：“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大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教师队伍的素质。更为重要的是，行政人员是稳定的，服务质量很大程度上是态度问题”。
张教授在给教师戴上高帽的同时，顺手撤掉了他们屁股底下的椅子。如果觉得这话太含蓄，不妨翻译得直白一点。那就是：因为教师重要，所以教师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干不好是要走人的。行政人员不重要，所以行政人员的问题顶多是服务质量问题，但饭碗还是铁的。主仆定位，不言自明了吧。
不过我倒想质疑一下张教授：七、八百人的副教授位子已经多到非腾不可的地步了，而数倍于北大教师的数千行政官爷的位子，不知道“填满”了没有呢？又是依据什么来“填”的呢？北大真的就需要那么多上班时间扭秧歌、聊大天、提篮买菜的位子吗？
饭碗问题，主仆问题，才是问题的实质。张教授避而不谈如此庞大的、寄生的、吃饭的、消耗着绝大部分国家投资的行政后勤，试图以几个混饭的教授否定整个北大的教师队伍。张教授之妙，何其妙哉！
行政改革，历来是改革的难中之难，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事业单位，无不如此。朱总理刚上台的时候，曾经痛下决心，要革除官僚机构臃肿之弊，最后也不了了之。但至少他敢于承认中国官僚危害之甚，敢于去摸一摸老虎的屁股。
张维迎教授知道行政这些人不会象大学教授那样老实本分，去遵循张教授们的游戏规则，所以在说到行政后勤的时候，连说话的声调都不一样了，更不用说敢于指责吃饭的行政后勤了。而且谁都知道，行政部门掌握着北大的财政、经济、住房资源，是否有什么瓜田李下的难言之隐，个中蹊跷恐怕只有张教授们自己清楚了。
但张教授改掉了什么呢？热血青年们应该心里清楚，他的改革大刀，砍向的是正承担着北大绝大部分教学科研工作的全部副教授以下的教师，他们正是北大的筋骨之所在，根基之所在。
问题的本质并不是在职的副教授们害怕不害怕竞争的问题，而是主仆定位问题。然而这种定位却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完全是张裁判的哨子说了算。他是要将这些人一夜之间变成临时工，变成他和他的行政后勤的雇员。
这些只拿区区2万元津贴就在为北大卖命的副教授们，其实大多数是因为他们本来以为自己是北大的主人，他们对北大有一份感情。然而现在知道不是了，不仅不是了，他们还要任由张教授们拿这份感情当成炫耀北大吸引力的依据，任由张教授的刀俎剁来剁去，没有尊严地活着，他们还会继续吗？
张教授俨然以北大的主人自居，以为他治下的北大副教授岗位的吸引力足以让世界上最优秀的雇员倾心，而他肯出的价码只有区区2万元的985岗位津贴。张教授是搞经济的，帐的确算得很精明。只可惜他也清楚一个事实：
“无论我们的制度多么好，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优秀人才都留在北大…
如果有大学愿意用年薪100万的工资吸引我们的院士，我们可能毫无办法，那就只能让人家走。但他出100万，正表明他没有竞争力。我不需要出100万，正证明我有竞争力。”(张维迎：关于北大的吸引力问题)。
这样近似无赖的逻辑出自张大教授之口，很是滑稽。但是，滑稽之后呢？伤之惟恐不痛的副教授们走了，2万元的哈佛副教授真的会来吗？伤了根基，动了筋骨的北大，是否有能力复原？
张教授对北大要施一个舍本逐末，伤筋动骨的手术，。然而如何善后，张教授们想到了吗？
谁来救救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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