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智慧 · 第 10 / 17 章
1.“媒介即讯息”
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我们即将讲到激动人心的科学革命了，但在此之前，我们再讲一讲促成整个科学革命展开的技术环境，亦即印刷术的影响。
所谓中世纪一般指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我们可以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也不妨把1440年代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作为标志。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毕昇在此几百年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活字印刷术在中国长期以来影响不大，直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出版物始终还是以雕版印刷为主。而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可谓是应运而生，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当时的热爱文献的文化环境推动的，在发明之后很快就传播到整个欧洲，对随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至于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变革影响重大。
印刷术对历史的意义往往被忽视，这可能是因为它只是一种“媒介”，而并没有什么“内容”，当我们考虑科学史的进展时，关注的往往只是作为内容的具体学说，而不在乎这些学说是由手抄本还是印刷书传播的。
但印刷术的意义在两个层面上都难以忽视。首先，即便说印刷术只是单纯作为传播的媒介，只是加快了观念和数据的碰撞，这种增幅增速的作用也可能是决定性的。这就好比原子弹爆炸所要求的“临界值”，具体去看每一个原子的裂变过程，在核电站中的铀和在原子弹中的铀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超过临界质量之后，裂变之间的互相激发就形成了链式反应，一发而不可收，就形成了大爆炸。科学革命也好比这样一场知识的爆炸，具体去看每一篇文本的阐发过程，那么是手抄本还是印刷书并无本质不同，但印刷时代知识的碰撞也发生了不断增幅的链式反应，这无疑要归功于新的传播环境。
之前我们经常说到，在古代，学术的衰落才是常态，唯独从16、17世纪开始的现代科学才开启了一个不断累积的进步时代，这当然也得益于印刷术的助力。
对于某一具体的传播内容而言，印刷术的意义可能只是增速或增幅，让它的传播变得更快和更广，然而对于整个社会文化或思想世界来说，我们就不能仅仅从增幅或增速的层面去理解了。就单个的原子或分子看只是量变的事情，从全局来看可能是翻天覆地的质变。
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有一个深刻的洞见，那就是“媒介即讯息”，其基本意思就是说，相比于媒介所传递的讯息，新媒介的兴起本身也是一种讯息，这种讯息不仅传递给具体的对象，更会传递给整个时代，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当然，任何思想或习惯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新媒介所带来的新趋势，往往总能在传统中找到源头，因此我们很可能在希腊、阿拉伯或基督教文化中，找到各种现代科学的“原材料”。要理解印刷术的意义，我们就不能把视野局限于具体的内容或材料，而要从整体的趋向和环境角度来考虑。
这就好比当我们考虑火车的意义时，如果我们只盯着火车所运送的矿石，那么我们会发现火车拉来的矿石与马车拉来的矿石没有什么不同，煤还是煤，铁还是铁，无非是快慢多少的改进而已。只有从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来考察，才能够理解火车引发的颠覆性。
因此印刷术带来的变革，不能仅从它传播的内容来看，而要看在它的推动下整个文化环境发生的变革。
当然，具体的传播内容，其实也是相应环境中的产物，因此当新媒介改变了整体环境之后，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本身也会悄然变化。例如我收到一条手机短信，一个朋友告诉我半小时后他就来找我吃饭。就这一信息本身而言，无论把它写在纸上还是竹简上，意思都是一样的。然而要注意的是，恰恰是在人们普遍使用手机的环境下，这类信息才成为可能，这种社会交往中的即兴约定才变得司空见惯。试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依赖信纸和邮差的环境中，我还有可能收到诸如半小时后一起吃饭这样的信息吗？我们能够把这条短信誊写在竹简上，但没有人会用竹简去传递类似的信息。印刷术也类似，各种在印刷书籍中出现的内容，当然也都能誊抄在手抄本里，但这些内容可能是在手抄本的环境下很难流行，或者压根不会出现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往往把内容与媒介割离开考虑，这种思维习惯本身或许也与印刷术的影响有关，印刷术让信息与信使分离，让文本世界获得独立，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2.科学方法的兴起
很多人相信，之所以现代科学可以不断进步，是因为现代科学终于找到了最有效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通常被描述为“归纳—实验”的方法。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然而要注意的是，所谓科学方法以及对方法的重视本身，与印刷术的环境也不无关联。
弗朗西斯·培根（公元1561年—1626年）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鼓吹者，他阐述了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归纳法”。
那么归纳法的实质是什么呢？在现代人的哲学术语中，归纳法往往与演绎法相对，后者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例如根据“所有人都会死”这一一般规律，推论出苏格拉底这一具体的人会死；而前者是从个别到一般，比如我们观察到苏格拉底会死、柏拉图会死、张三李四都会死等无数个别的现象，最后推论出“所有人都会死”这一一般规律。
但这种归纳法得以成立是需要前提的，首先是前一讲谈过的，要确立经验研究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其次是，需要有一定的方法记录无数个别的现象，并且有效地整理这些信息。
所以“归纳法”与其说是一种推理方法，不如说是一种史学方法，也就是处理和编纂文本信息的方法。
话说所谓“史学”（history），在希腊语中的本义是探究、研究的意思，这种探究不同于理论科学对理念事物的沉思、静观，而更多地是指对现实事物的调查、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经验科学”，只不过其研究对象一般只是风物人事，而没有与自然哲学建立关联。希腊人的“自然科学”只有哲学，而排斥史学，这是因为希腊人心目中理性与经验、灵魂与肉体的鸿沟，让哲学家们认为经验研究只能涉及那些流变的、有朽的（也就是在时间之内的）东西，而哲学家关注的真理却是不变的、永恒的，不在时间之内的东西。
所谓从个别到一般，实质是从经验到理性，或者说从史学到哲学，现代人打通了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鸿沟，所谓的“科学方法”才得以可能。培根阐述他的方法论包含三个环节：“首先，我们必须备妥一部自然和实验的历史……这是一切的基础……第二步必须按某种方法和秩序把事例制成表式和排成行列……第三步必须使用归纳法。”前两个步骤，亦即记录和编纂，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的工序，培根自己都语焉不详的所谓归纳法无非是前两个步骤的综合罢了，而这史学本身也正是培根着力最多的部分。
除了阐述归纳法的《新工具》（图8.2.1），培根自己身体力行的工作也集中于史学之上，特别是其遗著《木林集》（图8.2.2），又名《十篇百例自然史》，也就是说这本书列出了10组，每组100条关于自然的记录。培根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他收集的大量既属于书本，又属于直接观察的‘事实’。……这本通常与《新大西岛》合印在一起的作品是培根所有著作中重印次数最多的。”
3.经验记录的保存
虽然“自然史”这一概念在古代也偶有出现，但前面已经讲到，史学在希腊科学中缺乏知识论上的地位，不可能被发扬光大。
而使得“自然史”在近代被重新发现并且发扬光大的，正是印刷术带来的技术条件。培根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记录设备的重要意义，他说道：“即使……经验上的一堆材料已经准备在手，理解力若是一无装备而仅靠记忆去对付它们，那还是不能胜任的，正如一个人不能希望用记忆的力量来保持并掌握对天文历书的计算一样。”
在印刷时代以前，除非有像亚历山大城的缪斯宫那样庞大而稳定的机构支持，一个人要想掌握整套天文历书并做出准确而可以积累的计算，简直是不可能的。虽然托勒密的著作从12世纪起就开始被译成拉丁文，但其保存和传播非常艰难，所以我们看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成就主要在于自然哲学方面，依托的是以“经院论辩”为主的口头交流。所以虽然托勒密天文学也被引入了，但除了引入之外，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进。
事实上在手抄书时代，天文学家很少能读到全本的《天文学大成》，许多学者穷毕生精力所做的只是抄写、校订、做概要等，但如果他们所用的抄本一开始就是有错误和遗漏的呢？积累无从谈起，能够保证谬误不越传越多就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在古代，学术的衰退是常态，而积累是非常罕见的，只有像亚历山大城的缪斯宫、阿拉伯世界的天文台这样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机构之中，学术的积累才有可能，但这也只是局限于一时一地，在某一个学派或某一个学园内部积累。
培根抱怨古人不保留他们的经验记录，以至于他们的研究难以被继承和推进。他提到：“古人们在开始思考之初，也曾备有大堆丰富的事例和特殊的东西……却仅在几个地方插入少数的举例以当证明和解说之用，至于要把全部札记、注解、细目和资料长编一齐刊出，古人们认为那是肤浅而且亦不方便。这种做法正和建筑工人的办法一样：房屋造成之后，台架和梯子就撤去不见了。”
但这对于古人来说显然是过于苛求了，理论上说，古人也可以把冗长的札记和数据都誊写在羊皮纸上，这就好比我们确实也能把手机短信全部用小纸条来表达，然而谁会做这样的事呢？即便某个古人费心把庞杂的资料整理出来，谁会愿意把这些记录不断传抄下去呢？即便有某个学者偶然得到了我的札记，他又怎能指望其中的数据没有在传抄过程中变得讹误丛生呢？
由枯燥的札记、易错的数据、冗长的表单等组成的经验记录或实验报告，只有在印刷术的环境下才可能在公共领域流传，成为学者们推进研究的共同基础。
4.知识的公共化
在古代，学术的交流圈子往往都局限于一时一地，比如一所机构或一个学派，一些经验和资料可能在一个小圈子内分享。但印刷术重新厘定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把原本只能在学者之间私密交流的东西，比如个人经历和私人书信，都放到了公共领域，所有读书识字的人都可能分享你的个人经验。科学发展不再限于个别伟人或学派的零星成就，而是变成了所有文人共同参与、前赴后继的事业。例如第谷就是善用印刷术的一个典型，他达到了用肉眼观星的顶峰，
但他的天文仪器其实也并不比阿拉伯天文台好到哪里去，他相比古人的优势正是印刷术。他同时参照多部星表，拥有自己的图书馆、造纸厂和印刷厂，保证能够及时获得最新最全的学术资料，也能保证他的发现能够及时传播出去。图8.4.1就是第谷刊印的一份小册子，其中标注了一颗新星的方位，这一材料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散播出去，如此一来学术界的同行们就可以及时验证这一发现。如果像古代那样，一个发现从一个学派传递到另一个学派也许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辗转传抄，天上的新星可能早就暗了，学者甚至很难确定这颗新星是不是本来就有的，只是在更早的文献中被遗漏或抄漏了。学术界对新证据的甄别、争议和积累无从谈起。
在印刷术的影响下由私人经验转变为公共知识的，还包括传统上属于“技艺”的领域，使得那些原本只是在工匠传统中言传身教的技巧和秘诀，有可能和理论知识一样，变成一种可共享、可争议、可积累的公共学术资源。
望远镜的发明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在13世纪，透镜在欧洲就广为人知，然而它直到16世纪才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到了17世纪初，各种光学仪器的发明和改进在印刷物中争相报道，人们开始争夺发明的优先权。伽利略能够很快听说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图8.4.2），并将其改造为天文望远镜后又广为传播，这显然得益于印刷术的新环境。
在古代，人们要想让自己的发明创造不被窃取，往往会把这一“秘诀”深藏不露，讳莫如深。而印刷术出现之后，工匠们也不再为“祖传秘方”津津乐道，反而争相公开自己的创造，争夺优先权，以求得更大的名望和利润。
印刷机同时开启了自然史与技术史——古登堡算得上第一个真正因为伟大的技术发明而名垂青史的人物。以往那些被历史记住的发明者多半出于偶然，而且在古登堡之后，专利权和著作权同时兴起，那些用技术改造世界的匠人都将有机会得享不朽的声名，这是古代的工匠们绝难想象的。
事实上，在印刷时代之前，非但技术的发展始终依赖私人的秘传，科学的传统也没有完全脱离秘密的领域。我们说过，在古希腊，数学的论证和演绎原本都属于教学的技巧，是把人引向真理的实践技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私人性质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有秘传传统，许多学派的“奥义”并不会在公开传播的文本中交代。
在近代早期，数学仍然有很多秘传技艺的元素。比如当时的数学家们经常参加各种自发的或有奖的竞赛，互相出题较量，各自解题的独门绝技是不愿意外传的。
比如16世纪的数学家塔尔塔利亚（公元1500年—1557年），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工匠，他率先用俗语翻译《几何原本》，这方面肯定是受了印刷术的影响了。但另一方面，他不愿意公布自己的数学方法。
塔尔塔利亚会解三次方程，因此在许多互相出题的数学竞赛中优胜，但他不愿意公布解法，后来卡尔达诺以保密为前提向他讨要，塔尔塔利亚抹不开面子，终于以暗语诗句的形式把解法传给卡尔达诺。卡尔达诺带着学生连蒙带猜好不容易破译了塔尔塔利亚的解法，并进一步推广至解任意三次方程及四次方程。在隐秘了几年后，卡尔达诺最终公开发表了这些方法，这引起了塔尔塔利亚的强烈不满。
塔尔塔利亚确实挺冤的，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他最冤的是没抢到优先权，现在三次方程的解法被称作卡尔达诺公式（卡当公式）。但对他自己来说，解法被公开本身就是难以接受的，显然他宁可把解法作为让自己在私下比赛中战无不利的独门秘笈，而不希望公开出去让自己名留青史。然而现代的数学家们显然更偏爱后一种选择。从塔尔塔利亚到卡尔达诺，暗示出数学传统从秘传向公开的转折。
另一个例子是炼金术的转变，正如卢瑟福所说，从炼金术到化学，最重要的转变与其说是对自然的态度究竟是迷信还是理性，不如说是从秘传到公开的转折。
在现代，我们心目中的“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带有了公共性，因此原本属于“知识”的涵义之内的实践知识、制造知识等意味逐渐被人淡忘（比如我懂得游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身体知识，尽管它难以用文字表达）。这与其说是现代人忽视了实践技术，倒不如说是由于印刷术新近赋予“知识”这个概念之上的公开性要求——知识应该呈现为那种白纸黑字的，能够公开传阅的东西，而不该是任何不能被印刷的隐晦的东西。可知几乎等同于可印了。
5.从文本秩序到自然秩序
公共的学术空间当然要有公共的争论，而成为学者们争论焦点的东西，首先不是所谓的“自然”，而恰恰是可复制的文本。关于自然的经验是私人的，只有当这些经验被整理成文本后，才变成公共的东西。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15、16世纪，学者们首先关注的，与其说是寻找“自然秩序”，不如说是建立“文本秩序”。
例如近代欧洲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先驱者——瑞士学者康拉德·格斯纳（公元1516年—1565年）——恰好也是“目录学之父”。格斯纳狂热地追求图书的编目和系统化，他致力于编纂一部《图书总目》，收罗印刷术兴起一百年来出版的一切著作。他后来又撰写了《动物志》和《植物志》，但与其说格斯纳热衷于研究动物和植物，不如说他的兴趣始终还是在于文本的编纂，《动物志》和《植物志》都是对其他文本资料整理汇编而成。
由于各种古代文本在传抄过程中总有许多错漏，而不同的文本往往又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那么究竟该以谁为准呢？显然，为了更好地建立“文本秩序”，人们还需要做许多文本之外的工作。
因此当时许多“实地调查”的要求，其实是由出版商、编辑和翻译发起的。
例如法国学者皮埃尔·贝隆（公元1517年—1564年）想要把希腊化时期的《药物志》和《植物志》翻译成法语，但他发现很难辨别古书中提到的动植物究竟是哪些。然后他想到既然希腊化时期的核心区域在中东，不如去那里实地考察。于是他在王室的赞助下去了中东，最终编写出影响较大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著作（图8.5.3）。当然这些著作就不再只是对古代作品的翻译了。
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热爱自然的旅行者，或着迷于新奇事物的冒险家，但直到印刷时代，“自然研究”才得以发展壮大。人们从文本出发，诉诸自然。
6.寻找文本之间的标准
在手抄本时代的文本秩序中，“经典”无疑是一切的基础，因为只有那些经过世代传抄而留存至今的经典作品，才是最可信和可靠的材料，也是最具公共性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学术讨论往往总是从大家共同认可的经典作品出发，再各自进行注疏和阐释。然而在印刷时代之后，经典作品在可靠性和公共性方面不再有突出的优势，相反，相比于印刷时代的新作品，版本众多的经典抄本反而显得缺乏标准。
于是，当人们试图用印刷术出版那些经典的抄本时，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还原这些经典著作的标准版本，也就是要设法“订正”经典著作中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往往首先被归因于文本的传抄者而非经典的作者本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学者往往贬低中世纪，但推崇古人，因此他们更愿意相信许多古人的智慧在漫长的中世纪的不断传抄中被歪曲或丢失了。
要复原这些丢失的智慧，有两种办法，一是钻研文本，从中发现秘藏的信息，二是钻研自然，替古人补上缺失的环节。这两种方法在现代早期往往并行不悖。因此我们注意到牛顿一方面钻研物理，另一方面研究圣经年代学，试图从圣经的字里行间破解出摩西的智慧，这两种研究方式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南辕北辙，而在牛顿那里却是殊途同归的。
无论如何，一旦人们开始重建文本的秩序，校订书籍的意义就远远不止于对某本古书进行一次全面的改写了。关键在于，各种版本的书籍，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修订的还是改写的，都将同时流传于世。在这个意义上，说托勒密是哥白尼的同时代人绝不为过，托勒密仅在哥白尼之前不久成为流行，而在哥白尼之后继续流传了许多年。
印刷书的不同版本和同时流传于世的不同的手抄本截然不同，手抄本的版本差别暧昧不清，而不同版本的印刷书却泾渭分明，因此可以拿来互相对比和批评。
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哥白尼的贡献在于他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不如说是他提出了“另一种”理论，从而激励后人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去甄别更好的理论。
在里奇奥利1651年版的《新天文学大成》的卷首插图里（图8.6.1），哥白尼的图示和第谷的图示被置于缪斯女神天平的两端，而托勒密的图示则被置于地上。这幅画引人注意之处并不是他对三种理论的最终裁定，而是他同时并置了三种互相冲突的理论。在古代，获取一部完整的天文学理论著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但在现代，学者们跳出了任何一种具体的传统理论，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称量那些已有的理论。
印刷术把经典著作和各种版本的新书放在一起比较，经典不再能天然地作为衡量标准，反而特别需要被重新衡量。因此现代科学的工作方式不再是在某一个文献传统底下去修补注释，而是跳出特定的文献传统，站在一个文本之外的所谓客观中立的超然位置去衡量文献。因此在现代的学术争论中，人们不再以经典的名义来裁定，而是以自然的名义来衡量。
7.人与自然的间距
虽然现代科学家更喜欢用“自然”的名义说话，但事实上，他们与“自然”隔开了更大的间距。
“文本知识”的世界在“自然”面前构筑起一道帷幕，从此“知识”失去了直接性（当然原本的直接性也许也只是错觉）。例如在柏拉图那里，真知识是难以言传的，只能靠自发领会，而可复制、可模仿的步骤只是教学手段。但在现代人那里，相比直接的感悟（现在更多被归入感性而非理性的范畴），反而只有那些白纸黑字的步骤才是“知识”。
毕竟对自然的任何“直接”的经验或体悟都是私人的，而通过文本所构筑的自然知识才是公共的、“科学的”。
事实上，“应该相信亲眼观察而不是书本”这一口号不是在近代刚刚兴起，反而是在近代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而刚刚过时。古代权威告诫人们不要依赖文字和图像而要亲眼观察，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书经过长时间的流传总是不可靠的。所以希腊化时期的盖仑说：“病人是医生的医书。”而在印刷时代，科学家终于可以信赖书本和图像，可以信赖其他学者的描述记录，从而可以免于亲自奔波，坐回到书房中进行研究了。
例如我们的现代医学其实是相信数据而胜过相信亲眼观察，比如我们亲身体验到是因为着凉所以感冒了，但通过双盲实验和大数据分析，科学家告诉我们感冒和着凉没关系。对现代科学而言，文本和数据比我们的亲身感受更值得信任。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科学的态度是远离自然，而非亲近自然，这才是现代科学的革命之处。其实当我们说“自然”时，指的往往就是一系列的文本。比如当我们争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自然就是如此这般”，或者“因为我亲眼看到就是如此这般”，而是你需要援引各种文献、图标、数据，数据的背后还有文献来支持，文献的背后还有数据来佐证……在这一层一层的文本的最后，才可能是某些人的亲眼观测。你所能援引的文本越多、越厚，你的结论就越可靠，而你离所谓的“自然”越近，你的话就越“不科学”。
正如福柯所说，“自然史发现自己处于现在在物与词之间敞开的那个间距中”。而这个间距空间，就是那个由印刷术促成并开拓出来的，由文本和更多的文本构成的“阵列”。芒福德也发现，印刷术“促进了隔离和分析的思考方式”“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相比，印刷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于是“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所以书本的权威被大大地拓展了……阅读印刷品和亲身经历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推荐书目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探讨了印刷机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媒介史的典范。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技术史的典范。尽管与这一章关系不太搭。
胡翌霖.科学文化史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这本《过时的智慧》中，特别是在这一讲和前一讲中，有许多内容在我的前一本书《科学文化史话》里也能找到，我在这里全面改写了，有些地方应该写得更清楚一些，但究竟哪个版本更好，我也不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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