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之前看过一组争论文章，对田松的说法较为支持。当然，这个问题要细想起来，是极其复杂的，无论是田松还是其他几位讨论者，往往也都没有把“科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交代清楚。我在这个问题上虽有思考，但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今天只是尝试着先写一些初步的想法，随后可能还会有所补充。
“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一问题，其实也就是在问“究竟什么是科学”。按照对“科学”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中医是否科学将有不同的答案。
记得吴国盛老师在某次讲座中将“科学”分为“博物学”、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和近代的实验科学这三个层面。如果说“博物学”是“科学”，显然，“中医”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博物学”，《本草纲目》就是最重要的博物学著作之一。
但是，如果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的角度看，中医便难以称作“科学”。因为“科学”并不是“技术”，也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薛定谔在《自然与古希腊》中就指出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相信世界最终是可知的，二是采取一种将主体抽离成旁观者的客体化的视角；这两点对于“科学”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对真理的追求、没有把知识理论化的努力，但是客体化、分析、还原等思想和追求真理的热情在中国远远不如在古希腊来得突出，中国人是更看重实用的——尽管不是说西方人就不看重实用了，但主次的不同是很关键的，至少，以古希腊传承下来的那种“科学精神”作标准，中国古代的理论和技术表现的形态都截然不同，如果把那些称为科学则会带来概念的混淆——事实上，许多强调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学者往往想说的是：中国古代有科学，只是不如西方那样发达，是科学的初级阶段，如李申在“也谈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一文中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因为中国古人也在认识自然界，并且也做出了许多判断。这些判断不那么系统，理论不那么严密，但他们也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王洪波马建波主编：《跨越鸿沟——文化视野里的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这种观点是我所反对的——即便我们把科学的概念推广一些，那么“中医”等确实可以称为“另类科学”——它是体系模式特征都完全不同的“另类”，“中医”与西方科学或许是青蛙和蟾蜍的关系，而不是蝌蚪与青蛙的关系。
最后，用“近代实验科学”的标准看，中医反倒又有可能成为“科学”（被改造后）。就像田松说的：“中医”成了“中药”。因为中医虽然在其阴阳五行经脉之类的理论上不能被“科学”认可，然而其效果是经得起实验检验的，我们可以用“双盲法”来验证中药、针灸等的疗效，从而证明“中药”是符合科学的。甚至也可能用试管做实验像西医那样分析和提炼中药的药效。总之，如果将“中医”变为“中药”，完全有可能理直气壮地说它是“科学”了。但中医不仅仅是中药所能涵盖的，中医讲究的望、闻、问、切，尤其是切脉，很难用科学去定性定量地解释，阴阳五行、经脉气理等学说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把它们完全剔出出去，中医恐怕早已不成为中医。
2006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