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信睿周报》第87期（去年就发了但忘了转载），题名为一场“失败”的控制论社会实验——评《控制论革命者》。发表时略有删节（主要是删了谈内卷的部分），此处贴原文。
阿连德在1970年高票当选智利总统，他上任后立即发起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包括取缔外资企业、打击地主、建立国营经济等等。在此期间，为了有效地管理国有化的经济系统，阿连德请来了英国的控制论专家比尔，在他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套名为“Cybersyn”的计算机系统。这套系统部分发挥了作用，例如在1972年，它帮助阿连德政府即时获取基层工厂的信息，从而挺过了一场大罢工。然而，由于各种内忧外患，智利的经济环境恶化，最终在1973年，一场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终结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Cybersyn系统也被废弃了。
这部著作《控制论革命者》，讲的就是这个Cybersyn的来龙去脉。虽然有一些闪光点，但总的来说这个项目看起来短暂而又失败，关于它能写出多少有趣的东西呢？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它证明了科技史并不总是要关注那些最成功的进展，这些貌似失败的技术进路也可能成为非常有趣的叙事主题。
这种编史视角尤其值得中国科技史家借鉴，启发我们开展更多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传统的科技史叙事关注的是最终取得成功的发展进路，而因为欧美发达国家确实引领了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路线，所以究竟什么是最终的成功，往往需要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
例如，一直以来的中国科技史写作就是非常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中国科技史家总是致力于在中国古代挖掘出那些“比西方早”的科技进展，比如发明指南针比西方早多少年，精确的圆周率比西方早多少年，等等。但是这种“比西方早”的叙事，恰恰反映了“以西方为准”的尺度。因为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科技成果，是因为这些科技进展最终在西方人那里绽放光彩。除了中医等少数例外，如果某种思想和创造最终没有被西方人发扬，最终没有为由西方发起的现代化添砖加瓦，那么这些思想和创造也很难进入中国科技史的主流叙事。
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科技史的写法，虽然把古代中国描绘得非常“先进”，但衡量“先进与落后”的尺度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于是，这种编史方式很不适应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因为科技史家发现，古代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繁荣和领先突然消失了，近代中国在科技领域变得处处落后，乏善可陈。所有对古代中国的赞颂都反过来变成对近代中国的羞辱，因为祖宗越是厉害，意味着子孙越是不争气啊。
当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可以书写中国人如何通过艰苦奋斗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历程，但是如果只有“追赶西方先进”才值得书写，那么仍然没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以西方作为衡量科技进程的标尺。这一标尺在晚近时期进一步狭隘化了，西方中心主义几乎变成了美国中心主义。
近年来，西方学者自己也在反省自己历史视角的局限性，寻求打破西方中心主义。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未必是另一中心主义，而更可能是某种多元主义。也就是说，科技史家尝试打破以成败论英雄的“线性叙事”，认为科技的发展并非只有一个方向或一种可能性，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科技的发展其实各有不同的路径。这些本地化的发展很难用统一的标尺去衡量成败和意义。
本书聚焦于智利的控制论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反线性叙事的范例。马后炮来说，智利的控制论实验并没有成功，不到3年就夭折了。而这一技术实践在器物层面来看，其实也并不“先进”。智利人的这套系统，总共就用了一台IBM计算机，还是一个快过时的老型号。这台老机器连接着全国各地的许多电传打字机，这种电传机无非是利用莫尔斯码传递电报，只是增加了键盘和打印机简化了输入和解析电报的流程罢了。
就技术器物本身而言，这一系统确实乏善可陈，但关键在于技术的应用方式。阿连德政府就是基于这些简陋的设备，组建出了一套可以有效运转的控制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理论、技术设备、社会环境和政治理想之间，发生了各种冲突与协同。
科技发展中的创造性并不总是体现于那些最先进的理论和器物的创造之中，事实上，如何应用现有科技，以适应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同样需要创造性，需要敏锐眼光和实践智慧。而且，这些最终让科技适用于本地环境的实践智慧并不总是来源于科学家和企业家等这些精英人士，很多时候也来自最基层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这种推动科技发展的参与者的多元性，事实上在任何科技事例中都能找到，但是在后进国家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如果我们不再只是关注先进技术本身的追赶方面，而是把视角转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也可以发现更多的创造性活动。
许多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因素，反过来也会在器物的运转层面得以体现。本书描绘了Cybersyn系统中的许多技术细节，例如椅子怎么旋转、按钮怎么设计、美学风格如何选择等等，这些细节远不只是为了实现功能或提升效率之类的技术目的，而是反映出各种复杂的政治理念、平等要求、性别意识等等多元尺度的交织。
Cybersyn并不是一个例外，事实上，在哪些貌似更加主流的技术进程中，起到推动作用的也不只是某些内在的逻辑，技术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尺度的交织。包括像四大发明之类的古代技术也是如此，起决定性作用的与其说是相关技术器物的发明本身，不如说是这些发明在不同文明中是如何被实际应用和推广的。指南针在中国更多地用于堪舆，却较少促进航海，而在西方则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助力，这类异同要求我们不仅着眼于技术发明的器物层面，更需要考察技术发明是如何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
我们要打破单调线性的科技发展观，更应该打破单调线性的社会发展观，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更不应该预设某一种单调的线性的衡量尺度。
然而，很多时候人们评价社会制度的态度反而更加单调和极端，经常使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来衡量问题。这种二分思维有古老的渊源，而在冷战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塑造为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两种制度，而且这两者又被捆绑上了各种其它附属品。例如，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集权主义=恶；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善。这种美国中心主义的粗暴二分深入人心，甚至许多反对美国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类似的绑架逻辑，走向极端化。
这本书也有助于我们打破这种“冷战话术”，我们发现，阿连德确实要在智利推行社会主义，但这绝对不是苏联模式。他也确实在推行某种中央管控的计划经济，但这种建立在控制论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也与苏联不同。事实上，美国的市场经济也同样需要许多中央调控，包括税收和货币政策，这些调控同样是有计划的。
事实上，到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市场与计划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一方面，政府还在不停地通过利率、准备金、税收和债券等等方式调控市场；另一方面，除了国家层面，在更多细微层面中，基于数据和算法进行计划和调控的现象越来越多。例如在美团、滴滴之类的服务平台，系统根据统筹计算预先规划每一位骑手的路线和速度；在淘宝、京东之类的购物网站，企业通过流量分析预先规划购物节的促销力度；在脸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平台能利用算法控制用户行为甚至诱导用户的政治倾向……
从美国到美团，只要存在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地方，就会存在计划和控制。如果一味地反对“计划”和“中枢管控”，一方面是掩耳盗铃无视实际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会错失对这些信息系统的细致考察。“计划”不总是坏事，但当然也不必然是好事。关键不是简单地反对一切计划，而是要深入具体问题，考察各系统如何计划、如何管控的具体方式。
所谓的“控制论”就是研究各种信息系统如何进行管控调节的一门学问，但控制论究竟是什么，这同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控制论由维纳提出，随后与图灵、香农、冯诺依曼等人的工作相结合，主要在美国发扬光大，构成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基础。
但是控制论的美国进路一定是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吗？未必如此。事实上，在美国被发扬的“控制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狭隘化的。在维纳那里，控制论绝不仅仅是隶属于计算机科学的概念，它还包括对生物有机体、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包括经济、社会等等领域。虽然这些领域在美国控制论学科的后续发展中多少也还存在，但都沦为边缘或者变成独立的学科。甚至“控制论”这一核心概念也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另外，美国的控制论更加侧重于建立一套自顶而下严密运转的机器系统；但英国科学家比尔及其在智利所实践的控制论，却更加强调系统的自组织特性，这个系统可以更是“去中心化”的，每一个基层节点都有机会自由决策，中枢系统扮演沟通和协调的职能。
在某种意义上，Cybersyn或许更接近“控制论”的原本含义，反而在美国发展的版本更加偏离最初的旨趣。那么，究竟那一种对控制论的理解更加准确呢？哪一种对控制论的应用更加进步呢？我们其实很难给出一锤定音的判断，更好的态度是承认科技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某种科技未必只有一种发展方向。
科技的进步好比生物的进化，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方向或尺度，适应环境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但环境是相对的、多元的，美国的环境、智利的环境、中国的环境都各不相同，某项技术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走出不同的道路，不能说哪一条道路一定是最正确的。即便是在某一特定地域之内，“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曾经适应环境的做法，本身也将成为改造环境的力量，当环境发生变化后，适宜的路线或许又变化了。
当然，我并不是要鼓吹一种“随便怎么做都对”的虚无主义。承认差异和变化不代表放弃了科学，相反，科学总是试图把握和驾驭变化着的世界。
控制论的初衷就是要理解并驾驭复杂多变的环境。维纳创造控制论这一术语时，就是借了希腊文中的“舵手”一词。舵手操控船只，决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他必须时时关注船只的内外环境，对各种变化及时做出反应。
维纳认为，无论是操控身体、机器、船只还是社会，无非都是这样一种在内外之间持续进行信息交互的机制，无论动物、人、机器还是社会机构，都在不断地传递信息，并根据信息的反馈不断调节自己。
控制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反馈论”，“反馈”也是被维纳创造性地使用的一个概念。“反馈”是控制论的核心概念。所谓控制。并不是建立一个一劳永逸的模式，然后不断地自上而下、自内而外地传达指令。更重要的是，控制者需要不断接受反馈，他发出的每一个指令都会引起外部环境的反应，控制者需要在收到反馈之后时时调整，下一个指令将建立在对反馈的读取之上。
如此看来，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与其说是制定计划本身就错了，不如说是在反馈机制方面出了问题。经济系统和生产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所谓的计划只是自顶而下传达一些僵化刻板的要求，那当然会走向失败。市场经济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供需各方之间自行达成的反馈机制总是优于人为设计的顶层架构。但是，即便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也会逐渐自发形成某些中枢结构，如行业协会、商业联盟、标准化组织、垄断企业等等。这也是因为一盘散沙式的扁平结构往往比不过一个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
悖论在于，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是无数有能力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个体，而这些个体的自发性最终总是趋向于形成一个有中枢系统的有机组织。就好比说有着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人类，总是比那些没有鲜明的结构分化的草履虫或水母更有能动性和创造力。对于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系统也是类似，在高度文明的时代，某种形态的中枢结构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说，关键问题与其说是要避免任何“控制中枢”的出现，倒不如说是要避免控制中枢陷入僵化，以至于无法从基层的自发力量那里获得及时和准确的反馈。
“内卷”现象某种意义上就是底层人民向中枢系统反馈机制失灵的后果，当底层遭受压迫和苦难时，他们无法找到有效传达痛苦的方向，更无法促成整体系统的改进，而自上而下的指令并没有因为底层的痛苦而稍加缓解，于是底层人民只能把反馈的方向指向同行或其它底层力量，给他们施加更多的压力。
反馈机制之所以失灵，可能是因为中枢和基层并不处于良性共生的关系，而是属于吸血寄生的关系甚至互相敌对的关系。底层遭遇的痛苦并不能有效传达到中枢，就好比一个人的肢体失去了痛觉，那么他就很容易预见不到危险，或者做出糟糕的决策。有时，在中枢系统失灵的情况下，肢体也会做出自发的应激反应规避危险，但也有时候，中枢系统的病态也会导致整个身体陷入麻木和混乱。
总之，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控制论问题并没有过时，相反在很多领域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把控制论应用于复杂的社会层面，如何建立良性的反馈机制，我们或许可以从阿连德的社会实验中获得一些启发，即便他的实验以失败告终，我们至少也可以有所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