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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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这次身心状态不佳，只好随便写几句。
暂不讨论李老师的报告，针对吴老师提到的一点问题说几句：
针对“默顿学派”，吴老师指出“科学传播派”的主张是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提法本身也是可疑的）并不天然（什么叫天然？）具有“自主性”。吴老师说，科学家的道德品质和普通民众一样，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差，社会怎样，科学界就怎样。另外，要“改造”科学，最重要的不是要激发“科学精神气质”，而是要引进“民众的力量”，激发民众的参与。
不过以我对吴老师一贯以来的了解，我觉得吴老师的立场在这个地方是存在某种重要的张力的。一方面是骨子里的“精英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对“民主”、民众的强调。这一对张力似乎仍有待于进一步调和。
吴老师提出“社会怎样，科学界就怎样”的命题并未遭到李老师的明确反对，反而有所附和。事实上，这一命题作为一个事实的陈述，作为对现实科学界的刻画，是恰当的。科学界的现状就是与社会同样沉沦。但关键在于，“应该”怎样。默顿学派侧重于强调科学家的自主性，强调科学精神，在他们的理想中科学界是应该，也有可能“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而所谓科学传播派则否认科学共同体超脱于社会的可能性，强调进一步引入民众的力量。
注意到这里我用了“与社会保持距离”这一说法。事实上这恰是吴老师经常强调的——大学就应该是“象牙塔”，就应该与时代、与时尚“保持距离”。然而既然大学应该成为“象牙塔”，应该力图与社会“保持距离”，科学共同体又为何不能？难道科学家们，至少大多数是大学生，不应该努力追求“保持距离”吗？这“象牙塔”的提法，不正是强调“自主性”吗？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依赖于大量的资源和金钱的投入，必须依赖纳税人的支持，所以公民有权利参与。不过大学也同样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当然也要受到社会的约束。不过显然吴老师所强调的“保持距离”更多地是强调“精神”，“大学精神”正是这种自由的、与社会保持距离的、为时代开启可能性的精神。那么“科学精神”难道不也该如此吗？
另一方面，“民众”的引入真的能让科学前途光敏吗？这要看引入的是什么意义上的“民众”，以及如何引入。我想说，科学界的现状恰恰源自于“民众的引入”。事实上，“社会怎样，科学界就怎样”或许正是这个大众时代的特色。试想在贵族制的时代，或者在更早，所谓“科学界”恐怕是罕有平民的，科学家们多是些吃饱撑的，衣食无忧的贵族。因此那种情况下的科学界恐怕就不能说是整个社会的镜像，而只是贵族阶层的镜像了。而那些时代中的科学家，或者说学者，体现的是当时上层阶级的特色，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写照。泰勒斯沉迷于星空而忽视了脚下，而他的女仆因此而嘲笑他——显然即便是古希腊时期，下层的奴隶毕竟还是现实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但我们知道古希腊的学术群体更多地是泰勒斯为典型特征，而不包含泰勒斯的女仆之类的“众人”的气质，尽管后一种人数量更多。
而只有到了“大众”掌权的现代，“贵族制”被打破之后，科学界才不再只是反映了某一个阶层的气质，而是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
似乎恰恰是因为（奥尔特加•加塞特意义上的）“大众”的加入，使得科学家这一“职业”一方面越来越多地由大众（即不能够认识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的“常人”）担任，从而也越来越为了现实，为了大众的眼前需求而服务。如果说科学的困境正是由于“大众”的加入而促成的，我们又怎能寄希望于通过进一步引入民众（如果他们仍然是“大众”的话）的力量而摆脱困境呢？
无疑，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民主体制，才可能最终走出困境。然而民主的变革如何可能？社会的改造如何可能？吴老师曾经强调，大学要成为社会变革的“试验场”，大学要根植于传统，并照亮时代的方向，给社会提供“可能性”。而这一切当然是要求大学必须追求“自主性”了。那么为什么同样（应该）作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集合体的科学共同体就不该承担类似的使命呢？
总而言之，我认为科学界之努力追求“自主性”与科学界向公众的意见开放和沟通两者并不矛盾，甚至我认为“自主性”是先决条件，只有一个自主的，并且更关键地：对“自主”有所自觉的科学界才有能力抵御“大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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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轩古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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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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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8-03-01 1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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