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之争早过时了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19-06-28 第5版 文化)

 

1959年英国斯诺在演讲中提出“两种文化”这一命题,引发了激烈讨论。直到60年后的今天,这一话题仍在延续,似乎尚未过时。

但我要提出一个看起来格格不入的主张:两种文化之争早已过时,现在还去纠结于斯诺发起的话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首先,我们回到当时的语境,看看斯诺到底提出的是哪两种文化的分裂?

现在很多人谈论“两种文化”,动不动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这种对立其实莫名其妙。“科学文化”还好理解,但“人文文化”是什么东西?“人文”在中文辞海中的意思是“各种文化现象”,在西方语境中,只有人文学科(humanities)而没有“人文文化”这一词组,人文学科的意思是对人类文化(human culture)的学术研究。

这么看来,人文就是文化,“人文文化”是个同义反复,所谓科学与人文之争变成了“科学文化”与“文化”本身相斗争。细究起来,概念上都是说不通的。

至于说把论题转化为所谓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理科思维对文科思维等等,暂时不在我讨论之内了。我们还是先把“两种文化”讲清楚吧。

其实斯诺本人说得很清楚,他指的是“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s)和科学家(scientist)之间的分裂。这是两个明确的文化(或者说亚文化)群体,是两类由学科建制和身份认同分割开来的群体。

在演讲中,斯诺的矛头更多指向文学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试图霸占“知识分子”的身份,因为科学家读书少而鄙视科学家。斯诺反问文学家们懂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结果鸦雀无声。斯诺认为,懂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该与读没读过莎士比亚一样(英国人读莎士比亚大概类比于中国人读四大名著),是一种很起码的文化素养。然而文学知识分子一方面嫌弃科学家读书少,另一方面自己又不以缺乏科学素养为耻,这就造成了两群人互相看不起。

斯诺谈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得狭隘一点,无非是所谓“文人相轻”。在文化精英中间,总是存在互相吹捧和互相鄙视的现象,只是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对立派别,比如有儒家和佛家互相鄙视,有古文派和今文派互相鄙视,在20世纪中叶的英国精英知识分子中,恰好体现为文学家与科学家互相鄙视。

当然,斯诺把这个特定精英群体之间相轻相鄙的问题,上升到了事关人类命运的高度。这也与西方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理解密切相关。斯诺注意到,许多人认为科学家面对现实的态度过于乐观,因此失之轻率,斯诺替科学家们辩解说——事实上科学家更加关注社会的困境,但在困境面前科学家并不会陷入自怨自艾的感伤,而是务实地寻求解决办法。因为他们总是去试探可行的方案,因而被误认为盲目乐观。相反,许多文学家反而缺少社会责任,比如斯诺提到文学家们(包括叶芝之类的大家)对野蛮而过时的金雀花王朝有许多浪漫而美化的描写,因而会误导人们的价值取向。

那么,在60年之后,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吗?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承担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吗?

当然,“文人相轻”的现象仍然存在,而随着进一步的专业分化,现在精英知识分子中间的“鄙视链”变得多元得多,不但是科学家和文学家互相鄙视的问题,物理学和心理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到处都存在语言不通、互相轻鄙的现象。远远不是“两种文化”所能概括的了。

然而,在今天,更值得关注的不是以上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现象,而是一个更大尺度上的“两种文化”的新对立。这就是整个“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撕裂。

按斯诺的说法,割裂发生于“两门科目,两个学科,两种文化,或者我们说的两群英杰(galaxies)”之间。但在今天,所谓“出色的人物”(精英)整个地与普通人(大众)相割裂了。

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报纸和广播等大众传媒的流行,大众文化的崛起已初露端倪,但总体来说,至少在斯诺这样的知识精英看来,人类的命运还是取决于少部分的闪耀的英杰。

在传统上,闪耀者,群英(galaxies)或明星(stars),指的都是最出色的文化精英,是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这些“明星”承担着社会的责任,指引着人类的未来,因此在这一小撮精英之间出现的分裂,是一个严肃的,事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所谓“两种文化”之争,实质上是“话语权”之争。

但是,随着20世纪后半叶好莱坞电影的繁荣以及彩色电视的普及,以及21世纪初兴起的社交网络,大众媒介充分展现了革命性的力量,整个颠覆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

大众文化不再需要知识精英的引导,精英文化成了无人问津的小众文化,知识精英躲在象牙塔里争名夺利,但大众却根本不在乎,最有名的科学家的粉丝量也比不上一个流量明星的零头。。

今天的大众既不在乎莎士比亚,也不在乎热力学第二定律,人们争的是究竟喜欢霸道总裁还是小鲜肉,究竟是追捧大富豪还是大明星,明星出轨了究竟是站男方还是站女方……谁来管科学家和文学家的那些事啊?屠呦呦和莫言也许还有一点名气,但也不过如此,顶多是“北京五环内”的网民会稍微了解一点罢了,而且主要也都是谈论一些外在的信息,他们具体的成果或作品仍然无人问津。

“明星”早已拥有了崭新的含义,人们追逐着电影明星、电视明星、体育明星,再广义一点,乔布斯、马云之类的商界领袖也可以称作“明星”。但要是哪个科研学者还想把自己归入“明星”行列,恐怕要让人笑掉大牙了。

在大众文化的视野下,专家(砖家)、公知(知识分子)都变成了贬义词,“屌丝文化”被堂而皇之地宣扬,而“精英”一词反倒成了禁忌。

在这种境况之下,这些早已边缘化的知识精英,还要喋喋不休地纠结于科学与文学之争,就好比在冷宫里还要搞宫斗,是一件讽刺且悲哀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在现时代早已过时了。我们当下面临的最重要的文化分裂,乃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裂,是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互不理解、互相轻鄙的窘境。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6 一条评论

  1. 我觉得你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科学与人文之争更多的是知识论的问题,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更多的是社会学的问题。两类问题各有各的合法性和限度,谁也代替不了谁。至于哪个问题更为重要则见仁见智,你不能因为似乎后者在社会层面上更为明显就说前者就不重要了。在我看来,就问题的思想性而言,显然前者更为重要,我甚至要说,后者根本谈不上什么思想性。注:我并无任何贬低社会学本身的意思,我也并不是说处理社会学的问题就不需要思想了。我的意思是就问题本身的思想性而言,显然知识论的问题与思想本身更加内在相关,我甚至要说,如何理解何谓知识(更准确地说是何谓真理)是思想的首要问题乃至唯一真正的问题。所以,在学界或思想界,更多的人关注前者而非后者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大众(甚至不少所谓的知识精英)无法认识到后者在思想层面的重要性以至于窥得其中堂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实,真正在思想上有价值的问题从来都是只有一小撮耽于思想本身的人在关注,或者用你的话来讲,在“小打小闹”。也许这种“小打小闹”永远在社会上成不了气候,更不用说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公共话题或事件了。所以,与其说它们过时了,还不如说它们从未合过时宜。然而,也只有不合时宜乃至不可能合时宜的东西才可能是超时间因而永恒的东西。(古希腊)哲学所追求的真理就是这种东西。也正是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为现代科学的诞生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与人文之分裂做好了准备或埋下了伏笔。
    由此可见,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何谓真理的问题,倘若只把真理理解为那种绝对、永恒、必然、普遍的(古希腊)哲学所追求的(大写的)真理(如今,对这种真理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成为科学的任务),那么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不但是注定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为何近代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其实都在试图重新理解真理本身,试图通过对真理本身的重新理解在思想上或学理上弥合科学与人文的分裂。
    海德格尔之所以终生关心存在问题就是因为真理问题和存在问题在古希腊哲学家那儿纠缠在了一起。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纠缠才有了哲学,而且我甚至要说,所有哲学问题(无论有多少花样)都可以追溯到产生哲学的与存在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真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与存在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真理问题是造成一切可能的哲学问题的“罪魁祸首”。

    • 我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在现时代早已过时了”。你们这种动辄扯上“科学与人文”的,究竟有没有看过斯诺的讲演?斯诺哪里讲什么知识论之争了?你们非得把斯诺的讲演和古今之争扯上关系,这才是驴唇不对马嘴。

      你要讲知识论之争,当然不错,我们可以讲“两种世界观之争”、“两种知识之争”、“两种真理之争”,或者所谓的“古今之争”。这些都很重要,都可以讲,我的其它文章经常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在谈“两种文化”,而且是在谈斯诺的两种文化,究竟是哪两种文化,究竟为什么争,我们要正本清源、就事论事,不要随便看到一个什么争,都非得套用到你所熟悉的那个争上面。

      现代性问题,不止是一个面相,很多人谈来谈去,就只停留在空泛的科学与人文之争上面,这正是我所不满的。

       

      • 我并没有说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只是”知识论的问题,而是说“更多的是”知识论的问题。因为倘若你仅仅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那么就如你所言,在现代兴起的平民社会中,真正的文化之争主要不是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而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这我没什么异议,这也其实是不少社会思想家的共识。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得出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就不重要了的结论。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现实的社会影响,而在于它集中体现了思想的根本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更宜从思想的角度理解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

      • 这不是很可笑吗?顾名思义,”两种文化“之争,然后你说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化之争,那么为什么就非得说”两种文化“呢?韦伯有”两种理性“,李凯尔特有“两种科学“、波兰尼有“两种知识”,库恩还谈革命前后“两个世界”,还有文明之争,古今之争,不同维度的争执多的是。既然讲“两种文化”,凭什么不以文化为主?你说文化之外衍伸的问题很重要,那凭什么非得从斯诺那里延伸出来?别的思想资源那么多,为什么非得以斯诺为基础?那么请你从斯诺的文本展开啊,他怎么谈知识论问题的?如果他压根没谈,你却说他的真正意义在思想的根本问题,凭什么要这么拔高斯诺?

        不管是做哲学,还是喊口号、树旗帜,都讲究一个“名正言顺”。以“两种文化”为名,自然谈的是文化问题。你非得说关键不在文化,那么岂不是就该同意“两种文化”这一提法过时了?换成“两种知识”难道不更贴切?更准确?为什么非得死抱着“两种文化”这个提法不放呢?

  2. 也许是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太宽泛了。说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可能更多地在强调文化的社会或政治维度。说到科学和人文的对立,可能更多地在强调文化的思想或认知维度。显然,你是在文化的社会或政治维度上判断真正的文化之争到底是哪两种文化之争。可是,我不觉得文化只有社会或政治维度,文化还有思想或认知维度。在文化的思想或认知维度上,真正的文化之争是思想或认知方式之争,它与社会角色或政治权力无关,无论是大众还是精英都可以用科学的认知方式理解各种现象或用人文的认知方式理解各种现象。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文化”本身的。如果你认为只能把对“文化”本身的理解局限在社会或政治维度上,那么你自然就会认为真正的文化之争不是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争,而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可是,我恰恰就是要质疑你把对“文化”本身的理解局限在社会或政治维度。凭什么?!当你雄辩滔滔地诉诸各种社会现实论证真正的文化之争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时,你已经以把对“文化”本身的理解局限在社会或政治维度为前提了。“文化”当然有社会或政治维度,可是“文化”不只有这些维度。倘若你不把对“文化”本身的理解局限在社会或政治维度,你未必会在真正的文化之争到底是哪两种文化之争的问题上得出相同的结论,换言之,随着你把“文化”本身放在不同的维度上理解,你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所不同。

    可能是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宽泛了,即使像你这样把对“文化”本身的理解局限在社会或政治维度,“文化”依然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这就是为何你会理所当然地把对“文化”本身的理解局限在社会或政治维度,于是你就自然得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才是真正的文化之争的结论。

    可是,我和你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我不觉得对“文化”本身的理解只能局限在社会或政治维度。我知道你这么做也有你的道理,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突出重点、条理分明,一旦把对“文化”本身理解得过于宽泛,可能会造成论点模糊、论述混乱的问题。但是,我宁愿把对“文化”本身理解得宽泛一些,因为这样做虽然可能会有陷入论点模糊、论述混乱的危险,但是这却能体现出文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个中得失,孰优孰劣,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

    • 你大可以写一篇文章,说“重新定义两种文化之争”、“两种文化新说”、“两种文化之争的深层意义”……讲文化的宽泛意蕴,我完全赞同。

      我这篇报刊文章总是有点标题党的嫌疑的,我最后说得很清楚,回复你的第一句话也说得很清楚,我再说一遍,我强调的是“我认为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在现时代早已过时了”。你说把文化概念狭隘化,斯诺本人其实更加狭隘,你怎么不批评他去?我还是那句话,凭什么非要拔高斯诺不可?斯诺何德何能,现在讲科学与人文的人都要从他开始讲?既然要讲他,就该从他的文本开始讲,看看他文本里到底有没有宽泛理解、深刻意蕴。如果他的思想非常狭隘,他的文本一无可用,那么为什么不让他过时?

      当然,你要抛开斯诺,重新提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那就需要仔细定义究竟何谓“人文文化”,我觉得讲不通。“古今中西文化”(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些概念我能理解,但我不理解什么叫“人文文化”,这个词组英文是什么?范围是什么?你觉得能讲通,你可以讲讲,我再洗耳恭听。但即便你能重新讲通,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斯诺版的两种文化之争,在现时代早已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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